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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在邝立新散文集《勿忘心安》中的文章分了四辑,主要内容囊括了作者感怀至深的城市记忆和乡村生活。
关于城市记忆的部分,许多文章读来有特别的亲切感。
他主要写了南京、苏州和武汉,这三座跟他的人生发生过特别的交集的城市。南京,是我度过四年大学生活的地方。而作者所提及的鼓楼地区,汉口路、青岛路、上海路、山西路、鼓楼广场、新街口,等于是带我又一次旧地重游。先锋书店五台山总店,是我大学毕业离开南京后又不时去打卡的书店。书店与城市的关系,诚如作者所言:“好的书店之于城市,与伟大的文学家、诗人之于城市的意义,毫不逊色。”我自己曾在先锋书店做过几次活动,作者这样描述自己的观感:“我曾参加诗人小海的新书发布会。那是一个很冷的冬天,他的朋友大多是小说家、诗人。大家聚在一起,说起以前写诗歌、办诗刊的往事。在我听来,好像是很遥远的故事,散发着八九十年代的迷人气息。”(《鼓楼流水账》)。
南京被评为文学之都,也因了它良好的文学生态。至今,想起南京,就会想起韩东等一群老友们,他们箪食瓢饮,不改初心,依然坚守着文学的阵地,他们是南京这座城市的骄傲。
一座城市能够吸引人,还在于它独特的个性与禀赋。在千城一面的大背景下,苏州能够成为少数“例外”的城市,依托的是文化与传统,这也是它创新与活力的源头活水。许多地方在揣摩如何讲好一座城市的故事,而众多的文学艺术作品,却在不断演绎着苏州这座古城的传说与神话。
我特别赞同作者对苏州的评价,“苏州是一个回归人性的城市”(《此心安处是吾乡》)。对于不少移居苏州的诗人、作家等艺术家们来说,苏州不仅仅作为一种文学地理,进入到他们的作品之中。这座江南城市的气质和禀赋还给了他们全新的生活与体验。作者写到像他一样来到苏州的外地朋友们:“他们直接参与苏州文化创造,进而获取进入苏州灵魂深处的秘密钥匙。他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我是苏州人。”(《此心安处是吾乡》)是的,城市是文明的产物,而文化与文化人又赋予城市以生命与灵魂。
对城市旅行者来说,感知较深的除了市井人情、街景风貌外,打交道最多的就是旅馆与床。“旅馆是城市的附着之物,也是城市的隐秘之所。如果城市是一座高山,遍布各个角落的旅館,就是山上的一个个洞穴,温暖潮湿,遮风避雨,带着史前人类的气息。旅馆给城市过客一处栖身之地,一张可以休憩的柔软大床,一个随时释放热水的淋浴喷头,一扇推开便能看见街道风景的窗户。让旅客们暂时放下日常生活的一切,离开熟悉的场所、熟悉的朋友,享受片刻的安逸或放纵。”(《旅馆畅想曲》)当然,城市和城市之间的比较,没有亲历贴己的体验,终究有隔膜。一个人能否适应一个城市,“体感”特别重要,就像每夜安置自己入眠的一张床,舒适与否,身体知道。“房间里有两张床。每天睡哪一张,常常让人纠结。自从女儿来过我房间,并把这个地方称为‘两张床’后,我就开始考虑这个问题。之前长期睡东面这张,熟悉床垫结构,身体无意识地陷入这些轻微的凹凸起伏,随即进入沉睡状态。西侧的床静悄悄的,一言不发。第二日又换了另一张床睡。许久不躺这张床,床单浆洗后的味道进入鼻腔,带着陌生人气息。”(《旅馆畅想曲》)作者浓墨重彩描摹了自己求学与工作的几个城市,读者从字里行间感受到,比较和选择一个城市,有时也像作者从两张床里选择合适的那张床一样,面临选择综合征。
中国社会这三四十年的城市化进程,是浓缩了西方数百年甚至上千年历史的。包括我们这一代人在内的无数人,见证了数以亿计的人口从农村进入城镇。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对城市的认同,人们的心理嬗变,不仅止于一种生活方式的改变。大家能够在拥挤的大城市中生活,正是因为彼此的包容和调适。作者毫无疑问地写出了城市对人的改造、规训,城市生活的百态万方,以及在人性深处留下的烙印。
作为冷静的观察者,他写下了城市里的芸芸众生相,“屋后一座小公园,附近居民常在此活动,创造出各式锻炼方法。一个健壮男子每天清晨身穿太极服,用手掌用力击打香樟树干,发出有节奏的‘啪啪’声(可怜的树!)。一个白发老头快速倒走,很少回头,却从未走偏,好像后脑勺长了眼睛。一群中年女子聚在一起,面无表情跳着新疆舞。还有人像瑜伽大师般,在草地上铺一块垫子,将身体蜷曲成怪样子。”(《女租客》)
说到这里,我忽然想起两位俄罗斯经典作家笔下的城市——圣彼得堡。诗人普希金在他的著名诗篇《青铜骑士》开头,就写到彼得大帝剑指欧洲的磅礴气势:“我爱你,彼得兴建的城/我爱你,严肃整齐的面容。”这也是一座让普希金爱恨交织的城市:“壮美之城,乞丐之城/奴隶的氛围,灿烂的面容/你的天堂拥有浅绿色的拱门/还有无聊,冰凉,花岗岩的优雅。”
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圣彼得堡是这样的:“每当我走在大街上的时候,好像每一栋房子都会跑到我的面前,敞开所有的窗户,对着我差点说出声来:‘您好啊!您身体怎么样?托上帝的福,我很健康,到五月份,我要加高一层了。’要不就说:‘贵体如何,我明天就要翻修了。’或者说:‘我差点全被烧光了,可把我吓死了!’如此等等,……上星期我从大街上走过,望了我的朋友一眼,突然听到它抱怨的叫喊:‘他们把我涂成黄色啦!’这些杀人凶手!这些野蛮的暴徒!他们什么也不怜惜,包括圆柱和屋檐,于是我的朋友全身发黄,黄得像一只金丝雀。为了这事,我差点气炸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白夜》,上海译文出版社)
是的,好的街景和建筑是有性格和脾气的,正如作者对苏州的切身感受,“看得越久,越能感受到其中难以言说的意境。看得越久,越是觉得其中蕴含着无穷世界。这样的建筑,寄托了人的情感,体现了平凡人对理想生活的追求。”(《苏州掠影》)
海明威曾经讲过:“要当作家,最好要有一个不幸的童年。”他提起的这个话头很值得人去参悟、琢磨。我们知道,童年对一个人一生的影响是巨大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因为童年正是刚刚有了自我意识,真正开始睁开眼睛打量自己,以及自身所处的这个世界,为今后逐渐形成的人生观、世界观打基础了。童年时代对一个人人格的塑造也是十分重要的一个时期。 不幸的童年,具有创伤性特殊记忆的童年,在作家這个群体中,可能是有一定比例的。当然,也不会是所有作家都有一个不幸的童年。不幸的童年也不会是成为一个作家的必要条件。特殊的童年经历会在一个人身上烙下终生难忘的印迹,并促使你有一种特殊的眼光与视角来看待世界。这种记忆会成为一种独特的经验,作用于一个人的价值观与判断力。这种记忆的个人性、鲜明性,有助于他(她)成为一个生活的观察者和记录者。这样的例子,国内外作家中都有。比如,鲁迅先生因家道中落和父亲早亡,童年就比同龄人结束得要早。他在作品中写到自己“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从比自己高出一倍的当铺柜台外送上衣服和首饰,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去和他一样高的药店柜台上买药。“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
邝立新的童年记忆,正如诗人韩东在其诗歌《温柔的部分》中所说:“我有过寂寞的乡村生活/它形成了我生活中温柔的部分”。作者成长为作家,并未依仗“不幸的童年”,相反,童年在成为他的创作“宝库”的同时,还平添他对今后生活的勇气和对未来的信心。作者的童年生活虽有贫穷、困窘,但作为家里唯一的男孩,得到了父母和祖父母的宠爱。他在有关祖母的记忆和描述中,尤用心力。“祖母的灵柩抬出去了。上一代人的隐秘,血浓于水的根源,从此长眠地下。我与故乡,也少了一丝勾连。灵柩经过之地,唢呐激扬,鞭炮震天,黄裱飞舞,留下一地纸屑。人们从这些纸屑上走过,到田野里耕作,到河流里濯衣,到集市上买卖。纸屑一天天腐烂,终有一天,与泥土融为一体。”(《葬礼》)作者花费了不少笔墨,将留守故乡三角铺的祖母镌刻在读者心中。从生至死,这位辛苦、慈爱的祖母形象跃然眼前。作为生命之链上的一环,作者最终让我们从死亡的视角去识得生命的真相。结束了劳累、苦难的一生,死亡不啻是一种安息。在乡人眼里,死亡又是生活的一部分,平凡而日常。
作者也写到了自己童年时代眼里“伟岸”的父亲,在自己年龄渐长后形象的坍塌。“父亲在母亲跟前的忍气吞声,在子女升学和工作时束手无策,甚至在大风大浪面前犹豫不决。虽然年岁日长,成熟男人的宽容、从容、坚决、果断,却始终与他无缘。”(《父亲的故事》)作者生动刻画了父亲在现实面前无能为力、无所适从的卑微与辛酸的真实形象。不知道有多少像“父亲”这样的乡村知识分子依然存在着,但我深知他们在下一代人眼里的共同境遇与不堪并不曾有多少改观。
邝立新的童年乡村记事,因为强烈的主观色彩与独特视角,反而纪实效果突出,逼真得魔幻。作者自然流露出的怀旧、忧郁、伤感与无奈,构成其特有的行文风格。
文集第三、第四辑还收录了作者跑步、游泳、骑行、旅游等行旅散文和对各地不同美食的记趣。细腻的写实功底和文字风格,构成了一个个既彼此独立又有内在联系的故事。无论是健身、旅行还是品尝各地不同的美食,都是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确切地说,生命的仪式,就是从对自身身体的肯定开始的。品尝美食,也是体验人生的滋味。在温暖而又百感交集的旅程中,作者不断地观察和写作,也在不停地成长与修炼。
读完全书后,我也相信,通过创作本身,一方面,可以让我们重新审视、思考和确认自己的生活;另一方面,也让我们体验了不同的人生,探索了另一种存在、另一种生活和另一种可能性。仅止一点,也可以说,文学就是对我们的一种奖赏。
责任编辑 陆 萱
关于城市记忆的部分,许多文章读来有特别的亲切感。
他主要写了南京、苏州和武汉,这三座跟他的人生发生过特别的交集的城市。南京,是我度过四年大学生活的地方。而作者所提及的鼓楼地区,汉口路、青岛路、上海路、山西路、鼓楼广场、新街口,等于是带我又一次旧地重游。先锋书店五台山总店,是我大学毕业离开南京后又不时去打卡的书店。书店与城市的关系,诚如作者所言:“好的书店之于城市,与伟大的文学家、诗人之于城市的意义,毫不逊色。”我自己曾在先锋书店做过几次活动,作者这样描述自己的观感:“我曾参加诗人小海的新书发布会。那是一个很冷的冬天,他的朋友大多是小说家、诗人。大家聚在一起,说起以前写诗歌、办诗刊的往事。在我听来,好像是很遥远的故事,散发着八九十年代的迷人气息。”(《鼓楼流水账》)。
南京被评为文学之都,也因了它良好的文学生态。至今,想起南京,就会想起韩东等一群老友们,他们箪食瓢饮,不改初心,依然坚守着文学的阵地,他们是南京这座城市的骄傲。
一座城市能够吸引人,还在于它独特的个性与禀赋。在千城一面的大背景下,苏州能够成为少数“例外”的城市,依托的是文化与传统,这也是它创新与活力的源头活水。许多地方在揣摩如何讲好一座城市的故事,而众多的文学艺术作品,却在不断演绎着苏州这座古城的传说与神话。
我特别赞同作者对苏州的评价,“苏州是一个回归人性的城市”(《此心安处是吾乡》)。对于不少移居苏州的诗人、作家等艺术家们来说,苏州不仅仅作为一种文学地理,进入到他们的作品之中。这座江南城市的气质和禀赋还给了他们全新的生活与体验。作者写到像他一样来到苏州的外地朋友们:“他们直接参与苏州文化创造,进而获取进入苏州灵魂深处的秘密钥匙。他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我是苏州人。”(《此心安处是吾乡》)是的,城市是文明的产物,而文化与文化人又赋予城市以生命与灵魂。
对城市旅行者来说,感知较深的除了市井人情、街景风貌外,打交道最多的就是旅馆与床。“旅馆是城市的附着之物,也是城市的隐秘之所。如果城市是一座高山,遍布各个角落的旅館,就是山上的一个个洞穴,温暖潮湿,遮风避雨,带着史前人类的气息。旅馆给城市过客一处栖身之地,一张可以休憩的柔软大床,一个随时释放热水的淋浴喷头,一扇推开便能看见街道风景的窗户。让旅客们暂时放下日常生活的一切,离开熟悉的场所、熟悉的朋友,享受片刻的安逸或放纵。”(《旅馆畅想曲》)当然,城市和城市之间的比较,没有亲历贴己的体验,终究有隔膜。一个人能否适应一个城市,“体感”特别重要,就像每夜安置自己入眠的一张床,舒适与否,身体知道。“房间里有两张床。每天睡哪一张,常常让人纠结。自从女儿来过我房间,并把这个地方称为‘两张床’后,我就开始考虑这个问题。之前长期睡东面这张,熟悉床垫结构,身体无意识地陷入这些轻微的凹凸起伏,随即进入沉睡状态。西侧的床静悄悄的,一言不发。第二日又换了另一张床睡。许久不躺这张床,床单浆洗后的味道进入鼻腔,带着陌生人气息。”(《旅馆畅想曲》)作者浓墨重彩描摹了自己求学与工作的几个城市,读者从字里行间感受到,比较和选择一个城市,有时也像作者从两张床里选择合适的那张床一样,面临选择综合征。
中国社会这三四十年的城市化进程,是浓缩了西方数百年甚至上千年历史的。包括我们这一代人在内的无数人,见证了数以亿计的人口从农村进入城镇。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对城市的认同,人们的心理嬗变,不仅止于一种生活方式的改变。大家能够在拥挤的大城市中生活,正是因为彼此的包容和调适。作者毫无疑问地写出了城市对人的改造、规训,城市生活的百态万方,以及在人性深处留下的烙印。
作为冷静的观察者,他写下了城市里的芸芸众生相,“屋后一座小公园,附近居民常在此活动,创造出各式锻炼方法。一个健壮男子每天清晨身穿太极服,用手掌用力击打香樟树干,发出有节奏的‘啪啪’声(可怜的树!)。一个白发老头快速倒走,很少回头,却从未走偏,好像后脑勺长了眼睛。一群中年女子聚在一起,面无表情跳着新疆舞。还有人像瑜伽大师般,在草地上铺一块垫子,将身体蜷曲成怪样子。”(《女租客》)
说到这里,我忽然想起两位俄罗斯经典作家笔下的城市——圣彼得堡。诗人普希金在他的著名诗篇《青铜骑士》开头,就写到彼得大帝剑指欧洲的磅礴气势:“我爱你,彼得兴建的城/我爱你,严肃整齐的面容。”这也是一座让普希金爱恨交织的城市:“壮美之城,乞丐之城/奴隶的氛围,灿烂的面容/你的天堂拥有浅绿色的拱门/还有无聊,冰凉,花岗岩的优雅。”
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圣彼得堡是这样的:“每当我走在大街上的时候,好像每一栋房子都会跑到我的面前,敞开所有的窗户,对着我差点说出声来:‘您好啊!您身体怎么样?托上帝的福,我很健康,到五月份,我要加高一层了。’要不就说:‘贵体如何,我明天就要翻修了。’或者说:‘我差点全被烧光了,可把我吓死了!’如此等等,……上星期我从大街上走过,望了我的朋友一眼,突然听到它抱怨的叫喊:‘他们把我涂成黄色啦!’这些杀人凶手!这些野蛮的暴徒!他们什么也不怜惜,包括圆柱和屋檐,于是我的朋友全身发黄,黄得像一只金丝雀。为了这事,我差点气炸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白夜》,上海译文出版社)
是的,好的街景和建筑是有性格和脾气的,正如作者对苏州的切身感受,“看得越久,越能感受到其中难以言说的意境。看得越久,越是觉得其中蕴含着无穷世界。这样的建筑,寄托了人的情感,体现了平凡人对理想生活的追求。”(《苏州掠影》)
海明威曾经讲过:“要当作家,最好要有一个不幸的童年。”他提起的这个话头很值得人去参悟、琢磨。我们知道,童年对一个人一生的影响是巨大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因为童年正是刚刚有了自我意识,真正开始睁开眼睛打量自己,以及自身所处的这个世界,为今后逐渐形成的人生观、世界观打基础了。童年时代对一个人人格的塑造也是十分重要的一个时期。 不幸的童年,具有创伤性特殊记忆的童年,在作家這个群体中,可能是有一定比例的。当然,也不会是所有作家都有一个不幸的童年。不幸的童年也不会是成为一个作家的必要条件。特殊的童年经历会在一个人身上烙下终生难忘的印迹,并促使你有一种特殊的眼光与视角来看待世界。这种记忆会成为一种独特的经验,作用于一个人的价值观与判断力。这种记忆的个人性、鲜明性,有助于他(她)成为一个生活的观察者和记录者。这样的例子,国内外作家中都有。比如,鲁迅先生因家道中落和父亲早亡,童年就比同龄人结束得要早。他在作品中写到自己“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从比自己高出一倍的当铺柜台外送上衣服和首饰,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去和他一样高的药店柜台上买药。“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
邝立新的童年记忆,正如诗人韩东在其诗歌《温柔的部分》中所说:“我有过寂寞的乡村生活/它形成了我生活中温柔的部分”。作者成长为作家,并未依仗“不幸的童年”,相反,童年在成为他的创作“宝库”的同时,还平添他对今后生活的勇气和对未来的信心。作者的童年生活虽有贫穷、困窘,但作为家里唯一的男孩,得到了父母和祖父母的宠爱。他在有关祖母的记忆和描述中,尤用心力。“祖母的灵柩抬出去了。上一代人的隐秘,血浓于水的根源,从此长眠地下。我与故乡,也少了一丝勾连。灵柩经过之地,唢呐激扬,鞭炮震天,黄裱飞舞,留下一地纸屑。人们从这些纸屑上走过,到田野里耕作,到河流里濯衣,到集市上买卖。纸屑一天天腐烂,终有一天,与泥土融为一体。”(《葬礼》)作者花费了不少笔墨,将留守故乡三角铺的祖母镌刻在读者心中。从生至死,这位辛苦、慈爱的祖母形象跃然眼前。作为生命之链上的一环,作者最终让我们从死亡的视角去识得生命的真相。结束了劳累、苦难的一生,死亡不啻是一种安息。在乡人眼里,死亡又是生活的一部分,平凡而日常。
作者也写到了自己童年时代眼里“伟岸”的父亲,在自己年龄渐长后形象的坍塌。“父亲在母亲跟前的忍气吞声,在子女升学和工作时束手无策,甚至在大风大浪面前犹豫不决。虽然年岁日长,成熟男人的宽容、从容、坚决、果断,却始终与他无缘。”(《父亲的故事》)作者生动刻画了父亲在现实面前无能为力、无所适从的卑微与辛酸的真实形象。不知道有多少像“父亲”这样的乡村知识分子依然存在着,但我深知他们在下一代人眼里的共同境遇与不堪并不曾有多少改观。
邝立新的童年乡村记事,因为强烈的主观色彩与独特视角,反而纪实效果突出,逼真得魔幻。作者自然流露出的怀旧、忧郁、伤感与无奈,构成其特有的行文风格。
文集第三、第四辑还收录了作者跑步、游泳、骑行、旅游等行旅散文和对各地不同美食的记趣。细腻的写实功底和文字风格,构成了一个个既彼此独立又有内在联系的故事。无论是健身、旅行还是品尝各地不同的美食,都是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确切地说,生命的仪式,就是从对自身身体的肯定开始的。品尝美食,也是体验人生的滋味。在温暖而又百感交集的旅程中,作者不断地观察和写作,也在不停地成长与修炼。
读完全书后,我也相信,通过创作本身,一方面,可以让我们重新审视、思考和确认自己的生活;另一方面,也让我们体验了不同的人生,探索了另一种存在、另一种生活和另一种可能性。仅止一点,也可以说,文学就是对我们的一种奖赏。
责任编辑 陆 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