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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鲁艺音乐系，是我国近现代音乐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它不仅为中国共产党培养了大批抗战音乐工作者，更成为新中国音乐事业的摇篮。为适应特殊的时代环境和历史任务，鲁艺音乐系初始时期在教学方面所作出的尝试与探索，对我国现代音乐教育事业仍有着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延安 鲁艺音乐系 教学活动 中国近现代音乐史
中图分类号：J6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359（2019）06-0120-03
曾任魯迅艺术文学院音乐系主任、著名作曲家兼音乐评论家吕骥，晚年在其文章《鲁艺的音乐轨迹》中这样评价鲁艺音乐系：“鲁艺的存在是历史的产物，她在历史上留下的轨迹是不可磨灭的。它在艺术教育上走的是一条崭新的道路，为我国艺术教育创建了新的体系。她的工作对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建国后都作出了贡献，她的经验是有价值的。”[1]作为我国近代一个专业音乐系科，鲁艺音乐系不仅为中共革命事业做出了重要的作用，更为新中国文艺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而其相关历史却被日渐尘封。鉴于此，本文将从教学资源、教学内容及教学模式三个方面，截取鲁艺音乐系初探时期（即1938年音乐系成立到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之前）的教学活动，试图重构那段被尘封的音乐历史。
一、教学资源：因地制宜，扬长避短
在中日民族矛盾激化、国共关系错综复杂、国际局势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以及物质严重缺乏的自然环境之下，鲁艺音乐系师生在教学实践上受到很大的局限。音乐系教员向隅在《一年来的鲁艺音乐系》中提到，音乐系教学实践上的困难有一点是“物质条件极差，没有参考书，同学找不到研究的材料”[2]，最明显的是在教学器物与文献材料配备上的短缺，如教材、乐器等。鲁艺音乐系第四期教员瞿维曾回忆到：“抗日战争时期的延安是一个十分艰苦的地方。鲁迅艺术文学院成立以后，音乐方面的设备非常缺乏。1941年的春天忽然传来一个消息，将要从重庆运来一架钢琴……过了一些日子，这架钢琴终于用汽车翻山越岭运到了延安。这是一架古老的德国琴，琴键已经松散了。但不管怎样，我们总是有了一架钢琴了;恐怕延安的深山沟里也是第一次响起钢琴的声音吧！这在今天看来虽然是无足轻重的事，可是在当时却可以算作是一件‘头号新闻’呢！”[3]由此可见，鲁艺音乐系虽作为中共创办的专业音乐系科，依然要面对教学资源严重不足的问题。
面对这种情况，音乐系师生充分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因地制宜地创造教学所需材料，如乐器、教材等。音乐系教员向隅提出：“没有学习的乐器，破烂的乐器，胡琴、笛子、简单的打击乐器如竹板都被利用了;没有合适的参考书，新的诗歌、旧的歌谣、宗教作品、儿童歌曲全是研究的对象。”[4]音乐家李凌也在其散记中提到音乐系师生动手制作乐器：“音乐系的设备是很简陋的，只有一架风琴，几个自己带去的小提琴和二胡、三弦、笛子、唢呐等，没有低音乐器，阿梁就用洋油桶来改装。”[5]“大提琴张贞黻于1940年冬到延安鲁艺音乐系任教，并在桥儿沟山沟里成立了‘乐器试制室’，用核桃木做背板，红松木做面板，制作小提琴以用于教学，在他的努力下，终于在延安制成了第一把精致的小提琴。在这些音乐家的影响和带动下，更多的热血青年来到了延安。”[6]
除了制作教学材料，如何发挥现有教学材料最大价值，更是鲁艺音乐系师生考虑的问题。在此过程中，他们做到了扬长避短。扬长，即通过发挥已有教学资源的最大价值，如充分利用仅有的一台钢琴进行练习和演出等;避短，则是从实际出发，减少大型乐队作品的创作以及演出等，缓和了教学需求与教学配备不足之间的矛盾。音乐系第四届学员孟于回忆道：“后来从重庆那送来一架钢琴，只有刘幼雪、瞿维、寄明三个钢琴专业的才能弹。我们都不能摸。我们经常在教堂前一个小台上练声，那儿有一架小小的风琴，我们都排着队去练声。”[7]除了作为练习所用，这台钢琴还用于音乐会演出。“从此，桥儿沟鲁艺的校园里响起了钢琴的声音，延安的音乐会上出现了钢琴独奏和伴奏的节目。音乐系女教师寄明在音乐会上弹奏过贝多芬、肖邦、门德尔松等音乐大师的钢琴曲。她不仅用钢琴为唐荣枚、李丽连、潘奇、郑律成、夏青等人的独唱或独奏伴奏过，为《黄河大合唱》伴奏过，还和瞿维为杜矢甲举办的个人独唱音乐会进行了成功的伴奏。”[8]
音乐系这种教学资源短缺的情况，也引起了国际友人的关注。“印度援华医疗队的医生们观看了《黄河大合唱》的演出后十分激动，1939年冬天，他们把从国内带来的一大批英语原版音乐唱片、音乐书籍以及一台德国普鲁士威克牌手摇落地式唱机，赠送给了鲁艺音乐系。其中，唱片有贝多芬的第三、第五、第七交响曲，也有肖斯塔科维奇的名曲……”[9]这些帮助，对于当时艰苦办学的鲁艺音乐系师生来说可谓雪中送碳，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音乐系教学资源短缺的情况。
二、教学内容：应时所需，渐趋专业
鲁艺音乐系是肩负时代使命，应民族复兴之重任而成立的，在其教学内容的变化轨迹上，必然留下历史演进的痕迹。在鲁艺音乐系初期包括第一届到第四届后期共5年的时间里，鲁艺音乐系的教学内容随着局势的需要以及自身教学体系的不断完善而不断改变，整体显现出“应时所需，丰富多样”的特点。
由于抗战局势紧迫，鲁艺音乐系创立初期的人才培养计划主要侧重于培养适合于抗战的艺术干部，加之缺乏办学经验，没有形成科学完善的教学体系，因此在课程设置上以及教学成果的预期上都相对的保守。鲁艺音乐系的第一届教育计划要求学生：“1.能作简单的歌曲;2.能准确的唱各种歌曲;3.能弄两三种乐器;4.能指挥齐唱队。”[10]可以看出，作为毕业标准，这些要求还是比较低级的，因此，相应的教学内容（普通乐学、试唱、听觉训练、作曲法、发声、指挥、朗诵、合唱、乐器合奏、音乐概论、作歌法、自由作曲）专业性也不高。到了第二届，教学目标改变为培养“能唱、写简单的群众歌曲，能领导小型歌咏队或乐队，并具有运动所需要的各方面的音乐知识，可充任一般剧团宣传队的指挥、音乐干事，乐队，或中小学的音乐教员。”[11]因为教学目标的提升，音乐系第二届的课程设置比前一届更为科学合理，内容更为多样。首先，在教学进度安排上，这一届的教学分为三个单元进行，第一单元音乐系与戏剧系合并为戏音系一同上课，第二、第三单元两系分开来单独进行教学。在教学内容上，除原本的12门课程外，还增补了表演、秧歌、排练演习等实用性课程以及民间音乐、音乐讲座、歌剧音乐等理论性课程。这种正规化、专门化的倾向到了第三、第四届越来越明显，特别是共同必修科目（共同必修科为戏剧系、音乐系、美术系、文学系四个系共同必修科目）设置上，政治理论科目所占比例越来越小，而文艺理论科目所占比例则大幅提升的现象，更加有力地说明了这种朝着正规化、专门化发展的倾向。到了音乐系第四届，专业基础理论课除了中西方音乐史，还新增新音乐运动史、民间音乐研究;专业技术课除了视唱、练耳，还新增了和声学、对位法等。 从音乐系第一届到第四届的课程设置的变化可以看出，鲁艺音乐系不断朝着正规化、专门化的方向发展，并体现出一种“应时所需，渐趋专业”的特点。
三、教学模式：结合理论，注重实践
鲁艺音乐系的教学模式，取决于其独特的办学取向。由于承担着宣传中共政策、培养抗战音乐干部的任务，鲁艺音乐系在其教学过程中非常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并逐步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掌握理论，注重实践”的教学模式。
鲁艺音乐系在教学实践中十分注重理论的指导作用。鲁艺第二届教育方针明确指出，“以马列主义的理论与立场，在中国新文艺运动的历史基础上，建设中华民族新时代的文艺理论与实际，训练适合今天抗戰需要的大批艺术干部。团结与培养新时代的艺术人材，使鲁艺成为实现中共艺术政策的堡垒与核心。”[12]“现行教育方针不仅要训练大批适合于今天抗战需要的一般艺术工作的干部，而且要培养许多新时代的文艺人才，许多专门家。不仅要学习一般的艺术能力，并且要研究理论与实际。”[13]在具体课程设置上，鲁艺第一届共开设八门共同必修科理论课，包括：列宁主义、中国革命、辩证法、中国文艺运动、艺术论、苏联文艺、共产党、军事。到了第二届依然注重对理论的学习，教学计划要求：“理论课：凡政治理论及一般文艺理论属之，占全部课程时间1/3。一般文艺理论又占全部理论课时之1/3。”[14]除各系共同必修的六门理论课（时事分析、中国革命与中共共产党、毛泽东思想、文艺新方向、社会科学概论、文艺工作）之外，音乐系专修课还新增民间音乐、音乐讲座、歌剧音乐三门理论性课程。第三、第四届的鲁艺音乐系同样注重理论的指导作用，并继续按照前两届的教育模式进行。可以说，鲁艺音乐系办学初期是十分重视理论指导作用的，从后来音乐系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来看，坚持理论的指导地位是正确的。
其次，鲁艺音乐系也非常强调课外的教学实践。为了配合抗战的实际需求，培养适合抗战的文艺工作者，音乐系从第一届开始就将外出实习列入教学计划。第一届的教育时间为期6个月，分两个学期，其中正式授课时间为三个月，实习时间为三个月。教育计划所显示出来的信息就是，授课与实习处在同样的位置上，正式授课与外出实习对于当时的整个鲁艺来说是同样重要。第二届的教育计划与第一届的教育计划一样，注重课外实习，原计划以八个月为期限，后来改为九个月期限，分为两个学期，每个学期三个月，第一学期修毕后，系里分发实习三个月再回院续修第二学期，连实习期共为九个月。第三届后期开始，为了配合实行专门化的计划，鲁艺教育计划中外出实习的时间逐步减少，反之授课的时间则大大增加。
经常性的演出活动，也是鲁艺音乐系办学初期课外实践的重要部分。文学家茅盾在其散记中这样说道：“鲁艺的教学，注重实践，譬如戏剧系和音乐系‘实践’的场所是经常演出——开晚会……”[15]鲁艺音乐系初期经常成立各种音乐团体，举办各种音乐会，如由音乐系领导成立的鲁艺音乐工作团，经常与音乐系联合举办音乐会，一般是一个月一次。此外，音乐系还经常独自承办音乐会。“延安音乐演出史上最有名的演出，是1942年1月鲁艺音乐系举行的所谓‘大音乐会’。这次音乐会正规隆重，具有很鲜明的学院派风格……这次音乐会的节目十分丰富，包括古今中外各种主要声乐和器乐形式。合唱大部分采用混声合唱，有表现男子汉勇武的男声合唱《猎人大合唱》，还有纯净柔美的女声合唱《天使》。由吕骥根据郭沫若的长诗谱曲的《凤凰涅槃大合唱》，内含男高音独唱、女高音独唱、领唱、合唱，结尾则是八个声部的大合唱……”[16]在这种高强度的艺术实践之下，大批适合于抗战的音乐工作者从鲁艺音乐系的摇篮中走出。
鲁艺音乐系初期在教学资源、教学内容、教学模式三个方面所形成的办学特色，是在中共在抗战的特定历史环境之下，应特定的历史任务而形成的。它不仅为抗战时期的中共阵营输送了大批既有深厚理论基础，又具备丰富实践经验的抗战音乐人才，为中共革命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更为其后新中国培养储备了一大批优秀的音乐工作者，为新中国音乐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此，鲁艺音乐系所走过的历史道路，无论何时都不应被遗忘！
注释：
[1]吕骥：《鲁艺的音乐轨迹》，载于艾克恩编《延安文艺回忆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5月第1版，第288页。
[2][4][11]谷音，石振铎合编：《东北现代音乐史料》第二辑（鲁迅文艺学院历史文献），1989年8月，第66页。
[3]任文主编：《永远的鲁艺·下册》，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14年6月第1版，第37-38页。
[5]艾克恩编：《延安文艺回忆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5月第1版，第329页。
[6][7]王丽虹：《延安鲁艺音乐教育中的政治因素》，博士学位论文，福州：福建师范大学，2010年，第71页。
[8]王培元著：《延安鲁艺风云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12月第2版，第132页。
[9]王培元著，《延安鲁艺风云录》，第131页。
[10]谷音，石振铎合编，《东北现代音乐史料》第二辑（鲁迅文艺学院历史文献），第5页。
[12]谷音，石振铎合编：《东北现代音乐史料》第二辑（鲁迅文艺学院历史文献），第51页。
[13]谷音，石振铎合编：《东北现代音乐史料》第二辑（鲁迅文艺学院历史文献），第52页。
[14]谷音，石振铎合编：《东北现代音乐史料》第二辑（鲁迅文艺学院历史文献），第8页。
[15]艾克恩编：《延安文艺回忆录》，第14页。
[16]王培元著：《延安鲁艺风云录》，第133页。
关键词：延安 鲁艺音乐系 教学活动 中国近现代音乐史
中图分类号：J6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359（2019）06-0120-03
曾任魯迅艺术文学院音乐系主任、著名作曲家兼音乐评论家吕骥，晚年在其文章《鲁艺的音乐轨迹》中这样评价鲁艺音乐系：“鲁艺的存在是历史的产物，她在历史上留下的轨迹是不可磨灭的。它在艺术教育上走的是一条崭新的道路，为我国艺术教育创建了新的体系。她的工作对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建国后都作出了贡献，她的经验是有价值的。”[1]作为我国近代一个专业音乐系科，鲁艺音乐系不仅为中共革命事业做出了重要的作用，更为新中国文艺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而其相关历史却被日渐尘封。鉴于此，本文将从教学资源、教学内容及教学模式三个方面，截取鲁艺音乐系初探时期（即1938年音乐系成立到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之前）的教学活动，试图重构那段被尘封的音乐历史。
一、教学资源：因地制宜，扬长避短
在中日民族矛盾激化、国共关系错综复杂、国际局势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以及物质严重缺乏的自然环境之下，鲁艺音乐系师生在教学实践上受到很大的局限。音乐系教员向隅在《一年来的鲁艺音乐系》中提到，音乐系教学实践上的困难有一点是“物质条件极差，没有参考书，同学找不到研究的材料”[2]，最明显的是在教学器物与文献材料配备上的短缺，如教材、乐器等。鲁艺音乐系第四期教员瞿维曾回忆到：“抗日战争时期的延安是一个十分艰苦的地方。鲁迅艺术文学院成立以后，音乐方面的设备非常缺乏。1941年的春天忽然传来一个消息，将要从重庆运来一架钢琴……过了一些日子，这架钢琴终于用汽车翻山越岭运到了延安。这是一架古老的德国琴，琴键已经松散了。但不管怎样，我们总是有了一架钢琴了;恐怕延安的深山沟里也是第一次响起钢琴的声音吧！这在今天看来虽然是无足轻重的事，可是在当时却可以算作是一件‘头号新闻’呢！”[3]由此可见，鲁艺音乐系虽作为中共创办的专业音乐系科，依然要面对教学资源严重不足的问题。
面对这种情况，音乐系师生充分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因地制宜地创造教学所需材料，如乐器、教材等。音乐系教员向隅提出：“没有学习的乐器，破烂的乐器，胡琴、笛子、简单的打击乐器如竹板都被利用了;没有合适的参考书，新的诗歌、旧的歌谣、宗教作品、儿童歌曲全是研究的对象。”[4]音乐家李凌也在其散记中提到音乐系师生动手制作乐器：“音乐系的设备是很简陋的，只有一架风琴，几个自己带去的小提琴和二胡、三弦、笛子、唢呐等，没有低音乐器，阿梁就用洋油桶来改装。”[5]“大提琴张贞黻于1940年冬到延安鲁艺音乐系任教，并在桥儿沟山沟里成立了‘乐器试制室’，用核桃木做背板，红松木做面板，制作小提琴以用于教学，在他的努力下，终于在延安制成了第一把精致的小提琴。在这些音乐家的影响和带动下，更多的热血青年来到了延安。”[6]
除了制作教学材料，如何发挥现有教学材料最大价值，更是鲁艺音乐系师生考虑的问题。在此过程中，他们做到了扬长避短。扬长，即通过发挥已有教学资源的最大价值，如充分利用仅有的一台钢琴进行练习和演出等;避短，则是从实际出发，减少大型乐队作品的创作以及演出等，缓和了教学需求与教学配备不足之间的矛盾。音乐系第四届学员孟于回忆道：“后来从重庆那送来一架钢琴，只有刘幼雪、瞿维、寄明三个钢琴专业的才能弹。我们都不能摸。我们经常在教堂前一个小台上练声，那儿有一架小小的风琴，我们都排着队去练声。”[7]除了作为练习所用，这台钢琴还用于音乐会演出。“从此，桥儿沟鲁艺的校园里响起了钢琴的声音，延安的音乐会上出现了钢琴独奏和伴奏的节目。音乐系女教师寄明在音乐会上弹奏过贝多芬、肖邦、门德尔松等音乐大师的钢琴曲。她不仅用钢琴为唐荣枚、李丽连、潘奇、郑律成、夏青等人的独唱或独奏伴奏过，为《黄河大合唱》伴奏过，还和瞿维为杜矢甲举办的个人独唱音乐会进行了成功的伴奏。”[8]
音乐系这种教学资源短缺的情况，也引起了国际友人的关注。“印度援华医疗队的医生们观看了《黄河大合唱》的演出后十分激动，1939年冬天，他们把从国内带来的一大批英语原版音乐唱片、音乐书籍以及一台德国普鲁士威克牌手摇落地式唱机，赠送给了鲁艺音乐系。其中，唱片有贝多芬的第三、第五、第七交响曲，也有肖斯塔科维奇的名曲……”[9]这些帮助，对于当时艰苦办学的鲁艺音乐系师生来说可谓雪中送碳，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音乐系教学资源短缺的情况。
二、教学内容：应时所需，渐趋专业
鲁艺音乐系是肩负时代使命，应民族复兴之重任而成立的，在其教学内容的变化轨迹上，必然留下历史演进的痕迹。在鲁艺音乐系初期包括第一届到第四届后期共5年的时间里，鲁艺音乐系的教学内容随着局势的需要以及自身教学体系的不断完善而不断改变，整体显现出“应时所需，丰富多样”的特点。
由于抗战局势紧迫，鲁艺音乐系创立初期的人才培养计划主要侧重于培养适合于抗战的艺术干部，加之缺乏办学经验，没有形成科学完善的教学体系，因此在课程设置上以及教学成果的预期上都相对的保守。鲁艺音乐系的第一届教育计划要求学生：“1.能作简单的歌曲;2.能准确的唱各种歌曲;3.能弄两三种乐器;4.能指挥齐唱队。”[10]可以看出，作为毕业标准，这些要求还是比较低级的，因此，相应的教学内容（普通乐学、试唱、听觉训练、作曲法、发声、指挥、朗诵、合唱、乐器合奏、音乐概论、作歌法、自由作曲）专业性也不高。到了第二届，教学目标改变为培养“能唱、写简单的群众歌曲，能领导小型歌咏队或乐队，并具有运动所需要的各方面的音乐知识，可充任一般剧团宣传队的指挥、音乐干事，乐队，或中小学的音乐教员。”[11]因为教学目标的提升，音乐系第二届的课程设置比前一届更为科学合理，内容更为多样。首先，在教学进度安排上，这一届的教学分为三个单元进行，第一单元音乐系与戏剧系合并为戏音系一同上课，第二、第三单元两系分开来单独进行教学。在教学内容上，除原本的12门课程外，还增补了表演、秧歌、排练演习等实用性课程以及民间音乐、音乐讲座、歌剧音乐等理论性课程。这种正规化、专门化的倾向到了第三、第四届越来越明显，特别是共同必修科目（共同必修科为戏剧系、音乐系、美术系、文学系四个系共同必修科目）设置上，政治理论科目所占比例越来越小，而文艺理论科目所占比例则大幅提升的现象，更加有力地说明了这种朝着正规化、专门化发展的倾向。到了音乐系第四届，专业基础理论课除了中西方音乐史，还新增新音乐运动史、民间音乐研究;专业技术课除了视唱、练耳，还新增了和声学、对位法等。 从音乐系第一届到第四届的课程设置的变化可以看出，鲁艺音乐系不断朝着正规化、专门化的方向发展，并体现出一种“应时所需，渐趋专业”的特点。
三、教学模式：结合理论，注重实践
鲁艺音乐系的教学模式，取决于其独特的办学取向。由于承担着宣传中共政策、培养抗战音乐干部的任务，鲁艺音乐系在其教学过程中非常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并逐步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掌握理论，注重实践”的教学模式。
鲁艺音乐系在教学实践中十分注重理论的指导作用。鲁艺第二届教育方针明确指出，“以马列主义的理论与立场，在中国新文艺运动的历史基础上，建设中华民族新时代的文艺理论与实际，训练适合今天抗戰需要的大批艺术干部。团结与培养新时代的艺术人材，使鲁艺成为实现中共艺术政策的堡垒与核心。”[12]“现行教育方针不仅要训练大批适合于今天抗战需要的一般艺术工作的干部，而且要培养许多新时代的文艺人才，许多专门家。不仅要学习一般的艺术能力，并且要研究理论与实际。”[13]在具体课程设置上，鲁艺第一届共开设八门共同必修科理论课，包括：列宁主义、中国革命、辩证法、中国文艺运动、艺术论、苏联文艺、共产党、军事。到了第二届依然注重对理论的学习，教学计划要求：“理论课：凡政治理论及一般文艺理论属之，占全部课程时间1/3。一般文艺理论又占全部理论课时之1/3。”[14]除各系共同必修的六门理论课（时事分析、中国革命与中共共产党、毛泽东思想、文艺新方向、社会科学概论、文艺工作）之外，音乐系专修课还新增民间音乐、音乐讲座、歌剧音乐三门理论性课程。第三、第四届的鲁艺音乐系同样注重理论的指导作用，并继续按照前两届的教育模式进行。可以说，鲁艺音乐系办学初期是十分重视理论指导作用的，从后来音乐系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来看，坚持理论的指导地位是正确的。
其次，鲁艺音乐系也非常强调课外的教学实践。为了配合抗战的实际需求，培养适合抗战的文艺工作者，音乐系从第一届开始就将外出实习列入教学计划。第一届的教育时间为期6个月，分两个学期，其中正式授课时间为三个月，实习时间为三个月。教育计划所显示出来的信息就是，授课与实习处在同样的位置上，正式授课与外出实习对于当时的整个鲁艺来说是同样重要。第二届的教育计划与第一届的教育计划一样，注重课外实习，原计划以八个月为期限，后来改为九个月期限，分为两个学期，每个学期三个月，第一学期修毕后，系里分发实习三个月再回院续修第二学期，连实习期共为九个月。第三届后期开始，为了配合实行专门化的计划，鲁艺教育计划中外出实习的时间逐步减少，反之授课的时间则大大增加。
经常性的演出活动，也是鲁艺音乐系办学初期课外实践的重要部分。文学家茅盾在其散记中这样说道：“鲁艺的教学，注重实践，譬如戏剧系和音乐系‘实践’的场所是经常演出——开晚会……”[15]鲁艺音乐系初期经常成立各种音乐团体，举办各种音乐会，如由音乐系领导成立的鲁艺音乐工作团，经常与音乐系联合举办音乐会，一般是一个月一次。此外，音乐系还经常独自承办音乐会。“延安音乐演出史上最有名的演出，是1942年1月鲁艺音乐系举行的所谓‘大音乐会’。这次音乐会正规隆重，具有很鲜明的学院派风格……这次音乐会的节目十分丰富，包括古今中外各种主要声乐和器乐形式。合唱大部分采用混声合唱，有表现男子汉勇武的男声合唱《猎人大合唱》，还有纯净柔美的女声合唱《天使》。由吕骥根据郭沫若的长诗谱曲的《凤凰涅槃大合唱》，内含男高音独唱、女高音独唱、领唱、合唱，结尾则是八个声部的大合唱……”[16]在这种高强度的艺术实践之下，大批适合于抗战的音乐工作者从鲁艺音乐系的摇篮中走出。
鲁艺音乐系初期在教学资源、教学内容、教学模式三个方面所形成的办学特色，是在中共在抗战的特定历史环境之下，应特定的历史任务而形成的。它不仅为抗战时期的中共阵营输送了大批既有深厚理论基础，又具备丰富实践经验的抗战音乐人才，为中共革命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更为其后新中国培养储备了一大批优秀的音乐工作者，为新中国音乐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此，鲁艺音乐系所走过的历史道路，无论何时都不应被遗忘！
注释：
[1]吕骥：《鲁艺的音乐轨迹》，载于艾克恩编《延安文艺回忆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5月第1版，第288页。
[2][4][11]谷音，石振铎合编：《东北现代音乐史料》第二辑（鲁迅文艺学院历史文献），1989年8月，第66页。
[3]任文主编：《永远的鲁艺·下册》，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14年6月第1版，第37-38页。
[5]艾克恩编：《延安文艺回忆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5月第1版，第329页。
[6][7]王丽虹：《延安鲁艺音乐教育中的政治因素》，博士学位论文，福州：福建师范大学，2010年，第71页。
[8]王培元著：《延安鲁艺风云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12月第2版，第132页。
[9]王培元著，《延安鲁艺风云录》，第131页。
[10]谷音，石振铎合编，《东北现代音乐史料》第二辑（鲁迅文艺学院历史文献），第5页。
[12]谷音，石振铎合编：《东北现代音乐史料》第二辑（鲁迅文艺学院历史文献），第51页。
[13]谷音，石振铎合编：《东北现代音乐史料》第二辑（鲁迅文艺学院历史文献），第52页。
[14]谷音，石振铎合编：《东北现代音乐史料》第二辑（鲁迅文艺学院历史文献），第8页。
[15]艾克恩编：《延安文艺回忆录》，第14页。
[16]王培元著：《延安鲁艺风云录》，第1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