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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元杂剧被王国维称为元代“一代之文学”,对后世戏剧文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宾白作为元杂剧的重要组成部分,元杂剧宾白研究在古代文学研究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因此,梳理从元代至今的元杂剧宾白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元杂剧宾白的研究主要对二十世纪学者对于元杂剧宾白的研究成果进行考察,相信对于促进这一领域在今后的发展,会有一定积极意义。
关键词:元杂剧;宾白;综述
作者简介:朱珊珊,女,安徽怀远县人,1987年生,武警工程大学理学院助教,中国古典文献学硕士,研究方向为元明清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05-0-04
一、二十世纪以前的元杂剧宾白研究
自从元杂剧出现,对于它的研究就开始了。从元代直到明初,出现了《录鬼簿》《中原音韵》《太和正音谱》《录鬼簿续编》等重要的元杂剧研究著作。但对于元剧宾白,这期间却几乎没有论者关注,只有零星的几则评论。如第一位元杂剧论者胡祗遹就对宾白评论道:“女乐之百伎,惟唱说焉。”“一唱一说,轻重疾徐中节合度,虽记诵闲熟,非如老僧之诵经。”[1]稍后的夏庭芝也提到“国初教坊色长魏、武、刘三人,魏长于念诵,武长于筋斗,刘长于科范,至今行之。”[2]这里的“说”和“念诵”指的便是宾白的表演。
到了明朝中叶,由于传奇兴起,为了从元杂剧中借鉴写作手法,元剧宾白开始受到一定关注。徐渭、王骥德、臧懋循、孟称舜等都对宾白进行了研究。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问题上:(1)“宾白”二字的本义,尤其是对“宾”的释义。徐渭认为:“唱为主,白为宾,故曰宾白,言其明白易晓也。”[3]姜南认为:“北曲中有全宾全白,两人对说曰宾,一人自说曰白。”[4]凌濛初、李诩、单于都赞同后者。(2)宾白的作者问题。宾白既然是元杂剧的一部分,其作者自然应该是剧作者,这本来不是问题。但臧懋循却在《元曲选序》中说:“其宾白,则演剧时伶人自为之,故多鄙俚蹈袭之语。”[5]首次抛出了对宾白作者的质疑。之后,王骥德也认为:“元人诸剧,为曲皆佳,而白则猥鄙俚亵,不似文人口吻。盖由当时皆教坊乐工先撰成间架说白,却命供奉词臣作曲,谓之填词。凡乐工所撰,士流耻为更改,故事款多悖理,词句多不通。”[6]他在评《西厢记》时又说:“往闻,凡北剧皆时贤谱曲,而白则付优人填补,故率多俚鄙;至诗句,益复可唾。《西厢》诸白,似出实甫一手,然亦不免猥浅。相沿而然,不无遗恨。”[7]王骥德坚信宾白为伶人所作,且为此深感遗憾。此后,宾白伶人作就成了主流看法。(3)宾白的评价。前文可以看出,臧懋循、王骥德认为,宾白语言“鄙俚”且存在“蹈袭”问题,对其评价很低。这也是他们认为宾白是伶人所作的主要原因。而孟称舜则认为:“予谓元曲固不及,其宾白妙处,更不可及。”又说:“盖曲体似诗似词,而白则可与小说、演义同观。”[8]他独具慧眼地指出了宾白的价值。(4)宾白的审美标准。徐渭在《题昆仑奴杂剧后》[9]中提出,散白“尤宜俗宜真”,“尤忌文字、文句及扭捏使句整齐”。虽评论对象是明杂剧,但可看出徐渭对杂剧宾白的审美取向。另外,凌濛初、沈德符、丁耀亢、黄宗羲、黄周星也提出了對宾白的审美标准,皆体现出贵自然、反骈雅的倾向。不过,他们的评论对象是传奇的宾白,而非元杂剧宾白。由这些问题的探讨可见,剧论家对元剧宾白的关注度已比前一阶段提高了。不过还是普遍对其评价不高。
清代元剧宾白研究的代表人物是李渔。他在《闲情偶寄·词曲部》中以一章的篇幅纵论宾白。李渔没有区分元剧宾白和传奇宾白,是把整个戏曲宾白当作研究对象。其宾白理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1、提高宾白的地位。元代以来,人们普遍不重视宾白,但李渔认为“宾白一道,当与曲文等视”。[10]2、提出宾白的审美标准和具体写法。李渔提出宾白的八项审美标准:声务铿锵,语求肖似,词别繁减,字分南北,文贵洁净,意取尖新,少用方言,时防漏孔。同时,他还分别详细阐述达到这八种审美标准的作法。李渔的宾白理论将宾白看作戏剧中与曲词地位相等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改前人对宾白只是零星提及,只言片语的传统,第一次对宾白进行系统化的论述。在宾白研究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对后世的剧论家如梁廷枏,吴梅都有直接影响。
晚清的梁廷枏在其《曲话》中也多次提及元剧宾白,对宾白的功能,曲白关系,以及宾白在元杂剧中的独特作用都进行了探讨。
此外,对元杂剧宾白进行评论的剧论家还有李调元、毛奇龄、焦循、杨恩寿、孔尚任、吴仪一等。不过,他们的讨论篇幅既短,也没有提出什么新问题,依然聚焦于宾白的本义和作者问题,且对这两个问题也没有提出不同于明人的新观点。只有杨恩寿关注到一个新问题——宾白的叙事功能。杨恩寿在《词余丛话》中说:“若叙事,非宾白不能醒目。”又说:“若仅以词曲叙事,不插宾白,匪独事之眉目不清,即曲之口吻亦不合。”杨氏的这一发现极富创见,可以说是后世对宾白叙事功能研究的滥觞。
总之,二十世纪之前的元杂剧宾白研究成就不高,论者不多,但已经提出了焦点问题,这几个问题在之后的元杂剧宾白研究中依然是热点。其中,成就最大的研究者是李渔,他的宾白理论丰富而系统,对后世研究者有重要影响。
二、20世纪元杂剧宾白研究
由于五四之后对俗文学的重视以及从西方引入戏剧理论的影响,再加上1958年关汉卿被教科文组织选为世界文化名人这一大事件的推动,20世纪以来,学者对元杂剧的研究热情高涨。在这种情况下,元杂剧的宾白研究自然也跟着兴盛起来。二十世纪早期最有成就的两位剧论家王国维和吴梅。他们不约而同的对元杂剧宾白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不同的看法。由王国维和吴梅开启的20世纪元杂剧研究可谓成果众多。据吴国钦等人的统计,20世纪元杂剧研究有专著366部,论文1057篇。[11]可是,这数百专著、千篇论文中,专论元杂剧宾白的期刊论文只有6篇,学位论文仅2篇,专论宾白的专著则一部也没有,普遍的情况是在元杂剧的总论中提及宾白的若干问题。[12]可见,与元杂剧研究的总体繁荣相比,元剧宾白的研究还是显得比较薄弱。不过,相对于古代的元剧宾白研究,20世纪还是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了新的成绩。
关键词:元杂剧;宾白;综述
作者简介:朱珊珊,女,安徽怀远县人,1987年生,武警工程大学理学院助教,中国古典文献学硕士,研究方向为元明清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05-0-04
一、二十世纪以前的元杂剧宾白研究
自从元杂剧出现,对于它的研究就开始了。从元代直到明初,出现了《录鬼簿》《中原音韵》《太和正音谱》《录鬼簿续编》等重要的元杂剧研究著作。但对于元剧宾白,这期间却几乎没有论者关注,只有零星的几则评论。如第一位元杂剧论者胡祗遹就对宾白评论道:“女乐之百伎,惟唱说焉。”“一唱一说,轻重疾徐中节合度,虽记诵闲熟,非如老僧之诵经。”[1]稍后的夏庭芝也提到“国初教坊色长魏、武、刘三人,魏长于念诵,武长于筋斗,刘长于科范,至今行之。”[2]这里的“说”和“念诵”指的便是宾白的表演。
到了明朝中叶,由于传奇兴起,为了从元杂剧中借鉴写作手法,元剧宾白开始受到一定关注。徐渭、王骥德、臧懋循、孟称舜等都对宾白进行了研究。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问题上:(1)“宾白”二字的本义,尤其是对“宾”的释义。徐渭认为:“唱为主,白为宾,故曰宾白,言其明白易晓也。”[3]姜南认为:“北曲中有全宾全白,两人对说曰宾,一人自说曰白。”[4]凌濛初、李诩、单于都赞同后者。(2)宾白的作者问题。宾白既然是元杂剧的一部分,其作者自然应该是剧作者,这本来不是问题。但臧懋循却在《元曲选序》中说:“其宾白,则演剧时伶人自为之,故多鄙俚蹈袭之语。”[5]首次抛出了对宾白作者的质疑。之后,王骥德也认为:“元人诸剧,为曲皆佳,而白则猥鄙俚亵,不似文人口吻。盖由当时皆教坊乐工先撰成间架说白,却命供奉词臣作曲,谓之填词。凡乐工所撰,士流耻为更改,故事款多悖理,词句多不通。”[6]他在评《西厢记》时又说:“往闻,凡北剧皆时贤谱曲,而白则付优人填补,故率多俚鄙;至诗句,益复可唾。《西厢》诸白,似出实甫一手,然亦不免猥浅。相沿而然,不无遗恨。”[7]王骥德坚信宾白为伶人所作,且为此深感遗憾。此后,宾白伶人作就成了主流看法。(3)宾白的评价。前文可以看出,臧懋循、王骥德认为,宾白语言“鄙俚”且存在“蹈袭”问题,对其评价很低。这也是他们认为宾白是伶人所作的主要原因。而孟称舜则认为:“予谓元曲固不及,其宾白妙处,更不可及。”又说:“盖曲体似诗似词,而白则可与小说、演义同观。”[8]他独具慧眼地指出了宾白的价值。(4)宾白的审美标准。徐渭在《题昆仑奴杂剧后》[9]中提出,散白“尤宜俗宜真”,“尤忌文字、文句及扭捏使句整齐”。虽评论对象是明杂剧,但可看出徐渭对杂剧宾白的审美取向。另外,凌濛初、沈德符、丁耀亢、黄宗羲、黄周星也提出了對宾白的审美标准,皆体现出贵自然、反骈雅的倾向。不过,他们的评论对象是传奇的宾白,而非元杂剧宾白。由这些问题的探讨可见,剧论家对元剧宾白的关注度已比前一阶段提高了。不过还是普遍对其评价不高。
清代元剧宾白研究的代表人物是李渔。他在《闲情偶寄·词曲部》中以一章的篇幅纵论宾白。李渔没有区分元剧宾白和传奇宾白,是把整个戏曲宾白当作研究对象。其宾白理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1、提高宾白的地位。元代以来,人们普遍不重视宾白,但李渔认为“宾白一道,当与曲文等视”。[10]2、提出宾白的审美标准和具体写法。李渔提出宾白的八项审美标准:声务铿锵,语求肖似,词别繁减,字分南北,文贵洁净,意取尖新,少用方言,时防漏孔。同时,他还分别详细阐述达到这八种审美标准的作法。李渔的宾白理论将宾白看作戏剧中与曲词地位相等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改前人对宾白只是零星提及,只言片语的传统,第一次对宾白进行系统化的论述。在宾白研究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对后世的剧论家如梁廷枏,吴梅都有直接影响。
晚清的梁廷枏在其《曲话》中也多次提及元剧宾白,对宾白的功能,曲白关系,以及宾白在元杂剧中的独特作用都进行了探讨。
此外,对元杂剧宾白进行评论的剧论家还有李调元、毛奇龄、焦循、杨恩寿、孔尚任、吴仪一等。不过,他们的讨论篇幅既短,也没有提出什么新问题,依然聚焦于宾白的本义和作者问题,且对这两个问题也没有提出不同于明人的新观点。只有杨恩寿关注到一个新问题——宾白的叙事功能。杨恩寿在《词余丛话》中说:“若叙事,非宾白不能醒目。”又说:“若仅以词曲叙事,不插宾白,匪独事之眉目不清,即曲之口吻亦不合。”杨氏的这一发现极富创见,可以说是后世对宾白叙事功能研究的滥觞。
总之,二十世纪之前的元杂剧宾白研究成就不高,论者不多,但已经提出了焦点问题,这几个问题在之后的元杂剧宾白研究中依然是热点。其中,成就最大的研究者是李渔,他的宾白理论丰富而系统,对后世研究者有重要影响。
二、20世纪元杂剧宾白研究
由于五四之后对俗文学的重视以及从西方引入戏剧理论的影响,再加上1958年关汉卿被教科文组织选为世界文化名人这一大事件的推动,20世纪以来,学者对元杂剧的研究热情高涨。在这种情况下,元杂剧的宾白研究自然也跟着兴盛起来。二十世纪早期最有成就的两位剧论家王国维和吴梅。他们不约而同的对元杂剧宾白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不同的看法。由王国维和吴梅开启的20世纪元杂剧研究可谓成果众多。据吴国钦等人的统计,20世纪元杂剧研究有专著366部,论文1057篇。[11]可是,这数百专著、千篇论文中,专论元杂剧宾白的期刊论文只有6篇,学位论文仅2篇,专论宾白的专著则一部也没有,普遍的情况是在元杂剧的总论中提及宾白的若干问题。[12]可见,与元杂剧研究的总体繁荣相比,元剧宾白的研究还是显得比较薄弱。不过,相对于古代的元剧宾白研究,20世纪还是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了新的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