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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炜，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研究所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语言学理论、语义学。
《中国教师》：语言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当前网络信息化、文化多元化等现象对90后、00后青少年的语言文字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孙炜：现在这个时代的种种特点，高速发展的社会节奏、多元文化、网络语言、大众传媒语言等等，都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青少年在语言文字使用上的不规范。
首先，受网络语言的影响，现在的青少年在聊天时同音代替的现象特别多。比如，他们说“我去网上打铁”，用“打铁”代替“发帖子”。反正他们也明白，但因为快，就不管那个字对不对，只要音对了就行了。
其次，不同文化、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传播和接触也带来了青少年语言的变化，尤其是日本动漫对我国青少年产生了巨大影响。因为动漫里的语言文字是不完整的，如果受它影响太多的话，有的孩子可能就写不出完整的句子。比如，动漫里经常画一个图片，图片上有一个问号，就完了，它连“为什么”“怎么回事”或者“发生了什么”都不写出来。我的孩子小时候看动漫以后，他要问我问题的时候他不问，他说“问”，那意思就是“问号”，要么他就说“感”，就是告诉我那是“感叹号”。
另外，现在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为了简单方便，他们聊天时经常用一些发音近似的缩略语，希望用比较短的话能表达更多的信息量，比如把“不要”说成“表”；甚至会用一些所谓的表情、符号来代替文字，比如在网上就打一个“orz”“= =”“TT”等等。
当然，也有一些积极方面的影响，现在的青少年拥有了更多的话语权。过去，大家会觉得发表文章是一个特别难的事，现在只要你放网上，就可以让大家去评判，谁都可以看，那么写得好的、受大家喜欢的自然就出来了。比如韩寒，过去像他这样的青年作家一般就不会这么有名，他刚开始的小说《三重门》可能是出版后在学生中比较有名的，但是后来他的“韩三篇”等等基本就都写在博客里了，大家都很喜欢看。那么，中学生也可以去写博客，像写日记一样。我听说有个小学六年级的小孩把自己这一年怎么准备小升初的经历全都在博客上写下来了，这对孩子也是一种锻炼。所以，现代技术带来的这方面作用应该是积极的，就是更方便了，门槛更低了，这是一个好处。
《中国教师》：有人说青少年汉语能力在退化，书写格式、行文语气、语法逻辑、词语储备、语言美感等诸方面问题多多。对于这一说法您怎么看？
孙炜：我比较同意这种说法，特别跟老一辈相比，青少年的汉语使用能力肯定是不如的。
（1）社会的原因。首先这是由现在这个时代的特点造成的，网络、多媒体、多元文化等等社会环境对他们的语言能力会有影响。现在多媒体太发达了，有的小孩甚至都不太习惯纸质媒体的东西，他就是习惯在网上阅读。读电子书还好一点，可要是经常看那种带视频、动画或者图片的东西，语言能力肯定多少会受到影响。比如一个视频的东西，它的信息量肯定比文字的东西要小，有时候好几张图片说了半天其实就说的是那一句话。那么，青少年如果习惯了这些，就不习惯纸质媒体，就不看书了，看书看得少，在表达方面就肯定会受很大影响。
尤其是现在流行的微博，微博限定最多只能写140个字，这就导致它的思想、表达都是碎片化的，缺乏一个连贯的思路和逻辑。包括阅读也一样，现在大家可能也是碎片化的，可是实际上这种阅读人们把它叫浅阅读。要是花时间和精力深入地读一本书，做一些笔记，了解一些背景，那是深阅读。浅阅读应该是建立在在一定的深阅读的基础上，有了一定积累，再去进行浅阅读，接受一些碎片化的东西。但现在，青少年没有深阅读的基础，上来就是这些碎片化的东西，系统是建立不起来的。特别是对青少年，微博语言就更加促成他们对语法已经没有概念了，反正只有140个字，就算错一点儿，别人也能明白，可能就不是那么重视语言表达的准确性了。
（2）教育的原因。因为汉语是我们的母语，在母语教育中就觉得好像口语问题已经解决，上小学前就解决了，所以我们在语文教学中通常不太注重培养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书面表达方面，我们的语文教育通常只注重所谓考场作文，对于比较实用的文体或者是那种有一定套路的应用文没有进行充分的训练。比如，现在的孩子不怎么写信，那么书信的抬头、结尾，学生没有训练就不知道怎么写；他们也学说明文课文，但是基本没有练习过说明文怎么写。应对考试有一套程式，比如说议论文，你需要开门见山点题，提出一个理论和总的论点，然后第一段、第二段、第三段三个分论点，每个分论点举个例子，最后就是一个结尾，结尾就要所谓升华。本来写作应该是自我表达，要是所有人都这样写作文的话，写作已经不是一个快乐的事了，而且更为重要的是，青少年的书面表达能力无法在学校中得到很好的系统化训练。
（3）语言政策的原因。我们国家的语言政策现在特别重视英语教育，学生花很多时间和精力学英语。中小学如此，为了出国上大学，甚至我们中文系的大学生都花很多精力在学英语，六级要是不过拿不到毕业证书，所以没有人拿出那么多精力去学习母语。
这些因素导致青少年用语的不规范、同音、简化、不完整等等，书面表达能力和口头表达能力都受到了一定的影响，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这就是青少年汉语能力的一种退化。
《中国教师》：青少年语言主要由哪些语言现象构成？当代青少年群体的语言使用情况呈现出怎样的特征？
孙炜：青少年语言的构成主要有四个方面：网络语言，现在他们最常用的交流方式就是网上聊天，这是现在青少年语言的主体；游戏语言，特别是有些爱玩游戏的男同学之间说话纯粹用的游戏那一套话语；动漫语言，大部分来自日本，比如“正太”“萝莉”等等；校园用语，通常是跟考试、升学压力相关的用语，比如“郁闷”“挂科”之类。
当代青少年语言的特征：
（1）不规范。一方面是有一定的退步，有很多不规范的东西，比如我们前面说到的同音替代、符号化、碎片化等等。 （2）鲜活性。青少年语言，尤其是青少年网络用语非常鲜活，如果语言总是那么死气沉沉也不好。以人作比喻的话，书面语、考场作文就是一个板着面孔的人，而网络语言就像个特别活泼的人，看了就觉得特别有意思。比如之前流行的“囧”，让人看了就觉得特别鲜活，看到这个字就能很直观地知道要表达的意思，而且让人觉得特别新颖、有趣。
（3）理据性。网络新词的产生主要有三种方式：第一种是纯粹的借词，比如“粉丝”就是英语“fans”的音译。第二种是同音假借，比如“杯具”之类的。第三种是语素重组，比如“煮妇”。这个有点像模仿，因为原来有“主妇”的“主”，有一个同音的“煮”，但这不是假借，是找到一个同音语素，意思还挺好的，跟“妇”一组合，在网上用起来带有一点调侃性。好多写美食博客的家庭妇女就称自己是“煮妇”，后来也有男的模仿自称是“煮夫”。但是，再新的词，除非是直接借过来的，剩下的还是得按照系统本身的规则去造。比如“煮妇”是个偏正结构，总得把“煮”放在前面，把“妇”放在后面，造出一个新词，你不能违反这个结构的规律。所以，这些东西也不能完全说就是语言的异类，其实它也是按照汉语系统的正常规则去造出来的。
《中国教师》：与以往语文教学重视语法讲解不同，近些年来，为了降低学习难度、减轻孩子的学习压力，新课标弱化了词性、句法等语法知识，您是否赞成这种做法？这对青少年的语言文字使用是否有影响？
孙炜：我不太同意。语文课到底是什么？怎么定位？有人提文学性，有人提工具性，现在新课标的说法是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这个解释倒还是可以的。一方面它是工具，比如说做数学题，要是看不懂题就不会做，有的中学生也不会审题，那它就是工具这方面；它又有人文性，青少年的人文情怀、各种价值观培养都是靠语文。这是对的，但是强调了这个不等于就不能讲语法，好像讲语法就脱离了人文性，不是这样的，语法它是工具性那方面的体现，我觉得现在我们的语文教学总体上还是偏文学。语文教学偏文学，可是因为没有课外阅读、背景价值观教育等等，仅仅靠一个课上培养那点人文性是远远不够的，然后工具性这方面又很忽略。所以现在为什么考试还要考改病句，其实就是个导向，让老师和学生不能忽视工具性。比如说修改病句，不具备最基本的语法知识就没法告诉学生这个句子是哪儿错了、怎么改，所以词类大概有名词、动词、形容词，句子结构分主语、谓语、宾语，这个学生至少得知道，然后才能去改病句。那么，这些东西现在都不讲，都在附录里，学生会去看吗？再者我们的孩子具备那种自学能力吗？尤其是现在的青少年，我们前面也提到了，他们的思维是碎片化的，是缺乏一个完整的系统的。所以，我认为不能因为有了人文性就忽略工具性，应该有人去研究语法到底怎么讲、在什么时候讲、什么时候讲多少，也像个大纲似的，比如说初一的时候可以讲哪一部分，而且讲了以后要做一定的练习，课后练习出题也可以出一些错别字、病句的题或者别的语法方面的，比如说词类的，辨别哪些是复合词、派生词等等。
这种对语法的忽视对青少年的语言文字使用有巨大影响。很多学生对汉语语法的了解是学了英语以后才有的，学了英语后回过头去看看汉语或者不自觉去对比，才理解其实汉语也有一些语法的东西。不是说语文教学要搞个汉语语法课给学生从头讲，但是有些语法也该系统地讲，不能说母语的语法知识就一点儿不了解。我的一个研究生正在做一篇关于中学生作文病句的论文，她统计现在中学生每一篇作文里平均有7个病句，真是不少了。初中生一篇作文600字，600字里面就有7个错句，再包括错别字什么的，问题更不可想象了。我们都知道，作文所用的书面语已经是经过孩子提炼的，这都不规范、不标准，那说话就更多问题了。
所以说新课标所谓降低学习难度，我觉得不应在语文方面降低难度，因为语文不好操作。其实语文应该是加大主观性题目的分量，比如说阅读题不一定要求一定答出标准答案的内容，要求引导学生去理解、体会、感悟，这些方面要加大，可是这些方面考试不好考查。所以，我们现在考试就一味追求所谓的量化，老师总喜欢总结一个万能模板，就那几句套话。真正阅读一篇文章给你带来的震撼不是那个，比如我还记得我以前背《岳阳楼记》，因为那文章确实特别好，其实它不知不觉地可能就变成你人生观的一部分，然后就觉得即使是做普通人，也应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个价值观教育是潜移默化的，而不是老师给学生讲这个文章分几段、中心思想是什么就足够的。一方面是工具性处理得就不好，另一方面又没有加大阅读量，写作又是各种套路，所以语文教学根本不是一个降低难度的问题，而是整个理念都要改变。
《中国教师》：此前有媒体报道称“上海高考作文出现网络语言将以错别字处理”“高考作文中出现网络热词‘格杀勿论’”，对此您怎么看？高考是否应该对学生作文中的网络用语说“不”？
孙炜：这种硬性规定不太合适。首先，如何界定网络语言，比如“给力”，《人民日报》都用了，它算不算网络语言？“粉丝”算不算网络语言？所以，我觉得还是不能硬性规定。如果学生真用网络语言用得挺好，也基本上规范，没有错别字、语法错误，你为什么不让他用？有一个学生高考答题说“《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表现了杜甫不爽的感觉”，老师就觉得这个“不爽”是网络语言，但是我觉得这个还好。你可能觉得他风格上不太协调，但是确实也没说错啊。我认为同音代替这类肯定不行，比如说“我去网上打铁”这个不行，你就说“发个帖子”，我觉得应该没问题。这种同音代替可以算是错别字。
另外，语法的东西一般是不能借用的。比如，“动词 ing”的形式就太异类了，汉语本来可以用“动词 中”去表达，如果这样下去是不是以后所有动词的现在进行时我们都用“ing”？借用其他语言的词汇，比如“沙发”，我们拿过来就用，我们有了这个东西也不用再造词了。而语法的东西，不说两种语言，就是文言文的语法放到现在很多也不合适了。所以，借词借名词，不影响语言系统，但是借了动词和其他语法规则，就会对语言系统产生影响，这个影响还不知道会怎么样。比如说“我很high”“我很in”“我很out”，在汉语中是谓词性的，现在把它当形容词用了，这种我觉得不太合适。“high”是形容词，“in”“out”本来是介词，现在也变成形容词用了。这种语法和动词、形容词等的借用对语言系统影响不太好，不宜提倡。 总之，绝对不能一概地否定。语言的发展有自己的规律，不是说哪些人的意识去控制就可以的。它的发展有外部、内部各个方面的原因，但是它不是任何一个个人、机构就能强制性去阻止的，只能靠制定各种语言政策以及与政策配套的措施来进行引导。
《中国教师》：作为青少年学生学习汉语最重要的工具书之一，最新的第6版《现代汉语词典》收录了“微博”“给力”“雷人”“宅男宅女”等在青少年中广为流行的网络新词，您怎样看待这一现象？如何对青少年语言进行理论上的引导和规范？
孙炜：语言文字规范理论上不应该以这个词典为准。我们国家有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的各种政策、法律、法规和文件，比如有一本《语言文字规范手册》，经常修订，其实应该以这个为标准。《现代汉语词典》是不是代表国家的规范？其实《现代汉语词典》里也有一些不遵守规范的东西，而且现在它也收录了一些网络语言。但是，它为什么收了“宅男宅女”，却不收“剩男剩女”？如果按这个道理的话，是不是所有贬义词都不应该收？词典是这样的，你收它并不等于你同意它，只是因为有这个用法，大家都用所以你收进来。所以《现代汉语词典》的标准现在也搞得并不是很清楚，这个东西还是值得研究，因为毕竟很多网络语言是新的现象。《现代汉语词典》为什么收“给力”？因为最早《人民日报》上有一篇文章用了“给力”，大家一开始很哗然，说这种语言怎么都上到《人民日报》了，可是后来别的报纸都开始用，这个词很快自然进入现代汉语词汇系统，所以《现代汉语词典》就收了。
其实从社会语言学角度讲，网络语言是一种语言变体。我们都说民族共同语，比如在我国普通话是标准的书面语，它叫所谓的正体，那么各种方言就是变体。地域方言是地域的变体，不同地域不一样，所谓社会方言就是指不同行业的语言也有自己的特点。虽然社会方言不像地域方言那样语法、词汇成体系，但它在用词上会表现出明显的特点。很多人说网络语言不好、要捍卫汉语的纯洁性等等，但是你不得不承认，现在网络语言就是一种语言变体。
涉及语言规范问题，语言文字是要规范，但是这个规范跟别的不一样，它只能去引导而无法强制。一般来说，规范都是由特定的机构牵头，比如我国的国家语委，然后再找各种专家来一起做。所谓规范有两方面：
（1）地位规范。地位规范一般来说是官方语言的规范。在中国，普通话是我们的汉民族共同语，也是我们的官方语言，政府的文件颁布、新闻发布都用普通话。这是地位规范，不用说我们现在已经做得很好了。
（2）本体规范。本体规范就是从各方面进行规范：比如要有专家，一般来说一些文化人的典范作品就是一种示范；制定一些制度与《通用语言文字法》一类的法律法规配套，比如普通话测试；还有改病句题这样的考试的引导；大众传媒语言也需要规范，特别是媒体上的字幕。这些东西都需要规范，这样也才能更好地对青少年语言进行引导。
《中国教师》：在我国社会深刻变革时期，青少年核心价值观教育问题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其语言文字的发展变化反映出当代青少年群体怎样的文化心态与价值取向？
孙炜：（1）青少年迫切要求得到关注和拥有社会话语权。语言文字是情绪的宣泄，青少年在社会中起不了主体作用，但是他们的语言接受的又是最新的东西。青少年要想使自己的看法受到成年人的关注，只能用这种方式更好一点。如果青少年也用成年人的那一套东西去表达，可能就表达不过其他群体，也不足以引起关注。因此，为了吸引眼球，可能在语言上就得故意求新求变。
（2）反映了整个社会价值观的混乱，青少年缺乏核心价值观。我们看青少年语言的构成，最大的感觉就是乱，各方面的词汇都用，各方面的来源都有，表达非常混乱，说明其后面的想法也是很乱的。现在整个中国社会，传统儒家文化倡导的仁、义、礼、智、信基本没了，我小时候那种特别政治化的主体价值观也没了，又没有宗教，那你有什么呢？只有一个道德约束了，但道德的底线是可以不断被往下拉的，这样它才能吸引眼球。整个社会价值观很混乱，可能对大多数成年人来说，价值判断已经基本定型，即使混乱也还是有一些原则和底线的。但对处于价值观形成期的青少年学生来说，他们会怎么想？由于缺乏一个核心价值观，最后就变成了人很务实、很功利，很多学生学习的目标就是为了要找一份好工作，赚很多钱，买一所房子，没有人去谈论梦想这些东西。
《中国教师》：希特勒说：“要消灭一个民族，首先要瓦解它的文化；要瓦解它的文化，首先要消灭承载它的语言；要消灭这种语言，首先从他们的学校下手。”从民族文化传承和青少年价值观教育角度，对于当代青少年语言文化的发展，您有什么建议？
孙炜：第一，要让学生多写字。除了语文课写字，数学、物理等其他课也让学生适当写点字。文字是语言的载体，而且跟语言相比，文字的变化相对较慢、较规范，延续性较强，要多写多练，在书面语表达的练习中去促进口语表达的规范发展。
第二，老师应该善于利用网络平台，在与学生的互动中去引导语言文化价值观的正确发展。比如，有学生写了一篇小说放在网上，虽然很不成熟，但其实老师可以跟他互动，也可以去评论，去指导他进行修改。
第三，加强文言文教学。因为文言文的修养好了以后，其实对现代汉语书面语的表达是非常有好处的，文言文通常都是老师重点讲语法的地方。另外，从文化传承方面，对于中国人来说中，文言文传达的那些价值观特别容易为我们所接受，它潜移默化地也就塑造了学生的价值观。总之，不能把语言的工具性和价值观的人文性教育割裂开来。
（责任编辑：林静）
《中国教师》：语言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当前网络信息化、文化多元化等现象对90后、00后青少年的语言文字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孙炜：现在这个时代的种种特点，高速发展的社会节奏、多元文化、网络语言、大众传媒语言等等，都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青少年在语言文字使用上的不规范。
首先，受网络语言的影响，现在的青少年在聊天时同音代替的现象特别多。比如，他们说“我去网上打铁”，用“打铁”代替“发帖子”。反正他们也明白，但因为快，就不管那个字对不对，只要音对了就行了。
其次，不同文化、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传播和接触也带来了青少年语言的变化，尤其是日本动漫对我国青少年产生了巨大影响。因为动漫里的语言文字是不完整的，如果受它影响太多的话，有的孩子可能就写不出完整的句子。比如，动漫里经常画一个图片，图片上有一个问号，就完了，它连“为什么”“怎么回事”或者“发生了什么”都不写出来。我的孩子小时候看动漫以后，他要问我问题的时候他不问，他说“问”，那意思就是“问号”，要么他就说“感”，就是告诉我那是“感叹号”。
另外，现在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为了简单方便，他们聊天时经常用一些发音近似的缩略语，希望用比较短的话能表达更多的信息量，比如把“不要”说成“表”；甚至会用一些所谓的表情、符号来代替文字，比如在网上就打一个“orz”“= =”“TT”等等。
当然，也有一些积极方面的影响，现在的青少年拥有了更多的话语权。过去，大家会觉得发表文章是一个特别难的事，现在只要你放网上，就可以让大家去评判，谁都可以看，那么写得好的、受大家喜欢的自然就出来了。比如韩寒，过去像他这样的青年作家一般就不会这么有名，他刚开始的小说《三重门》可能是出版后在学生中比较有名的，但是后来他的“韩三篇”等等基本就都写在博客里了，大家都很喜欢看。那么，中学生也可以去写博客，像写日记一样。我听说有个小学六年级的小孩把自己这一年怎么准备小升初的经历全都在博客上写下来了，这对孩子也是一种锻炼。所以，现代技术带来的这方面作用应该是积极的，就是更方便了，门槛更低了，这是一个好处。
《中国教师》：有人说青少年汉语能力在退化，书写格式、行文语气、语法逻辑、词语储备、语言美感等诸方面问题多多。对于这一说法您怎么看？
孙炜：我比较同意这种说法，特别跟老一辈相比，青少年的汉语使用能力肯定是不如的。
（1）社会的原因。首先这是由现在这个时代的特点造成的，网络、多媒体、多元文化等等社会环境对他们的语言能力会有影响。现在多媒体太发达了，有的小孩甚至都不太习惯纸质媒体的东西，他就是习惯在网上阅读。读电子书还好一点，可要是经常看那种带视频、动画或者图片的东西，语言能力肯定多少会受到影响。比如一个视频的东西，它的信息量肯定比文字的东西要小，有时候好几张图片说了半天其实就说的是那一句话。那么，青少年如果习惯了这些，就不习惯纸质媒体，就不看书了，看书看得少，在表达方面就肯定会受很大影响。
尤其是现在流行的微博，微博限定最多只能写140个字，这就导致它的思想、表达都是碎片化的，缺乏一个连贯的思路和逻辑。包括阅读也一样，现在大家可能也是碎片化的，可是实际上这种阅读人们把它叫浅阅读。要是花时间和精力深入地读一本书，做一些笔记，了解一些背景，那是深阅读。浅阅读应该是建立在在一定的深阅读的基础上，有了一定积累，再去进行浅阅读，接受一些碎片化的东西。但现在，青少年没有深阅读的基础，上来就是这些碎片化的东西，系统是建立不起来的。特别是对青少年，微博语言就更加促成他们对语法已经没有概念了，反正只有140个字，就算错一点儿，别人也能明白，可能就不是那么重视语言表达的准确性了。
（2）教育的原因。因为汉语是我们的母语，在母语教育中就觉得好像口语问题已经解决，上小学前就解决了，所以我们在语文教学中通常不太注重培养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书面表达方面，我们的语文教育通常只注重所谓考场作文，对于比较实用的文体或者是那种有一定套路的应用文没有进行充分的训练。比如，现在的孩子不怎么写信，那么书信的抬头、结尾，学生没有训练就不知道怎么写；他们也学说明文课文，但是基本没有练习过说明文怎么写。应对考试有一套程式，比如说议论文，你需要开门见山点题，提出一个理论和总的论点，然后第一段、第二段、第三段三个分论点，每个分论点举个例子，最后就是一个结尾，结尾就要所谓升华。本来写作应该是自我表达，要是所有人都这样写作文的话，写作已经不是一个快乐的事了，而且更为重要的是，青少年的书面表达能力无法在学校中得到很好的系统化训练。
（3）语言政策的原因。我们国家的语言政策现在特别重视英语教育，学生花很多时间和精力学英语。中小学如此，为了出国上大学，甚至我们中文系的大学生都花很多精力在学英语，六级要是不过拿不到毕业证书，所以没有人拿出那么多精力去学习母语。
这些因素导致青少年用语的不规范、同音、简化、不完整等等，书面表达能力和口头表达能力都受到了一定的影响，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这就是青少年汉语能力的一种退化。
《中国教师》：青少年语言主要由哪些语言现象构成？当代青少年群体的语言使用情况呈现出怎样的特征？
孙炜：青少年语言的构成主要有四个方面：网络语言，现在他们最常用的交流方式就是网上聊天，这是现在青少年语言的主体；游戏语言，特别是有些爱玩游戏的男同学之间说话纯粹用的游戏那一套话语；动漫语言，大部分来自日本，比如“正太”“萝莉”等等；校园用语，通常是跟考试、升学压力相关的用语，比如“郁闷”“挂科”之类。
当代青少年语言的特征：
（1）不规范。一方面是有一定的退步，有很多不规范的东西，比如我们前面说到的同音替代、符号化、碎片化等等。 （2）鲜活性。青少年语言，尤其是青少年网络用语非常鲜活，如果语言总是那么死气沉沉也不好。以人作比喻的话，书面语、考场作文就是一个板着面孔的人，而网络语言就像个特别活泼的人，看了就觉得特别有意思。比如之前流行的“囧”，让人看了就觉得特别鲜活，看到这个字就能很直观地知道要表达的意思，而且让人觉得特别新颖、有趣。
（3）理据性。网络新词的产生主要有三种方式：第一种是纯粹的借词，比如“粉丝”就是英语“fans”的音译。第二种是同音假借，比如“杯具”之类的。第三种是语素重组，比如“煮妇”。这个有点像模仿，因为原来有“主妇”的“主”，有一个同音的“煮”，但这不是假借，是找到一个同音语素，意思还挺好的，跟“妇”一组合，在网上用起来带有一点调侃性。好多写美食博客的家庭妇女就称自己是“煮妇”，后来也有男的模仿自称是“煮夫”。但是，再新的词，除非是直接借过来的，剩下的还是得按照系统本身的规则去造。比如“煮妇”是个偏正结构，总得把“煮”放在前面，把“妇”放在后面，造出一个新词，你不能违反这个结构的规律。所以，这些东西也不能完全说就是语言的异类，其实它也是按照汉语系统的正常规则去造出来的。
《中国教师》：与以往语文教学重视语法讲解不同，近些年来，为了降低学习难度、减轻孩子的学习压力，新课标弱化了词性、句法等语法知识，您是否赞成这种做法？这对青少年的语言文字使用是否有影响？
孙炜：我不太同意。语文课到底是什么？怎么定位？有人提文学性，有人提工具性，现在新课标的说法是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这个解释倒还是可以的。一方面它是工具，比如说做数学题，要是看不懂题就不会做，有的中学生也不会审题，那它就是工具这方面；它又有人文性，青少年的人文情怀、各种价值观培养都是靠语文。这是对的，但是强调了这个不等于就不能讲语法，好像讲语法就脱离了人文性，不是这样的，语法它是工具性那方面的体现，我觉得现在我们的语文教学总体上还是偏文学。语文教学偏文学，可是因为没有课外阅读、背景价值观教育等等，仅仅靠一个课上培养那点人文性是远远不够的，然后工具性这方面又很忽略。所以现在为什么考试还要考改病句，其实就是个导向，让老师和学生不能忽视工具性。比如说修改病句，不具备最基本的语法知识就没法告诉学生这个句子是哪儿错了、怎么改，所以词类大概有名词、动词、形容词，句子结构分主语、谓语、宾语，这个学生至少得知道，然后才能去改病句。那么，这些东西现在都不讲，都在附录里，学生会去看吗？再者我们的孩子具备那种自学能力吗？尤其是现在的青少年，我们前面也提到了，他们的思维是碎片化的，是缺乏一个完整的系统的。所以，我认为不能因为有了人文性就忽略工具性，应该有人去研究语法到底怎么讲、在什么时候讲、什么时候讲多少，也像个大纲似的，比如说初一的时候可以讲哪一部分，而且讲了以后要做一定的练习，课后练习出题也可以出一些错别字、病句的题或者别的语法方面的，比如说词类的，辨别哪些是复合词、派生词等等。
这种对语法的忽视对青少年的语言文字使用有巨大影响。很多学生对汉语语法的了解是学了英语以后才有的，学了英语后回过头去看看汉语或者不自觉去对比，才理解其实汉语也有一些语法的东西。不是说语文教学要搞个汉语语法课给学生从头讲，但是有些语法也该系统地讲，不能说母语的语法知识就一点儿不了解。我的一个研究生正在做一篇关于中学生作文病句的论文，她统计现在中学生每一篇作文里平均有7个病句，真是不少了。初中生一篇作文600字，600字里面就有7个错句，再包括错别字什么的，问题更不可想象了。我们都知道，作文所用的书面语已经是经过孩子提炼的，这都不规范、不标准，那说话就更多问题了。
所以说新课标所谓降低学习难度，我觉得不应在语文方面降低难度，因为语文不好操作。其实语文应该是加大主观性题目的分量，比如说阅读题不一定要求一定答出标准答案的内容，要求引导学生去理解、体会、感悟，这些方面要加大，可是这些方面考试不好考查。所以，我们现在考试就一味追求所谓的量化，老师总喜欢总结一个万能模板，就那几句套话。真正阅读一篇文章给你带来的震撼不是那个，比如我还记得我以前背《岳阳楼记》，因为那文章确实特别好，其实它不知不觉地可能就变成你人生观的一部分，然后就觉得即使是做普通人，也应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个价值观教育是潜移默化的，而不是老师给学生讲这个文章分几段、中心思想是什么就足够的。一方面是工具性处理得就不好，另一方面又没有加大阅读量，写作又是各种套路，所以语文教学根本不是一个降低难度的问题，而是整个理念都要改变。
《中国教师》：此前有媒体报道称“上海高考作文出现网络语言将以错别字处理”“高考作文中出现网络热词‘格杀勿论’”，对此您怎么看？高考是否应该对学生作文中的网络用语说“不”？
孙炜：这种硬性规定不太合适。首先，如何界定网络语言，比如“给力”，《人民日报》都用了，它算不算网络语言？“粉丝”算不算网络语言？所以，我觉得还是不能硬性规定。如果学生真用网络语言用得挺好，也基本上规范，没有错别字、语法错误，你为什么不让他用？有一个学生高考答题说“《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表现了杜甫不爽的感觉”，老师就觉得这个“不爽”是网络语言，但是我觉得这个还好。你可能觉得他风格上不太协调，但是确实也没说错啊。我认为同音代替这类肯定不行，比如说“我去网上打铁”这个不行，你就说“发个帖子”，我觉得应该没问题。这种同音代替可以算是错别字。
另外，语法的东西一般是不能借用的。比如，“动词 ing”的形式就太异类了，汉语本来可以用“动词 中”去表达，如果这样下去是不是以后所有动词的现在进行时我们都用“ing”？借用其他语言的词汇，比如“沙发”，我们拿过来就用，我们有了这个东西也不用再造词了。而语法的东西，不说两种语言，就是文言文的语法放到现在很多也不合适了。所以，借词借名词，不影响语言系统，但是借了动词和其他语法规则，就会对语言系统产生影响，这个影响还不知道会怎么样。比如说“我很high”“我很in”“我很out”，在汉语中是谓词性的，现在把它当形容词用了，这种我觉得不太合适。“high”是形容词，“in”“out”本来是介词，现在也变成形容词用了。这种语法和动词、形容词等的借用对语言系统影响不太好，不宜提倡。 总之，绝对不能一概地否定。语言的发展有自己的规律，不是说哪些人的意识去控制就可以的。它的发展有外部、内部各个方面的原因，但是它不是任何一个个人、机构就能强制性去阻止的，只能靠制定各种语言政策以及与政策配套的措施来进行引导。
《中国教师》：作为青少年学生学习汉语最重要的工具书之一，最新的第6版《现代汉语词典》收录了“微博”“给力”“雷人”“宅男宅女”等在青少年中广为流行的网络新词，您怎样看待这一现象？如何对青少年语言进行理论上的引导和规范？
孙炜：语言文字规范理论上不应该以这个词典为准。我们国家有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的各种政策、法律、法规和文件，比如有一本《语言文字规范手册》，经常修订，其实应该以这个为标准。《现代汉语词典》是不是代表国家的规范？其实《现代汉语词典》里也有一些不遵守规范的东西，而且现在它也收录了一些网络语言。但是，它为什么收了“宅男宅女”，却不收“剩男剩女”？如果按这个道理的话，是不是所有贬义词都不应该收？词典是这样的，你收它并不等于你同意它，只是因为有这个用法，大家都用所以你收进来。所以《现代汉语词典》的标准现在也搞得并不是很清楚，这个东西还是值得研究，因为毕竟很多网络语言是新的现象。《现代汉语词典》为什么收“给力”？因为最早《人民日报》上有一篇文章用了“给力”，大家一开始很哗然，说这种语言怎么都上到《人民日报》了，可是后来别的报纸都开始用，这个词很快自然进入现代汉语词汇系统，所以《现代汉语词典》就收了。
其实从社会语言学角度讲，网络语言是一种语言变体。我们都说民族共同语，比如在我国普通话是标准的书面语，它叫所谓的正体，那么各种方言就是变体。地域方言是地域的变体，不同地域不一样，所谓社会方言就是指不同行业的语言也有自己的特点。虽然社会方言不像地域方言那样语法、词汇成体系，但它在用词上会表现出明显的特点。很多人说网络语言不好、要捍卫汉语的纯洁性等等，但是你不得不承认，现在网络语言就是一种语言变体。
涉及语言规范问题，语言文字是要规范，但是这个规范跟别的不一样，它只能去引导而无法强制。一般来说，规范都是由特定的机构牵头，比如我国的国家语委，然后再找各种专家来一起做。所谓规范有两方面：
（1）地位规范。地位规范一般来说是官方语言的规范。在中国，普通话是我们的汉民族共同语，也是我们的官方语言，政府的文件颁布、新闻发布都用普通话。这是地位规范，不用说我们现在已经做得很好了。
（2）本体规范。本体规范就是从各方面进行规范：比如要有专家，一般来说一些文化人的典范作品就是一种示范；制定一些制度与《通用语言文字法》一类的法律法规配套，比如普通话测试；还有改病句题这样的考试的引导；大众传媒语言也需要规范，特别是媒体上的字幕。这些东西都需要规范，这样也才能更好地对青少年语言进行引导。
《中国教师》：在我国社会深刻变革时期，青少年核心价值观教育问题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其语言文字的发展变化反映出当代青少年群体怎样的文化心态与价值取向？
孙炜：（1）青少年迫切要求得到关注和拥有社会话语权。语言文字是情绪的宣泄，青少年在社会中起不了主体作用，但是他们的语言接受的又是最新的东西。青少年要想使自己的看法受到成年人的关注，只能用这种方式更好一点。如果青少年也用成年人的那一套东西去表达，可能就表达不过其他群体，也不足以引起关注。因此，为了吸引眼球，可能在语言上就得故意求新求变。
（2）反映了整个社会价值观的混乱，青少年缺乏核心价值观。我们看青少年语言的构成，最大的感觉就是乱，各方面的词汇都用，各方面的来源都有，表达非常混乱，说明其后面的想法也是很乱的。现在整个中国社会，传统儒家文化倡导的仁、义、礼、智、信基本没了，我小时候那种特别政治化的主体价值观也没了，又没有宗教，那你有什么呢？只有一个道德约束了，但道德的底线是可以不断被往下拉的，这样它才能吸引眼球。整个社会价值观很混乱，可能对大多数成年人来说，价值判断已经基本定型，即使混乱也还是有一些原则和底线的。但对处于价值观形成期的青少年学生来说，他们会怎么想？由于缺乏一个核心价值观，最后就变成了人很务实、很功利，很多学生学习的目标就是为了要找一份好工作，赚很多钱，买一所房子，没有人去谈论梦想这些东西。
《中国教师》：希特勒说：“要消灭一个民族，首先要瓦解它的文化；要瓦解它的文化，首先要消灭承载它的语言；要消灭这种语言，首先从他们的学校下手。”从民族文化传承和青少年价值观教育角度，对于当代青少年语言文化的发展，您有什么建议？
孙炜：第一，要让学生多写字。除了语文课写字，数学、物理等其他课也让学生适当写点字。文字是语言的载体，而且跟语言相比，文字的变化相对较慢、较规范，延续性较强，要多写多练，在书面语表达的练习中去促进口语表达的规范发展。
第二，老师应该善于利用网络平台，在与学生的互动中去引导语言文化价值观的正确发展。比如，有学生写了一篇小说放在网上，虽然很不成熟，但其实老师可以跟他互动，也可以去评论，去指导他进行修改。
第三，加强文言文教学。因为文言文的修养好了以后，其实对现代汉语书面语的表达是非常有好处的，文言文通常都是老师重点讲语法的地方。另外，从文化传承方面，对于中国人来说中，文言文传达的那些价值观特别容易为我们所接受，它潜移默化地也就塑造了学生的价值观。总之，不能把语言的工具性和价值观的人文性教育割裂开来。
（责任编辑：林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