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中国古代玉器艺术展届时正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尘封多时的一批中国古代玉器艺术珍品终于破茧而出，这是国家文物局调拨给国家博物馆8万件玉器中的一小部分玉器藏品首次与公众见面，成为一场弘扬我国传统玉文化的美学盛会，吸引着来自海内外的友人和广大民众、特别是古玉器爱好者，纷至沓来，分享祖先留给我们近万年的饕餮盛宴。
这批玉器在国家博物馆展出，对我来说，于今赴约，和这些自己曾经保管过多年，曾倾注着我浓厚心血和深厚情感，对它们熟悉得像自己孩子一样的久违“老友”在此相逢，重温风华不朽的感动。但见器物依旧，风华依旧，恋恋依旧。如今与它们虽以展柜相隔，但依稀像是久别重见的亲人，心潮起伏，感觉亲昵无比。
展阅人类文明，中国玉文化始终充满着神秘的色彩，形而上的精神文化观，以儒、释、道之名传唱千古。不同的时代文明嬗递着属于当代的时尚取向，然而东方文明依旧是东方的，淬炼成“道而后器”的东方美学，芙蓉出水，错彩镂金，都在揭示着中华民族泱泱东方大国浓厚，深远的“璞散成器”波澜壮阔的玉文化史诗。
也正是此次的机会，国博开闸取囊，检视的其实不仅仅是历年来我们整理出碧落黄泉的珍品，更是每个当下的眼界心法，一件件一幕幕往事跃然浮现，如此际遇，似乎回到了风华年代，上演着千年守候，相约今生再续隔世尘缘。此时对我，想要传达的是一份依旧的深情动容，依旧物我两忘的灵魂际会，那种自我真实性灵的澄怀观道。
依旧绝代风华的万种情怀，就从玉雕创作的新境界大唐开始吧。
唐代玉饰的多元风貌玉雕创作的新境界
中国古代玉器艺术展中，中古时期——唐宋辽金元这个单元的玉器，也就是展品文字介绍中所称的“俗玉”部分，绝大多数展品是国家文物局调拨到国家博物馆的玉器藏品。这部分玉器展品，题材广泛，造型丰富，质量精良，有的甚至是不可多得的孤品。调拨的8万件玉器中，未展出的唐宋辽金元的玉器藏品尤为丰富，这在国内收藏单位中应居首位。
玉器作为佩饰的观念使用，尽管早自新石器时代就已出现，但能跳脱传统“君子佩玉”的儒家束缚，却已是唐宋以后审美新思维的境界体现。
唐朝是中国封建时代最强盛、统治时间最长的王朝之一，也是我国玉器发展史中的又一个辉煌时期。从中国玉器发展史考察，玉器主要是贵族用品，所以上层社会给予特别的关注。周、汉时期是我国玉器史上的两次大繁荣时期，朝廷控制着玉料、玉器生产。与后代不同的是，当时朝廷主要掌握礼仪用玉、丧葬玉的琢制玉使用。唐代丧葬玉几乎绝迹，装饰玉、佛教玉、陈设玉、实用器皿创造了崭新的传统玉文化。唐以前玉器装饰有的也相当精美，但神味太浓，理性太足。唐代的玉雕艺术开创了一个新境界(周郁成：《如玉人生中国古代玉器的宏观鉴定论》，科学出版社)。综合文献、考古发现和传世藏玉器来看，隋唐时期，新疆和田是此时期用料主要产地，大都选用的玉料精细，基本以和田青白玉为主，其他玉料少见。除此之外，大量使用染色玛瑙、透明水晶等，多数不见于国内矿藏，可能从西域输入。玉器的琢碾制作亦颇为兴盛。其玉器或以国礼贡物，或以贸易商品的形式进入我国，为中国玉器注入了新鲜血液。此后，汉族与契丹、女真、蒙古等民族长期对峙，亦相互接触。通过各民族文化的碰撞、影响以至于交融，唐宋辽金元的近八百年，玉器发展逐出现重大转折。这与当时的绘画、书法、雕塑艺术相吻合，贬乏神性，再现灵性。着眼于艺术主体精神世界的刻画，气韵生动，这与唐代政治上开放、艺术上善于吸收外来文化密切相关，唐代玉器的显著变化，表现在玉料的选材考究，装饰的精美、奢华，功用多元等几方面。
唐代朝廷在祭祀、礼仪方面也仰仗于玉器，朝廷玉器有祭祀、礼仪两大系列，前者主要是封禅用玉册，后者有装饰玉类的玉步摇等首饰，玉带板等带饰。不过这种高贵的装饰玉不流行于民间，而只是在宫廷使用。完整的封禅用玉册在此次调拨的8万件玉器藏品中不曾发现，但唐、宋、元、各时代装饰玉类中玉步摇等首饰、带板和佩饰却数量不少，题材也很丰富。
一、装饰玉
装饰玉，系指人们身上佩带的具有装饰或装饰与使用相结合的玉器作品。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出现。本次展出的多为唐宋辽金元装饰玉中宫廷使用的首饰、带饰和佩饰，带板就是唐代新出现的装饰玉。
例如本次展出的唐代青白玉龙形簪柄(图一)，就是唐代宫廷贵族妇女头上使用的首饰。簪，固定发髻的用具，古时无论男女都留长发，梳发髻。笄，即髻的前身，做锥状，针细头粗，是当时人们固定发髻的用具，新石器时期很多墓葬都有出土，一般多为骨质、竹制、蚌制等。古代笄的实用性强，一般比较短小(图二)。商周时期，笄的顶端开始雕刻纹饰，笄体加长。秦汉以后，顶部不但更加强调装饰性，尺寸也越来越长，汉以后笄还被称作髻。簪从最初的绾发、固冠功能，发展成为后来贵族当作炫耀财富、昭明身份的标志。因此，其质地逐渐被金、银、玳瑁、翠所取代。作为装饰作用的簪则往往较长，约30厘米左右，如安徽合肥西郊南唐保大年墓出土的金镶玉步摇簪，长达28厘米。也有的用两种或两种以上材料制成。这种发簪自隋代开始出现，一直延续到清代。唐代青玉龙形簪柄，也是与金、银或者是其他质地的材料镶嵌在一起的步摇簪，当属此类。玉簪又叫搔头，陕西乾县唐李贤墓壁画中绘有一长簪搔头的女子(图三，转引自《中国古舆服论丛》)。古诗中也有不少关于玉簪的描述：“玉簪久落鬓，罗衣长挂屏”，“婵娟人堕玉搔头”。
五代起，笄也用于固定冠帽，固定冠的笄称为“衡笄”。从墓葬出土的情况看，束发冠所使用的衡笄，通常比较短小，做工也比较简单，往往只是在簪的顶部突出一个圆帽，或者比簪身略粗，如江苏省吴县金山天平出土插在宋代白玉莲花冠上的碧玉簪。传世品中也有这类簪，例如本次展出的宋代碧玉龙首簪(图四)，器形为单股素身，簪首的龙头与宋元时期带钩的龙头十分相似，长度为14.5厘米。龙在中国被视为“天子”，只有具有“真龙天子”身份的人才能使用。此碧玉龙首簪，应为宋元时期，有一定身份的男性使用的束发冠上的衡笄。
钗是从簪发展而来，顶部相连，分开两股，逐渐细瘦至尖状。钗的作用与簪一样，也是用于绾发，簪与钗的区别在于前者为一股形似锥；后者是两股形似夹。《释名·释首饰》说：“义，杖也，固形之名也”，说明钗是因形而得名。秦汉时期，贵妇发型以高大为美，至唐代更为流行。发钗因双股绾发作用更佳，因此，玉簪、玉钗在秦汉以后一直是妇女的主要发饰。例如本次未见展出的藏品唐代白玉钗(图五)，通体抛光，双股，前端近锥形，后端相连呈弧形，顶端拱圆形，丰满肥厚，与1985年西安西郊电缆厂唐墓出土的两件玉钗极为相同， 具有盛唐时期典型特征。
在簪首或钗首做出各种形状的凤鸟造型，是隋到中晚唐又一显著特点，当从商、周时期夔风纹变异而来，特别是战国、汉代的漆器及其他器物上这种双翅上扬，似在跳跃曼舞的夔凤纹饰，造型非常多见。这种风格一直延续到宋辽金元。从历代的文人骚客对发钗的描述来看，瑞鸟飞禽是装饰钗首的常用题材。例如唐韦庄《思帝乡》词：“云髻坠，凤钗垂”，李贺《湖中曲》：“燕钗玉股照青渠”，李白《白头吟》：“头上玉燕钗，是妾嫁时物”，牛峤《菩萨蛮》：“绿云鬓上飞金雀”，以上提到凤、燕、金雀均为能给人带来福音的吉祥鸟，可以说正是钗首这些寄托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创意，使发钗成为最富民族特色的首饰之一。如本次展出的宋白玉孔雀簪柄(图六)，孔雀口衔绣球欲飞，翘尾展翅，造型舒展优雅，动感十分强烈。孔雀为尖喙、长颈、圆点眼，此种眼形为宋代鸟、兽、鱼类常用眼形。又如1974年北京房山县长沟峪曾出土的一件北宋时期青白玉孔雀钗(图七，转引自《中国玉器全集》第五卷)，就是唐宋时期宫廷贵妇盛行以凤鸟造型做首饰的很好例证。
步摇也是当时妇女重要的首饰，它是在簪钗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其底座通常为钗，钗上缀有可活动的花枝，走起路来花枝随着步履的活动不停地摇曳，故名“步摇”。纯金属的步摇出现较早，汉、北朝墓已发现实物。湖南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出土的帛画上，贵妇头上也插有步摇。唐代妇女对妆饰非常重视，步摇的使用非常普遍，而且多为金镶玉。陕西西安韦回墓壁画、陕西乾县李重润墓石刻都有插步摇的人物形象。唐代诗人顾况《五郎中妓习武咏》诗则有“玉作搔头金步摇”的记载。唐代妇女的步摇，一般多用金玉制成鸟雀之状。“鸟雀”者，古时被视为“凤”，这是古代用来比喻贵妇极为普遍的传统纹饰。在鸟雀的口中，衔挂着珠串，随着人体的行走，珠串便会摇颤(图八，转引自《中华历代服饰艺术》)。
此次展出的一对唐代龙形簪柄(图九)，不仅一反传统的鸟雀、花卉造型，工艺也十分独特。它是先将其雕制成龙形，然后从中一分为二切割成两件，如果将它们合在一起，二者各个部分丝毫不差，分开看，它们的背部均有切割的痕迹，且凹凸不平的部分能够相互吻合。该器切割得很薄，制作得相当精巧，但其尾部看起来似乎显得有些忽略，其实是与金银镶嵌在一起的嵌口。所不同的是唐代以龙为造型的簪、钗很少，只见到唐苏鹗《杜阳杂编》中记同昌公主嫁妆中有“九玉钗，上刻九龙，皆九色”。因此，这对龙形簪应是唐代玉步摇类首饰的珍贵遗物。
梳与篦古代统称栉，下面有齿，上面有背。齿有疏密，疏者称梳，用以梳理头发；密者称篦，用以蓖除发垢。新石器时代就开始使用，如浙江省海盐良渚文化出土的玉梳背象牙齿梳、山东大汶口文化出土的一件象牙梳(图十，转引自《中华历代服饰艺术》)，目前已知甘肃永靖张家嘴新石器时代中期遗址中的五齿骨梳是最早的发梳实物，山西长治分水岭春秋墓的竹片制成的发篦是目前所见的最早发篦。商以前梳背上缘近乎平直(图十一，转引自《中华历代服饰艺术》)，春秋、战国时期背部呈圆弧形(图十二，转引自《中华历代服饰艺术》)，汉以后呈马蹄形(图十三，转引自《中华历代服饰艺术》)，至唐代，梳的形状开始向长而低的月牙形变化。有的梳篦背与齿不使用同一种材料，以类似卯榫的方式上下相接。使用有机材料的梳齿一般在出土时就朽坏而不复存在了。
唐代流行插梳之风(图十四)，常以金、银、犀、玉等贵重材料制作。唐晚期至五代，妇女头上插的梳篦越来越多，有的多至十来把。敦煌榆林窟五代女供养人壁画曹议金眷属头上就插有六把梳篦。元稹《恨妆成》中“满头行小梳，当面施圆靥”的诗句，最能说明唐代插梳之风隆盛。此外，元稹《六年春遣怀》中“玉梳钿朵香胶解”、崔涯《嘲李瑞瑞》中“独把象牙梳插鬓”、花蕊夫人《宫词》中“斜插银篦慢裹头”等诗句，则反映出唐梳材质的丰富；王建“归来别施一头梳”的诗句，说明了这种插梳风尚。据敦煌莫高窟壁画乐廷环夫人太原王氏供养像和张萱所绘的《捣练图》中的插梳妇女形象可知，当时一般多在髻前横插一把发梳，也有将两把上下相对或将多枚小梳排列有序地插在发间。正是这些才艺俱佳的插梳，将唐代妇女的髻环秀发装饰得别有风韵。1958年西安市南郊唐墓、1980年浙江省临安县唐墓各出土一件白玉梳背(图十五，转引自《中国玉器全集》第五卷)。
本次展出的唐代白玉花卉纹梳子背(图十六)、白玉双孔雀纹梳子背(图十七)均呈半月形。花卉纹梳子背，双面压地隐起三朵花瓣饱满的宝相花，周围花叶以平行或放射形阴线刻划，简洁有力。该器与浙江省临安县唐墓出土的白玉梳背风格趋于一致。白玉双孔雀纹梳子背，双面压地隐起雕一对孔雀，孔雀的造型及其工艺与前面介绍的宋白玉孔雀簪柄，风格趋于一致。两件梳背下部均有薄榫，用于与金属或其他质料的梳齿相接。这当是唐代传世品中具有显著唐代风格的首饰。
如果说簪、钗、步摇和梳背等首饰是唐代宫廷贵妇专用玉器的话，那么，玉带板则是唐代宫廷男性显贵的专用玉带饰。目前出土的唐代玉带板有七筠、十五銙、十六銙等多种，表明唐代虽然有了使用玉带板的定制，但使用的数量及佩法与文献记载有很大出入，这反映了唐带板初始时期的情形，直到明代才有了固定的规制。
蹀躞带流行于北周至初唐，北周宣政元年(578年)若干云墓、隋大业六年(6lO年)姬威墓出土的玉带都是这种附环的形式，所附环用来佩物。《新唐书·李靖传附彦芳传》：“靖破萧铣时，所赐于阗玉带十三銙，七方六刓，銙各附环，以金固之，所以佩物者。又有火鉴、大懵、算囊等物，常佩于带者。”南北朝至隋代，天子革带附十三环，《周书·李贤传》：“高祖……降玺书劳贤，赐衣一袭及被褥，并御所服十三环金带一要。”同书《於翼傅附李穆传》：“乃使谒隋文帝，并上十三环金带，盖天子之服也，以微申其意。”至唐代，带环数量开始减少，马缟《中华古今注》卷上：“唐革隋政，天子用九环带，百官士庶皆同。”何家村白玉九环蹀躞带当属完整的一副带具。
有孔带也为系蹀躞带的带具，蹀躞带在长方形的孔内，銙上镂孔，取代了环的作用。宋王得臣《唐史》卷上：“胯且留一眼，号日古眼，古环象也。”这种带具自初唐至辽代前期都有发现。銙带不系蹀躞，只剩下装饰性的带銙。此形玉带较早的是贞观元年(627年)窦墓出土的青白玉梁金框宝钿真珠装带。何家村发现的此形玉带最多。
唐代初年，于阗玉带就开始进入唐朝。《册府元龟》卷九七○《外臣部·朝贡三》云：“贞观五年于阗国王尉迟屋密遣使献玉带”。即使它们不是外来输入品，或许也是胡人玉工所制。隋唐时期，有不少胡人擅长攻玉。如 《隋唐·何稠传》：“何稠字桂林，国子祭酒妥之兄也。父通，善斲玉。稠性绝巧，有智思，用意精微。年十余岁江陵陷，随妥入长安，仕周御史释下士。及高祖为丞相，召补参军，兼掌细作署。”据研究和稠为西域胡人。
唐代革带上的带銙质地有玉、犀、金、银、鍮石、铜、铁等多种，质地的不同代表不同的等级。《通典·礼典二三-天子诸侯玉佩剑绶玺印》：“上元元年八月，敕文武官三品以上，金玉带，十二銙；四品，金带，十一銙；五品，金带，十銙，六品、七品并银带，九銙，八品、九品，服并石带，八銙，庶人，服黄铜铁带，六銙。”《唐大诏令集·禁约上·禁奢侈服用敕》载开元二年七月敕：“……准式，三品以上饰以玉，四品以上饰以金，五品以上饰以银。宜于腰带及马衔、镫、酒杯、杓依式，自外悉铸为铤。”《新唐书·车服制》：“诸亲朝贺宴会之服：一品、二品服玉及通犀，三品服花犀、斑犀。……度支、户部、盐铁门官等服……绿暗银蓝铁带。……未有官者，……绿铜铁带。……行官服……蓝铁带。”虽然三品以上的官员金玉带皆可服，但唐人更重视玉带。在唐人看来，玉比金银更珍贵。因此，玉带便成为唐人服带的最高等级，成为荣誉和风流的标志。李白《叙旧赠江阳宰陆调》：“罗衫玉带最风流，斜插银篦慢裹头。闲向殿前骑御马，挥鞭横过小红楼。”甚至公主也以束玉带为荣，《新唐书·五行志》载：“高宗尝内宴，太平公主紫衫、玉带、皂罗折上巾，具纷砺七事，歌舞于帝前。”
所见传世的唐带板一般多使用和田玉作材料，青白玉居多，也有玛瑙材料的。造型有方形绔、半圆形銙。由若干方形銙或半圆形銙、圆首矩形铊尾组成完整的一副。(图十八，转引自《中国出土玉器全集》第十四卷)
唐代玉带板纹样，从出土和传世的来看，其题材大体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人物纹，在唐代玉带中最流行，人物大都是胡人形象，有的演奏乐器，有的表演胡舞，有的手捧宝物做献宝状，有的手持角杯、长杯作饮酒状。比较完整的胡纹玉带有西安市何家村窖藏出土的伎乐纹白玉带、日本大和文华馆伎乐文玉带。另外，还有少数汉装人物，傅大卣《唐玉带饰雕刻艺术》一文著录三枚汉装人物带銙。本次展出的三块唐代玛瑙伎乐人物带饰(图十九)，就是整套玉带中失散的三块，用玛瑙材料制成。纹饰为典型的唐代胡人伎乐图，三块带銙上琢雕的人物均为西域、波斯人形象，高鼻、深目，使用阴线在人物面部的一侧雕刻出卷曲的发式，身着窄袖、紧身衣裤，足蹬长靴，各手持一种乐器盘坐于毡毯上，人物头顶自上而侧雕有一飘带。这种造型几乎是唐代人物带板的标志性造型。
第二类是动物纹，己发现的有狮子、鹿和龙。傅大卣《唐玉带饰雕刻艺术》著录一枚鹿纹方銙，此鹿与银器中的肉芝顶鹿纹完全相同。前蜀王建墓出土一条白玉云龙纹带，从王光庭《奉和圣制送张说巡边》“玉辗龙盘带，金装凤勒骢”的诗句来看，唐代也有龙纹玉带。另外唐诗中提到的动物纹玉銙还有麒麟、大雁，如李贺《秦宫诗》“越罗衫袂迎春风，玉刻麒麟腰带红”，李廓《长安少年行》“玉雁排方带，金鹅立杖衣”。狮子是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常见的艺术题材，狮纹还出现在玉器上，如北齐库狄回洛的玛瑙狮纹雕饰，唐代何家村狮纹玉带。
虽然唐朝人对狮子并不陌生，但狮子并非中国所产，它产于非洲和西亚。唐代的狮子多由西域朝贡而来，据《册府元龟》“外臣部·朝贡条”载，贞观九年康国献狮子，显庆二年正月吐火罗国献狮子……。唐朝狮子多从波斯、粟特以及周边地区而来，与产生美玉的于阒同属西域。《一切经音义·大宝积经》说：于阗“山有玉河，河中往往漂流美玉，彼国王常采，还来贡献。”本次展出的唐代青玉狮纹带饰(图二十)应为西域碧玉雕琢而成，玉质细腻温润，工艺精致。其上碾琢西域多见的狮子纹，先用较宽的砣具砣出狮纹轮廓，在沿带銙边缘向内斜刻，将狮纹以外的空间剔地，使狮纹凸出，然后再用较窄的砣具刻画眼睛，鬃毛等细部。这种在平面上斜刻剔地，使所表现的形象隐起的技法为唐代玉雕所独有。该器与何家村窖藏出土的狮纹玉带工艺、技法及风格一致。相比之下，狮纹更显得严谨、规整。与胡人献宝、胡人伎乐纹一样，带有浓郁的中亚色彩。
第三类是植物纹，目前仅见西安市东郊堡子村唐墓出土的一件花卉纹白玉方銙(图二十一，转引自《中国玉器全集》)，再有陕西省长安县南理王村唐窦嗷墓出土玉梁金筐真珠蹀躞带所装饰图案，类似花卉纹饰(图二十二，《中国出土玉器全集》第十四卷)。
唐代玉带等级高，宫廷所需玉带当有皇室玉器作坊制作。《新唐书·百官志三》记载少府下设中尚署、掌冶署负责制玉及玉带，中尚署“掌供郊祀圭璧及天子器玩、后妃服饰雕文错彩之制。……制鱼袋以给百官，番客赐宝装带鱼袋，则受鸿胪寺丞、主薄。”掌冶署“掌范溶金银铜铁及涂饰琉璃玉作。”除官府作坊外，长安城坊内也有一些个体作坊制作玉带，《新唐书-柳浑传》：“玉工为帝作带，误毁一跨，工不敢闻，私市它玉足之。及献，帝识不类，掷之，工人伏罪。”《太平广记》卷二四三“宝间”条引《乾馔子》记载，曾有胡人米亮召玉工为宝间治玉出售，使宝间致富之事。地方玉器作坊可自行制作玉带，所以普通人在坊市内也可买到。五代孙光宪《北梦琐言》逸文卷一：“湖南帅马希声，在位多从率。有贾客沈申者，常来往番禺间，广主优待之，令如北中有求宝带。申于洛汴问市得玉带一，乃奇货也。”
无论官府作坊，还是地方作坊，制作的玉带銙皆为正面面积较小，背面面积较大，周边由正面向底面倾斜呈坡状的形状，这与后世的玉带板上下两面大小相等，四边垂直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比。造成这种特殊形状出现的原因，是由于结缀玉带时，排列间距十分接近。不使用时，为防止碰磨损坏，将有带板的一面向内盘卷，便于收藏。若玉带四边垂直，玉带只能平放不能卷曲成盘。玉带銙的背面多有象鼻孔，用银丝穿孔固定于革带上。(图二十三，转引自《花舞大唐春一何家村遗宝精选》)
唐代板不施边框，用铊子从带板四周向内用减地的方法作出池面，使主题纹饰呈现出浅浮雕的艺术效果，带板上的不同的主题纹饰，均采用排列整齐、长短不一的阴刻线表示。这种工艺是唐代带板的标志性工艺。二，佛教玉
天王像在佛界有不同的名称，大体是由于他们一定的司职决定了他们同一的形象，即：身着铠甲，威严可畏。力士(亦称金刚)与天王的基本区别是，前者多赤裸上身，肌肉坚强，表现出武士的气质，所以也称为金刚力士。在许多石窟中，天王和力士多为把守窟门或者是站在菩萨的两侧。
本次展出的一件唐代白玉跽坐武士(图二十四)，可以说是一件稀世孤品。《说文》称“跽，长跪也”，二足趾直落，双膝着地，上身直立，与此 武士坐式相符。笔者除了保管过这8万件玉器，还曾经于1982年在北京三间房外贸库房参加整理过22吨玉器，包括几十年来所见过的不计其数的文博单位玉器藏品，均未见过类似造型和质量的唐代跽坐武士。从近年考古发现来看，佛教早于汉代就由印度逐渐传人中国，如四川彭山墓葬中就曾发现过东汉时期的佛像。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上至帝王下至庶民百姓对佛教的推崇，为佛教向中国化的嬗变奠定了重要基础。隋唐时期佛教日臻鼎盛，使得佛教图案和造型被普遍运用到玉石等的制作中来。白玉跽坐武士与佛教有着密切的关系。《庄子·人世间》：“擎跽拳曲。人臣之礼也。”那么，此武士身份应为人臣而非君主。武士，也有人称为力士，是中国传统武将与佛教结合后演变为佛教护法，高等级的护法，身着甲胄。较低等级的护法赤裸上身，腰系战裙，是供其他神祗驱使的，这种形象称为力士，其形象在石窟的壁画玉雕像中大量出现，墓葬的随葬品中也多见其身影，主要起看护和辟邪的作用(王鹏《中国古代玉器艺术一佛教玉》)。唐代的陶制、石刻、金铜质地的武士形象存世较多，玉质武士比较少见，该武士为跽坐状就更为罕见。白玉跽坐武士的造型，是笔者职业生涯中所见的唯一一件唐代仅存于世、不可多得的稀世孤品。
三、实用器皿
目前发现的隋唐与容器主要有杯、盒、盘、壶等，其中以杯为多，如何家村出土的玉杯、玛瑙杯，隋李静训墓出土金扣白玉盏，西安南郊沙坡砖厂出土玛瑙钵，湖南长沙中南工大唐墓出土镶边玛瑙杯，河南偃师首阳山电厂李存墓出土玉石四曲杯。
唐代玉杯、玛瑙杯为饮酒器，在唐诗中有许多描绘。李白《拟古十二首·十》：“遗我绿玉杯，兼之紫琼琴。杯以倾美酒，杯以闲素心。”元稹《舂六韵》：“酒爱油衣浅，杯夸玛瑙烘。挑鬟玉钗髻，刺绣宝装拢。”唐人在宴会上使用的玉杯、玛瑙杯，不仅显示出酒具的奢华，而且最重要的是玉质食器乃是贵族身份的象征。
例如本次展出的唐代玛瑙海棠式盏托(图二十五)，该器为淡褐色玛瑙琢制而成，托上三分之二部分为椭圆形碗状，托下三分之一为外撇的椭圆形圈足，在二者结合部为外展海棠式板檐。板檐略呈弧状，器表光素无纹，抛光精细，整齐线条流畅优美，与何家村出土窖藏玛瑙器皿风格一致，是唐代玛瑙器中不可多得的精品。
本次展出的宋代玛瑙板檐环柄匜(图二十六)，玛瑙为淡褐色，月白色的团花状纹理清晰可见，与玛瑙晶莹剔透的光泽交相辉映，显得无比华贵。器形为圆形口。平底，一侧有板檐，板檐下有一圆环形柄。器物壁极薄。此匝与安徽省休宁朱唏颜墓出土宋代玛瑙匜基本相同。
再如宋代玛瑙板檐环柄花口匜(图二十七)，淡褐色玛瑙，莲花式口，平底，口边出半月形云头式板檐，檐下精雕一弧形环柄，底呈凸起弧形，器形为六瓣莲花式，造型优美。相比之下此器比安徽省休宁朱唏颜墓出土宋代玛瑙匜及上述宋代玛瑙板檐环柄匜造型更加考究华丽。
我国自原始社会就已开始使用玛瑙，玛瑙大多作为小件饰品或串饰，当时材料多为本国所产。玛瑙质地为透明或微透明，有玻璃光泽，硬度为摩氏6.5～7度。色彩丰富，品种颇多，有“千样玛瑙”之说。常见和应用的多为红色，其他还有蓝、绿、缠丝、黑花、紫、灰、白等色。汉以前文献记载玛瑙名称为“琼玉”、“赤玉”。《广雅》有“玛瑙石次玉”和“玉赤首琼”之说。“玛瑙”一词来自佛经，梵语本名“阿斯到加波”，佛教传入我国后，琼玉或赤琼才在我国改称“玛瑙”。
上好的玉料、玛瑙皆来自西域，不仅稀有，而且带有浓重的异国色彩，而受到皇室及贵族的青睐。玛瑙在古文献中有马脑、玛瑙、马瑙、玛瑙等多种写法。以上介绍的几件规格如此大的唐宋玛瑙器皿，实属罕见，材料来源应为贡品。《太平御览》卷八○八“玛脑”条：“魏文帝日玛脑勒赋，日玉属也，出自西域，纹理交错有似马脑，故其方因以名之。”上述唐代玛瑙海棠式盏托、宋代玛瑙板檐环柄匜、宋代玛瑙板檐环柄花口匜，玛瑙均为淡褐色，月白色的团花状纹理清晰，虽没有交错的纹理，但晶莹剔透，给人以朦胧、神秘的感觉，更似“马脑”。唐代因各国交往频繁，朝贡品是互通友好的象征。《旧唐书·高宗上》载：“十二月癸丑，……倭国献琥珀、玛瑙，琥珀大如斗，玛瑙大如五斗器。”这几件唐宋时期玛瑙器皿的造型、规格及颜色，均与何家村窖藏出土玛瑙器皿及安徽省休宁朱唏颜墓出土宋代玛瑙匜风格一致，应为唐宋时期中外交流的珍贵实物。
唐宋以来，特别是进入辽金元之际，玉饰受世俗情趣的熏染，不仅题材多元丰富，而且雕刻技法也细腻活泼。虽然佩挂玉饰造形纤巧，但生动传神的艺术造诣，往往让人爱不释手。佩挂玉饰的制作，一方面继承前代遗风，出现少量的幻想型神兽，另方面代表世俗意识的写实性动物与花鸟、人物佩件也多有出现。此时的动物造型，或体态浑圆，或情态逼真，例如本次展出的几件唐代动物作品(图二十八、二十九、三十)，造型浑朴，尤其对骨骼、肌肉及四肢的雕刻肌理生动，正如有的鉴定专家所说的那样：唐代动物的特点是有骨头有肉，肉包骨头的感觉形象、写实。尤其对肿骨鹿颈部的雕刻更显得细腻传神。
据画史记载，唐中后期，花鸟画独立成科，受花鸟画的影响，唐宋时期玉器中花鸟题材的作品开始增多。
例如本次展出的一件唐代玉雁佩(图三十一)，双面雕刻，姿态呈飞翔状，周围饰有如意云纹。玉雁双翅外展，雁翅及尾部以均阴刻线表示羽毛，一面为三角形眼，一面为棱形眼。
又如本次展出的白玉鸟(图三十二)，双翅上扬，动感十足，这与东汉以后砖雕、铜器、玉器制品中鸟的造型多为双翅上扬状的表现形式一脉相承，与唐代陕西何家村窖藏金银器上的鸟纹也有相似之处，给人以活泼灵动的视觉效果。唐代玉雕工艺中最擅长运用短小、细密的阴刻线表示动物皮毛、花鸟叶茎、羽毛以及人物衣纹，并且刀法干脆、整齐、生辣。特别表现在唐代板上的人物衣纹最具代表性。这应是唐代玉雕艺术中较为典型的时代风格，也是从唐代开始盛行，一直影响至宋、金时期。三角形眼、棱形眼、圆坑眼这几种眼形也是这几个时期鸟类、鱼类及动物较为典型、多用的眼形。
以两动物相对组成图案是受波斯萨珊王朝影响，在唐代玉器纹样中曾大为流行，唐和五代墓中就已出现玉簪花、玉篦脊上刻有成对鸳鸯的纹饰。相互嬉戏的鸳鸯，喻示夫妻恩爱与幸福美满。到了宋代，鸳鸯荷莲纹依然盛行(图三十三、三十四)。
总的来说，唐代的玉雕风格已然跳脱典雅庄严的礼仪规范，逐渐从多元的世俗题材汲取养分，让玉雕在典型的传统风格中，多一分清新活泼的气息。
这批玉器在国家博物馆展出，对我来说，于今赴约，和这些自己曾经保管过多年，曾倾注着我浓厚心血和深厚情感，对它们熟悉得像自己孩子一样的久违“老友”在此相逢，重温风华不朽的感动。但见器物依旧，风华依旧，恋恋依旧。如今与它们虽以展柜相隔，但依稀像是久别重见的亲人，心潮起伏，感觉亲昵无比。
展阅人类文明，中国玉文化始终充满着神秘的色彩，形而上的精神文化观，以儒、释、道之名传唱千古。不同的时代文明嬗递着属于当代的时尚取向，然而东方文明依旧是东方的，淬炼成“道而后器”的东方美学，芙蓉出水，错彩镂金，都在揭示着中华民族泱泱东方大国浓厚，深远的“璞散成器”波澜壮阔的玉文化史诗。
也正是此次的机会，国博开闸取囊，检视的其实不仅仅是历年来我们整理出碧落黄泉的珍品，更是每个当下的眼界心法，一件件一幕幕往事跃然浮现，如此际遇，似乎回到了风华年代，上演着千年守候，相约今生再续隔世尘缘。此时对我，想要传达的是一份依旧的深情动容，依旧物我两忘的灵魂际会，那种自我真实性灵的澄怀观道。
依旧绝代风华的万种情怀，就从玉雕创作的新境界大唐开始吧。
唐代玉饰的多元风貌玉雕创作的新境界
中国古代玉器艺术展中，中古时期——唐宋辽金元这个单元的玉器，也就是展品文字介绍中所称的“俗玉”部分，绝大多数展品是国家文物局调拨到国家博物馆的玉器藏品。这部分玉器展品，题材广泛，造型丰富，质量精良，有的甚至是不可多得的孤品。调拨的8万件玉器中，未展出的唐宋辽金元的玉器藏品尤为丰富，这在国内收藏单位中应居首位。
玉器作为佩饰的观念使用，尽管早自新石器时代就已出现，但能跳脱传统“君子佩玉”的儒家束缚，却已是唐宋以后审美新思维的境界体现。
唐朝是中国封建时代最强盛、统治时间最长的王朝之一，也是我国玉器发展史中的又一个辉煌时期。从中国玉器发展史考察，玉器主要是贵族用品，所以上层社会给予特别的关注。周、汉时期是我国玉器史上的两次大繁荣时期，朝廷控制着玉料、玉器生产。与后代不同的是，当时朝廷主要掌握礼仪用玉、丧葬玉的琢制玉使用。唐代丧葬玉几乎绝迹，装饰玉、佛教玉、陈设玉、实用器皿创造了崭新的传统玉文化。唐以前玉器装饰有的也相当精美，但神味太浓，理性太足。唐代的玉雕艺术开创了一个新境界(周郁成：《如玉人生中国古代玉器的宏观鉴定论》，科学出版社)。综合文献、考古发现和传世藏玉器来看，隋唐时期，新疆和田是此时期用料主要产地，大都选用的玉料精细，基本以和田青白玉为主，其他玉料少见。除此之外，大量使用染色玛瑙、透明水晶等，多数不见于国内矿藏，可能从西域输入。玉器的琢碾制作亦颇为兴盛。其玉器或以国礼贡物，或以贸易商品的形式进入我国，为中国玉器注入了新鲜血液。此后，汉族与契丹、女真、蒙古等民族长期对峙，亦相互接触。通过各民族文化的碰撞、影响以至于交融，唐宋辽金元的近八百年，玉器发展逐出现重大转折。这与当时的绘画、书法、雕塑艺术相吻合，贬乏神性，再现灵性。着眼于艺术主体精神世界的刻画，气韵生动，这与唐代政治上开放、艺术上善于吸收外来文化密切相关，唐代玉器的显著变化，表现在玉料的选材考究，装饰的精美、奢华，功用多元等几方面。
唐代朝廷在祭祀、礼仪方面也仰仗于玉器，朝廷玉器有祭祀、礼仪两大系列，前者主要是封禅用玉册，后者有装饰玉类的玉步摇等首饰，玉带板等带饰。不过这种高贵的装饰玉不流行于民间，而只是在宫廷使用。完整的封禅用玉册在此次调拨的8万件玉器藏品中不曾发现，但唐、宋、元、各时代装饰玉类中玉步摇等首饰、带板和佩饰却数量不少，题材也很丰富。
一、装饰玉
装饰玉，系指人们身上佩带的具有装饰或装饰与使用相结合的玉器作品。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出现。本次展出的多为唐宋辽金元装饰玉中宫廷使用的首饰、带饰和佩饰，带板就是唐代新出现的装饰玉。
例如本次展出的唐代青白玉龙形簪柄(图一)，就是唐代宫廷贵族妇女头上使用的首饰。簪，固定发髻的用具，古时无论男女都留长发，梳发髻。笄，即髻的前身，做锥状，针细头粗，是当时人们固定发髻的用具，新石器时期很多墓葬都有出土，一般多为骨质、竹制、蚌制等。古代笄的实用性强，一般比较短小(图二)。商周时期，笄的顶端开始雕刻纹饰，笄体加长。秦汉以后，顶部不但更加强调装饰性，尺寸也越来越长，汉以后笄还被称作髻。簪从最初的绾发、固冠功能，发展成为后来贵族当作炫耀财富、昭明身份的标志。因此，其质地逐渐被金、银、玳瑁、翠所取代。作为装饰作用的簪则往往较长，约30厘米左右，如安徽合肥西郊南唐保大年墓出土的金镶玉步摇簪，长达28厘米。也有的用两种或两种以上材料制成。这种发簪自隋代开始出现，一直延续到清代。唐代青玉龙形簪柄，也是与金、银或者是其他质地的材料镶嵌在一起的步摇簪，当属此类。玉簪又叫搔头，陕西乾县唐李贤墓壁画中绘有一长簪搔头的女子(图三，转引自《中国古舆服论丛》)。古诗中也有不少关于玉簪的描述：“玉簪久落鬓，罗衣长挂屏”，“婵娟人堕玉搔头”。
五代起，笄也用于固定冠帽，固定冠的笄称为“衡笄”。从墓葬出土的情况看，束发冠所使用的衡笄，通常比较短小，做工也比较简单，往往只是在簪的顶部突出一个圆帽，或者比簪身略粗，如江苏省吴县金山天平出土插在宋代白玉莲花冠上的碧玉簪。传世品中也有这类簪，例如本次展出的宋代碧玉龙首簪(图四)，器形为单股素身，簪首的龙头与宋元时期带钩的龙头十分相似，长度为14.5厘米。龙在中国被视为“天子”，只有具有“真龙天子”身份的人才能使用。此碧玉龙首簪，应为宋元时期，有一定身份的男性使用的束发冠上的衡笄。
钗是从簪发展而来，顶部相连，分开两股，逐渐细瘦至尖状。钗的作用与簪一样，也是用于绾发，簪与钗的区别在于前者为一股形似锥；后者是两股形似夹。《释名·释首饰》说：“义，杖也，固形之名也”，说明钗是因形而得名。秦汉时期，贵妇发型以高大为美，至唐代更为流行。发钗因双股绾发作用更佳，因此，玉簪、玉钗在秦汉以后一直是妇女的主要发饰。例如本次未见展出的藏品唐代白玉钗(图五)，通体抛光，双股，前端近锥形，后端相连呈弧形，顶端拱圆形，丰满肥厚，与1985年西安西郊电缆厂唐墓出土的两件玉钗极为相同， 具有盛唐时期典型特征。
在簪首或钗首做出各种形状的凤鸟造型，是隋到中晚唐又一显著特点，当从商、周时期夔风纹变异而来，特别是战国、汉代的漆器及其他器物上这种双翅上扬，似在跳跃曼舞的夔凤纹饰，造型非常多见。这种风格一直延续到宋辽金元。从历代的文人骚客对发钗的描述来看，瑞鸟飞禽是装饰钗首的常用题材。例如唐韦庄《思帝乡》词：“云髻坠，凤钗垂”，李贺《湖中曲》：“燕钗玉股照青渠”，李白《白头吟》：“头上玉燕钗，是妾嫁时物”，牛峤《菩萨蛮》：“绿云鬓上飞金雀”，以上提到凤、燕、金雀均为能给人带来福音的吉祥鸟，可以说正是钗首这些寄托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创意，使发钗成为最富民族特色的首饰之一。如本次展出的宋白玉孔雀簪柄(图六)，孔雀口衔绣球欲飞，翘尾展翅，造型舒展优雅，动感十分强烈。孔雀为尖喙、长颈、圆点眼，此种眼形为宋代鸟、兽、鱼类常用眼形。又如1974年北京房山县长沟峪曾出土的一件北宋时期青白玉孔雀钗(图七，转引自《中国玉器全集》第五卷)，就是唐宋时期宫廷贵妇盛行以凤鸟造型做首饰的很好例证。
步摇也是当时妇女重要的首饰，它是在簪钗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其底座通常为钗，钗上缀有可活动的花枝，走起路来花枝随着步履的活动不停地摇曳，故名“步摇”。纯金属的步摇出现较早，汉、北朝墓已发现实物。湖南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出土的帛画上，贵妇头上也插有步摇。唐代妇女对妆饰非常重视，步摇的使用非常普遍，而且多为金镶玉。陕西西安韦回墓壁画、陕西乾县李重润墓石刻都有插步摇的人物形象。唐代诗人顾况《五郎中妓习武咏》诗则有“玉作搔头金步摇”的记载。唐代妇女的步摇，一般多用金玉制成鸟雀之状。“鸟雀”者，古时被视为“凤”，这是古代用来比喻贵妇极为普遍的传统纹饰。在鸟雀的口中，衔挂着珠串，随着人体的行走，珠串便会摇颤(图八，转引自《中华历代服饰艺术》)。
此次展出的一对唐代龙形簪柄(图九)，不仅一反传统的鸟雀、花卉造型，工艺也十分独特。它是先将其雕制成龙形，然后从中一分为二切割成两件，如果将它们合在一起，二者各个部分丝毫不差，分开看，它们的背部均有切割的痕迹，且凹凸不平的部分能够相互吻合。该器切割得很薄，制作得相当精巧，但其尾部看起来似乎显得有些忽略，其实是与金银镶嵌在一起的嵌口。所不同的是唐代以龙为造型的簪、钗很少，只见到唐苏鹗《杜阳杂编》中记同昌公主嫁妆中有“九玉钗，上刻九龙，皆九色”。因此，这对龙形簪应是唐代玉步摇类首饰的珍贵遗物。
梳与篦古代统称栉，下面有齿，上面有背。齿有疏密，疏者称梳，用以梳理头发；密者称篦，用以蓖除发垢。新石器时代就开始使用，如浙江省海盐良渚文化出土的玉梳背象牙齿梳、山东大汶口文化出土的一件象牙梳(图十，转引自《中华历代服饰艺术》)，目前已知甘肃永靖张家嘴新石器时代中期遗址中的五齿骨梳是最早的发梳实物，山西长治分水岭春秋墓的竹片制成的发篦是目前所见的最早发篦。商以前梳背上缘近乎平直(图十一，转引自《中华历代服饰艺术》)，春秋、战国时期背部呈圆弧形(图十二，转引自《中华历代服饰艺术》)，汉以后呈马蹄形(图十三，转引自《中华历代服饰艺术》)，至唐代，梳的形状开始向长而低的月牙形变化。有的梳篦背与齿不使用同一种材料，以类似卯榫的方式上下相接。使用有机材料的梳齿一般在出土时就朽坏而不复存在了。
唐代流行插梳之风(图十四)，常以金、银、犀、玉等贵重材料制作。唐晚期至五代，妇女头上插的梳篦越来越多，有的多至十来把。敦煌榆林窟五代女供养人壁画曹议金眷属头上就插有六把梳篦。元稹《恨妆成》中“满头行小梳，当面施圆靥”的诗句，最能说明唐代插梳之风隆盛。此外，元稹《六年春遣怀》中“玉梳钿朵香胶解”、崔涯《嘲李瑞瑞》中“独把象牙梳插鬓”、花蕊夫人《宫词》中“斜插银篦慢裹头”等诗句，则反映出唐梳材质的丰富；王建“归来别施一头梳”的诗句，说明了这种插梳风尚。据敦煌莫高窟壁画乐廷环夫人太原王氏供养像和张萱所绘的《捣练图》中的插梳妇女形象可知，当时一般多在髻前横插一把发梳，也有将两把上下相对或将多枚小梳排列有序地插在发间。正是这些才艺俱佳的插梳，将唐代妇女的髻环秀发装饰得别有风韵。1958年西安市南郊唐墓、1980年浙江省临安县唐墓各出土一件白玉梳背(图十五，转引自《中国玉器全集》第五卷)。
本次展出的唐代白玉花卉纹梳子背(图十六)、白玉双孔雀纹梳子背(图十七)均呈半月形。花卉纹梳子背，双面压地隐起三朵花瓣饱满的宝相花，周围花叶以平行或放射形阴线刻划，简洁有力。该器与浙江省临安县唐墓出土的白玉梳背风格趋于一致。白玉双孔雀纹梳子背，双面压地隐起雕一对孔雀，孔雀的造型及其工艺与前面介绍的宋白玉孔雀簪柄，风格趋于一致。两件梳背下部均有薄榫，用于与金属或其他质料的梳齿相接。这当是唐代传世品中具有显著唐代风格的首饰。
如果说簪、钗、步摇和梳背等首饰是唐代宫廷贵妇专用玉器的话，那么，玉带板则是唐代宫廷男性显贵的专用玉带饰。目前出土的唐代玉带板有七筠、十五銙、十六銙等多种，表明唐代虽然有了使用玉带板的定制，但使用的数量及佩法与文献记载有很大出入，这反映了唐带板初始时期的情形，直到明代才有了固定的规制。
蹀躞带流行于北周至初唐，北周宣政元年(578年)若干云墓、隋大业六年(6lO年)姬威墓出土的玉带都是这种附环的形式，所附环用来佩物。《新唐书·李靖传附彦芳传》：“靖破萧铣时，所赐于阗玉带十三銙，七方六刓，銙各附环，以金固之，所以佩物者。又有火鉴、大懵、算囊等物，常佩于带者。”南北朝至隋代，天子革带附十三环，《周书·李贤传》：“高祖……降玺书劳贤，赐衣一袭及被褥，并御所服十三环金带一要。”同书《於翼傅附李穆传》：“乃使谒隋文帝，并上十三环金带，盖天子之服也，以微申其意。”至唐代，带环数量开始减少，马缟《中华古今注》卷上：“唐革隋政，天子用九环带，百官士庶皆同。”何家村白玉九环蹀躞带当属完整的一副带具。
有孔带也为系蹀躞带的带具，蹀躞带在长方形的孔内，銙上镂孔，取代了环的作用。宋王得臣《唐史》卷上：“胯且留一眼，号日古眼，古环象也。”这种带具自初唐至辽代前期都有发现。銙带不系蹀躞，只剩下装饰性的带銙。此形玉带较早的是贞观元年(627年)窦墓出土的青白玉梁金框宝钿真珠装带。何家村发现的此形玉带最多。
唐代初年，于阗玉带就开始进入唐朝。《册府元龟》卷九七○《外臣部·朝贡三》云：“贞观五年于阗国王尉迟屋密遣使献玉带”。即使它们不是外来输入品，或许也是胡人玉工所制。隋唐时期，有不少胡人擅长攻玉。如 《隋唐·何稠传》：“何稠字桂林，国子祭酒妥之兄也。父通，善斲玉。稠性绝巧，有智思，用意精微。年十余岁江陵陷，随妥入长安，仕周御史释下士。及高祖为丞相，召补参军，兼掌细作署。”据研究和稠为西域胡人。
唐代革带上的带銙质地有玉、犀、金、银、鍮石、铜、铁等多种，质地的不同代表不同的等级。《通典·礼典二三-天子诸侯玉佩剑绶玺印》：“上元元年八月，敕文武官三品以上，金玉带，十二銙；四品，金带，十一銙；五品，金带，十銙，六品、七品并银带，九銙，八品、九品，服并石带，八銙，庶人，服黄铜铁带，六銙。”《唐大诏令集·禁约上·禁奢侈服用敕》载开元二年七月敕：“……准式，三品以上饰以玉，四品以上饰以金，五品以上饰以银。宜于腰带及马衔、镫、酒杯、杓依式，自外悉铸为铤。”《新唐书·车服制》：“诸亲朝贺宴会之服：一品、二品服玉及通犀，三品服花犀、斑犀。……度支、户部、盐铁门官等服……绿暗银蓝铁带。……未有官者，……绿铜铁带。……行官服……蓝铁带。”虽然三品以上的官员金玉带皆可服，但唐人更重视玉带。在唐人看来，玉比金银更珍贵。因此，玉带便成为唐人服带的最高等级，成为荣誉和风流的标志。李白《叙旧赠江阳宰陆调》：“罗衫玉带最风流，斜插银篦慢裹头。闲向殿前骑御马，挥鞭横过小红楼。”甚至公主也以束玉带为荣，《新唐书·五行志》载：“高宗尝内宴，太平公主紫衫、玉带、皂罗折上巾，具纷砺七事，歌舞于帝前。”
所见传世的唐带板一般多使用和田玉作材料，青白玉居多，也有玛瑙材料的。造型有方形绔、半圆形銙。由若干方形銙或半圆形銙、圆首矩形铊尾组成完整的一副。(图十八，转引自《中国出土玉器全集》第十四卷)
唐代玉带板纹样，从出土和传世的来看，其题材大体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人物纹，在唐代玉带中最流行，人物大都是胡人形象，有的演奏乐器，有的表演胡舞，有的手捧宝物做献宝状，有的手持角杯、长杯作饮酒状。比较完整的胡纹玉带有西安市何家村窖藏出土的伎乐纹白玉带、日本大和文华馆伎乐文玉带。另外，还有少数汉装人物，傅大卣《唐玉带饰雕刻艺术》一文著录三枚汉装人物带銙。本次展出的三块唐代玛瑙伎乐人物带饰(图十九)，就是整套玉带中失散的三块，用玛瑙材料制成。纹饰为典型的唐代胡人伎乐图，三块带銙上琢雕的人物均为西域、波斯人形象，高鼻、深目，使用阴线在人物面部的一侧雕刻出卷曲的发式，身着窄袖、紧身衣裤，足蹬长靴，各手持一种乐器盘坐于毡毯上，人物头顶自上而侧雕有一飘带。这种造型几乎是唐代人物带板的标志性造型。
第二类是动物纹，己发现的有狮子、鹿和龙。傅大卣《唐玉带饰雕刻艺术》著录一枚鹿纹方銙，此鹿与银器中的肉芝顶鹿纹完全相同。前蜀王建墓出土一条白玉云龙纹带，从王光庭《奉和圣制送张说巡边》“玉辗龙盘带，金装凤勒骢”的诗句来看，唐代也有龙纹玉带。另外唐诗中提到的动物纹玉銙还有麒麟、大雁，如李贺《秦宫诗》“越罗衫袂迎春风，玉刻麒麟腰带红”，李廓《长安少年行》“玉雁排方带，金鹅立杖衣”。狮子是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常见的艺术题材，狮纹还出现在玉器上，如北齐库狄回洛的玛瑙狮纹雕饰，唐代何家村狮纹玉带。
虽然唐朝人对狮子并不陌生，但狮子并非中国所产，它产于非洲和西亚。唐代的狮子多由西域朝贡而来，据《册府元龟》“外臣部·朝贡条”载，贞观九年康国献狮子，显庆二年正月吐火罗国献狮子……。唐朝狮子多从波斯、粟特以及周边地区而来，与产生美玉的于阒同属西域。《一切经音义·大宝积经》说：于阗“山有玉河，河中往往漂流美玉，彼国王常采，还来贡献。”本次展出的唐代青玉狮纹带饰(图二十)应为西域碧玉雕琢而成，玉质细腻温润，工艺精致。其上碾琢西域多见的狮子纹，先用较宽的砣具砣出狮纹轮廓，在沿带銙边缘向内斜刻，将狮纹以外的空间剔地，使狮纹凸出，然后再用较窄的砣具刻画眼睛，鬃毛等细部。这种在平面上斜刻剔地，使所表现的形象隐起的技法为唐代玉雕所独有。该器与何家村窖藏出土的狮纹玉带工艺、技法及风格一致。相比之下，狮纹更显得严谨、规整。与胡人献宝、胡人伎乐纹一样，带有浓郁的中亚色彩。
第三类是植物纹，目前仅见西安市东郊堡子村唐墓出土的一件花卉纹白玉方銙(图二十一，转引自《中国玉器全集》)，再有陕西省长安县南理王村唐窦嗷墓出土玉梁金筐真珠蹀躞带所装饰图案，类似花卉纹饰(图二十二，《中国出土玉器全集》第十四卷)。
唐代玉带等级高，宫廷所需玉带当有皇室玉器作坊制作。《新唐书·百官志三》记载少府下设中尚署、掌冶署负责制玉及玉带，中尚署“掌供郊祀圭璧及天子器玩、后妃服饰雕文错彩之制。……制鱼袋以给百官，番客赐宝装带鱼袋，则受鸿胪寺丞、主薄。”掌冶署“掌范溶金银铜铁及涂饰琉璃玉作。”除官府作坊外，长安城坊内也有一些个体作坊制作玉带，《新唐书-柳浑传》：“玉工为帝作带，误毁一跨，工不敢闻，私市它玉足之。及献，帝识不类，掷之，工人伏罪。”《太平广记》卷二四三“宝间”条引《乾馔子》记载，曾有胡人米亮召玉工为宝间治玉出售，使宝间致富之事。地方玉器作坊可自行制作玉带，所以普通人在坊市内也可买到。五代孙光宪《北梦琐言》逸文卷一：“湖南帅马希声，在位多从率。有贾客沈申者，常来往番禺间，广主优待之，令如北中有求宝带。申于洛汴问市得玉带一，乃奇货也。”
无论官府作坊，还是地方作坊，制作的玉带銙皆为正面面积较小，背面面积较大，周边由正面向底面倾斜呈坡状的形状，这与后世的玉带板上下两面大小相等，四边垂直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比。造成这种特殊形状出现的原因，是由于结缀玉带时，排列间距十分接近。不使用时，为防止碰磨损坏，将有带板的一面向内盘卷，便于收藏。若玉带四边垂直，玉带只能平放不能卷曲成盘。玉带銙的背面多有象鼻孔，用银丝穿孔固定于革带上。(图二十三，转引自《花舞大唐春一何家村遗宝精选》)
唐代板不施边框，用铊子从带板四周向内用减地的方法作出池面，使主题纹饰呈现出浅浮雕的艺术效果，带板上的不同的主题纹饰，均采用排列整齐、长短不一的阴刻线表示。这种工艺是唐代带板的标志性工艺。二，佛教玉
天王像在佛界有不同的名称，大体是由于他们一定的司职决定了他们同一的形象，即：身着铠甲，威严可畏。力士(亦称金刚)与天王的基本区别是，前者多赤裸上身，肌肉坚强，表现出武士的气质，所以也称为金刚力士。在许多石窟中，天王和力士多为把守窟门或者是站在菩萨的两侧。
本次展出的一件唐代白玉跽坐武士(图二十四)，可以说是一件稀世孤品。《说文》称“跽，长跪也”，二足趾直落，双膝着地，上身直立，与此 武士坐式相符。笔者除了保管过这8万件玉器，还曾经于1982年在北京三间房外贸库房参加整理过22吨玉器，包括几十年来所见过的不计其数的文博单位玉器藏品，均未见过类似造型和质量的唐代跽坐武士。从近年考古发现来看，佛教早于汉代就由印度逐渐传人中国，如四川彭山墓葬中就曾发现过东汉时期的佛像。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上至帝王下至庶民百姓对佛教的推崇，为佛教向中国化的嬗变奠定了重要基础。隋唐时期佛教日臻鼎盛，使得佛教图案和造型被普遍运用到玉石等的制作中来。白玉跽坐武士与佛教有着密切的关系。《庄子·人世间》：“擎跽拳曲。人臣之礼也。”那么，此武士身份应为人臣而非君主。武士，也有人称为力士，是中国传统武将与佛教结合后演变为佛教护法，高等级的护法，身着甲胄。较低等级的护法赤裸上身，腰系战裙，是供其他神祗驱使的，这种形象称为力士，其形象在石窟的壁画玉雕像中大量出现，墓葬的随葬品中也多见其身影，主要起看护和辟邪的作用(王鹏《中国古代玉器艺术一佛教玉》)。唐代的陶制、石刻、金铜质地的武士形象存世较多，玉质武士比较少见，该武士为跽坐状就更为罕见。白玉跽坐武士的造型，是笔者职业生涯中所见的唯一一件唐代仅存于世、不可多得的稀世孤品。
三、实用器皿
目前发现的隋唐与容器主要有杯、盒、盘、壶等，其中以杯为多，如何家村出土的玉杯、玛瑙杯，隋李静训墓出土金扣白玉盏，西安南郊沙坡砖厂出土玛瑙钵，湖南长沙中南工大唐墓出土镶边玛瑙杯，河南偃师首阳山电厂李存墓出土玉石四曲杯。
唐代玉杯、玛瑙杯为饮酒器，在唐诗中有许多描绘。李白《拟古十二首·十》：“遗我绿玉杯，兼之紫琼琴。杯以倾美酒，杯以闲素心。”元稹《舂六韵》：“酒爱油衣浅，杯夸玛瑙烘。挑鬟玉钗髻，刺绣宝装拢。”唐人在宴会上使用的玉杯、玛瑙杯，不仅显示出酒具的奢华，而且最重要的是玉质食器乃是贵族身份的象征。
例如本次展出的唐代玛瑙海棠式盏托(图二十五)，该器为淡褐色玛瑙琢制而成，托上三分之二部分为椭圆形碗状，托下三分之一为外撇的椭圆形圈足，在二者结合部为外展海棠式板檐。板檐略呈弧状，器表光素无纹，抛光精细，整齐线条流畅优美，与何家村出土窖藏玛瑙器皿风格一致，是唐代玛瑙器中不可多得的精品。
本次展出的宋代玛瑙板檐环柄匜(图二十六)，玛瑙为淡褐色，月白色的团花状纹理清晰可见，与玛瑙晶莹剔透的光泽交相辉映，显得无比华贵。器形为圆形口。平底，一侧有板檐，板檐下有一圆环形柄。器物壁极薄。此匝与安徽省休宁朱唏颜墓出土宋代玛瑙匜基本相同。
再如宋代玛瑙板檐环柄花口匜(图二十七)，淡褐色玛瑙，莲花式口，平底，口边出半月形云头式板檐，檐下精雕一弧形环柄，底呈凸起弧形，器形为六瓣莲花式，造型优美。相比之下此器比安徽省休宁朱唏颜墓出土宋代玛瑙匜及上述宋代玛瑙板檐环柄匜造型更加考究华丽。
我国自原始社会就已开始使用玛瑙，玛瑙大多作为小件饰品或串饰，当时材料多为本国所产。玛瑙质地为透明或微透明，有玻璃光泽，硬度为摩氏6.5～7度。色彩丰富，品种颇多，有“千样玛瑙”之说。常见和应用的多为红色，其他还有蓝、绿、缠丝、黑花、紫、灰、白等色。汉以前文献记载玛瑙名称为“琼玉”、“赤玉”。《广雅》有“玛瑙石次玉”和“玉赤首琼”之说。“玛瑙”一词来自佛经，梵语本名“阿斯到加波”，佛教传入我国后，琼玉或赤琼才在我国改称“玛瑙”。
上好的玉料、玛瑙皆来自西域，不仅稀有，而且带有浓重的异国色彩，而受到皇室及贵族的青睐。玛瑙在古文献中有马脑、玛瑙、马瑙、玛瑙等多种写法。以上介绍的几件规格如此大的唐宋玛瑙器皿，实属罕见，材料来源应为贡品。《太平御览》卷八○八“玛脑”条：“魏文帝日玛脑勒赋，日玉属也，出自西域，纹理交错有似马脑，故其方因以名之。”上述唐代玛瑙海棠式盏托、宋代玛瑙板檐环柄匜、宋代玛瑙板檐环柄花口匜，玛瑙均为淡褐色，月白色的团花状纹理清晰，虽没有交错的纹理，但晶莹剔透，给人以朦胧、神秘的感觉，更似“马脑”。唐代因各国交往频繁，朝贡品是互通友好的象征。《旧唐书·高宗上》载：“十二月癸丑，……倭国献琥珀、玛瑙，琥珀大如斗，玛瑙大如五斗器。”这几件唐宋时期玛瑙器皿的造型、规格及颜色，均与何家村窖藏出土玛瑙器皿及安徽省休宁朱唏颜墓出土宋代玛瑙匜风格一致，应为唐宋时期中外交流的珍贵实物。
唐宋以来，特别是进入辽金元之际，玉饰受世俗情趣的熏染，不仅题材多元丰富，而且雕刻技法也细腻活泼。虽然佩挂玉饰造形纤巧，但生动传神的艺术造诣，往往让人爱不释手。佩挂玉饰的制作，一方面继承前代遗风，出现少量的幻想型神兽，另方面代表世俗意识的写实性动物与花鸟、人物佩件也多有出现。此时的动物造型，或体态浑圆，或情态逼真，例如本次展出的几件唐代动物作品(图二十八、二十九、三十)，造型浑朴，尤其对骨骼、肌肉及四肢的雕刻肌理生动，正如有的鉴定专家所说的那样：唐代动物的特点是有骨头有肉，肉包骨头的感觉形象、写实。尤其对肿骨鹿颈部的雕刻更显得细腻传神。
据画史记载，唐中后期，花鸟画独立成科，受花鸟画的影响，唐宋时期玉器中花鸟题材的作品开始增多。
例如本次展出的一件唐代玉雁佩(图三十一)，双面雕刻，姿态呈飞翔状，周围饰有如意云纹。玉雁双翅外展，雁翅及尾部以均阴刻线表示羽毛，一面为三角形眼，一面为棱形眼。
又如本次展出的白玉鸟(图三十二)，双翅上扬，动感十足，这与东汉以后砖雕、铜器、玉器制品中鸟的造型多为双翅上扬状的表现形式一脉相承，与唐代陕西何家村窖藏金银器上的鸟纹也有相似之处，给人以活泼灵动的视觉效果。唐代玉雕工艺中最擅长运用短小、细密的阴刻线表示动物皮毛、花鸟叶茎、羽毛以及人物衣纹，并且刀法干脆、整齐、生辣。特别表现在唐代板上的人物衣纹最具代表性。这应是唐代玉雕艺术中较为典型的时代风格，也是从唐代开始盛行，一直影响至宋、金时期。三角形眼、棱形眼、圆坑眼这几种眼形也是这几个时期鸟类、鱼类及动物较为典型、多用的眼形。
以两动物相对组成图案是受波斯萨珊王朝影响，在唐代玉器纹样中曾大为流行，唐和五代墓中就已出现玉簪花、玉篦脊上刻有成对鸳鸯的纹饰。相互嬉戏的鸳鸯，喻示夫妻恩爱与幸福美满。到了宋代，鸳鸯荷莲纹依然盛行(图三十三、三十四)。
总的来说，唐代的玉雕风格已然跳脱典雅庄严的礼仪规范，逐渐从多元的世俗题材汲取养分，让玉雕在典型的传统风格中，多一分清新活泼的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