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中国当代文学史一直处于不断地建构与重构中。程光炜、孟繁华共同编写的《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是又一“重写文学史”所取得的重大成果。在《发展史》中，著者突出强调了“发展”二字， 把当代文学史看作一个动态的、不断发展变化的文学史，认为其“文学评价尺度的变化以及文学发展方向的确定一直处于‘不确定性’之中”，两位文学史家以此为核心和切入点， 在吸取以往文学史成果的基础上，站在独立的学术立场，以其独有的思辨性和学理性明确了自己的文学史主张，对中国当代文学进行了又一次有意义的书写。《发展史》中，十七年文学作为当代文学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参与建构当代文学史本身的同时更多的带有自身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关键词：《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十七年文学;不确定性
　　孟、程二位在《緒论》中就明确提出了当代文学的发展特征就是这个“不确定性”，其“文学评价尺度的变化以及文学发展方向的确定一直处于‘不确定性’之中”，这个“不确定性 ”既有意识形态控制的因素，也体现了新的现代性焦虑，而正是这种不确定性为当代文学提供了不断言说和叙述的可能空间。《发展史》指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精髓即文艺为政治服务，这成为当代文学的出发点和目标，然而文学的内在属性却是审美性和文学性。这一矛盾必然会造成文学与政治、意识形态和主体性之间的冲突。由这两种冲突此消彼长而形成的曲折反复的政治文化实践便是当代文学“不确定性”的历史根源。同时，孟、程还认为当代文学价值尺度和文学发展方向长期处于不稳定的状态，这种不稳定状态却并不能完全归之于“一体化”的形成或解体，还源自中国社会矛盾重重的现代性，而这种现代性本身就是当代文学“不确定性”的现实根源。
　　首先，这种“不确定性”源于意识形态与主体性之间此消彼长的矛盾关系，这一矛盾冲突几乎贯穿了整个当代文学的历史进程。尽管这一特征在50-70年代尤为集中，但在80年代的文学创作中仍能看出归来作家写作的紧张与焦虑。90年代以来，“文学的生产不再只为‘文学阅读’服务，而变为为‘文化消费’服务”，文学成为以市场和消费为导向的商品，意识形态对文学创作的规约虽有弱化但仍然存在。《发展史》继承了洪子诚“一体化”的述史道路，十七年文学作为全面“一体化”时期的文学阶段，高度组织化的文学生产模式和趋同化的文学形态成为这一时期文学创作的显性特征。人物塑造上的“高、大、全”模式、颂歌、“红色经典”以及表现中国社会主义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作品，呈现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控制下的文学创作面貌。但同时作家本人的主体性意识与文学本身的内在审美性要求又必然会生发对主流书写的背离倾向。意识形态和主体性之间此消彼长的矛盾冲突关系及其政治文化实践就构成了十七年文学“不确定性”的源由。社会主义初期的文学实验中，“颂歌”与何其芳表现自我思想斗争的《回答》，萧也牧《我们夫妇之间》等虽受批判，但表现知识分子矛盾、犹疑和彷徨复杂心态的作品联系在一起，便可窥见初期文学创作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而在“红色文学的繁荣”这章，著者探讨了《红日》、《红岩》、《红旗谱》、《创业史》和《林海雪原》等家喻户晓的“红色文学” 的经典小说作品，而且也通过《千万不要忘记》等剧本分析了传统戏剧的现代转换与文艺政策不确定性之间的关系。由此我们可以窥见，意识形态话语控制和政治文化的反复实践与作家主体性之间复杂曲折的矛盾关系，从而呈现了十七年文学“不确定性”的文学形态。
　　其次，十七年文学被看做是当代文学现代性和不确定性的一种典型表达方式，它的不确定性并不完全是意识形态控制的结果，同时也体现了一种现代性焦虑。在《发展史》中，著者指出这种现代性是伴随着中国社会的重重矛盾而产生的。中国从“前资本主义”国家直接迈入社会主义社会，在建立先进政治体制和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的同时，“新的现代性矛盾也始终环绕在新中国周围，这种矛盾一开始就充满了窘迫与紧张”。中国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必然会遭遇“诸如精英与民众、集体与个人、民族与世界、民主与控制、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等问题”，然而这些矛盾在相当长的时间段里都以简化的方式做了处理，“也就是说，民族解放的总体目标成为主要任务时，其他矛盾只能在压抑中作为代价被忽略，而当面对这些具体矛盾时，就只能以一种‘不确定性’的形式作出不同的回应。”而在文学层面表现为“在思想领域控制过于紧张，文艺创作和研究明显失常的情况下，便会出现一些宽松的方针和政策;而当文艺创作和研究超越了限定的范围时，又会出现紧缩的方针、政策甚至运动。”这些都是新的现代性焦虑的反映。十七年文学便是在这种反复的政治文化实践中显现出它的多重矛盾和现代性焦虑。“一体化”政治形态下对人的意志进行的控制和压抑与人的欲望和价值表达以及“现代人”对民主、法制、公平、自由的合理性与合法性要求之间构成了矛盾张力，从而使得共和国的初期文学创作局面带有明显的实验性质。这意味着，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进程中始终交织着中国现代性的问题，而这种现代性矛盾和焦虑正是造成当代文学“不确定性”的现实根源。
　　在中国当代文学逐渐从文学作品本身的内部研究转向更为广阔的社会研究和文化研究之时，《发展史》以其政治与文化因素进入叙述，重新回到当代文学的发生期——40年代的延安文艺，并从那里开始“还原 ”了一个“历史化”的文学场域，通过剖析中国当代政治文化实践对于文学发展的牵制和影响，向我们揭示了十七年文学时期意识形态与主体性，以“矛盾重重的现代性”和“不确定性”进入整体叙述，在建构文学历史现场感的同时对其更多了一份理解和包容。他们对50-70年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的复杂性进行了清晰的概括，从而呈现出十七年文学“不确定性”的发展特征。同时，著者这种有意识地拉开距离的“不确定性”叙述，往往使得文学事件和现象本身的罗列呈现某种混乱的结构，某些作品的章节安排给人以迷惑之感，某些章节的命名也让人费解，如“激进文学”的命名本身就带有某种偏见性和模糊性。但《发展史》却更加充分、细节地叙述了十七年时期当代文学的内部制度、文学组织机构、会议报告及报刊传媒等近些年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的重要课题，补充了洪子诚《文学史》粗略叙述的部分，在当代文学史知识体系的建构上更加详尽和完整，为我们提供了又一次丰富而独特的历史书写和阅读经验。
　　作者简介：张丹枫（1996-），女，籍贯：四川通江，西南民族大学2019级中国现当代专业研究生，硕士在读，方向：现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