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代作家中，没有哪一位能像鲁迅这样深刻而又具体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也没有哪一位能像鲁迅这样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执著而又犀利。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中，鲁迅的国民性批判思想表现得最为突出。在鲁迅著名的中篇小说《阿Q正传》中，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对国民性的揭露批判，如奴性、看客心态，以及麻木、卑怯、自私、狭隘、保守、愚昧等等，这些在鲁迅笔下都被揭露无遗。
　　
　　一、阿Q是“麻木愚昧的中国人”的代表
　　
　　鲁迅曾经说过，在写《阿Ｑ正传》以前，阿Ｑ的形象已经在他心中酝酿了好多年了。他之所以从事文学，就是要唤醒昏睡的民众。在《阿Q正传》中，给我们描画出“沉默的国人的魂灵”、“丑陋的中国人”的代表，毫无掩饰的给我们的同胞揭了短、露了丑，以此来促使人们反省自身，扫除愚昧的麻木。所以，阿Q这个人物是和鲁迅笔下的其他农民形象，例如《故乡》中的闰土和《风波》里的七斤，都有很大的不同，他不是产生于那种想要描绘某个具体人物的冲动，也不是鲁迅为了制造某种氛围而虚设出来的，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他是鲁迅对病态国民性的全部感受的结晶，鲁迅是要用他来显示“愚民的专制”的真相。在鲁迅心目中，阿Q其实就是无数“麻木愚昧的中国人”的代表。
　　
　　二、阿Q身上最重要的精神特征
　　
　　阿Q非常穷，是一个“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的流浪雇农。他没有家，没有籍贯，甚至被剥夺了姓氏的权利，被掠夺去了仅有的破布衫、破棉被、破毡帽，被断绝了在未庄的生计，他什么都没有。但是，他的可悲不仅在于物质生活条件的被剥夺，更在于他精神生活的被扭曲。尽管他被压在未庄社会的最底层，什么人都能欺负他，可他却并不在乎，还常常好像很得意，如在与赵太爷、假洋鬼子，以及王胡、小D的冲突中，他永远都是失败者，然而他对自己失败的命运和奴隶的地位却采取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辩护与粉饰，根本不承认自己被奴役，反而沉醉于没有根据的自尊之中：“我们先前——比你阔多了！你算什么东西！”或者“忘却”：刚刚挨了假洋鬼子的哭丧棒，就忘记一切，而且“有些高兴了”。或者在欺侮更弱小者（小尼姑之类）中泄愤，在转嫁屈辱中获得精神上的满足。或者自轻自贱，甘居落后与被奴役：“我是虫豸——还不放么？”在这些都失灵以后，就自欺欺人，在自我幻觉中变现实真实的失败为精神上的虚幻的胜利：分明挨了别人的打，却要说一声“这是儿子打老子”，然后就心满意足，以为得胜了；明明是别人借乱抢走了他赌赢的钱，他却在愤怒之中用力在自己脸上连打两个耳光，“仿佛是自己打了别个一般”，也就心平气和，天下太平。就是受了再厉害的欺凌，他都能依靠类似这样的方法转败为胜，最后就莫名其妙地高兴起来。这是阿Q的精神胜利法，即阿Q身上最重要的精神特征。阿Q的这种表现，何尝不是中华民族觉醒与振兴的最重要的思想阻力之一？鲁迅是深刻的，但他又并非居高临下。鲁迅总是带着自己深切的生命体验，带着无限的悲悯与无奈，对我们的民族进行自我批判。
　　实际上，阿Q总是受人欺辱而本能上又不愿承认这种受欺辱的社会地位，于是“精神胜利法”就成了他唯一的思想武器。鲁迅在《阿Q正传》中清晰地向我们表现了阿Q的“精神胜利法”不断升级的过程。仔细分析，阿Q的精神胜利法包含了好几个内涵：首先是一个没有自我意识的人，不能正确判断自我价值而单纯地用别人对自己态度的好坏获取精神上的满足。其次是在实力斗争中遭到失败而仅仅满足于对对手的情感反抗，不再追求实力斗争中的实际胜利。第三是以空洞的言词代替实力斗争中的失败，不再追求实力较量中的胜利。第四是在实力斗争中失败而仅仅在私下里把敌人骂为“坏人”、“贱种”并以此为满足。第五是受人欺辱而又不得不公开承认别人欺辱自己行为的合理性，并且把“服从”、“忍让”、“委曲求全”当作骄傲的资本。第六是在实力斗争失败之后不再谋求实际的胜利而满足于自遣自责、自怨自哀。阿Q形象的核心，是他人格分裂的极端表现——用“精神胜利法”抚摸自己的精神创伤。这就可以看出，贯穿阿Q精神胜利法的全过程的，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奴性，一种遭受压迫之后不敢反抗，甚至不敢正视这一压迫的奴性。阿Q在失败的恼恨中，本来是包含着反抗的萌芽的，但阿Q没有把这恼恨进一步发展成为憎恨和报复的冲动，却把这恼恨变成了自我欺骗的动力，从而泯灭了反抗的可能。所以说，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被压迫者身上最不可救药的一种精神病态。
　　如果说小说是对阿Q的精神胜利法的集中刻画，已经证明了鲁迅是要借阿Q来刻画国人的灵魂，那么阿Q身上其他形形色色的精神病态，就更进一步证明，鲁迅的确是实现了他的写作意图，把阿Q写成了整个民族精神病态的典型。他的精神状态具有非常大的代表性，中国历史上遗传下来的种种奴隶意识，近代以来随着社会半殖民地化而产生的许多畸形心理，都在阿Q身上得到了生动而又透彻的表现，把我们国人的病态灵魂如此深刻地勾勒了出来。
　　
　　三、病态的灵魂和畸形的革命
　　
　　鲁迅写阿Q，目的是为了刻画民族的精神病态。因而，鲁迅把阿Q放在辛亥革命的风暴中进一步去刻画他复杂的性格，既发掘出阿Q由于活不下去的社会地位而必然会产生的朦胧的革命要求，也表现了阿Q对于革命、对于人生的许多糊涂观念。阿Q的要投奔革命而“不准革命”，以及“大团圆”的悲剧，这在当时的文坛上，除鲁迅外还没有第二个人能以这样透彻的笔力描绘出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没有一个深刻的思想变动，便不会有一个深刻的社会变革。
　　小说的第七章“革命”，即辛亥革命。开始就讲到半夜里有一只大乌篷船，载着城里举人老爷的财物靠上了赵太爷家的河埠头。作者用这个细节暗示：革命的风云一起，城里的举人老爷便到乡下的赵太爷那里去找依靠，这就说明，大大小小的未庄正构成了中国各级专制的统治基础，只要赵太爷们在未庄的权势依然如旧，那么，城里形形色色的举人老爷们就不会真正被推翻。
　　未庄的情形究竟怎样呢？当革命的消息刚刚传来时，赵太爷们居然害怕、惊慌，阿Q便不免对革命“神往”起来。当阿Q大声叫嚷“造反了，造反了”的时候，赵太爷竟怯怯地迎着低声叫他“老Q”，赵白眼也改口称他“Q哥”，惴惴地似乎想从他这探听革命党的口风，就仿佛真的乾坤倒转，转到阿Q来执掌生杀大权了一样，阿Q当天晚上在土谷祠里做了一个美妙的梦，但这都不过是一种幻觉。真实的情况是，赵秀才和假洋鬼子迅速地勾结起来，到尼姑庵里去砸龙牌，偷去观音娘娘座前的宣德炉。而那昨天还在洋洋自得的阿Q反倒遭到假洋鬼子的斥骂，不准革命，依旧像从前一样被赵太爷们踩在脚底下。
　　既然未庄是这样，城里也就可想而知。小说的第八章开头，作者就写到城里传来的消息，说是知县大老爷、举人老爷和老把总全部维持原状，依然是他们在执掌政权，只是都换了名目。假洋鬼子便进城去，花四块洋钱买来一个自由党的徽章，摇身一变成为革命党了。而到第九章里，赵家遭抢之后，无辜的阿Q被抓进城去，当作强盗游街而枪毙了，成了辛亥革命的牺牲品。这就是辛亥革命的严酷真实，除了剪辫子以外，没有给农民以真正的利益，没有启发农民的觉悟性，脱离了广大农民群众，和封建势力妥协，使受苦的人更加受苦，阿Q的杀头自然是一例，而那与阿Q同牢房的农民的诉说举人老爷要追他祖父欠下来的陈租，就更是一个有力的暗示，说明在辛亥革命之后，封建专制势力更加变本加厉地盘剥人民。
　　鲁迅笔下的未庄是中国农村的一个极其真实的缩影，这是鲁迅的又一个成功之处。阿Q的遭遇更成为无数贫苦农民苦难命运的象征。辛亥革命似乎给阿Q们带来了希望，但这希望很快就归于破灭，随着举人老爷的重新上台，阿Q们的苦难愈益加重。辛亥革命的命运是和阿Q的命运紧密联系着的，阿Q被送上法场，辛亥革命也同时被送上了法场。只要广大农村还是只有阿Q式的革命党，那任何革命都不可能获得真正的成功。在某种意义上，正是阿Q支撑着赵太爷的专制，这在辛亥革命之前是如此，当革命爆发之后依然是如此。
　　鲁迅的国民性批判总是带有社会心理研究的性质，而且往往注目于最普通、最常见的生活现象，借用一个人物来表现许许多多中国人的普遍的精神病态，在这个意义上，用“精神胜利法”就具有极大的象征性和概括性。鲁迅在揭示和批判落后的国民性的同时，总是那样深沉地思考着我们民族的处境和命运，认为我们民族的衰败首先是精神的衰败。因此，铲除国民的劣根性，促成国民的精神解放，是民族解放复兴的根本。鲁迅是批判性的，毕生从事国民性批判，现代史上再找不出能像他这样深刻地体验中国传统得失，透彻地了解国民性的优劣，深切关注国民性改造问题的作家。
　　（本文作者单位：兰州师范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