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谜
　　
　　时间：1958年的5月14日到6月20日。
　　地点：千顷洼。
　　场景：34000位来自附近村庄的壮小伙子，把千顷洼团团围住，捋起胳膊，舞动铁锨，推起小车，在嘹亮的劳动号子和喇叭声中，一个个土方做起来，一道道围堤立起来，一条条渠道挖出来。伴随着人们急于改天换地建功立业的情怀，仅仅38天后，一个中国人喜欢的三和八的数字后，千顷洼东湖筑堤工程胜利竣工。工程速度之快，令今人也只能望其项背。紧跟着开渠、建闸、移民，东湖蓄水工程很快完成了，此地，将要出现一个面积60平方公里的人工
　　在第二年的汛期，人们喜滋滋地看着畅快的流水乖乖地停留在堤坝里，水一点点上涨，淹没了曾经的耕地，曾经的房屋，曾经的玩耍嬉戏的灌木丛。人们心中也有些不舍，但透过那清澈的流水，人们似乎看到了大片绿油油的麦田，看到了金黄色翻腾的麦浪，笑容，又重新浮现在人们脸上。
　　这是我们从衡水的老人们那里得到的一个记忆中的场景，他们告诉我们，在今日的衡水湖之前，曾经还有这样一个1959年的衡水湖。辉煌、自豪、成功、喜悦，这是他们回忆1958年修水库的关键语汇。但当时谁也没想到，仅仅三年之后，这个凝聚了人们深厚希望的水库会放掉“珍贵”的水，重新种起庄稼，这是为什么呢?修水库修错了吗?当时为什么修水库呢?
　　
　　小麦亩产与水库风潮
　　
　　“那时修水库，是想搞水浇地，提高小麦产量，让老百姓吃饱肚子。”1958年到衡水县出任第一书记，后来出任地区第一书记的张荫昌老人告诉我们说。
　　“当时小麦亩产才23斤6两啊(当时十六两一斤)!怎么，不相信吧?”张书记看着我们笑着说，“我当时没来衡水工作时也不相信，别的人也不相信。来这工作后我叫各公社统计了一下当年的小麦亩产量，只有23斤6两。”老人见我们一脸疑惑，又解释说，当时一亩麦地播下的种子就要15斤，可种下麦子老天不下雨，地又碱，缺苗断垅，老百姓把一亩地的麦子割下来，也只有一背筐，要不是亲眼所见，确实难以想象。
　　当时就是希望能通过修建水库搞水浇地，提高小麦亩产。全国各地修建水库的热潮也给了人们极大的鼓舞作用。
　　当时正是1958年，一个高唱“我是天皇，我是玉皇，三山五岳尽开道”的相信人定胜天的时代。政府大力提倡农田水利建设，号召“一块地对一块天”，“把天上的水都蓄起来”。那时的水库，尤其是由市县组织修建的小型水库，每年以几千座的速度增长。其势头之猛，令人惊骇。根据水利部建设管理司和发展研究中心2003年的统计，1949年建国之时，全国仅拥有大型水库6座，中型水库17座；半个世纪之后，全国水库增至8万多座，而其中大型水库的四分之三、中型水库的三分之二、小型水库的百分之九十建于“大跃进”和“文革”期间。
　　就在千顷洼的上游，当时也修筑了大大小小不少水库。顺民庄的董海水支书告诉我们，“当时全国各地都修水库，上游就修了几十座水库呢。”这样的热潮无疑也感染了衡水地区的人民，水库的工程很快就展开了。
　　
　　修建水库始末
　　
　　大跃进时的人们仿佛有着使不完的劲，耗不完的热忱。说干就干，1958年5月，衡水成立了干顷洼灌溉工程委员会，围绕东洼修了一圈堤防形成东库，再在东库偏北的地方筑了一道小堤，把东库分为南北两库，也称为一库二库，这样的好处是可以节省土地，水量小时北库可种地，水量大时才用北库。围堤全长41公里，共做土方210万立方米，计划灌溉土地81万亩。同时，为方便管理千顷洼，衡水、枣强、冀县、武邑四县因为千顷洼工程的建立合为一个衡水大县，张荫昌出任第一书记。34000个村民，这个浩大的工程，仅仅38天就完成了。
　　水库围堤修好后，衡水开挖了北干渠、中干渠、南干渠，这是四县向衡水湖引水的渠道。另外，衡水还开挖了冀码引水渠，使滏阳河的水能流到千顷洼，保障水源。另外修筑了进水闸和中隔堤节制闸，还有冀码渠首的引水闸。至此，水库的配套工程基本完成。
　　同时，洼里的村民和农场也从洼里搬迁了出来。1958年水库修好后，洼里顺民庄和胡家庄两个村子62户286人全部迁到了洼外，分散地并到了其他村子里。他们的土地和家园连同其他20多个村子在洼里的部分土地，华北第一农场——冀衡农场的两万多亩地，一同沉到了水底。
　　1959年汛期时，千顷洼正式引水，蓄水1亿多立方米，和今天的衡水湖水面类似。看着“天地换新颜”，千顷洼几千年来第一次因为人力变成了“水库”，张荫昌欣然写下了“南看衡湖汪洋水，赛过江南洞庭湖”的诗句。至此，干顷洼翻开了新的一页，也正式改名叫“衡水湖”。这就是今日的“衡水湖”之前的“衡水湖”。水库的双刃
　　人们沉浸在“洼地出平湖”的喜悦中，却很少有人注意到修建过程中的种种隐患。由于缺乏专业人员的设计规划以及施工监督，千顷洼水库隐患重重。
　　首先让人们惊讶的是粮食产量不但没提高，反而下降了。原来因为设计上重蓄轻排，缺乏配套的排沥排涝设施。加上“一滴水就是一粒粮”的观念在当时的宣传下颇为盛行，人们只想着蓄水的优势，于是水库年年保持高水位。水库水位高，回渗到地下，使地下水位抬升，地下水中的盐碱就通过蒸发作用被带到地面，导致水库周围大面积盐碱化。
　　1958年全区盐碱地面积160多万亩，1963年增加到240多万亩，水库蓄水的三年内盐碱地比过去十年还增加得多。当时的冀县县委副书记王义荣回忆说，当时盐碱已经很厉害，西边湖外几里地连草都不长了，远远看去白花花的一片。
　　盐碱化程度加深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粮食产量逐年滑坡。看着那曾经充满希翼的浩瀚湖面，再看看卿下白花花的土地，人们只能望湖兴叹。家住衡水湖西南两公里大齐村的刘老汉说：“由于衡水湖的蓄水，使村子里的地盐碱化严重，什么庄稼也不长了，只能种抗盐碱的向日葵，整个村子里的人全靠吃返销粮生活。当时，衡水湖周边的许多村庄都是这样。”农场老工人管凤鸣师傅告诉我们，农场在西洼的地也受到水库蓄水盐碱化影响，产量急剧下降。周围村民和农场人的生活都不同程度受到了影响。
　　人们渴望的滚滚麦浪的场景始终没有出现。盐碱化暂且不说，看着碧波荡漾的水，人们却缺乏足够的提水设备，有水提不上来。张荫昌书记回忆说，“蓄水为灌溉创造了条件，但因当时物质条件所限，投资不足，一些配套工程没能及时跟上，又缺少机器抽水，就发动劳改人员做机器，但量太小，解决不了问题，只能大水漫灌，既浪费了水源，效率又低，蓄的水大多用不上，结果是守着 水种旱地。”
　　衡水人也没想到，自己辛苦修建起来为人民造福的水库会带来威胁。由于当时缺乏全面统筹规划，干顷洼水库的质量问题不容乐观。它的围堤设计单薄，也没有防风设施，所以水位一高，风浪一大，围堤就很危险，有的地方堤坡已经坍塌，情况严重。村民们知道一旦堤坝坍塌，后果不堪设想，这种人工积蓄在一个高于地面的“盒子”里的水一旦爆发出来的能量，比自然奔流而来的洪水破坏性大得多。因此，一到汛期，村民们就忙于防风抢险，动用了大量人力物力，还常常担惊受怕。身旁有个不稳定的水库就仿佛头上顶着一缸水，随时可能倾倒出来，周围的老百姓怎能不担心呢。
　　老百姓的担心不是多余的，据统计，在当时“人定胜天”口号的指引下，病险水库以平均每年千座的速度增长，根据财政部和水利部“病险水库治理对策研究”课题组的考证，从1957年“大跃进”时起，至“文革”结束的这一段时间，全国水库平均每年垮坝200多座，影响范围遍及全国。最剧烈的一次是河南驻马店水库垮坝事件，官方数据称，造成了至少2．6万人丧生。
　　另一方面，因水库而迁徙的顺民庄和胡家庄以及被淹了土地的其他村村民和搬迁的冀衡农场人，看着水库也是有苦说不出。他们的耕地、房屋、祖祖辈辈的家业，尽数淹没在这让人恨也让人爱的大水中。还有清朝修筑的那条贯穿整个千顷洼的吴公渠，曾因造福四方被无数老百姓和诗词歌赋赞颂过，现在也只能静静卧在水中，停止了它对这一方水土的操劳。
　　
　　无可奈何水流去
　　
　　水库由希望变成了失望，由救星变成了负担。随着大跃进的结束，反思的开始，衡水也开始正视自己的水库工程。1962年，老百姓向政府提议放水恢复耕地。多方权衡后，地方政府报请石家庄专署水利局批准，千顷洼水库弃水还耕，于是1962年五六月份扒开口子把水放走了。
　　千顷洼的耕地、渠道又重新露了出来，湿漉漉的，经过三年的水泡已经模样大变，但在村民们眼里却充满了新的希望。部分顺民庄的村民甚至没等到政府正式允许就偷偷溜了回来，迫不急待地拥抱这片土地。1958年搬迁到小辛集的冀衡农场刚在那修了厂房安顿好，还没喘一口气，1962年也匆匆迁回来重建家园。
　　就这样，1958年迅速建起的水库，又迅速地消逝了。千顷洼又回到了耕种的自然状态。直到1985年以后，因为灌溉的需要，衡水湖又成为了水库，这就是今天我们所熟悉的美丽的衡水湖。
　　今日的衡水湖，莲叶接天，游人如织。但不知有多少人会想起，那个衡水湖之前的“衡水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