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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外国语大学，天津 300204 ）
【摘要】：余纪元教授认为学界对于亚里士多德幸福概念的争论双方（涵盖论-理智论）是在没有明确作为“最高善作为某类生活”的“活得好”的幸福观与作为“最高善作为生活中某种因素”的“做得好”的幸福观之间的区别的前提之下开始论证的，此种方法是不可取的，而认为徘徊于两种观点之间的模糊论者是距离真相最为接近的，但却没有对“活得好”与“做的好”之间进行严格的区分，为此在其文章中进行了严格的论证区分。但是余纪元教授在论证过程中并没有提及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第一卷中所提及的另一个限制条件，即时间问题。本文通过分析余纪元教授在其文章中的涵盖论与理智论就幸福概念展开的争论，立足于时间角度，补充与完善了余纪元教授对上述问题的分析，以期更加全面的认识该问题。
【关键词】：“活得好”；“做得好”；时间
（三）“做得好”与“活得好”——时间问题
以上所涉及的是，依据本文作者对于余纪元教授所著《“活得好”与“做得好”：亚里士多德幸福概念的两重含义》一文的补充与讨论，在这一过程中，余纪元教授认为：涵盖论与理智论之间的争论之所以会发生的原因在于双方皆没有对“活得好”的幸福与作为“做的好”的幸福之间进行严格的区别，故而导致此种种论证。
如前所述，作为“最高善作为某类生活”的“活得好”和作为“最高善作为生活中某种因素”的“做得好”固然如余纪元教授说论证的那样在理解方面存在着诸多差异，但毫无疑问的是都将最高善视为一个完全的、自足的存在，并將此作为在实践活动中所应遵循的准则，使之成为合乎德性的行为活动。但在“善”的范围问题上出现了分歧，即主张“活得好”的涵盖论者认为，此处的“善”应该视为一种整体、全局的善，是一种能够涵盖所有思维方式、生活行动在内的存在；而主张“做得好”的理智论者认为，此处的“善”应该是作为生活中的的某种因素而存在，也就是某种生活模式之中的一种活动。
但是，无论是涵盖论者，或是理智论者亦或是主张“活得好”与“做得好”并存的模糊论者，皆都忽视时间因素在幸福中所扮演的作用。“幸福，如所说过的，需要完全的善和一生的时间。因为，人一生中变化很多且机缘不卜，并且最幸运的人都有可能晚年遭受劫难，就像史诗中普利阿摩斯的故事那样”（1100a4-7）。无论是“活得好”亦或是“做得好”的善，在余纪元教授的解读看来，在具体的文本语境中应该对“幸福”做出与之相契合的解释，因为“幸福”的两个标准（“完全的”和“自足的”）“既被用于作为‘活得好’的幸福，也被用于作为‘做得好’的幸福”[4] p253.所以“如果是这样，并且我们说人的活动就是灵魂的一种合乎逻各斯的实现活动与时间，且一个好人的活动就是良好地、高尚地完善这种活动······不过，还要加上‘在一生中’。一只燕子或一个好天启造不成春天，一天的或短时间的善也不能使一个人享得福祉”（1098a13-20）。由此可见，无论是将幸福等同于“活得好”的涵盖论者，还是将幸福等价于“做得好”的理智论者，亦或是主张二者皆存的模糊论者，亦或是将“活得好”与“做得好”进行严格区分了得余纪元教授，皆都没有明确提及这方面的问题，即时间对于一个人的作用以及时间作为一个人幸福与否的判断的标准。
涵盖论者所主张的“最高善作为某类生活”的“活得好”的幸福观，在余纪元教授的解读看来，集中讨论的是最高善在人的生活实践过程中所能扮演的主导地位、统帅作用，最高善（幸福）的这种核心地位在人所能够涉猎的范围之内，无论是在具体德性的实践过程中，还是理智德性的思考过程中，当然，更为重要的是在“沉思”之中，所发挥的作用，以此而引導个体无论是向内（理智德性）、还是向外（具体德性）的活动之中的活动。那么如前所述，时间存在的问题，无论是在具体德性还是理智德性的时间过程中，皆都是成立的。而涵盖论者却在论证的过程之中没有谈及这一点。
与此相似，理智论者所主张的“最高善作为生活中某种因素”的“做得好”的幸福观，将幸福理解为“一种传记性生活或它的一种模式的界限之内的一种活动”[4] p247，换言之，也就是沉思的实现活动。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深思，这种实现活动与幸福之间的关系被论证于第十卷第七章中：
（a）沉思是最为高等的一种实现活动（因为努斯是我们身上最高等的部分，努斯的对象是最好的只是对象）（1177a20-22）
（b）沉思比任何活动更为持久（1177a22）
（c）沉思的活动（追求智慧的活动）就是所有合德性的实践活动中最令人愉悦的。爱智慧的活动似乎具有惊人快乐，因这种快乐既纯净又持久。（1177a23-25）
（d）沉思中含有最多的我们所说的自足（1177a28）
（e）沉思似乎是唯一因其自身故而被人们喜爱的活动（1177b）
（f）幸福还似乎包含着闲暇（1177b4）
其中，我们可以明确地看到，在关于幸福论述的核心章节的第十卷第七章中，亚里士多德，就幸福与沉思两者之间的关系陈列了六条论证点，以此力图说明，沉思的生活是最为幸福的“一种传记性或它的一种模式的界限之内的一种活动”，但是应当注意的是（b），这一条所论述的问题即是沉思与其他实现活动相比而言所具有的明显的不同之处，也就是时间性的问题，沉思所具有的持续性特点是其他实现活动所不能比拟的，而这一持续性的特点却没有在亚里士多德就沉思与其他合德性的实现活动的关系论述章节（第十卷第八章）中所揭示出来，而只是涉及到了以下四个方面：
（a）纯粹性：合乎其他德性的实现活动都是人的实现活动（1178a9-10），这种实现活动会涉及到人的不同的实践与感情因而使其合乎德性活动的本性而相互混合，而非纯粹
（b）需求更少。相较于其他合乎德性的实践活动，沉思（努斯）比道德德性所需要的更少的外在的东西（1178a23-24）
（c）最趋近于神。沉思永远存在着，且非隶属于神，但其具有的创造力又最为巨大（1178b20）
（d）低等动物不能享有幸福，因为它们完全没有这种实现活动（1178b24-25）。
所以，从这关于幸福论述的两个核心章节的归纳中，我们可以粗略的得出这一结论：在第七章中所叙述的沉思所具有的持续性的时间性特点，是作为一个前提性的条件出现在第八章内容之中的。沉思与其他德性的实现活动，虽然都是作为合乎德性概念的一种实现活动而存在，但是沉思所具有的以时间性为前提的这一实现活动，相比较其他德性的实现活动显得更为纯粹，更具有神性色彩。当然，这里并没有断然否决其他德性实现活动所具有的时间性特点。因此，理智论者也正是在承认沉思活动所具有的持续性特点的基础上，认为幸福是“一种传记性生活或它的一种模式的界限之内的一种活动”，即沉思。
相似地，模糊论者与将“活得好”与“做得好”进行区分的余纪元教授同样在论述过程中没有涉及到这一前提性的条件，即时间问题，以这样的思路来理解“活得好”与“做得好”之间的区分，或许有助于帮助我们理解亚里士多德关于“幸福”问题的看法。
参考文献：
[1] 库柏： 《思辨与幸福》（ “Contemplation and Happiness”） ，载于《理性与情感》
[2] C. D. C. 里夫（ C. D. C. Reeve） ： 《理性的实践》（ Practices of Reason）
[3] 库柏： 《亚里士多德论运气的善》（ “Aristotle on the Goods of Fortune”） ，载于《理性与情感》，普林斯顿：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9 年
[4] 余纪元著，林航译：《“活得好”与“做得好”：亚里士多德幸福概念的两重含义》，《世界哲学》2011[2]
【摘要】：余纪元教授认为学界对于亚里士多德幸福概念的争论双方（涵盖论-理智论）是在没有明确作为“最高善作为某类生活”的“活得好”的幸福观与作为“最高善作为生活中某种因素”的“做得好”的幸福观之间的区别的前提之下开始论证的，此种方法是不可取的，而认为徘徊于两种观点之间的模糊论者是距离真相最为接近的，但却没有对“活得好”与“做的好”之间进行严格的区分，为此在其文章中进行了严格的论证区分。但是余纪元教授在论证过程中并没有提及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第一卷中所提及的另一个限制条件，即时间问题。本文通过分析余纪元教授在其文章中的涵盖论与理智论就幸福概念展开的争论，立足于时间角度，补充与完善了余纪元教授对上述问题的分析，以期更加全面的认识该问题。
【关键词】：“活得好”；“做得好”；时间
（三）“做得好”与“活得好”——时间问题
以上所涉及的是，依据本文作者对于余纪元教授所著《“活得好”与“做得好”：亚里士多德幸福概念的两重含义》一文的补充与讨论，在这一过程中，余纪元教授认为：涵盖论与理智论之间的争论之所以会发生的原因在于双方皆没有对“活得好”的幸福与作为“做的好”的幸福之间进行严格的区别，故而导致此种种论证。
如前所述，作为“最高善作为某类生活”的“活得好”和作为“最高善作为生活中某种因素”的“做得好”固然如余纪元教授说论证的那样在理解方面存在着诸多差异，但毫无疑问的是都将最高善视为一个完全的、自足的存在，并將此作为在实践活动中所应遵循的准则，使之成为合乎德性的行为活动。但在“善”的范围问题上出现了分歧，即主张“活得好”的涵盖论者认为，此处的“善”应该视为一种整体、全局的善，是一种能够涵盖所有思维方式、生活行动在内的存在；而主张“做得好”的理智论者认为，此处的“善”应该是作为生活中的的某种因素而存在，也就是某种生活模式之中的一种活动。
但是，无论是涵盖论者，或是理智论者亦或是主张“活得好”与“做得好”并存的模糊论者，皆都忽视时间因素在幸福中所扮演的作用。“幸福，如所说过的，需要完全的善和一生的时间。因为，人一生中变化很多且机缘不卜，并且最幸运的人都有可能晚年遭受劫难，就像史诗中普利阿摩斯的故事那样”（1100a4-7）。无论是“活得好”亦或是“做得好”的善，在余纪元教授的解读看来，在具体的文本语境中应该对“幸福”做出与之相契合的解释，因为“幸福”的两个标准（“完全的”和“自足的”）“既被用于作为‘活得好’的幸福，也被用于作为‘做得好’的幸福”[4] p253.所以“如果是这样，并且我们说人的活动就是灵魂的一种合乎逻各斯的实现活动与时间，且一个好人的活动就是良好地、高尚地完善这种活动······不过，还要加上‘在一生中’。一只燕子或一个好天启造不成春天，一天的或短时间的善也不能使一个人享得福祉”（1098a13-20）。由此可见，无论是将幸福等同于“活得好”的涵盖论者，还是将幸福等价于“做得好”的理智论者，亦或是主张二者皆存的模糊论者，亦或是将“活得好”与“做得好”进行严格区分了得余纪元教授，皆都没有明确提及这方面的问题，即时间对于一个人的作用以及时间作为一个人幸福与否的判断的标准。
涵盖论者所主张的“最高善作为某类生活”的“活得好”的幸福观，在余纪元教授的解读看来，集中讨论的是最高善在人的生活实践过程中所能扮演的主导地位、统帅作用，最高善（幸福）的这种核心地位在人所能够涉猎的范围之内，无论是在具体德性的实践过程中，还是理智德性的思考过程中，当然，更为重要的是在“沉思”之中，所发挥的作用，以此而引導个体无论是向内（理智德性）、还是向外（具体德性）的活动之中的活动。那么如前所述，时间存在的问题，无论是在具体德性还是理智德性的时间过程中，皆都是成立的。而涵盖论者却在论证的过程之中没有谈及这一点。
与此相似，理智论者所主张的“最高善作为生活中某种因素”的“做得好”的幸福观，将幸福理解为“一种传记性生活或它的一种模式的界限之内的一种活动”[4] p247，换言之，也就是沉思的实现活动。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深思，这种实现活动与幸福之间的关系被论证于第十卷第七章中：
（a）沉思是最为高等的一种实现活动（因为努斯是我们身上最高等的部分，努斯的对象是最好的只是对象）（1177a20-22）
（b）沉思比任何活动更为持久（1177a22）
（c）沉思的活动（追求智慧的活动）就是所有合德性的实践活动中最令人愉悦的。爱智慧的活动似乎具有惊人快乐，因这种快乐既纯净又持久。（1177a23-25）
（d）沉思中含有最多的我们所说的自足（1177a28）
（e）沉思似乎是唯一因其自身故而被人们喜爱的活动（1177b）
（f）幸福还似乎包含着闲暇（1177b4）
其中，我们可以明确地看到，在关于幸福论述的核心章节的第十卷第七章中，亚里士多德，就幸福与沉思两者之间的关系陈列了六条论证点，以此力图说明，沉思的生活是最为幸福的“一种传记性或它的一种模式的界限之内的一种活动”，但是应当注意的是（b），这一条所论述的问题即是沉思与其他实现活动相比而言所具有的明显的不同之处，也就是时间性的问题，沉思所具有的持续性特点是其他实现活动所不能比拟的，而这一持续性的特点却没有在亚里士多德就沉思与其他合德性的实现活动的关系论述章节（第十卷第八章）中所揭示出来，而只是涉及到了以下四个方面：
（a）纯粹性：合乎其他德性的实现活动都是人的实现活动（1178a9-10），这种实现活动会涉及到人的不同的实践与感情因而使其合乎德性活动的本性而相互混合，而非纯粹
（b）需求更少。相较于其他合乎德性的实践活动，沉思（努斯）比道德德性所需要的更少的外在的东西（1178a23-24）
（c）最趋近于神。沉思永远存在着，且非隶属于神，但其具有的创造力又最为巨大（1178b20）
（d）低等动物不能享有幸福，因为它们完全没有这种实现活动（1178b24-25）。
所以，从这关于幸福论述的两个核心章节的归纳中，我们可以粗略的得出这一结论：在第七章中所叙述的沉思所具有的持续性的时间性特点，是作为一个前提性的条件出现在第八章内容之中的。沉思与其他德性的实现活动，虽然都是作为合乎德性概念的一种实现活动而存在，但是沉思所具有的以时间性为前提的这一实现活动，相比较其他德性的实现活动显得更为纯粹，更具有神性色彩。当然，这里并没有断然否决其他德性实现活动所具有的时间性特点。因此，理智论者也正是在承认沉思活动所具有的持续性特点的基础上，认为幸福是“一种传记性生活或它的一种模式的界限之内的一种活动”，即沉思。
相似地，模糊论者与将“活得好”与“做得好”进行区分的余纪元教授同样在论述过程中没有涉及到这一前提性的条件，即时间问题，以这样的思路来理解“活得好”与“做得好”之间的区分，或许有助于帮助我们理解亚里士多德关于“幸福”问题的看法。
参考文献：
[1] 库柏： 《思辨与幸福》（ “Contemplation and Happiness”） ，载于《理性与情感》
[2] C. D. C. 里夫（ C. D. C. Reeve） ： 《理性的实践》（ Practices of Reason）
[3] 库柏： 《亚里士多德论运气的善》（ “Aristotle on the Goods of Fortune”） ，载于《理性与情感》，普林斯顿：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9 年
[4] 余纪元著，林航译：《“活得好”与“做得好”：亚里士多德幸福概念的两重含义》，《世界哲学》20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