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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余管理是指企业管理当局为了误导其他会计信息使用者对企业经营业绩的理解或影响那些基于会计数据的契约的结果，在编报财务报告和“构造”交易事项以改变财务报告时做出判断和会计选择的过程。它与会计造假不同，会计造假是一种蓄意欺骗行为，而盈余管理则是一种合法行为。
盈余管理是在一定的治理结构下运行的，因此必然要受到所在公司治理结构的影响。它不是一个单纯的会计问题，而是与企业的各相关利益集团处理经济关系、协调经济矛盾、分配经济利益的一项重要措施。没有健全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就不能保证盈余管理的合理性，会计信息质量就得大打折扣，公司治理各相关利益主体就无法作出正确的决策。因此，盈余管理就其实质而言就是会计信息的披露者与相关经济利益集团博弈均衡的结果。
相关利益主体对盈余管理的影响
一、企业管理当局对盈余管理的影响。
现代企业制度下，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导致所有者和管理当局之间存在潜在矛盾，加上会计信息市场的不完全竞争，管理当局就成为企业事实上的控制者，他们控制了企业的一切经营活动，无论是会计方法的选择、运用，会计估计的变动、还是交易事项发生时点的控制，最终的决定权都在他们手中。因此在盈余管理的每一幕“戏剧”中唱主角的就无非是公司的经理、部门经理等管理当局。他们为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而工作，而不是为了所有者的利益最大化而工作。他们愿意并且有能力进行盈余管理。
首先，企业要从资本市场上以较低的成本获得所需的资金，就必须学会利用会计信息的披露来树立其良好的财务形象。因此，企业管理当局的最佳选择通常就是通过盈余管理来影响会计信息的生成，以显示企业“稳中有升”的形象。
其次，当投资者对经营者的激励计划与某一会计信息直接相关时，管理当局将利用其独特的、对会计信息的垄断地位，在会计准则允许的范围内选择对自己最为有利的会计政策。
再次，管理者被更换时，现任管理者往往偏好于提前使企业实现利润，而选择把成本和损失向后期递延的方法；相反，继任管理者为保证其以后的利益，则偏好于使企业留下潜在的收益，而不愿有任何潜亏递延。利用盈余管理，就很容易解释为什么现任管理者易于选择激进的方法，而继任管理者易于选择保守的方法。
二、董事会和监事会对盈余管理的影响。
董事会和监事会是内部治理结构中对经理人产生最主要影响的两个因素。董事会是公司的最高决策机构，其主要责任在于负责选聘经理人，授权其在许可的范围内对公司的经营管理，并负责评价经理人的受托管理责任。但二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却使得这种评价很难精确，这在客观上就产生了对监事会的需要，由其负责监督经理人行为并负责审计公司财务事项。但监事会和经理人之间同样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同样也不可能做到对经理行为的完全监督，于是，评价经理人受托责任履行情况的标准落在了双方均可直接观察到的企业盈余数字上。考虑到经理人在会计信息生成过程中的自然控制权，为美化自己的受托责任完成情况，他必然有动力通过选择适当的会计政策使盈余数字变得有利于自己。此时的盈余管理完全作为经理人的一种机会主义行为而出现。但是董事会与监事会是“内部人”，他们所需要的信息不需要象外部的利益相关者那样要等到年度终了才能从公司发布的年报中了解其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现金流量。他们可以随时利用各种途径收集企业的内部信息以了解、掌握公司的运行情况，从而制约管理者，有效控制其进行盈余管理的限度。
三、投资者和债权人对盈余管理的影响。
投资者作为企业的出资人，为企业运作提供了物质基础。他们不仅是企业现有净资产的产权权利主体，也是企业增值资产的主要产权权利享有者。与投资者类似，债权人也是企业的出资人。由于是公司外部的利益相关者，投资者和债权人无法象董事会和监事会那样从管理层内部获得所需信息，为了防止经营者和董事会共同侵害其利益，他们特别强调会计信息的公开披露，强调财务报告的决策有用性，他们会利用各种方式对会计准则制定机构实施影响，还会发展强大的独立审计以详细了解企业的盈利能力和偿债能力，并限制公司报表编制者的会计剩余控制权。在英美国家，投资者通过制定复杂的经营人员的工资计算标准，比如除了基本工资之外，还有认股权、股票增值权、业绩股份等多种形式，使得经营人员难以通过直接操纵利润进行盈余管理而获得高薪。
四、政府对盈余管理的影响。
外部政府治理机制是指政府对于证券市场的监管。证券委员会国际组织（ＩＯＳＣＯ，１９９８）认为政府监管证券市场的目标在于：保护投资者；保证市场公平、有效和透明；降低证券市场系统风险。其核心就是要建立起外部会计信息披露体系，从而维护证券市场的有效性。因此，为了防止企业管理者利用盈余管理误导其他会计信息的使用者，侵害其利益，政府监管部门要求上市公司按照统一的格式与内容向投资者披露公司的会计信息及相关信息，并对上市公司的会计信息披露行为进行事中、事后的监督。在日、德等国，政府通过制定会计准则和税务法规，并且让会计准则完全服从于税法的规定，使得财务会计和税务会计相一致。由于税法通常会尽量减少给公司管理层主观判断的空间，如计提坏帐、存货减值等一般都有严格的限制。这样一来，就限制了经营管理人员进行盈余管理的空间，但同时也降低了财务报告的决策有用性。
我国企业盈余管理的现状
我国上市公司所处经济环境和美、日等发达国家有很大不同，故而盈余管理也表现出较为明显的中国特色。具体说来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１、由于企业内、外部治理结构不健全，它不能对经理人实行有效约束，这就给经理人的盈余管理留下了很大的运作空间。为了一己私利，经理人不仅会将盈余管理用尽极致，会计造假也层出不穷。
２、我国经理人有着企业家和政府官员的双重身份，在传统观念的影响下，后者才是他们给自己的准确定位。企业配股资格、避免摘牌时存在的大量盈余管理行为也大多是经理人出于政绩的考虑。这种盈余管理动机是最具“中国特色”的。
３、国有股权过度分散于一些主管部门手中导致利益分配机制失衡，经理人报酬普遍与公司规模、经营绩效脱钩，高额在职消费则成为一种变相的补偿。经理人在工作调动以及退休前由于面临在职消费权丧失而产生的失落感则会促使其大量增发红利，然而，这都需要较高盈余数字的支持。因此，我国企业中的盈余管理类型多为短期利润最大化。
４、我国股票发行的额度与规模控制使得上市资格事实上已经成为一种具有很高价值的稀缺商品，企业必然会极力争取。而企业融资后规模的扩大最终也会有利于地方就业和财政税收。这样，企业在ＩＰＯ、配股资格、避免摘牌时往往会得到地方政府的大力扶持。这种盈余管理方法也是中国特有的。
治理我国企业盈余管理的基本对策
从上述我国盈余管理的现状可以发现我国企业中的盈余管理大多是一种机会主义行为，而非出于企业长远利益的考虑，弊多利少，因此对其进行规范化治理就显得尤为重要。目前我国企业中盈余管理不当主要是公司治理结构不健全使然，因此，规范化治理的对策也应立足于治理结构方面的考虑。
一、解决委托人缺位问题。
在资本市场上“一股独大”的国有股权“所有者缺位”是外部治理不力最主要的原因。为此，一部分学者提出将国有股权分级明确到县、市、省、中央或在国家与企业之间形成国有资产管理局、资产经营公司、控股公司的多级代理构架。表面上看，产权有了明确归属，可问题在于，在最终授权机构层次上，所有者依然缺位。另一部分学者主张干脆私有化，经理人与所有者合二为一，但这样的适用范围也仅仅是一些中小企业。由此看来解决这一问题可行的办法也许只能是国有股减持，改变股权结构过于集中的局面，形成国有股权适当分散持有、国有股权代理人之间有效竞争、相互制衡的国有股持股结构，并放宽对私人持股的限制，使其因拥有企业盈余而去监督和约束经理人。同时，为避免股权高度分散造成的小股东势单力薄以及“搭便车”心理，在国有股减持的过程中应注重大力培育机构投资者，包括国内社会保障基金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以发挥机构投资者在公司治理中的积极作用。
二、完善报酬契约。
我国企业中经理人收入普遍偏低且不与业绩挂钩，使得经理人与股东利益发生背离，从而很难有积极性去真正搞好企业，而是热衷于高额的在职消费，盈余管理也出现了短期利润最大化的倾向。西方发达国家解决这种利益不一致的办法一般是通过年薪制和股票期权之类的手段以激励经理人致力于提高企业真实绩效。这一做法现在已被我国的一些企业所采用。但年薪制还只是经理人与股东之间的一次性博弈，短期行为难以避免，因此，一个改进的做法是将经理人超出生活必需的一部分奖励收益留存于企业，在其经营期限届满后的一定期限内一次返还。这样就避免了经理人的短期化盈余管理行为，同时这部分留存于企业的奖励收益还构成了经理人行为不当的风险抵押基金。
三、建立经理人市场。
经理人市场上的声誉机制也是激励和约束经理人行为的一种有效机制。为提升自己在经理人市场上的价值，经理人一般会用心经营企业，盈余管理的受益者也是企业整体。不过我国由于经理人市场的缺乏，企业经理的任命和考核均由政府负责，经理人利益与企业利益脱钩，导致其盈余管理行为往往会以企业利益为代价来谋求个人利益，危害极大。通过建立经理人市场，可以充分发挥声誉机制的作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这一情况的发生。
四、引入独立董事制度。
我国企业中董事会、监事会成员均来自企业内部，这就引发了严重的“内部人控制”问题，权力过分集中于经理层从而给其留下了巨大的盈余管理空间。针对这一问题，我们可以考虑在公司内部治理结构中引入外部董事，建立独立董事制度，以加强对经理人的监督。同时，授权由独立董事组成的审计委员会负责外部审计师选聘工作，也可保持外部审计的独立性，防止经理人的“意见采购”，从而发挥出外部审计师在揭发企业经理人不当盈余管理方面的效力。
（作者单位：长江大学管理学院）
盈余管理是在一定的治理结构下运行的，因此必然要受到所在公司治理结构的影响。它不是一个单纯的会计问题，而是与企业的各相关利益集团处理经济关系、协调经济矛盾、分配经济利益的一项重要措施。没有健全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就不能保证盈余管理的合理性，会计信息质量就得大打折扣，公司治理各相关利益主体就无法作出正确的决策。因此，盈余管理就其实质而言就是会计信息的披露者与相关经济利益集团博弈均衡的结果。
相关利益主体对盈余管理的影响
一、企业管理当局对盈余管理的影响。
现代企业制度下，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导致所有者和管理当局之间存在潜在矛盾，加上会计信息市场的不完全竞争，管理当局就成为企业事实上的控制者，他们控制了企业的一切经营活动，无论是会计方法的选择、运用，会计估计的变动、还是交易事项发生时点的控制，最终的决定权都在他们手中。因此在盈余管理的每一幕“戏剧”中唱主角的就无非是公司的经理、部门经理等管理当局。他们为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而工作，而不是为了所有者的利益最大化而工作。他们愿意并且有能力进行盈余管理。
首先，企业要从资本市场上以较低的成本获得所需的资金，就必须学会利用会计信息的披露来树立其良好的财务形象。因此，企业管理当局的最佳选择通常就是通过盈余管理来影响会计信息的生成，以显示企业“稳中有升”的形象。
其次，当投资者对经营者的激励计划与某一会计信息直接相关时，管理当局将利用其独特的、对会计信息的垄断地位，在会计准则允许的范围内选择对自己最为有利的会计政策。
再次，管理者被更换时，现任管理者往往偏好于提前使企业实现利润，而选择把成本和损失向后期递延的方法；相反，继任管理者为保证其以后的利益，则偏好于使企业留下潜在的收益，而不愿有任何潜亏递延。利用盈余管理，就很容易解释为什么现任管理者易于选择激进的方法，而继任管理者易于选择保守的方法。
二、董事会和监事会对盈余管理的影响。
董事会和监事会是内部治理结构中对经理人产生最主要影响的两个因素。董事会是公司的最高决策机构，其主要责任在于负责选聘经理人，授权其在许可的范围内对公司的经营管理，并负责评价经理人的受托管理责任。但二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却使得这种评价很难精确，这在客观上就产生了对监事会的需要，由其负责监督经理人行为并负责审计公司财务事项。但监事会和经理人之间同样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同样也不可能做到对经理行为的完全监督，于是，评价经理人受托责任履行情况的标准落在了双方均可直接观察到的企业盈余数字上。考虑到经理人在会计信息生成过程中的自然控制权，为美化自己的受托责任完成情况，他必然有动力通过选择适当的会计政策使盈余数字变得有利于自己。此时的盈余管理完全作为经理人的一种机会主义行为而出现。但是董事会与监事会是“内部人”，他们所需要的信息不需要象外部的利益相关者那样要等到年度终了才能从公司发布的年报中了解其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现金流量。他们可以随时利用各种途径收集企业的内部信息以了解、掌握公司的运行情况，从而制约管理者，有效控制其进行盈余管理的限度。
三、投资者和债权人对盈余管理的影响。
投资者作为企业的出资人，为企业运作提供了物质基础。他们不仅是企业现有净资产的产权权利主体，也是企业增值资产的主要产权权利享有者。与投资者类似，债权人也是企业的出资人。由于是公司外部的利益相关者，投资者和债权人无法象董事会和监事会那样从管理层内部获得所需信息，为了防止经营者和董事会共同侵害其利益，他们特别强调会计信息的公开披露，强调财务报告的决策有用性，他们会利用各种方式对会计准则制定机构实施影响，还会发展强大的独立审计以详细了解企业的盈利能力和偿债能力，并限制公司报表编制者的会计剩余控制权。在英美国家，投资者通过制定复杂的经营人员的工资计算标准，比如除了基本工资之外，还有认股权、股票增值权、业绩股份等多种形式，使得经营人员难以通过直接操纵利润进行盈余管理而获得高薪。
四、政府对盈余管理的影响。
外部政府治理机制是指政府对于证券市场的监管。证券委员会国际组织（ＩＯＳＣＯ，１９９８）认为政府监管证券市场的目标在于：保护投资者；保证市场公平、有效和透明；降低证券市场系统风险。其核心就是要建立起外部会计信息披露体系，从而维护证券市场的有效性。因此，为了防止企业管理者利用盈余管理误导其他会计信息的使用者，侵害其利益，政府监管部门要求上市公司按照统一的格式与内容向投资者披露公司的会计信息及相关信息，并对上市公司的会计信息披露行为进行事中、事后的监督。在日、德等国，政府通过制定会计准则和税务法规，并且让会计准则完全服从于税法的规定，使得财务会计和税务会计相一致。由于税法通常会尽量减少给公司管理层主观判断的空间，如计提坏帐、存货减值等一般都有严格的限制。这样一来，就限制了经营管理人员进行盈余管理的空间，但同时也降低了财务报告的决策有用性。
我国企业盈余管理的现状
我国上市公司所处经济环境和美、日等发达国家有很大不同，故而盈余管理也表现出较为明显的中国特色。具体说来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１、由于企业内、外部治理结构不健全，它不能对经理人实行有效约束，这就给经理人的盈余管理留下了很大的运作空间。为了一己私利，经理人不仅会将盈余管理用尽极致，会计造假也层出不穷。
２、我国经理人有着企业家和政府官员的双重身份，在传统观念的影响下，后者才是他们给自己的准确定位。企业配股资格、避免摘牌时存在的大量盈余管理行为也大多是经理人出于政绩的考虑。这种盈余管理动机是最具“中国特色”的。
３、国有股权过度分散于一些主管部门手中导致利益分配机制失衡，经理人报酬普遍与公司规模、经营绩效脱钩，高额在职消费则成为一种变相的补偿。经理人在工作调动以及退休前由于面临在职消费权丧失而产生的失落感则会促使其大量增发红利，然而，这都需要较高盈余数字的支持。因此，我国企业中的盈余管理类型多为短期利润最大化。
４、我国股票发行的额度与规模控制使得上市资格事实上已经成为一种具有很高价值的稀缺商品，企业必然会极力争取。而企业融资后规模的扩大最终也会有利于地方就业和财政税收。这样，企业在ＩＰＯ、配股资格、避免摘牌时往往会得到地方政府的大力扶持。这种盈余管理方法也是中国特有的。
治理我国企业盈余管理的基本对策
从上述我国盈余管理的现状可以发现我国企业中的盈余管理大多是一种机会主义行为，而非出于企业长远利益的考虑，弊多利少，因此对其进行规范化治理就显得尤为重要。目前我国企业中盈余管理不当主要是公司治理结构不健全使然，因此，规范化治理的对策也应立足于治理结构方面的考虑。
一、解决委托人缺位问题。
在资本市场上“一股独大”的国有股权“所有者缺位”是外部治理不力最主要的原因。为此，一部分学者提出将国有股权分级明确到县、市、省、中央或在国家与企业之间形成国有资产管理局、资产经营公司、控股公司的多级代理构架。表面上看，产权有了明确归属，可问题在于，在最终授权机构层次上，所有者依然缺位。另一部分学者主张干脆私有化，经理人与所有者合二为一，但这样的适用范围也仅仅是一些中小企业。由此看来解决这一问题可行的办法也许只能是国有股减持，改变股权结构过于集中的局面，形成国有股权适当分散持有、国有股权代理人之间有效竞争、相互制衡的国有股持股结构，并放宽对私人持股的限制，使其因拥有企业盈余而去监督和约束经理人。同时，为避免股权高度分散造成的小股东势单力薄以及“搭便车”心理，在国有股减持的过程中应注重大力培育机构投资者，包括国内社会保障基金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以发挥机构投资者在公司治理中的积极作用。
二、完善报酬契约。
我国企业中经理人收入普遍偏低且不与业绩挂钩，使得经理人与股东利益发生背离，从而很难有积极性去真正搞好企业，而是热衷于高额的在职消费，盈余管理也出现了短期利润最大化的倾向。西方发达国家解决这种利益不一致的办法一般是通过年薪制和股票期权之类的手段以激励经理人致力于提高企业真实绩效。这一做法现在已被我国的一些企业所采用。但年薪制还只是经理人与股东之间的一次性博弈，短期行为难以避免，因此，一个改进的做法是将经理人超出生活必需的一部分奖励收益留存于企业，在其经营期限届满后的一定期限内一次返还。这样就避免了经理人的短期化盈余管理行为，同时这部分留存于企业的奖励收益还构成了经理人行为不当的风险抵押基金。
三、建立经理人市场。
经理人市场上的声誉机制也是激励和约束经理人行为的一种有效机制。为提升自己在经理人市场上的价值，经理人一般会用心经营企业，盈余管理的受益者也是企业整体。不过我国由于经理人市场的缺乏，企业经理的任命和考核均由政府负责，经理人利益与企业利益脱钩，导致其盈余管理行为往往会以企业利益为代价来谋求个人利益，危害极大。通过建立经理人市场，可以充分发挥声誉机制的作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这一情况的发生。
四、引入独立董事制度。
我国企业中董事会、监事会成员均来自企业内部，这就引发了严重的“内部人控制”问题，权力过分集中于经理层从而给其留下了巨大的盈余管理空间。针对这一问题，我们可以考虑在公司内部治理结构中引入外部董事，建立独立董事制度，以加强对经理人的监督。同时，授权由独立董事组成的审计委员会负责外部审计师选聘工作，也可保持外部审计的独立性，防止经理人的“意见采购”，从而发挥出外部审计师在揭发企业经理人不当盈余管理方面的效力。
（作者单位：长江大学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