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道德银行”的可行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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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道德银行”是近几年产生的全新的道德教育模式。自诞生之日起,就争议不断。针对高校道德银行是否具备可行性,本文以长沙理工大学城南学院道德银行为例,对其可行性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践证明。
  关键词:道德银行;道德教育;高校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2)12-0268-03
  2002年1月7日,全国文明社区——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望月湖社区创建的全国首家“道德银行”正式成立。此后,全国各地大、中、小城市,包括一些企业、学校等,不断有新的“道德银行”陆续开张。“道德银行”自诞生之日起,就一直遭到非议。有人说,公民道德发展只能用道德内在化的手段来实现,“道德银行”企图用“银行的商业化机制”和“市场经济观念”来发展公民道德,完全与公民道德建设的理念和原则背道而驰。有人说,“道德银行”让道德功利化,彻底颠覆了中国人“做好事不留名,做好事不图报”的传统观念。近年来,一些地方的“道德银行”因种种问题而关闭,更加剧了人们对“道德银行”的质疑。2007年10月,长沙理工大学城南学院成立了湖南省高校第一家“道德银行”。那么,高校“道德银行”究竟是否可行,又能否实现其道德教育的初衷呢?笔者将以长沙理工大学城南学院道德银行为例,从理论与实践两个角度来进行分析。
  一、“道德银行”的基本情况
  “道德银行”是参照银行运作模式,将志愿者的志愿服务、好人好事等以“道德币”这一虚拟货币的形式记录在道德银行的存折上,将活动中获得的“道德币”作为道德资产存入道德银行,同时可通过支取已存入的“道德币”获得相关的帮助与服务。“道德银行”将学生在学校、社会的道德、思想表现等道德行为用“道德币”的形式反映出来,让学生在公益活动中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引导学生把行为与习惯有效的结合,在增加大学生道德行为的基础上,增强大学生的道德观念,并进一步将道德观念转化为自主行为。
  在长沙理工大学城南学院道德银行,道德币需由储蓄员、被服务者、储户三方共同认可,方可生效。储户在日后遇到困难需要帮助时,可向道德银行支取“道德币”或申请“道德币”贷款,并于规定时间内进行道德行为的偿还。存储细则进行了量化,具体为各类志愿服务1~3个/小时(包括公交服务、社区服务、迎新接待等);无偿献血6个/次;拾金不昧1~10个/次;爱心捐助1~10个/次;其他未尽细则视具体情况而定。为了普及客户,学院将一学年获得10个道德币作为学生评优评奖的基本条件,正式写入了《学生手册》。为了防止学生“10个刚好,11个多余”的心态,“道德银行”特别推出VIP客户。每学年评选出一定数量的“道德富翁”,分别发放钻石卡、白金卡和金卡。VIP客户可享受优先办理业务,无障碍进入讲座、晚会现场等权利。
  二、“道德银行”可行性的理论分析
  1.“道德银行”迎合了大学生道德状况的现实需求。当前大学生多是“80后”、“90后”的独生子女。他们生长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消极思想和市场经济负面思潮的影响,产生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的不良倾向。他们拥有相对宽裕的物质生活,从小在长辈的宠爱、甚至是溺爱中长大。他们有着超强的自我意识,凡事追求自我中心,服务意识、奉献意识薄弱。在当代大学生身上,我们越来越难觅中国传统的助人为乐、拾金不昧等美德的踪影。“道德银行”正好可以首先起到一个他律的作用,通过约束、激励机制,增加当代大学生的道德行为,再通过道德行为的增加,感受助人、服务的快乐,从而从根本上增强道德观念,实现从他律到自律的转变。
  2.“道德银行”符合了大学生道德发展的层次水平。根据科尔伯格的道德发展阶段理论,道德发展分成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前习俗水平:0~9岁多处于这一水平,他们单纯是为了免受惩罚或获得奖励,而顺从道德规范。第二层次是习俗水平:9~15岁多处于这一水平,他们能够着眼于社会的希望与要求,能够了解、遵守和执行道德规范。第三层次是后习俗水平:15岁以后多达到这一水平,其道德判断已超出世俗的法律与权威的标准,想到的是人类的正义和个人的尊严,并将此内化为自己的道德命令。大学生多处于17~24岁之间,其道德发展水平已进入第三层次。他们已经有了自己的道德判断,不会轻易地因为外部因素(如惩罚、奖励等),而改变自己固有的道德观。尽管道德银行可能会让人产生道德功利化的错觉,认为做好事是为了赚取道德币,贪图物质或精神层面的回报,但是作为道德发展已进入较高水平的大学生来说,他们能够准确地判断这种回报究竟应该是道德行为的主观动机,还是客观结果。他们不会被某种表象所迷惑,对道德本身有其正确的评判标准。
  3.“道德银行”满足了大学生道德行为的利益激励。“道德银行”是通过利益激励来实现道德教育的。这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即利益是道德的基础。马克思主义承认利益是人们生活中的最敏感神经,任何道德教育都不能回避利益关系。中华民族自古崇尚积德行善,造福桑梓,并以“德可生财”的理念将道德与功利结合起来。道教甚至还提出了“大善成圣、中善成仙、小善长寿”的价值层次,以鼓励人们在道德境界上不断攀越。但近年来,好人没好报的事例频繁发生,引发了人们对行善的质疑。与其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归咎为天意,不如由社会创造条件,真正体现道德的福报。“道德银行”正是利益与道德结合的最佳平台。在这里,道德行为可以转化为道德资产,道德资产达到一定数目,又可享受相应的精神回报。这样一种利益激励,会不断强化学生的道德行为,直至形成习惯,内化为自身的道德观念。
  4.“道德银行”遵循了大学生道德教育的创新原则。国家教委颁布试行的《中国普通高等学校德育大纲》明确规定了继承和创新的德育原则,并指出:“高等学校德育,要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的德育思想和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学习和借鉴国外有益的经验和成果;要适应新的历史条件,不断改革内容和方法,不断创造新经验。”德育的内容是相对稳定的,但教育形式必须与时俱进,纯粹的灌输、说教对大学生毫无吸引力,只有不断创新突破,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道德银行”正是借鉴现代银行的动作模式,以一种新颖、独特的方式,潜移默化地开展德育工作,是大学生道德教育的有益创新。   5.“道德银行”完善了大学生评优评奖的必要条件。从小到大,我们就知道要力争做到品学兼优,成为“三好学生”。智育、体育都能准确进行量化,有确切的评价标准,而德育一直都是主观的,难以衡量的。因此,很多时候所谓的“三好学生”其实只是“二好学生”(即智育、体育好)。甚至在在很多人眼里,只要学习成绩好,就一好俱好。长沙理工大学城南学院将一学年获得10个道德币作为学生评优评奖的基本条件,有效弥补了大学生评优评奖标准的缺陷。尽管道德资产额并不能全面反映一个学生道德水平的高低,但是将一定的道德资产额度作为学生评优评奖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是无可厚非的。按照“道德银行”的规定,10个道德币只需从事志愿服务4~5个小时,即可获得。如果一个学生在一年内,连4~5个小时的志愿服务都不愿意从事,显然谈不上品德好。
  三、“道德银行”可行性的实践证明
  1.“道德银行”极大促进了道德行为的产生。长沙理工大学城南学院道德银行成立至今,整个学院都呈现出“人人争做志愿者,个个愿当活雷锋”的良好风尚。无论是义务献血、爱心捐款,还是公益劳动,每个同学都争先恐后,当仁不让。目前,“道德银行”已有储户近20000余名,平均志愿服务时间在6个小时以上。学生自发建立了11个社区服务点,702、804路2条公交服务线,1个交通协管站,承包了11栋教学楼的“垃圾文学”清理,在湘西偏远学校设立了“城南助学金”,还长期资助了21名贫困学子。各种各样的道德行为随处可见。无论是校内,还是校外,总能见到城南学院青年志愿者的身影。值得一提的是,这些道德行为都不是学院强行安排的,而是学生主动为之,并且是全院总动员,人人都参与。只要有机会从事公益服务活动,同学们再也不像从前那样推三阻四,党员、干部先行,而是争先恐后,当仁不让。同学们也不再是守株待兔,而是主动出击,积极寻找服务途径。
  2.“道德银行”极大促进了道德观念的强化。在直接促进大学生道德行为产生的同时,“道德银行”也从根本上促进了同学们道德观念的强化。在针对长沙理工大学城南学院道德银行发放了550份问卷进行随机抽样调查后显示,有80.7%的同学认为:道德银行成立后,周围同学从事志愿服务的积极性提高了;有71.2%的同学在志愿服务过程中感受到的是快乐。在对从事志愿服务的动机调查中,有39.1%的同学纯粹是为了服务他人,有60.7%的同学有多种动机,包括为他人服务、利于评奖评优、赚取道德币。同学们在“道德银行”的推动下,积极参与志愿服务,而在志愿服务的过程中,又进一步感受到了助人的乐趣。爱心、助人、服务等道德观念,在同学们的心目中得以强化。
  总之,在高校成立“道德银行”,作为大学生德育的有效载体,无论是从理论上分析,还是从实践中证明,都是具有可行性的。当然,高校“道德银行”作为一个新生事物,还必须经过不断摸索与实践,才能最终实现成熟与完善。
  参考文献:
  [1]裴西宏.“道德银行”的试行看高校学生德育的新激励[J].中国成人教育,20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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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王建胜.“道德银行”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之探讨[J].江苏高教,2005,(1).
  作者简介:彭霞(1981-),女,湖南长沙人,长沙理工大学城南学院团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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