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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西方一些学者认为全球文化也必将全球化，本文论证了这种趋势的不可能性。另外，虽然这种趋势不可能发生，但是现代文化的频繁交流及趋同化对世界的一些亚文化构成了冲击。文章的最后一部分探讨了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中国的儒家思想究竟该向何处去的问题。
关键词：文化全球化；儒家思想。
一、文化能否全球化
20世纪80年代以后，全球化趋势在全球蔓延开来。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定义，全球化既包括资金、劳动力和资本的全球流动，也包括文化、意识形态领域中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深化发展。不难看出，全球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不仅仅限于经济生活领域，也涉及到文化生活领域。但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无不是西方的经济规则在国际社会起作用，因而西方国家利用自己的商品进行“剪刀差”贸易，使得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障碍重重。在经济全球化西方强势的这样一个背景下，许多西方学者大力宣扬“文化也必将全球化”的论调，即单一的西方文化将取代全球的多样文化，就是形成一种同质的文化，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有美国杜克大学教授弗雷德里克·詹姆逊，他认为：“美国的电视，美国的音乐，好莱坞的电影，正在取代世界上其他一切东西。全球化的文化才是真正意义的文化，而文化的全球化，世界文化的标准化才是全球化的真正核心”
事实上，从文明第一次繁荣灿烂的雅斯贝尔斯所说的“轴心时代”直到当代，从来没有任何一种文化能成为一种普适文化而在各个民族、各个地区而存在。多少年来，希腊文化、中国文化、印度文化、希伯来文化、非洲文化，以及阿拉伯伊斯兰等文化，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为人类文化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对人类社会的历史和现实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种所谓的文化普遍模式的存在可以从两个方面来予以回击，首先，从理论上说，这种文化观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一和多的关系是永远存在的，文化可以存在一种“统一”的文化，但这种文化只不过是一种主流文化，而非一种排斥否定它种文化的文化，在这种文化之外，存在着许许多多的文化，这些亚文化是主流文化所消灭不了的。其次，从历史现实上说，没有一种统一普遍的文化，前面也提到这种情况，这就如同一个国家不同民族的不同风俗一样，在中国，汉民族的文化是主流文化，但是是不可能成为一种普遍文化而取代其他少数民族的文化的，从我国对少数民族的开明政策就可以看到我国早已认识到这一点。
然而，这种“文化全球化”观念的产生尽管是西方国家认为经济优势可以压倒其他任何方面，从而达到在其他方面的优势，但是，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其他亚文化国家的人在接受西方文化之时不加区分，把鲁迅先生所说的“拿来主义”贯彻地太为彻底，另外，在接受西方文化之时，把本国的传统优秀文化遗忘的一干二净。日本外相麻生太郎最近对东京数码大学师生发表《文化外交新设想》，提出“动漫外交”说：“你们所做的事情已经抓住了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年轻人的心，这是我们外务省永远也做不到的事情。”“通俗文化拥有影响公众的巨大力量，日本在这方面可以大有作为，当年美国人就曾大力在日本推广美国通俗文化，从而征服了日本人的心。”由此可见文化的巨大作用。
二、文化全球化的后果
那么，文化全球化如果来临的话，会有什么后果呢？固然文化的全球化可以使得全球的文化交流空前频繁,而且在当今全球的共同危机问题频繁产生，这些全球问题关系到整个人类的共同命运,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应在承认国际社会存在共同利益、人类文化现象具有共同性的基础上,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分歧,克服民族、国家和集团的限制,从全球的角度去考察和认识社会生活与历史现象,这便形成了全球意识。全球意识在广义上包括生态环境意识和求同存异意识,表现为规范、价值观等方面的广泛共享,以及在世界一切文化之间进行的双边和多边的文化对话、沟通、交流。但是，文化全球化所造成的不良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文化全球化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引起文化认同危机。迄今为止，全球化的进程基本以西方化、美国化的方式和特点进行着，这些国家的器物被推广到世界上每一个可能的角落。牛仔裤、可口可乐、好莱坞电影在很多人看来已经成为自己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非西方文化、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亚文化的基础被削弱了。许多输入西方文化的地方出现了文化的混乱,表现为目的的丧失、道德的冷漠、暴力的嗜好、传统的破裂以及认识到属于“落后”社会而产生的心理痛苦。文化的侵略扩张不但使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变得极度脆弱,也使欧洲社会在保持它们本身的文化认同、社会价值观、语言和对信息传播现有控制方面,面临巨大困难。概言之,今天经历的文化全球化道路与百年前的殖民化过程一样,正在趋于破坏各个社会的传统文化,抹杀各民族文化自身的本质特征，造成了各个国家的民族文化认同的困难。其次,文化的全球化使得各种文化之间的冲突频发。文化全球化的强制推行，,势必造成其他亚文化的抵制。亨廷顿就预言非西方社会面对西方文化的强大攻势将回归本土文化。如伊斯兰世界对西方“腐蚀”的反应;东亚社会把经济增长归功于他们自己的文化等。后殖民理论之所以引起第三世界知识分子的热烈反响,就在于它被认为是消解帝国中心话语,弘扬民族文化的理论武器。文化间的对抗同样发生在西方文化内部。如法国打算建立文化马奇诺防线,以保护法语,防止美国文化的侵袭。文化主权的对抗在一定条件下,会发展成为公开的政治主权的争执。这就是冷战后民族主义和原教旨主义兴起及许多地区性冲突的诱因。令人堪忧的另一种倾向是,后殖民话语的变体——本土主义,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或是对正常的文化交流心存疑虑,或是不加分析地把本土固有文化奉为“国粹”。在如此偏激的心态指引下,结果只能是既激化文化间的冲突,又阻碍本土文化的健康发展。
最后，从文化自身发展角度看,文化全球化还对精英文化的生存、发展构成极大威胁。在文化全球化的大潮下,文化生产走向市场化已是不可逆转的趋势。文化只有成为商品进入市场才能被关注,不能适应市场化要求的文化产品面临被淘汰或被边缘化的命运。尽管这并不像某些论者所担心的那样,意味着精英文化的末日,但的确产生了不容乐观的现象:一方面,物质利益原则占主导地位,“启蒙”、“审美”、“深度”纷纷让位于“娱乐”、“效益”、“平面”,另一方面,一些人文知识分子不甘寂寞,放弃原有追求,转向生产取悦于大众的、通俗的甚至低级无聊的文化商品。一时间,对精英文化而言,生存还是死亡已成为一个问题,而文化本身也面临被重新定义的境地。上面的两个方面就是现在所谓的流行娱乐节目，如“超级女生”、“加油，好男儿”大行其道的语言，因为现在追求的是市场利益的最大化，所以一些文化节目的其他优良特点就被无情地抛弃。
当然,仅仅把目光注视在文化全球化造成的种种消极后果上是不客观的，,应该承认文化全球化进程客观上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文化全球化在挑战各民族文化的同时,也给予了各民族文化发展的新机遇。当下,全球各文化体系相互开放、相互交流与融合的广度和深度都是前所未有的。同时,它促使人们不得不回头反省精英文化自身的问题，重新审视原有文化的发展模式和评判标准。这种更为广阔、更为宽容的多元化空间是有利于文化的健康发展的。
三、文化全球化下的儒家思想
那么，我国的文化在这股文化全球化的浪潮中又该如何呢？事实上，尽管在清代末期科举制度的废止使得儒家思想对我国国民的影响并非像古代那样明显，但是，我们却不能说儒家思想在当代的影响很小，由于我国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因而，在这个问题上，许多学者予以关注的就是传统的儒家文化在当代究竟如何来应对这一文化全球化的浪潮。
其实在科举制度废止之后的1920年，中国就产生了现代新儒学。现代新儒学从产生到现在，大约经过三个阶段的演进。第一阶段从1920年开始到1949年，主要人物为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贺麟和钱穆这些人的学术活动以及社会、政治活动，对中国的唯心主义思想和哲学的发展起到了一定作用，他们的思想与新中国成立后的思想发展轨迹是不相吻合的，所以在1949年之后，他们也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而使得现代新儒学的第一阶段终止。现代新儒家的第二阶段从1950年至1979年。这个阶段的新儒学主要在香港、台湾发展，这一阶段新儒学家们的思想可以概括为“返本开新”，这一思想来源于1958年第二代新儒学的代表人物唐君毅、牟宗三等人在香港的《民主评论》上发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我们对中国学术研究及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认识》的宣言。这是第二代现代新儒家集体思想取向的纲领性文件。五四之后，中国知识界认识到：没有现代化，中就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没有科学与民主，中国就不可能有现代化。这是现代新儒家所承认的。但是，旧中国之所以没有科学与民主，是和儒家的统治和影响有关系的。所以新儒家要复兴儒学，所以不承认这个事实，或者承认但又认为可以改变这个事实，认为从儒学中可以开发出科学与民主，而且认为这种开发要从民族文化的内部开出。因而，“返本开新”就是返儒学之本以开科学与民主制新。最终，这种“返本开新”并未得到广大学者的认同。从1980年起，现代新儒家进入第三阶段，主要人物有杜维明、刘述先、成中英等，这些学者要活动在海外。在这些学者中，杜维明影响最大，他不同意利文森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儒家传统在现代中国已经死亡”的结论，认为表现中国人文理想的真正儒家传统不但不会死亡，而且可以获得新生。他把“儒教中国”与“真正的儒家传统”区别开来，他认为真正的儒家传统是一种身心性命之学，既有道德实践意义，也有深厚的宗教内涵。但是，这种“真正的儒家传统”是从“儒教中国”的社会制度中孕育出来的，是由“儒教中国”所决定的，因此，这种思想最终也成为一种“迂远而不切事情”的学说，从而摆脱不了“寂寞孤怀”的境遇。
从现代新儒家的三个演进阶段来看，短期内儒家思想不可能有大的突破与进展，因为新儒家的思想家们都未能从根本上来适应文化全球化的途径，他们都囿于从儒家思想来开出，产生出现代社会的实践层面的要素。事实上，文化要适应现实，有下面几个问题需要解决，第一，找到文化的现代化之根，作为文化理想主义的新儒家看起来是相当迷人的，但是关键问题在于，这种理论能在多大程度上转化为一种社会实践。第二，检察中国传统文化的表现与特点，对传统文化进行多层次的分析与文化现象所蕴含的矛盾进行揭露，并对传统文化进行定向，这些都为文化的重新建构提供必要的基础。
总之，在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儒学思想作为对我国国民影响至深的思想，需要从文化理想主义的身性之学中转变出来，积极地与现实进行结合，这样，儒家思想才能成为一种积极强大的思想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参考文献：
[1] 《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美」孙隆基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一版.
[2] 《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与世界化》.「美」成中英著.中国和平出版社.1988年第一版.
[3] 《文明的冲突与对话》.朱汉民选编.湖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一版.
[4] 《儒家理想人格与中国文化》.朱义禄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一版.
关键词：文化全球化；儒家思想。
一、文化能否全球化
20世纪80年代以后，全球化趋势在全球蔓延开来。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定义，全球化既包括资金、劳动力和资本的全球流动，也包括文化、意识形态领域中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深化发展。不难看出，全球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不仅仅限于经济生活领域，也涉及到文化生活领域。但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无不是西方的经济规则在国际社会起作用，因而西方国家利用自己的商品进行“剪刀差”贸易，使得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障碍重重。在经济全球化西方强势的这样一个背景下，许多西方学者大力宣扬“文化也必将全球化”的论调，即单一的西方文化将取代全球的多样文化，就是形成一种同质的文化，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有美国杜克大学教授弗雷德里克·詹姆逊，他认为：“美国的电视，美国的音乐，好莱坞的电影，正在取代世界上其他一切东西。全球化的文化才是真正意义的文化，而文化的全球化，世界文化的标准化才是全球化的真正核心”
事实上，从文明第一次繁荣灿烂的雅斯贝尔斯所说的“轴心时代”直到当代，从来没有任何一种文化能成为一种普适文化而在各个民族、各个地区而存在。多少年来，希腊文化、中国文化、印度文化、希伯来文化、非洲文化，以及阿拉伯伊斯兰等文化，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为人类文化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对人类社会的历史和现实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种所谓的文化普遍模式的存在可以从两个方面来予以回击，首先，从理论上说，这种文化观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一和多的关系是永远存在的，文化可以存在一种“统一”的文化，但这种文化只不过是一种主流文化，而非一种排斥否定它种文化的文化，在这种文化之外，存在着许许多多的文化，这些亚文化是主流文化所消灭不了的。其次，从历史现实上说，没有一种统一普遍的文化，前面也提到这种情况，这就如同一个国家不同民族的不同风俗一样，在中国，汉民族的文化是主流文化，但是是不可能成为一种普遍文化而取代其他少数民族的文化的，从我国对少数民族的开明政策就可以看到我国早已认识到这一点。
然而，这种“文化全球化”观念的产生尽管是西方国家认为经济优势可以压倒其他任何方面，从而达到在其他方面的优势，但是，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其他亚文化国家的人在接受西方文化之时不加区分，把鲁迅先生所说的“拿来主义”贯彻地太为彻底，另外，在接受西方文化之时，把本国的传统优秀文化遗忘的一干二净。日本外相麻生太郎最近对东京数码大学师生发表《文化外交新设想》，提出“动漫外交”说：“你们所做的事情已经抓住了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年轻人的心，这是我们外务省永远也做不到的事情。”“通俗文化拥有影响公众的巨大力量，日本在这方面可以大有作为，当年美国人就曾大力在日本推广美国通俗文化，从而征服了日本人的心。”由此可见文化的巨大作用。
二、文化全球化的后果
那么，文化全球化如果来临的话，会有什么后果呢？固然文化的全球化可以使得全球的文化交流空前频繁,而且在当今全球的共同危机问题频繁产生，这些全球问题关系到整个人类的共同命运,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应在承认国际社会存在共同利益、人类文化现象具有共同性的基础上,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分歧,克服民族、国家和集团的限制,从全球的角度去考察和认识社会生活与历史现象,这便形成了全球意识。全球意识在广义上包括生态环境意识和求同存异意识,表现为规范、价值观等方面的广泛共享,以及在世界一切文化之间进行的双边和多边的文化对话、沟通、交流。但是，文化全球化所造成的不良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文化全球化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引起文化认同危机。迄今为止，全球化的进程基本以西方化、美国化的方式和特点进行着，这些国家的器物被推广到世界上每一个可能的角落。牛仔裤、可口可乐、好莱坞电影在很多人看来已经成为自己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非西方文化、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亚文化的基础被削弱了。许多输入西方文化的地方出现了文化的混乱,表现为目的的丧失、道德的冷漠、暴力的嗜好、传统的破裂以及认识到属于“落后”社会而产生的心理痛苦。文化的侵略扩张不但使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变得极度脆弱,也使欧洲社会在保持它们本身的文化认同、社会价值观、语言和对信息传播现有控制方面,面临巨大困难。概言之,今天经历的文化全球化道路与百年前的殖民化过程一样,正在趋于破坏各个社会的传统文化,抹杀各民族文化自身的本质特征，造成了各个国家的民族文化认同的困难。其次,文化的全球化使得各种文化之间的冲突频发。文化全球化的强制推行，,势必造成其他亚文化的抵制。亨廷顿就预言非西方社会面对西方文化的强大攻势将回归本土文化。如伊斯兰世界对西方“腐蚀”的反应;东亚社会把经济增长归功于他们自己的文化等。后殖民理论之所以引起第三世界知识分子的热烈反响,就在于它被认为是消解帝国中心话语,弘扬民族文化的理论武器。文化间的对抗同样发生在西方文化内部。如法国打算建立文化马奇诺防线,以保护法语,防止美国文化的侵袭。文化主权的对抗在一定条件下,会发展成为公开的政治主权的争执。这就是冷战后民族主义和原教旨主义兴起及许多地区性冲突的诱因。令人堪忧的另一种倾向是,后殖民话语的变体——本土主义,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或是对正常的文化交流心存疑虑,或是不加分析地把本土固有文化奉为“国粹”。在如此偏激的心态指引下,结果只能是既激化文化间的冲突,又阻碍本土文化的健康发展。
最后，从文化自身发展角度看,文化全球化还对精英文化的生存、发展构成极大威胁。在文化全球化的大潮下,文化生产走向市场化已是不可逆转的趋势。文化只有成为商品进入市场才能被关注,不能适应市场化要求的文化产品面临被淘汰或被边缘化的命运。尽管这并不像某些论者所担心的那样,意味着精英文化的末日,但的确产生了不容乐观的现象:一方面,物质利益原则占主导地位,“启蒙”、“审美”、“深度”纷纷让位于“娱乐”、“效益”、“平面”,另一方面,一些人文知识分子不甘寂寞,放弃原有追求,转向生产取悦于大众的、通俗的甚至低级无聊的文化商品。一时间,对精英文化而言,生存还是死亡已成为一个问题,而文化本身也面临被重新定义的境地。上面的两个方面就是现在所谓的流行娱乐节目，如“超级女生”、“加油，好男儿”大行其道的语言，因为现在追求的是市场利益的最大化，所以一些文化节目的其他优良特点就被无情地抛弃。
当然,仅仅把目光注视在文化全球化造成的种种消极后果上是不客观的，,应该承认文化全球化进程客观上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文化全球化在挑战各民族文化的同时,也给予了各民族文化发展的新机遇。当下,全球各文化体系相互开放、相互交流与融合的广度和深度都是前所未有的。同时,它促使人们不得不回头反省精英文化自身的问题，重新审视原有文化的发展模式和评判标准。这种更为广阔、更为宽容的多元化空间是有利于文化的健康发展的。
三、文化全球化下的儒家思想
那么，我国的文化在这股文化全球化的浪潮中又该如何呢？事实上，尽管在清代末期科举制度的废止使得儒家思想对我国国民的影响并非像古代那样明显，但是，我们却不能说儒家思想在当代的影响很小，由于我国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因而，在这个问题上，许多学者予以关注的就是传统的儒家文化在当代究竟如何来应对这一文化全球化的浪潮。
其实在科举制度废止之后的1920年，中国就产生了现代新儒学。现代新儒学从产生到现在，大约经过三个阶段的演进。第一阶段从1920年开始到1949年，主要人物为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贺麟和钱穆这些人的学术活动以及社会、政治活动，对中国的唯心主义思想和哲学的发展起到了一定作用，他们的思想与新中国成立后的思想发展轨迹是不相吻合的，所以在1949年之后，他们也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而使得现代新儒学的第一阶段终止。现代新儒家的第二阶段从1950年至1979年。这个阶段的新儒学主要在香港、台湾发展，这一阶段新儒学家们的思想可以概括为“返本开新”，这一思想来源于1958年第二代新儒学的代表人物唐君毅、牟宗三等人在香港的《民主评论》上发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我们对中国学术研究及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认识》的宣言。这是第二代现代新儒家集体思想取向的纲领性文件。五四之后，中国知识界认识到：没有现代化，中就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没有科学与民主，中国就不可能有现代化。这是现代新儒家所承认的。但是，旧中国之所以没有科学与民主，是和儒家的统治和影响有关系的。所以新儒家要复兴儒学，所以不承认这个事实，或者承认但又认为可以改变这个事实，认为从儒学中可以开发出科学与民主，而且认为这种开发要从民族文化的内部开出。因而，“返本开新”就是返儒学之本以开科学与民主制新。最终，这种“返本开新”并未得到广大学者的认同。从1980年起，现代新儒家进入第三阶段，主要人物有杜维明、刘述先、成中英等，这些学者要活动在海外。在这些学者中，杜维明影响最大，他不同意利文森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儒家传统在现代中国已经死亡”的结论，认为表现中国人文理想的真正儒家传统不但不会死亡，而且可以获得新生。他把“儒教中国”与“真正的儒家传统”区别开来，他认为真正的儒家传统是一种身心性命之学，既有道德实践意义，也有深厚的宗教内涵。但是，这种“真正的儒家传统”是从“儒教中国”的社会制度中孕育出来的，是由“儒教中国”所决定的，因此，这种思想最终也成为一种“迂远而不切事情”的学说，从而摆脱不了“寂寞孤怀”的境遇。
从现代新儒家的三个演进阶段来看，短期内儒家思想不可能有大的突破与进展，因为新儒家的思想家们都未能从根本上来适应文化全球化的途径，他们都囿于从儒家思想来开出，产生出现代社会的实践层面的要素。事实上，文化要适应现实，有下面几个问题需要解决，第一，找到文化的现代化之根，作为文化理想主义的新儒家看起来是相当迷人的，但是关键问题在于，这种理论能在多大程度上转化为一种社会实践。第二，检察中国传统文化的表现与特点，对传统文化进行多层次的分析与文化现象所蕴含的矛盾进行揭露，并对传统文化进行定向，这些都为文化的重新建构提供必要的基础。
总之，在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儒学思想作为对我国国民影响至深的思想，需要从文化理想主义的身性之学中转变出来，积极地与现实进行结合，这样，儒家思想才能成为一种积极强大的思想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参考文献：
[1] 《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美」孙隆基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一版.
[2] 《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与世界化》.「美」成中英著.中国和平出版社.1988年第一版.
[3] 《文明的冲突与对话》.朱汉民选编.湖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一版.
[4] 《儒家理想人格与中国文化》.朱义禄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