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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紫禁城是中国形象的一张王牌名片。紫禁城文化更是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传递至明清时期最高体现。所以，向外国读者介绍紫禁城文化是一位从事对外图书编辑义不容辞的职责。
多年来，笔者就曾策划、编辑了一些反映紫禁城文化的图书：策划24开《故宫》、编辑《看不见的故宫》、绘画本《魂游故宫》、多种外文版《帝后生活》、导游性很强的《京城皇迹》、专题图书《清宫钟表集粹》、反映宫廷生活的油画集《发现紫禁城》和刚刚面市的《叹哉！紫禁城》。
无论对中国人还是外国人，紫禁城不仅是一个现实存在的空间、一个特定的地理区域，更是人们精神世界中古老中国的代表。人们感兴趣于这座宫殿，更感兴趣于与这堂皇宫殿伴生，却在我们面前嘎然而止的古旧史事。所谓“逝曰远，远曰返”，在现今这样一个开放的、走出去的时代，当你以为已经走得足够远的时候，蓦然发现其实正走向回归，越民族的才越是世界的。人类文明的路径就是周而复始，返璞归真。对所有想了解中国文化的人，无论从物质的、可视的空间建筑上，还是从无形的、深厚绵延的精神气质上，紫禁城就是这样一个原点，也是中国书籍永恒的选题之一。所以，向外国读者介绍紫禁城文化是一个从事对外图书编辑义不容辞的职责。
不变的紫禁城与变化多端的内容表达方式
关于紫禁城的书出版了很多，在《叹哉！紫禁城》一书中，编辑有意识地并置了摄影、绘画、文字三种不同的表达方式，给读者提供一个新颖的了解紫禁城文化的视角。三种方式就是三个通往主旨的路径，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偏好倚重于此或偏爱于彼。文、影、画，抽象的、具象的、想象的元素相互渗透，在互补中指向主旨。这种跨界的结合既具有同质的文化精神又具有混搭的现代气息，能够轻松地引导读者体味文、影、画背后的深层意韵，使读者的阅读感受更加深入和丰满。
编辑工作的根本目的是满足社会的精神文化生活需要。不同表达方式述说同一主题内容是多媒体、互联网时代的编辑策略之一。编辑是主体，但编辑的追求不能外于作品，而是要在作品这个客体中去创造价值，发挥编辑思想，体现编辑方法。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了一本书采用单一的表达方式，因为这可以使读者在一个略带强制的单一语境中理解作者的表达。这种强制性转化成读者阅读时的自我规定性，这种规定性能帮助阅读者渐入佳境。而互联网时代多媒体、多元化阅读的高自主性、高选择性破坏了作者、编辑与读者之间这个由微弱的强制形成的平衡，对传统纸媒的阅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信息质量与数量的背离，使有价值的信息与适当的需要者之间形成了传达的障碍。互联网时代，对于受众而言，搜索信息容易了，但甄别、挑选困难，很容易陷入信息过载的困境。海量的信息如果不经处理就形同于无，而编辑的作用正是对这些信息进行有效地、巧妙地梳理，使芜杂的信息变身为有用的文本。可以说，虽然互联时代对传统出版业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但就编辑工作来说，编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分外重要而又如鱼得水。如果说在遥远的古代，编辑的作用是搜集和整理，那么现在编辑的功能从根本上说仍然未变，只是古时的编辑要在搜寻信息上花更多的精力，而现在则是在甄别上花更多的工夫，但判断一个编辑是不是好编辑的标准并没有变，那就是对信息把握和处理的眼光、思路和技巧。
不变的评判标准与不断提高的编辑素质要求
信息经过编辑的寻觅、发现和中介，再经过整理加工、设计印刷，成为物化的精神产品——书籍。编辑是科学也是艺术，因为每一本书稿的内容和文字都各具特色。而决定书籍质量或书籍对人产生吸引力的因素，从根本上讲，在于书籍的内容。图书内容的好坏与一个编辑素质和能力的高低有很大关系。
在当下，编辑最重要的素质是甄别、提炼、整合，而不是胡拼乱凑，对一个事物的多角度解读不失为现代编辑应对纸媒阅读挑战的积极策略。一本书是否精彩，首要是选题。选题的要义在于创新，这包括内容和形式的创新策划。编辑不是循样缝衣的裁缝，而是有着犀利洞察力和敏锐感知力的设计师；不是生产线上按部就班重复劳动的机械手，而是能用同样原料做出不同口味美酿佳肴的美食家。一个好的编辑，就是发挥编辑的创造性、主体性，整合各种相关信息，编出适合不同读者特点的图书设计师。
编辑不但要对图书出版的每个环节都要有了解，还要对书籍内容有一定的见解，包括对文字、照片和绘画几个元素之间关系的理解和把握。读图时代，图片在体量上占了主角，但毫无疑问，文字绝对不可或缺，甚至它还是书的灵魂。正是文字的脉络使书稿呈现为一个形散而神不散的整体。读图时代对文字的要求更高了，文字必须言简意赅，必须惜墨如金。在《叹哉!紫禁城》中如是：文字说到紫禁城里的爱情，与之对应的照片就是帝后大婚的喜房、皇后盛装大婚的油画。这里考量的是编辑的文字理解、读图能力和对文字、照片和绘画三种表达方式间的互补关系及内在联系。越是诸如此类纠缠而细微之处的编排，越是考验编辑的文化素养和专业素质，这些细节的处理直接影响着编辑工作的进程和质量。
与作者深入沟通，“编作相长”，也是编辑的重要素质。编辑要善于发现和联系作者，要理解和服务于读者。艺术的创造不仅为主体生产对象，而且也为对象生产主体。作者、读者、编者之间是相互依存的；而编辑是中介，是桥梁，在其中起着活跃、紧密、沟通和相互促进的作用。同时，一名优秀编辑还应是位社会活动家，要增强社会活动能力，参加各种文化艺术活动，与社会各界建立广泛的联系，了解最新的艺术发展动向，掌握尽可能多的作者资源，加强与艺术家的交往，发现培育新的作者。新作者就好比新鲜血液，能给图书产品带来新的活力。“天下唯识为难”，“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编辑对作者的发现与培养需要眼光，而眼光源自编辑的自身文化素养。整合利用好这些社会资源也是一种创新。在编辑《叹哉!紫禁城》的过程中，编者深切的感受到这一点。可以这么说，故宫是摄影家李少白、画家姜国芳的资源，李少白、姜国芳这样的大师级作者同样是出版社的资源，能和这样的作者合作是编辑的荣幸。此外，社会活动同时也是提高编辑修养的途径之一。眼高才能手高，编辑的审美能力是图书艺术表现力的保证。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发现和创新的能力源于编辑综合素质的提高和日常工作经验的积累。传统的编辑“六艺”（选题、组稿、审读、加工、发稿、读校）中，最重要的是选题，现在也仍然没有变。不同的是在现今社会，编辑是一个更加开放的过程，无论是在遥远的古代还是在出版技术变革日新月异的今天，不断地改进和修改、互动，提升艺术修养，都是编辑不变的追求。
不变的中国意蕴与新颖的装帧设计
文化是社会共同认知下形成的一种氛围，是由人类在社会实践和意识活动中长期孕育出来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和思维方式。编辑既然是一种文化行为，也必然体现出本民族的文化特色；出版既然是一种传播，那么书籍就是传播文化的使者。原味的或更接近本地域文化的书籍也正是外国读者最想要的。在当今这个愈来愈趋于全球化、地球村的时代，“民族的就是世界的”是回归，也是醒悟。
图书装帧设计是为书稿内容服务的，好的设计能够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为了与书的内容和谐，《叹哉！紫禁城》的内页、封面、函套的设计上无一不在凸显中国意韵上做文章。在外国读者的眼中，重檐金顶的宫殿、朱扉金钉的宫门、雕云镂花的金水桥，都是有意味的色彩和符号，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叹哉！紫禁城》就很好地运用了这些色彩和符号。在内页的版式中，文字页全部都是中国红的底色，反白字，单一的色彩没有其它任何杂乱的装饰；跨页的红色仿佛紫禁城巍峨连绵的宫墙，端庄安静又不可逾越。每个章节引言的底纹，则配以硬质感的金黄色古铜器画面，和着边缘有漫漶感的白色文字，形、色呈现出抽象、斑驳、沧桑的意象，强化了中国特色的审美个性，令人产生“有意味的形式”联想。书籍函套则采用深红色硬卡，从镂出的圆孔中露出黄的底色，仿佛面对的是朱扉金钉的宫门，使得“打开”这个小小的动作既是打开这本书，也是开启一扇宫门。从这种暗示性的“开启”，也许可以产生某种时空上的联想，实现一次从书本平面到立体宫门的穿越。函套还借用了中国文化中“包裹”的概念。红色宫门左右打开后是上下打开的黄色封套，它与宫门刚好形成一个十字，十字交叉的中心就是这本书。这种十字交叉的方法既是中国包裹的结法也是礼物的包装法之一。在中国文化中，“包裹”是一个名词也是一个动词，就是说它既可以是一个物品也可以是一个动作。沾着中华文化的厚重，沾着紫禁城的帝王气象，这个包裹带着童话般的神秘感，以包裹的形式呈现给读者一件珍贵的礼物。
虽然在书的装帧设计上花了很多心思，但对于书籍装帧，服务于内容，既是出发点也是终结点。无论装帧设计多么具有创造性、艺术性，最根本的还是要与书的内容相得益彰，而不能喧宾夺主。在吸收外来文化的同时，继承发扬本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把极具中国特色的传统文化元素恰如其分地运用到书装设计中，就不必有外来的装帧形式正在消解中国传统装帧艺术的担忧了。
不变的“悦”读理想与全新的传播环境
书籍策划是创造性的劳动，这种有创造性的劳动就相当于一位高明的导游，对读者进行艺术性的引导。图书具有商品属性的同时，还肩负着对读者的教育功能及审美功能。好书在内容充分传递的同时，以其精美的封面、版式、文字、插图，陶冶着读者的心灵，营造出“悦”读的氛围。从古到今，阅读的流畅性、舒适性、交融性等，构成了读书时的愉悦感，也一直是大众判断一本好书的标准。
新的信息传播环境对书籍这一传统媒介产生了根本影响，它直接改变了书籍的媒介地位、功能以及大众对书籍的观念、需求的转变也间接改变了书籍的内容和形式。互联网络的普及使人们接受信息的习惯心理和习惯行为发生了很大改变。人们不再以语言文字为信息的唯一中心，而是越来越乐于接受视觉化的、直观的信息。在书籍寻找读者比读者寻找书籍更为迫切的形势下，书籍必须挖掘自己的优势，主动提升吸引力。影、画、文联袂呈现的设计无疑是顺应了这种信息图示化趋势的改变。编辑通过处理文字与文字、图像与图像、文字与图像之间的排布关系，使主体内容更加重点突出，逻辑分明；通过清理章与章、节与节、正文与辅文及辅图之间的区分与连接，使内容的结构和层次关系更一目了然。影、画、文的“组合”增加了直观的信息元素，增强了信息的传达，提高了读者阅读的便利性，潜移默化地引导和扩展了读者的阅读兴趣。
编辑，尤其是外文图书编辑，除了要考虑全新的传播环境导致的读者阅读行为的改变，还要考虑外国读者与国内读者的不同特点。外国读者对中国传统文化不太了解，但又对中国的古老文化充满好奇。在实际编辑工作中，面对外国读者，需要交待更多背景知识。在《叹哉！紫禁城》中，编辑则用插入的问答介绍了背景，这些问答在不影响主体影画作品的前提下，被设置在不起眼的角落。问答的样式被设置成互联时代最常见的活泼的“小贴士”形式，同时“贴士”也是外国读者所熟悉的。贴士的位置在不起眼的角落，读者需要时，它就存在，不需要时则完全可以忽略。在外国读者眼中，影、画、文的“组合”也许是向他们传递深厚而微妙的中国文化的最好方法。对他们来说摄影、油画这种 “西式” 的具象的展现让他们感到亲切，抽象的文字又满足了他们进一步探究的兴趣。影、画、文的“组合”让读者在似懂非懂、似知非知中能获得阅读乐趣的最大化。因为正是在这似是而非的不确定阅读中，读者才能对所阅读的书籍产生富有个性的理解。
世界纷乱嘈杂，以至于我们认为自己已经走得很远了，或者我们以为我们与他人的差距已经很大了，其实静下来想一想，这些是有失偏颇的。编辑、出版，这样一个文化活动，它的秉性就是回归，就是返璞归真。世界改变了很多，我们要做出必要的回应，但有一些东西，从最初到现在一直未变。
多年来，笔者就曾策划、编辑了一些反映紫禁城文化的图书：策划24开《故宫》、编辑《看不见的故宫》、绘画本《魂游故宫》、多种外文版《帝后生活》、导游性很强的《京城皇迹》、专题图书《清宫钟表集粹》、反映宫廷生活的油画集《发现紫禁城》和刚刚面市的《叹哉！紫禁城》。
无论对中国人还是外国人，紫禁城不仅是一个现实存在的空间、一个特定的地理区域，更是人们精神世界中古老中国的代表。人们感兴趣于这座宫殿，更感兴趣于与这堂皇宫殿伴生，却在我们面前嘎然而止的古旧史事。所谓“逝曰远，远曰返”，在现今这样一个开放的、走出去的时代，当你以为已经走得足够远的时候，蓦然发现其实正走向回归，越民族的才越是世界的。人类文明的路径就是周而复始，返璞归真。对所有想了解中国文化的人，无论从物质的、可视的空间建筑上，还是从无形的、深厚绵延的精神气质上，紫禁城就是这样一个原点，也是中国书籍永恒的选题之一。所以，向外国读者介绍紫禁城文化是一个从事对外图书编辑义不容辞的职责。
不变的紫禁城与变化多端的内容表达方式
关于紫禁城的书出版了很多，在《叹哉！紫禁城》一书中，编辑有意识地并置了摄影、绘画、文字三种不同的表达方式，给读者提供一个新颖的了解紫禁城文化的视角。三种方式就是三个通往主旨的路径，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偏好倚重于此或偏爱于彼。文、影、画，抽象的、具象的、想象的元素相互渗透，在互补中指向主旨。这种跨界的结合既具有同质的文化精神又具有混搭的现代气息，能够轻松地引导读者体味文、影、画背后的深层意韵，使读者的阅读感受更加深入和丰满。
编辑工作的根本目的是满足社会的精神文化生活需要。不同表达方式述说同一主题内容是多媒体、互联网时代的编辑策略之一。编辑是主体，但编辑的追求不能外于作品，而是要在作品这个客体中去创造价值，发挥编辑思想，体现编辑方法。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了一本书采用单一的表达方式，因为这可以使读者在一个略带强制的单一语境中理解作者的表达。这种强制性转化成读者阅读时的自我规定性，这种规定性能帮助阅读者渐入佳境。而互联网时代多媒体、多元化阅读的高自主性、高选择性破坏了作者、编辑与读者之间这个由微弱的强制形成的平衡，对传统纸媒的阅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信息质量与数量的背离，使有价值的信息与适当的需要者之间形成了传达的障碍。互联网时代，对于受众而言，搜索信息容易了，但甄别、挑选困难，很容易陷入信息过载的困境。海量的信息如果不经处理就形同于无，而编辑的作用正是对这些信息进行有效地、巧妙地梳理，使芜杂的信息变身为有用的文本。可以说，虽然互联时代对传统出版业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但就编辑工作来说，编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分外重要而又如鱼得水。如果说在遥远的古代，编辑的作用是搜集和整理，那么现在编辑的功能从根本上说仍然未变，只是古时的编辑要在搜寻信息上花更多的精力，而现在则是在甄别上花更多的工夫，但判断一个编辑是不是好编辑的标准并没有变，那就是对信息把握和处理的眼光、思路和技巧。
不变的评判标准与不断提高的编辑素质要求
信息经过编辑的寻觅、发现和中介，再经过整理加工、设计印刷，成为物化的精神产品——书籍。编辑是科学也是艺术，因为每一本书稿的内容和文字都各具特色。而决定书籍质量或书籍对人产生吸引力的因素，从根本上讲，在于书籍的内容。图书内容的好坏与一个编辑素质和能力的高低有很大关系。
在当下，编辑最重要的素质是甄别、提炼、整合，而不是胡拼乱凑，对一个事物的多角度解读不失为现代编辑应对纸媒阅读挑战的积极策略。一本书是否精彩，首要是选题。选题的要义在于创新，这包括内容和形式的创新策划。编辑不是循样缝衣的裁缝，而是有着犀利洞察力和敏锐感知力的设计师；不是生产线上按部就班重复劳动的机械手，而是能用同样原料做出不同口味美酿佳肴的美食家。一个好的编辑，就是发挥编辑的创造性、主体性，整合各种相关信息，编出适合不同读者特点的图书设计师。
编辑不但要对图书出版的每个环节都要有了解，还要对书籍内容有一定的见解，包括对文字、照片和绘画几个元素之间关系的理解和把握。读图时代，图片在体量上占了主角，但毫无疑问，文字绝对不可或缺，甚至它还是书的灵魂。正是文字的脉络使书稿呈现为一个形散而神不散的整体。读图时代对文字的要求更高了，文字必须言简意赅，必须惜墨如金。在《叹哉!紫禁城》中如是：文字说到紫禁城里的爱情，与之对应的照片就是帝后大婚的喜房、皇后盛装大婚的油画。这里考量的是编辑的文字理解、读图能力和对文字、照片和绘画三种表达方式间的互补关系及内在联系。越是诸如此类纠缠而细微之处的编排，越是考验编辑的文化素养和专业素质，这些细节的处理直接影响着编辑工作的进程和质量。
与作者深入沟通，“编作相长”，也是编辑的重要素质。编辑要善于发现和联系作者，要理解和服务于读者。艺术的创造不仅为主体生产对象，而且也为对象生产主体。作者、读者、编者之间是相互依存的；而编辑是中介，是桥梁，在其中起着活跃、紧密、沟通和相互促进的作用。同时，一名优秀编辑还应是位社会活动家，要增强社会活动能力，参加各种文化艺术活动，与社会各界建立广泛的联系，了解最新的艺术发展动向，掌握尽可能多的作者资源，加强与艺术家的交往，发现培育新的作者。新作者就好比新鲜血液，能给图书产品带来新的活力。“天下唯识为难”，“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编辑对作者的发现与培养需要眼光，而眼光源自编辑的自身文化素养。整合利用好这些社会资源也是一种创新。在编辑《叹哉!紫禁城》的过程中，编者深切的感受到这一点。可以这么说，故宫是摄影家李少白、画家姜国芳的资源，李少白、姜国芳这样的大师级作者同样是出版社的资源，能和这样的作者合作是编辑的荣幸。此外，社会活动同时也是提高编辑修养的途径之一。眼高才能手高，编辑的审美能力是图书艺术表现力的保证。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发现和创新的能力源于编辑综合素质的提高和日常工作经验的积累。传统的编辑“六艺”（选题、组稿、审读、加工、发稿、读校）中，最重要的是选题，现在也仍然没有变。不同的是在现今社会，编辑是一个更加开放的过程，无论是在遥远的古代还是在出版技术变革日新月异的今天，不断地改进和修改、互动，提升艺术修养，都是编辑不变的追求。
不变的中国意蕴与新颖的装帧设计
文化是社会共同认知下形成的一种氛围，是由人类在社会实践和意识活动中长期孕育出来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和思维方式。编辑既然是一种文化行为，也必然体现出本民族的文化特色；出版既然是一种传播，那么书籍就是传播文化的使者。原味的或更接近本地域文化的书籍也正是外国读者最想要的。在当今这个愈来愈趋于全球化、地球村的时代，“民族的就是世界的”是回归，也是醒悟。
图书装帧设计是为书稿内容服务的，好的设计能够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为了与书的内容和谐，《叹哉！紫禁城》的内页、封面、函套的设计上无一不在凸显中国意韵上做文章。在外国读者的眼中，重檐金顶的宫殿、朱扉金钉的宫门、雕云镂花的金水桥，都是有意味的色彩和符号，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叹哉！紫禁城》就很好地运用了这些色彩和符号。在内页的版式中，文字页全部都是中国红的底色，反白字，单一的色彩没有其它任何杂乱的装饰；跨页的红色仿佛紫禁城巍峨连绵的宫墙，端庄安静又不可逾越。每个章节引言的底纹，则配以硬质感的金黄色古铜器画面，和着边缘有漫漶感的白色文字，形、色呈现出抽象、斑驳、沧桑的意象，强化了中国特色的审美个性，令人产生“有意味的形式”联想。书籍函套则采用深红色硬卡，从镂出的圆孔中露出黄的底色，仿佛面对的是朱扉金钉的宫门，使得“打开”这个小小的动作既是打开这本书，也是开启一扇宫门。从这种暗示性的“开启”，也许可以产生某种时空上的联想，实现一次从书本平面到立体宫门的穿越。函套还借用了中国文化中“包裹”的概念。红色宫门左右打开后是上下打开的黄色封套，它与宫门刚好形成一个十字，十字交叉的中心就是这本书。这种十字交叉的方法既是中国包裹的结法也是礼物的包装法之一。在中国文化中，“包裹”是一个名词也是一个动词，就是说它既可以是一个物品也可以是一个动作。沾着中华文化的厚重，沾着紫禁城的帝王气象，这个包裹带着童话般的神秘感，以包裹的形式呈现给读者一件珍贵的礼物。
虽然在书的装帧设计上花了很多心思，但对于书籍装帧，服务于内容，既是出发点也是终结点。无论装帧设计多么具有创造性、艺术性，最根本的还是要与书的内容相得益彰，而不能喧宾夺主。在吸收外来文化的同时，继承发扬本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把极具中国特色的传统文化元素恰如其分地运用到书装设计中，就不必有外来的装帧形式正在消解中国传统装帧艺术的担忧了。
不变的“悦”读理想与全新的传播环境
书籍策划是创造性的劳动，这种有创造性的劳动就相当于一位高明的导游，对读者进行艺术性的引导。图书具有商品属性的同时，还肩负着对读者的教育功能及审美功能。好书在内容充分传递的同时，以其精美的封面、版式、文字、插图，陶冶着读者的心灵，营造出“悦”读的氛围。从古到今，阅读的流畅性、舒适性、交融性等，构成了读书时的愉悦感，也一直是大众判断一本好书的标准。
新的信息传播环境对书籍这一传统媒介产生了根本影响，它直接改变了书籍的媒介地位、功能以及大众对书籍的观念、需求的转变也间接改变了书籍的内容和形式。互联网络的普及使人们接受信息的习惯心理和习惯行为发生了很大改变。人们不再以语言文字为信息的唯一中心，而是越来越乐于接受视觉化的、直观的信息。在书籍寻找读者比读者寻找书籍更为迫切的形势下，书籍必须挖掘自己的优势，主动提升吸引力。影、画、文联袂呈现的设计无疑是顺应了这种信息图示化趋势的改变。编辑通过处理文字与文字、图像与图像、文字与图像之间的排布关系，使主体内容更加重点突出，逻辑分明；通过清理章与章、节与节、正文与辅文及辅图之间的区分与连接，使内容的结构和层次关系更一目了然。影、画、文的“组合”增加了直观的信息元素，增强了信息的传达，提高了读者阅读的便利性，潜移默化地引导和扩展了读者的阅读兴趣。
编辑，尤其是外文图书编辑，除了要考虑全新的传播环境导致的读者阅读行为的改变，还要考虑外国读者与国内读者的不同特点。外国读者对中国传统文化不太了解，但又对中国的古老文化充满好奇。在实际编辑工作中，面对外国读者，需要交待更多背景知识。在《叹哉！紫禁城》中，编辑则用插入的问答介绍了背景，这些问答在不影响主体影画作品的前提下，被设置在不起眼的角落。问答的样式被设置成互联时代最常见的活泼的“小贴士”形式，同时“贴士”也是外国读者所熟悉的。贴士的位置在不起眼的角落，读者需要时，它就存在，不需要时则完全可以忽略。在外国读者眼中，影、画、文的“组合”也许是向他们传递深厚而微妙的中国文化的最好方法。对他们来说摄影、油画这种 “西式” 的具象的展现让他们感到亲切，抽象的文字又满足了他们进一步探究的兴趣。影、画、文的“组合”让读者在似懂非懂、似知非知中能获得阅读乐趣的最大化。因为正是在这似是而非的不确定阅读中，读者才能对所阅读的书籍产生富有个性的理解。
世界纷乱嘈杂，以至于我们认为自己已经走得很远了，或者我们以为我们与他人的差距已经很大了，其实静下来想一想，这些是有失偏颇的。编辑、出版，这样一个文化活动，它的秉性就是回归，就是返璞归真。世界改变了很多，我们要做出必要的回应，但有一些东西，从最初到现在一直未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