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们常说：“你们看，我教的学生，换了一茬又一茬。”脸上总挂着自豪。
　　学生们心里也在盘算：教我们的老师换了一拨又一拨，什么时候是个头呀？
　　那时，我坐在教室里，整天围着书本转，总以为老师是绝对的权威，是我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可是，一眨眼工夫，我已经学完了所有的课程，校园离我越来越远。蓦然回首，我的老师已经成为遥远的过去，站在永远的记忆里。
　　见过再多的老师，最后能记住的就那么几个，一旦记住，想忘都忘不了，几十年之后，仍能脱口说出他们的名字。
　　闫花兰，是我小学五年级的语文老师，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讲一口标准的普通话，性情偏急，说到激动处，就用手指头戳眼睛架。
　　她规定我们写周记。起初，我的周记经过筛选，总能被她当范文在班上念。不知是习惯还是信任，渐渐地，她就不预览了，直接把我的周记收上来，就念给同学们听，搞得我自豪又紧张（生怕自己写得不好，老师一念，让同学们笑话）。
　　我在一次描写考场上老师一走到我身边我就停笔不写时，用了这样一句“就像母鸡下蛋，不喜欢别人站在旁边看”。闫老师大加赞赏，夸得我心花怒放，那美滋滋的感觉，几十年后，仿佛还在心中荡漾。我想，我后来爱上文学，和闫老师应该有直接关系。
　　闫老师给我的帮助肯定不止这一点。记得有一天，她主动找到我，说她喜欢吃鸡蛋，让我家里有了鸡蛋就卖给她，价钱和别人一样，一毛一个。我知道她是变着法儿帮我，心里感激说不出口，只恨不得家里的母鸡把蛋下大一点。
　　有一天，家里攒足了20个鸡蛋，我就用花布兜着，一路小跑，直接到了闫老师的办公室。不幸的是，有一个成了坏蛋，裂了一条缝，隐约可见里面的黄。我红着脸说：“那就，一块九吧。”
　　闫老师笑着递给我两块钱，说：“我没零钱，你也没钱找呀！这个坏蛋不要紧，晚上回家就吃了它。”
　　我这才放心地拿着钱出来。事有凑巧，那天下午，县新华书店到我们学校来摆摊，摊边挤满了学生。我当然不会放过这种机会，围着书摊转来转去，越转口袋捂得越紧，生怕里面的钱会长了翅膀飞掉了。眼看要收摊了，我咬牙决定买一本最经典的书。我已经在脑袋里过了三百次了，就买《唐诗三百首》。这可都是从唐朝流传下来的呀，它不经典谁经典？
　　书价一块两毛五，整整花掉了我十二个半鸡蛋。我总算想明白，今天那个鸡蛋为什么要裂成两半了。
　　值得庆幸的是，我妈没在鸡蛋上大做文章，她只是啧啧两下，说：“书硬是比鸡蛋值钱呢，一本书就能换走十几个鸡蛋。”
　　余位义，我初三的语文老师。典型私塾老先生的形象，满腹经纶，一脸严肃，一天到晚逼着我们背古文，且从不手软。《岳阳楼记》就是在他手里倒背如流的，直到今天，我仍能随口背来。真正体会到他手硬，是一次贪玩，没听见上课铃声，他从后面狠狠给了我一“栗凿”，打得我眼冒金星。
　　中考之后，我是班上唯一一个考上县一中的。体检时，他带我住在他家里，大夏天的中午，为了不影响我休息，他把老婆孩子都赶了出去。在所有的老师中，他应该是最有个性的了。
　　季彬，是我高三的数学老师。那时，他还是个处在恋爱期的小伙子，英俊挺拔，爱穿皮鞋，百米赛跑少有对手。这都不是我记住他名字的理由。
　　 那年高考，数学相当难，我用先易后难的办法做了一遍之后，才发现，有六十多分的题还没动笔。正是盛夏，我却感觉冷汗顺着后背往下流（决不夸张）。片刻的镇定之后，我开始挤牙膏，硬着头皮往下做。整个过程云里雾里，根本不知自己做了些什么。等走出考场，进了休息室，看见一个复读的女生正在埋头痛哭。
　　我心里憋得慌，连忙转头走出去，就在走廊上碰到了季老师。他兴致勃勃，笑着问：“黄春华，考得怎么样？”我没作声，摇了摇头。他拍拍我的肩膀，说：“你肯定考得不错……”我没等他话说完，就大吼：“你怎么知道呢？”我想我是疯了，一甩头就跑开了。
　　最后一门考完之后，季老师碰见我，仍是一脸笑，并说请我去看电影（高中是不准看电影的）。电影自然是没心情看，但那笑却一直留在了我心里，那是我一生中遇到的最宽容的笑。
　　如今，我的孩子已经走进了校园，他也在遇到一拨拨的老师，而我还会在不经意间想起我的老师，并常常会产生一种强烈的愿望——想和我的老师坐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