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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各项工作的指导思想，新闻传播思想是该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借助对几种特定的文本（text）的分析，探寻习近平早期的新闻传播实践，在此基础上尝试探讨习近平新闻传播思想的形成脉络。
【关键词】习近平思想；新闻传播；脉络
一、引言
中共十九大一个最伟大的贡献就是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下简称为“习近平思想”）为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各项工作的指导思想，习近平思想博大精深，新闻传播思想肯定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古人云“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研究习近平新闻传播思想不能也不应仅仅局限于一时一地，从梁家河到西子湖畔都应该成为我们的关注之地，正是在包括但不限于上述这些地方，通过包括新闻传播在内的各种相关传播，习近平新闻传播思想得以形成，并且不断完善。本文试图借助对几种特定的文本（text）的分析探寻习近平早期的传播实践，在此基础上尝试探讨他的新闻传播思想的形成脉络。
二、梁家河时期（1969-1975）的传播实践
习近平是1969年响应党中央号召，前往陕西省延安市延川县文家驿公社梁家河大队插队落户的，在那里他度过了7年岁月。在那里，他完全依靠自己的努力，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一步一个脚印地成长为驻队干部，大队党支部书记，这在他的父亲的所谓的“历史问题”还没有得到完全解决的情况下是非常不容易的。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大的成绩，是和他的不懈努力分不开的，这些努力中就包括他所进行的各种传播活动。
就传播空间来看，这一时期习近平的传播活动主要是在“两河”区域进行的，所谓“两河”一个是指梁家河，一个是指赵家河，关于前者，我想许多人恐怕都不陌生，但却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熟悉后者，其实，习近平正是在赵家河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才跨出了从普通知青迈向基层党务工作者的关键一步的。①当时的“两河”地区特点是经济贫困落后，文化极不发达。
就传播时间来看，1969-1975年正是“文革”轰轰烈烈进行的时期，这一时期，无论是人际传播，还是组织传播，抑或是新闻传播往往都存有很多禁忌，因而在内容上往往自下而上地趋同，形式上自始至终一律，看过著名相声演员姜昆等人的相声《如此照相》的朋友想必会对此有一个比较形象的了解。
从传播过程来看，习近平曾经提到梁家河插队时需要过“四关”，即跳蚤关、饮食关、劳动关、思想关，后来，时任延川县团县委书记的陶海粟又加了一关“厕所关”，②其实，在我看来，可能还要再加上一关，叫做“语言关”，《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记载过这样一件事，就是当他们初到梁家河，与当地农民交流时，突然发现好像出现了障碍，对方说的东西他们不懂，他们说的，当地的农民也不明白，③这对于一向生长在大城市的他们不能不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从传播对象来看，这一时期，习近平的传播对象主要包括两类人，一类是知青，另外一类是老乡，前者包括一起从北京前往陕北插队的北京知青，也包括其他知青，后者则包括当地的农民和干部，这是知识背景、生活阅历、审美情趣等并不完全一样，甚至完全不一样的两类人，这也意味着在进行相关传播时，习近平必须不断完成从一个层面向另外一个层面的话语切换和内容转换，而且，在很多情况下，这两类传播对象往往还混杂在一起，这就使得习近平在进行相关传播时，必须不断创新自己的话语体系和表达方式。
从传播效果来看，这一时期习近平所进行的相关传播取得了非常令人满意的传播效果。通过影响有影响力的人，他不仅没有受到当地人的歧视，而且还在父亲的所谓“历史问题”没有完全解决的情况下，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先后加入了共青团和中国共产党，并且光荣当选为梁家河大队党支部书记，被评为延安地区先进青年，在1975年还被当地群众推选上了清华大学，临走的时候，当地的群众还自发地为他来送行。
概括这一时期的习近平的传播活动，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以知助人。虽然年纪不大，但是当时的习近平却通过刻苦攻读各种书籍，掌握了远远超过他的绝大多数同龄人的学识，在与当地村民们进行人际交往时，他非常乐于把自己所掌握的知识通过特定的传播渠道传播给那些渴望知识的当地村民们：“近平自己抄写了一些卡片，上面写着简单的汉字，比如：一、二、三、四、五、六……先从认识这些基础的汉字数字开始，再逐渐教一些比较常用的文字，比如：大、小、多、少；前、后、左、右；东、西、南、北；男、女、老、少，等等。他先让村民们了解这些经常用得到的文字，把这些学扎实了，再慢慢地教他们更多的文字。近平一般是利用劳动回来吃完晚饭的时间，再就是利用下雨不出工的时间，把大家召集过来开扫盲班，教大家识字。”④
二是以情感人。在当时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在一个文盲率很高的地方进行人际传播，没有丰富的学识肯定是不行的，但是仅有丰富的学识又是不够的，如果不能够融入当地百姓的生活，那极有可能会像毛泽东当年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所批评的那样“无的放矢，不看对象”，习近平早就读过毛泽东的文章，肯定也对毛泽东的观点深表认同，所以，他在梁家河时期所进行的人际传播非常重视融入自己的情感，“近平不仅经常称自己是农民，也经常说‘我们老陕’如何如何，可以看出他已经把自己看成陕北农民的一员了。”⑤
三是以理服人。人际传播既是情感上的交流，也是道理方面的互动，没有情感交流是不行的，仅有情感传播又是不够的，尤其是涉及到一些矛盾纠纷的时候，倘若不能晓之以理的话，很可能难以达到想要的传播效果。梁家河大队党支部书记梁玉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经提到过这样一件事，当时他们村子里有一个“二流子”，不务正业，偷鸡摸狗，村里一点办法都没有，只能采取批斗甚至谩骂的方式，但是收效甚微，而习近平“对这个‘二流子’，没有说一句侮辱人格的话，而是以平和的态度，给他讲道理，对他进行开导和教育。社员上去骂‘二流子’的时候，‘二流子’低着头，闷着声不吭气。近平没有骂他，而是一条一条地给他讲道理，教育他改正错误，‘二流子’听了直點头”⑥。 四是以规规人。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尤其是从事管理工作的时候，如果一味地讲人情，顾面子，那肯定是既不可能做好传播工作，更不可能做好管理工作的。时任延川县文安驿公社负责人的刘明升回忆说“近平做事情有一个很大的特点：他一旦担起了责任，就有自己的想法……近平把规矩定得严严的，大家一起按规章制度办事，制度不认人，不管张三李四，不按制度办就不行”⑦，梁玉明也回忆说：“近平敢说，敢做，敢担当。他有一个特点，就是：我说的话，如果有错你们就指出来，我肯定改；如果我说的没错，你们就照着办，不能打折扣。如果是你不对，我就要纠正你，而且不能说一下我就不管了，还要督促你真的改过来。如果有人指鹿为马，颠倒黑白，不对的事情还要说对，那绝对不行。”⑧
五是以景聚人。这里所说的“景”乃是“愿景”之意，尽管当时还不流行“愿景”这个词，但是，习近平在梁家河时期进行人际传播的时候，还是非常重视通过描摹此时此地还没有的美好生活来团结、凝聚尽可能多的群众以便推进有意义的事业。梁家河返乡知青王宪平曾经回忆道：“除了识字以外，近平还经常跟大家谈天说地，通过这种轻松愉快的形式，梁家河村的人从他那里了解了很多大山以外的风土人情、人文地理，丰富了知识，也增长了见识。”⑨另外一位北京知青陶海粟回忆说：“还有一次，我们谈到中外一些历史人物在困境中个人奋斗的故事，分别后习近平还专门给我写了一封信，继续谈这个题目，并在信中引用《诗经》中的句子‘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我觉得，那个时候我之所以愿意接近他们，并保持了长久的相互信任和友谊，是因为我们存在一些共同点。”⑩
纵观这一时期习近平的传播，笔者认为：
一是为后来的新闻传播和新闻传播思想的形成奠定了政治基础。梁家河隶属于延安地区，延安是一块宝地，这里走出了中国共产党的两个杰出领袖，一个是毛泽东，一个是习近平。如果说，延安时期是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时期，那么，延安时期则是习近平思想的萌芽时期，这是中国革命的道统之所在。2004年8月14日，时任浙江省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在接受延安电视台《我是延安人》专访曾经这样说过“我现在所形成的很多基本观念，形成的很多的基本特点，也是在延安形成的，所以我呢理所当然地把自己看作是延安人”。
二是为后来的新闻传播和新闻传播思想的形成奠定了文化基础。《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载了孔子与他的得意弟子子贡的一段对话，其中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主张，那就是“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其后，南北朝时期北周著名文人庚信在《燕射歌辞·角调曲》中也提到类似的话“言而无文，行之不远”，孔子也好，庾信也罢，他们都认为，没有一定的文化做底蕴，那么，所进行的人际传播效果肯定是要大打折扣的。其实，岂止是人际传播，大众传播和国际传播同样都需要丰厚的文化做底蕴。近年来，习近平在出访期间先后多次在美国、俄罗斯、法国、印度等国的外交场合谈到他青年时期阅读经典的经历，所列书单令人震撼，在各种场合，通过各种渠道进行各种传播，习近平对于经典都信手拈来，之所以有如此深厚的造诣，肯定与梁家河时期打下的相关基础分不开的。
三是为后来的新闻传播和新闻传播思想的形成奠定了思维基础。梁家河时期的7年，正是中国革命和建设遇到重大困难的7年，从相对发达的首都来到极端贫穷的陕北，来到最基层的老百姓中间，习近平对于一切从实际出发，一切从老百姓的角度思考肯定有了非常深刻的理解，这是一笔非常宝贵的财富。战国末年的著名思想家韩非子在《显学》中提到一个理念，叫作“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这话得到了有识之士的一致认同。2012年11月15日，在率领其他六位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与记者见面时习近平响亮提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他所做的十九大报告中“人民”一词总共出现了203次，我想，这些肯定都与延安梁家河时期的相关经历分不开的。
三、正定时期（1982-1985）的新闻传播实践
1982年，习近平从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任上来到河北省正定县，先后担任县委副书记和县委书记职务。这期间，除了忙于日常工作之外，他还亲身参与了新闻传播工作，一是为当时的新华社记者采访提供尽可能的帮助，促成长篇通讯《正定翻身记》在《人民日报》发表，二是亲笔撰写了一篇新闻评论文章《中青年干部要“尊老”》，发表在《人民日报》上。
从传播空间来看，从北京到正定，初看起来可能是舞台变小了，实际上，可供挥洒的传播空间更大了，这里所说的“传播”当然包括但不限于他本人自己亲力亲为的新闻传播。事实上，在正定期间，通过筹集贷款兴建荣国府，吸引《红楼梦》剧组进驻，习近平一下子将国人的目光聚焦到这个一度沉寂的古县，从此以后“正定是个好地方，那里出了个赵子龙”这句大家都耳熟能详的毛泽东语录后面还应该再加上一句话，那就是“正定还有一个荣国府”。 这其实是一种“大传播”的实践和探索，套用马克思“以往的哲学家只是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这句话，我们完全可以说“以往的新闻传播都侧重于传播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正是通过这样的举措，习近平进一步丰富了新闻传播的内涵和外延。
从传播时间来看，1982年到1985年正是中国社会排除干扰，加快改革的年份。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时期乃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起步时期，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试水时期，知识青年和干部子弟大规模返城“再城市化”的时期，也是包括教育、文化等各项基础事业百废待兴、百业待举的时期。仅以1982年为例，该年2月20日，中共中央做出《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提出要“逐步建立起一整套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领导体制和干部制度，为胜利完成我们在新时期的宏伟历史任务奠定坚实的基础”。该年1月1日，中共中央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纪要》指出，目前农村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包产到户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该年9月1日至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邓小平致开幕词，第一次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嶄新的命题。 五是以大无畏的鲜明态度勇敢地指出新闻所应具有的“人民性”。“人民性”一词源自俄罗斯，维亚捷姆斯基在《古典作家和出版者谈话》中第一次使用这一概念，意指“民族性”。马克思也提出过自由出版物的人民性问题，这个概念1944年传入中国。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新闻界曾经有过一场关于“党性”与“人民性”的争论：1981年1月23日，一位当时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曾经不指名地批评了“人民性”问题，他说：“把民主和领导对立起来，以至走到说‘党性发源于人民性，说党性是人民性的集中表现，没有人民性哪里来党性？’这种奇谈怪论居然能够相当流行，我觉得这是社会科学界一种羞耻。”由于这位领导长期分管意识形态工作，所批评的又是当时新闻界的一位资深领导，所以，一时之间，“人民性”似乎成了一个禁区，许多人避之唯恐不及。但是。习近平同志却以大无畏的鲜明态度勇敢地指出新闻所应具有的“人民性”，他说“我们强调的党性，包含着人民性的深刻内涵。我们党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党，她没有独立于人民利益的自身利益。但我们党既代表人民的眼前利益，也代表人民的长远利益；既代表人民的局部利益，也代表人民的全局利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党对每一件事情的看法和主张，应该说就是人民愿望、要求的充分体现，就是人民的看法和主张。”对比一下当时其他领导人的讲话，我们不能不对此肃然起敬。笔者注意到，无论是中共十八大当选中央总书记之后第一次与新闻记者见面，还是后来发表“2·19”重要讲话，“人民”都是习近平思兹念兹之所在，这一点，其实是可以从1989年5月的这篇公开发表的讲话中窥见端倪的。
六是从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维度指出了新闻工作应该承担的历史使命。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中国，国门大开，许多人对于新闻工作的地位与使命开始迷茫，在所谓的“远离政治”的大气候下，“新闻自由”之风开始甚嚣尘上，有很多人借反“文革”之机主张“新闻独立”“远离政治”，一时之间，颇有“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感觉。就在这个特殊时刻，习近平同志指出：“对于群众中存在的某些模糊的认识，新闻媒介要加以引导，缓解矛盾，沟通党、政府与人民之间，这一部分人民群众与那一部分人民群众之间的联系，增进人们对改革的理解和支持，将人们的思想和行动引导到‘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上来，引导到‘实现四化，振兴中华’这一伟大的历史使命上来。”2016年2月19日，习近平在北京主持召开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在这次讲话中他指出，新闻工作要“高举旗帜、引领导向，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从中我们不难看出27年前的那篇文章的许多影子。
七是从教化的角度提出新闻工作所应具有的育人功能。著名传播学者威尔伯·施拉姆曾经指出“所有的电视都是教育的电视，唯一的差别是它在教什么”，这话虽然是对电视说的，但也同样适用于包括但不限于电视在内的所有新闻传媒。从理论上说，新闻传媒可以教人向善，传递正能量，也可以诱人向恶，传递负能量。习近平非常敏锐地注意到这一点，因而早在1989年，就语重心长地指出：“新闻工作者要把握时代的脉搏，认识新闻的作用，要看到新闻事业是党和人民的喉舌，担负着反映舆论、引导舆论的一个重要任务。我们党历来有一个传统，就是通过运用报纸、广播、电视等宣传工具，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教育人民，反映人民的呼声，弘扬正气，揭露消极腐败现象，动员组织广大群众投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2016年“2·19”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党的新闻工作要承担起“澄清谬误、明辨是非”的神圣使命，这一点其实我们完全可以从《把握好新闻工作的基点》一文中的某些论述看出端倪。
八是从“打铁还需自身硬”的角度提出应该加强新闻工作队伍建设，特别是要增强学习意识。毛泽东同志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指出：“报纸工作人员为了教育群众，首先要向群众学习。报社的同志应当轮流出去参加一个时期的群众工作，参加一个时期的土地改革工作，这是很必要的。报社的同志也要经常向下边反映上来的材料学习，慢慢地使自己的实际知识丰富起来，使自己成为有经验的人。”对此，习近平非常认同，他认为，新闻工作者不仅要向群众学习，而且还要向书本学习，不仅要学习以往积淀下来的传统文化知识，而且还要学习新形势下的新知识，他指出，“要加强学习，提高政策理论水平。这是搞好新闻工作必须具备的重要条件。水平不高，是写不出好报道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五光十色的社会生活，要有一双慧眼，才能透过现象抓住事物的本质。这就要求每个新闻工作者都要有较高的理论、政策水平，要学习法律知识，熟悉商品经济规律，要有较强的原则性和科学分析能力”。这里他特别提到要“熟悉商品经济规律”，而不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在“商品经济”姓“社”姓“资”尚存有较大争论，许多人在提到它时还要加一个“有计划的”定语的当时是非常不容易的。可以说是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一大创新。
纵观这一时期习近平的新闻传播思想，笔者认为：
一是主张善观媒体。媒体是一种客观存在，如何正确看待媒体却凸显出相关行为主体的眼光和情怀。习近平认为，“新闻学作为一门科学，与政治的关系很密切。但不是说新闻可以等同于政治，不是说为了政治需要可以不要它的真实性，所以既要强调新闻工作的党性，又不可忽视新闻工作自身的规律性。”这等于提出了新闻传媒的主体性问题，在当时具有振聋发聩的意义。
二是主张善待媒体。有人说，媒体从业人员有时往往处于比较尴尬的境地，有人把他们比作啄木鸟，也有人称他们为猫头鹰，“报喜”的时候还好，“报忧”的时候往往就不那么受欢迎了。有一段时间，有些地方甚至有“防火防盗防记者”的说法。而习近平则认为，“各级党政领导要正确对待新闻监督，要树立开放、开明的态度，对记者不应求全责备，要与新闻记者交朋友，把新闻监督看作对地方工作的支持，为新闻监督创造一个良好的政治环境。”这即使是在今天也是极为难能可贵的。
五、浙江时期（2002-2007）的新闻传播实践及新闻传播理念
2002年到2007年，习近平先后担任中共浙江省委副书记、代省长，浙江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浙江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等职务。从担任一个地区的一把手到担任一个省的一把手，习近平可谓日理万机，但在繁忙的政务之余，他仍然没有忘记新闻传播工作，在治省理政之余，专门以“哲欣”的笔名在当时的《浙江日报》开辟“之江新语”专栏进行相关传播。限于篇幅，笔者将主要以“之江新语”为研究文本，探讨这一时期习近平的新闻传播实践及新聞传播理念。 从传播空间看，比起担任一个地区的地委书记，从理论上说，担任省委书记在传播空间上有三大、三多、三少。所谓“三大”是指所管辖的空间更大了，肩上的压力更大了，人民群众对他的期望更大了；所谓“三多”是指需要思考的问题更多了，需要解决的问题更多了，需要妥善处理的关系更多了；所谓“三少”是指留给他的自由支配时间更少了，在组织传播和人际传播之外留给他自己亲自参与的大众传播机会更少了，通过直接参与大众传播开展区域和社会治理创新的机会更少了。
从传播时间来看，2002-2007年这一时期乃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时期，更是浙江各项工作可持续发展的奠基期，这一时期，浙江在全国率先制定出台《浙江省反腐倡廉防范体系实施意见（试行）》，促进反腐倡廉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和法治化。同时，省委常委会向全省公开作出6项廉政承诺，带头自觉接受监督。在全国率先提出要全面启动生态省建设，努力打造“绿色浙江”。被中共中央确定为全国两个文化体制改革综合试点省份之一（另一个为广东省），同时，还率先研究出“非典”扩增诊断试剂，为成功战胜“非典”提供坚强保障。
从传播过程来看，由于许多执政理念属于首创，比如省委常委会公开作出廉政承诺，并带头自觉接受监督，再比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理解并且真心实意地去践行，这就给这一时期的包括但不限于新闻传播在内的各种传播如政治传播等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在一篇题为《环境保护要靠自觉自为》的文章中，习近平批评了“只要金山银山，不管绿水青山”，指出了只考虑自己的小环境、小家园而不顾他人，以邻为壑这些思想意识的危害性。这篇文章写于2003年8月8日，倘若我们看看下面这两条新闻，就能够感受到文章的历史性意义：据报道，2002年10月，云南省南盘江柴石滩以上河段突发严重水污染事件，造成上百吨鱼类死亡，下游柴石滩水库3亿多立方米水体受污染。因南盘江沿岸人口稠密，工农业生产集中，是云南经济较发达的区域之一，此次水污染事件不仅造成巨大经济损失，且社会影响十分恶劣。2003年，因三门峡大坝上游一些企业的工业污水排放和黄河附近城镇的生活污水排放逐年增加，黃河发生有实测记录以来最严重的污染，三门峡水库泄水呈“酱油色”，水质恶化为V类，成为名副其实的“一库污水”。三门峡市区虽紧邻黄河，但市民不得不花钱购买从附近山上运来的山泉水，“守着黄河买水吃”成为三门峡市一大奇观。但是，令人遗憾的是，无论是云南还是河南，在当时都没有对于环保工作引起足够的重视，这也有可能影响到浙江，所以，在当时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样的理念，并且进行相应的传播，可能还是会遇到各种各样阻力的。
从传播对象来看，这一时期的传播既是针对全省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的，也是针对全省群众的，同时，也通过相应的传播渠道辐射全国，比如2004年3月1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的习近平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署名文章《求客观规律之真，务执政为民之实》，再比如，2004年10月1日，时任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的习近平在《求是》杂志2004年第19期发表署名文章《用权讲官德，交往有原则》，2003年11月10日接受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栏目的采访，包括但不限于这些在中央级党媒上刊播的文章或节目其传播对象肯定是辐射全国的。
从传播效果来看，这一时期的传播效果是非常之好的。衡量这一时期的传播效果有两个维度，一个是来自高层领导的：受中央领导同志的委派，于2007年3月25日前往浙江宣布习近平同志转任上海市委书记职务的中组部副部长王东明代表中央评价说：“习近平同志到浙江工作4年多来，团结带领省委、省政府一班人为浙江改革、发展和稳定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接任浙江省委书记的赵洪祝同志说：“习近平同志对浙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为我们今后的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留下了宝贵的经验。”时任浙江省长的吕祖善说：“浙江有今天这样的好形势，是与习近平同志的辛勤付出分不开的。”另外一个维度则来自民间。2007年4月2日的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网友声音”刊登了一篇题为《“另类眼光”看习近平调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文章，作者提到两件事，一件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他认为这个提法比“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和“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这两种提法好，二是回忆此前4年的某一天，他到浙江的某一个县里出差，中午在该县国税局用餐时当地干部认真贯彻习近平担任省委书记后提出的“中午不准饮酒”等廉政要求，只是设了简单的工作餐招待他们的一件往事。作者就此写道：“一是重视环保、一是重视抓政风反腐败，这就让我这个外省的一般老百姓也实实在在地，对这书记有了点感性认识。”进而得出结论说习近平“真正叫人佩服”。
个人认为，这一时期习近平的新闻传播实践及新闻传播理念主要有以下特点：
一是以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定力旗帜鲜明地要求新闻工作要坚守党性原则。有学者研究发现，世纪之交，由于种种原因，新闻工作的党性原则有被弱化甚至被边缘化的趋势，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位资深专家研究发现：“近些年来，党性的弱化、意识形态的淡化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边缘化呈现出显著的一致性。”“党性弱化更深刻的表现是劳动阶级价值立场的弱化，往往只停留在对现状的接受上，而在将对现状的接受与对现状的超越联系在一起的努力上明显不足”，有些所谓的专家学者更是在暗中通过引进更具“中性”色彩的一些外国新闻传播学概念试图潜移默化地让人们尤其是新闻工作者忘记党性原则。而习近平同志则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定力，旗帜鲜明地要求坚守新闻工作的党性原则——无论是2004年8月4日，在浙江省委新闻宣传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还是2006年1月26日，在看望人民日报社和新华社驻浙编辑、记者时，习近平同志都旗帜鲜明地指出：“新闻的党性原则，是发展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根本原则”；“新闻宣传讲政治，就是要集中反映所处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要求，就是要坚持党管媒体的原则，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舆论导向。” 二是以大无畏的政治家勇气创新了新闻传播的主体。人类的传播大致经历了人内传播、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等几个阶段，新闻传播属于大众传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新闻传播的主体一般都是职业的新闻工作者，至少在网络传播大行其道之前是如此。有学者研究发现，党和政府的主要领导在新闻媒体上刊发文章，一般有以下几种情况：1.就某一重大问题发表重要讲话，2.纪念或者回忆某些重要历史人物，3.为出访某一个国家预热，等等，总之，“在党报党刊发文，绝对不是一件随便事。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领导发文或许也可以看成是中国官场政治生态的一个侧影”。新闻媒体也会刊发一些代表该媒体立场，体现党和政府观点的文章，但这些文章一般都是由该媒体内部从业人员撰写的，即使是党政官员撰写的往往也以“本报（刊）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一个谁也不愿意说破的“潜规则”——大众传播毕竟不同于组织传播，面对不可知的受众可能存在着不可控的政治风险，所以，虽然早在建国初，毛泽东就要求当时的各省市自治区主要领导亲笔撰写文章，在本地区新闻媒体上刊发，但是，仍然是言者谆谆，响应者极少，更不用说以省委书记之尊，在新闻媒体开辟一个专栏，定期发表署名“哲欣”的文章了。开辟“之江新语”专栏，四年多如一日，平均每周一篇，持之以恒地撰写相关文章发表，这充分体现了习近平同志大无畏的政治家勇气。
三是以重实效的实干家智慧创新了新闻传播的功能。人们通常认为，新闻媒体主要有以下功能：1.监测社会环境，2.协调社会关系，3.传承文化，4.提供信息及娱乐。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还没有人从社会治理的角度来考量新闻媒体的社会治理功能，或者说，虽然意识到了这一点，但却很少有党政官员，尤其是高级官员，特别是主政一省的书记或省长愿意并且坚持不懈地通过撰写文章去亲自借助新闻媒体去推进本省社会治理的现代化。2009年，云南省委宣传部的一位副部长借助新闻媒体推进当地的社会治理俨然成为新闻就说明了这一点，但是，从新世纪刚开始的2002年，习近平就开始借助媒体推进他主政的浙江全省的社会治理现代化，赋予了包括《浙江日报》在内的省内新闻媒体以新的功能，筆者认真地查阅了坊间流行的从社会治理的角度来考量新闻媒体的社会治理功能的相关文章及书籍，却发现，这一点至今仍然没有引起包括浙江本地媒体在内的新闻传播学界的高度关注，不能不说是一个深深的遗憾！
四是以很专业的行家里手的身份创新了新闻传播的理念。新闻传播既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行当，又是时间性很强的一门科学，所谓“时间性很强”是指它是一门不断需要与时俱进的科学或者说学科，决定新闻传播发展与否的绝不仅仅是技术，很大程度上是理念，如果理念跟不上，再先进的技术恐怕也只是“屠龙之术”。由于种种原因，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本土的新闻传播也好，新闻宣传也罢，往往仍然停留在“我传你受”的“传播者本位”的层面，许多新闻工作者自身虽然不是官员，但却往往沾染了不少官气，具体表现就是我传播什么，你就得接收什么，而且是“过期不候”，有人把这种作风称为“国营食堂”风格。当绝大多数人对此仍然视若无睹的时候，习近平同志却在2004年6月提出了创新新闻传播理念的问题，他指出：“要保证新闻的播出时间，既做到准时播出，又要使一些在第一时间看不到的人能在第二时间补上。”这段话初看起来似乎说的好像只是新闻播出时间，实际上却是以很专业的行家里手的身份给新闻工作者指明了新闻改革的方向和路径，那就是要突破电视传播的“线性”限制，启示人们重新认识什么是“新闻”，应该怎么去做新闻，怎么去传播新闻。再推而广之，甚至启示人们开展新闻传播的业态创新，比如，创办新媒体，以便弥补传统电视媒体的“一维性”流动限制等。
五是以虚怀若谷的领导者情怀创新主流话语层与新闻媒体之间的关系。新闻媒体与主流话语层之间的关系具有非常大的张力。《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当时的郑国首都有一所学校（时称“乡校”），有一群郑国人经常在这所学校里面议论朝政的得失，有一个名叫然明的郑国高官很郁闷，就向当时的郑国执政官子产提出建议，请子产把这所学校给封了。子产不同意，他说，“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并且进而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这件事传到孔子那里，连孔子他老人家都对子产赞不绝口。孔子的称赞其实也从另外一个侧面折射出“不毁乡校”的不容易。担任省委书记之后，习近平同志以虚怀若谷的领导者情怀创新主流话语层与新闻媒体之间的关系，在撰写于2004年5月的一篇文章中，他开宗明义地提出了一个概念：领导干部要欢迎舆论监督。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不仅要求各级领导干部“都要欢迎舆论监督”，而且还要求“通过运用舆论监督，改正缺点和错误，努力把工作做得更好”。这实际上体现了一个政治家的宽广胸怀和一个实干家的智慧。
六是以可持续发展的远见进一步提出要重视新闻队伍建设。党的几代领导人都非常重视新闻队伍建设，毛泽东曾经指出，“报社的人应该经常到下边去，呼吸新鲜空气。不要长住北京，要活动一些。要经常到外边跑一跑。人民日报社是中央一个部门，同中央组织部、宣传部一样，都应该向地方学习。”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也非常重视新闻队伍建设，因为党的新闻事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离不开一支政治过硬、业务精良的新闻从业队伍，早在1989年5月，习近平就曾经指出：“新闻工作者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要加强学习，提高政策理论水平。要发扬艰苦奋斗精神，深入调查研究。要严于律己，遵守职业道德。”2006年1月26日，他在看望人民日报社和新华社驻浙江编辑、记者时的谈话中指出：“要提高办报水平，根本在人，在于建设一支政治强、业务精、纪律严、作风正的新闻队伍。希望同志们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加强党性修养，提高能力素质。”
六、结语
如果把习近平新闻传播思想比作一棵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的话，那么，笔者认为，这棵大树应该萌芽于延安梁家河时期，破土于河北正定时期，成长于福建宁德乃至福建全省时期，发展壮大于浙江和上海时期。 习近平的新闻传播思想博大精深，笔者目前仍然处于研究学习阶段，一些粗浅的看法难免有挂一漏万之处。但是，就像毛泽东思想虽然博大精深，但从不拒绝研究者的研究与学习一样，笔者认为，研究学习习近平新闻传播思想的过程，也是传播习近平新闻传播思想的过程，这项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千里之行，始于脚下，所以，笔者不惴浅陋，以此文抛砖引玉，期待贤者。
注释：
①②⑩陶海粟：《为群众做实事是习近平矢志不渝的信念》，中央党校采访实录编辑室：《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7年版，第65页、第69页、第67页、第63页。
③⑥⑧梁玉明：《近平敢说敢做敢担当》，中央党校采访实录编辑室：《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7年版，第163页、第166页、第172页。
④⑨王宪平：《近平是靠自己踏踏实实干出来的》，中央党校采访实录编辑室：《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7年版，第220页、第222页。
⑤雷榕生、雷平生：《近平把自己看成是黄土地的一部分》，中央党校采访实录编辑室：《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7年版，第31页。
⑦刘明升：《近平立志办大事，不搞形式主义》，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7年版，第358页、第360页。
详细请参见《百度百科》“1982年”词条，https：//baike.baidu.com/item/1982%E5%B9%B4。
《正定作家贾大山儿子：回忆习近平与父亲的友谊》，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ews.com/gn/2014/02-17/5846816.shtml，2014年2月17日。
人们通常认为《延安通讯》即后来的《延安日报》，但是，据《百度百科》“延安日报”条“延安日报前身是原中共陕北区党委的机关报——《群众日报》，1950年，在此基础上创办了延安地委机关报——《延安报》。‘文革’期间曾停刊，1979年4月10日复刊，为四开四版周三刊，1992年改名为延安日报，四开四版周六刊，1998年改为对开四版并实现了激光照排，编采网络化”。
详细请参见《红墙见证——家事国事天下事》，余玮、吴志菲 著，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版，第3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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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评媒：《领导人发表文章背后有何门道？》，新浪网，http：//news.sina.com.cn/c/zg/jpm/2014-12-16/1914480.html，2014年12月16日。
所谓特约评论员，就是区别于本报评论员、本刊评论员的评论撰写者，这些人多数来自相关媒体之外，受约撰写文章表达观点，多为在各个领域比较有影响力的专家学者，也有党政工作人员。详细请参见《百度百科》“特约评论员”词条
1958年1月毛泽东在写给中共广西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省长韦国清的信中谈到办好省报问题时说：“精心写作社论是一项极重要任务，你们自己、宣传部长、秘书长、报社总编辑要共同研究。第一书记挂帅，动手修改一些最重要的社论，是必要的。一张省报，对于全省工作，全体人民，有极大的组织、鼓舞、激励、批判、推动的作用。”详细请参见《毛泽东与新中国的新闻事业》，转引自《百年潮》2014年第1期。
1948年，拉斯韦尔在其发表的《传播在社会中的结构与功能》一文中，将大众媒体的社会功能划分为“环境监视”“社会联系与协调”“社会遗产传承”三大功能，此后又出现了赖特“四功能说”等。
2009年2月云南发生“躲猫猫”案，时任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的伍皓开创性地组织“网民调查委员会”，由此成名；2009年年底，伍皓成为国内首位实名开微博的副厅级官员。2009年，伍皓成功把全国的注意力引到了云南。从省委宣传部主动组织“躲猫猫真相调查团”，到“小学生卖淫案”亲自上网回帖，再到要求慎用“不明真相”等词汇、建立网络新闻发言人和媒体义务监督员等举措，伍皓以宣传部官员的身份，通过“新闻新政”，尝试推动党和政府的信息公开与透明，但是，伍皓此类举措也遭到很多人的不理解，深圳《晶报》的一位评论部从业人员就在《中国青年报》刊发评论，对伍皓的某些做法提出质疑。
习近平：《努力提高新闻质量和水平》，引自《之江新语》，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57页、第56页。
毛泽东：《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203页。
【关键词】习近平思想；新闻传播；脉络
一、引言
中共十九大一个最伟大的贡献就是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下简称为“习近平思想”）为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各项工作的指导思想，习近平思想博大精深，新闻传播思想肯定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古人云“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研究习近平新闻传播思想不能也不应仅仅局限于一时一地，从梁家河到西子湖畔都应该成为我们的关注之地，正是在包括但不限于上述这些地方，通过包括新闻传播在内的各种相关传播，习近平新闻传播思想得以形成，并且不断完善。本文试图借助对几种特定的文本（text）的分析探寻习近平早期的传播实践，在此基础上尝试探讨他的新闻传播思想的形成脉络。
二、梁家河时期（1969-1975）的传播实践
习近平是1969年响应党中央号召，前往陕西省延安市延川县文家驿公社梁家河大队插队落户的，在那里他度过了7年岁月。在那里，他完全依靠自己的努力，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一步一个脚印地成长为驻队干部，大队党支部书记，这在他的父亲的所谓的“历史问题”还没有得到完全解决的情况下是非常不容易的。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大的成绩，是和他的不懈努力分不开的，这些努力中就包括他所进行的各种传播活动。
就传播空间来看，这一时期习近平的传播活动主要是在“两河”区域进行的，所谓“两河”一个是指梁家河，一个是指赵家河，关于前者，我想许多人恐怕都不陌生，但却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熟悉后者，其实，习近平正是在赵家河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才跨出了从普通知青迈向基层党务工作者的关键一步的。①当时的“两河”地区特点是经济贫困落后，文化极不发达。
就传播时间来看，1969-1975年正是“文革”轰轰烈烈进行的时期，这一时期，无论是人际传播，还是组织传播，抑或是新闻传播往往都存有很多禁忌，因而在内容上往往自下而上地趋同，形式上自始至终一律，看过著名相声演员姜昆等人的相声《如此照相》的朋友想必会对此有一个比较形象的了解。
从传播过程来看，习近平曾经提到梁家河插队时需要过“四关”，即跳蚤关、饮食关、劳动关、思想关，后来，时任延川县团县委书记的陶海粟又加了一关“厕所关”，②其实，在我看来，可能还要再加上一关，叫做“语言关”，《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记载过这样一件事，就是当他们初到梁家河，与当地农民交流时，突然发现好像出现了障碍，对方说的东西他们不懂，他们说的，当地的农民也不明白，③这对于一向生长在大城市的他们不能不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从传播对象来看，这一时期，习近平的传播对象主要包括两类人，一类是知青，另外一类是老乡，前者包括一起从北京前往陕北插队的北京知青，也包括其他知青，后者则包括当地的农民和干部，这是知识背景、生活阅历、审美情趣等并不完全一样，甚至完全不一样的两类人，这也意味着在进行相关传播时，习近平必须不断完成从一个层面向另外一个层面的话语切换和内容转换，而且，在很多情况下，这两类传播对象往往还混杂在一起，这就使得习近平在进行相关传播时，必须不断创新自己的话语体系和表达方式。
从传播效果来看，这一时期习近平所进行的相关传播取得了非常令人满意的传播效果。通过影响有影响力的人，他不仅没有受到当地人的歧视，而且还在父亲的所谓“历史问题”没有完全解决的情况下，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先后加入了共青团和中国共产党，并且光荣当选为梁家河大队党支部书记，被评为延安地区先进青年，在1975年还被当地群众推选上了清华大学，临走的时候，当地的群众还自发地为他来送行。
概括这一时期的习近平的传播活动，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以知助人。虽然年纪不大，但是当时的习近平却通过刻苦攻读各种书籍，掌握了远远超过他的绝大多数同龄人的学识，在与当地村民们进行人际交往时，他非常乐于把自己所掌握的知识通过特定的传播渠道传播给那些渴望知识的当地村民们：“近平自己抄写了一些卡片，上面写着简单的汉字，比如：一、二、三、四、五、六……先从认识这些基础的汉字数字开始，再逐渐教一些比较常用的文字，比如：大、小、多、少；前、后、左、右；东、西、南、北；男、女、老、少，等等。他先让村民们了解这些经常用得到的文字，把这些学扎实了，再慢慢地教他们更多的文字。近平一般是利用劳动回来吃完晚饭的时间，再就是利用下雨不出工的时间，把大家召集过来开扫盲班，教大家识字。”④
二是以情感人。在当时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在一个文盲率很高的地方进行人际传播，没有丰富的学识肯定是不行的，但是仅有丰富的学识又是不够的，如果不能够融入当地百姓的生活，那极有可能会像毛泽东当年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所批评的那样“无的放矢，不看对象”，习近平早就读过毛泽东的文章，肯定也对毛泽东的观点深表认同，所以，他在梁家河时期所进行的人际传播非常重视融入自己的情感，“近平不仅经常称自己是农民，也经常说‘我们老陕’如何如何，可以看出他已经把自己看成陕北农民的一员了。”⑤
三是以理服人。人际传播既是情感上的交流，也是道理方面的互动，没有情感交流是不行的，仅有情感传播又是不够的，尤其是涉及到一些矛盾纠纷的时候，倘若不能晓之以理的话，很可能难以达到想要的传播效果。梁家河大队党支部书记梁玉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经提到过这样一件事，当时他们村子里有一个“二流子”，不务正业，偷鸡摸狗，村里一点办法都没有，只能采取批斗甚至谩骂的方式，但是收效甚微，而习近平“对这个‘二流子’，没有说一句侮辱人格的话，而是以平和的态度，给他讲道理，对他进行开导和教育。社员上去骂‘二流子’的时候，‘二流子’低着头，闷着声不吭气。近平没有骂他，而是一条一条地给他讲道理，教育他改正错误，‘二流子’听了直點头”⑥。 四是以规规人。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尤其是从事管理工作的时候，如果一味地讲人情，顾面子，那肯定是既不可能做好传播工作，更不可能做好管理工作的。时任延川县文安驿公社负责人的刘明升回忆说“近平做事情有一个很大的特点：他一旦担起了责任，就有自己的想法……近平把规矩定得严严的，大家一起按规章制度办事，制度不认人，不管张三李四，不按制度办就不行”⑦，梁玉明也回忆说：“近平敢说，敢做，敢担当。他有一个特点，就是：我说的话，如果有错你们就指出来，我肯定改；如果我说的没错，你们就照着办，不能打折扣。如果是你不对，我就要纠正你，而且不能说一下我就不管了，还要督促你真的改过来。如果有人指鹿为马，颠倒黑白，不对的事情还要说对，那绝对不行。”⑧
五是以景聚人。这里所说的“景”乃是“愿景”之意，尽管当时还不流行“愿景”这个词，但是，习近平在梁家河时期进行人际传播的时候，还是非常重视通过描摹此时此地还没有的美好生活来团结、凝聚尽可能多的群众以便推进有意义的事业。梁家河返乡知青王宪平曾经回忆道：“除了识字以外，近平还经常跟大家谈天说地，通过这种轻松愉快的形式，梁家河村的人从他那里了解了很多大山以外的风土人情、人文地理，丰富了知识，也增长了见识。”⑨另外一位北京知青陶海粟回忆说：“还有一次，我们谈到中外一些历史人物在困境中个人奋斗的故事，分别后习近平还专门给我写了一封信，继续谈这个题目，并在信中引用《诗经》中的句子‘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我觉得，那个时候我之所以愿意接近他们，并保持了长久的相互信任和友谊，是因为我们存在一些共同点。”⑩
纵观这一时期习近平的传播，笔者认为：
一是为后来的新闻传播和新闻传播思想的形成奠定了政治基础。梁家河隶属于延安地区，延安是一块宝地，这里走出了中国共产党的两个杰出领袖，一个是毛泽东，一个是习近平。如果说，延安时期是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时期，那么，延安时期则是习近平思想的萌芽时期，这是中国革命的道统之所在。2004年8月14日，时任浙江省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在接受延安电视台《我是延安人》专访曾经这样说过“我现在所形成的很多基本观念，形成的很多的基本特点，也是在延安形成的，所以我呢理所当然地把自己看作是延安人”。
二是为后来的新闻传播和新闻传播思想的形成奠定了文化基础。《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载了孔子与他的得意弟子子贡的一段对话，其中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主张，那就是“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其后，南北朝时期北周著名文人庚信在《燕射歌辞·角调曲》中也提到类似的话“言而无文，行之不远”，孔子也好，庾信也罢，他们都认为，没有一定的文化做底蕴，那么，所进行的人际传播效果肯定是要大打折扣的。其实，岂止是人际传播，大众传播和国际传播同样都需要丰厚的文化做底蕴。近年来，习近平在出访期间先后多次在美国、俄罗斯、法国、印度等国的外交场合谈到他青年时期阅读经典的经历，所列书单令人震撼，在各种场合，通过各种渠道进行各种传播，习近平对于经典都信手拈来，之所以有如此深厚的造诣，肯定与梁家河时期打下的相关基础分不开的。
三是为后来的新闻传播和新闻传播思想的形成奠定了思维基础。梁家河时期的7年，正是中国革命和建设遇到重大困难的7年，从相对发达的首都来到极端贫穷的陕北，来到最基层的老百姓中间，习近平对于一切从实际出发，一切从老百姓的角度思考肯定有了非常深刻的理解，这是一笔非常宝贵的财富。战国末年的著名思想家韩非子在《显学》中提到一个理念，叫作“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这话得到了有识之士的一致认同。2012年11月15日，在率领其他六位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与记者见面时习近平响亮提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他所做的十九大报告中“人民”一词总共出现了203次，我想，这些肯定都与延安梁家河时期的相关经历分不开的。
三、正定时期（1982-1985）的新闻传播实践
1982年，习近平从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任上来到河北省正定县，先后担任县委副书记和县委书记职务。这期间，除了忙于日常工作之外，他还亲身参与了新闻传播工作，一是为当时的新华社记者采访提供尽可能的帮助，促成长篇通讯《正定翻身记》在《人民日报》发表，二是亲笔撰写了一篇新闻评论文章《中青年干部要“尊老”》，发表在《人民日报》上。
从传播空间来看，从北京到正定，初看起来可能是舞台变小了，实际上，可供挥洒的传播空间更大了，这里所说的“传播”当然包括但不限于他本人自己亲力亲为的新闻传播。事实上，在正定期间，通过筹集贷款兴建荣国府，吸引《红楼梦》剧组进驻，习近平一下子将国人的目光聚焦到这个一度沉寂的古县，从此以后“正定是个好地方，那里出了个赵子龙”这句大家都耳熟能详的毛泽东语录后面还应该再加上一句话，那就是“正定还有一个荣国府”。 这其实是一种“大传播”的实践和探索，套用马克思“以往的哲学家只是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这句话，我们完全可以说“以往的新闻传播都侧重于传播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正是通过这样的举措，习近平进一步丰富了新闻传播的内涵和外延。
从传播时间来看，1982年到1985年正是中国社会排除干扰，加快改革的年份。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时期乃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起步时期，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试水时期，知识青年和干部子弟大规模返城“再城市化”的时期，也是包括教育、文化等各项基础事业百废待兴、百业待举的时期。仅以1982年为例，该年2月20日，中共中央做出《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提出要“逐步建立起一整套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领导体制和干部制度，为胜利完成我们在新时期的宏伟历史任务奠定坚实的基础”。该年1月1日，中共中央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纪要》指出，目前农村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包产到户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该年9月1日至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邓小平致开幕词，第一次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嶄新的命题。 五是以大无畏的鲜明态度勇敢地指出新闻所应具有的“人民性”。“人民性”一词源自俄罗斯，维亚捷姆斯基在《古典作家和出版者谈话》中第一次使用这一概念，意指“民族性”。马克思也提出过自由出版物的人民性问题，这个概念1944年传入中国。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新闻界曾经有过一场关于“党性”与“人民性”的争论：1981年1月23日，一位当时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曾经不指名地批评了“人民性”问题，他说：“把民主和领导对立起来，以至走到说‘党性发源于人民性，说党性是人民性的集中表现，没有人民性哪里来党性？’这种奇谈怪论居然能够相当流行，我觉得这是社会科学界一种羞耻。”由于这位领导长期分管意识形态工作，所批评的又是当时新闻界的一位资深领导，所以，一时之间，“人民性”似乎成了一个禁区，许多人避之唯恐不及。但是。习近平同志却以大无畏的鲜明态度勇敢地指出新闻所应具有的“人民性”，他说“我们强调的党性，包含着人民性的深刻内涵。我们党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党，她没有独立于人民利益的自身利益。但我们党既代表人民的眼前利益，也代表人民的长远利益；既代表人民的局部利益，也代表人民的全局利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党对每一件事情的看法和主张，应该说就是人民愿望、要求的充分体现，就是人民的看法和主张。”对比一下当时其他领导人的讲话，我们不能不对此肃然起敬。笔者注意到，无论是中共十八大当选中央总书记之后第一次与新闻记者见面，还是后来发表“2·19”重要讲话，“人民”都是习近平思兹念兹之所在，这一点，其实是可以从1989年5月的这篇公开发表的讲话中窥见端倪的。
六是从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维度指出了新闻工作应该承担的历史使命。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中国，国门大开，许多人对于新闻工作的地位与使命开始迷茫，在所谓的“远离政治”的大气候下，“新闻自由”之风开始甚嚣尘上，有很多人借反“文革”之机主张“新闻独立”“远离政治”，一时之间，颇有“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感觉。就在这个特殊时刻，习近平同志指出：“对于群众中存在的某些模糊的认识，新闻媒介要加以引导，缓解矛盾，沟通党、政府与人民之间，这一部分人民群众与那一部分人民群众之间的联系，增进人们对改革的理解和支持，将人们的思想和行动引导到‘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上来，引导到‘实现四化，振兴中华’这一伟大的历史使命上来。”2016年2月19日，习近平在北京主持召开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在这次讲话中他指出，新闻工作要“高举旗帜、引领导向，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从中我们不难看出27年前的那篇文章的许多影子。
七是从教化的角度提出新闻工作所应具有的育人功能。著名传播学者威尔伯·施拉姆曾经指出“所有的电视都是教育的电视，唯一的差别是它在教什么”，这话虽然是对电视说的，但也同样适用于包括但不限于电视在内的所有新闻传媒。从理论上说，新闻传媒可以教人向善，传递正能量，也可以诱人向恶，传递负能量。习近平非常敏锐地注意到这一点，因而早在1989年，就语重心长地指出：“新闻工作者要把握时代的脉搏，认识新闻的作用，要看到新闻事业是党和人民的喉舌，担负着反映舆论、引导舆论的一个重要任务。我们党历来有一个传统，就是通过运用报纸、广播、电视等宣传工具，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教育人民，反映人民的呼声，弘扬正气，揭露消极腐败现象，动员组织广大群众投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2016年“2·19”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党的新闻工作要承担起“澄清谬误、明辨是非”的神圣使命，这一点其实我们完全可以从《把握好新闻工作的基点》一文中的某些论述看出端倪。
八是从“打铁还需自身硬”的角度提出应该加强新闻工作队伍建设，特别是要增强学习意识。毛泽东同志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指出：“报纸工作人员为了教育群众，首先要向群众学习。报社的同志应当轮流出去参加一个时期的群众工作，参加一个时期的土地改革工作，这是很必要的。报社的同志也要经常向下边反映上来的材料学习，慢慢地使自己的实际知识丰富起来，使自己成为有经验的人。”对此，习近平非常认同，他认为，新闻工作者不仅要向群众学习，而且还要向书本学习，不仅要学习以往积淀下来的传统文化知识，而且还要学习新形势下的新知识，他指出，“要加强学习，提高政策理论水平。这是搞好新闻工作必须具备的重要条件。水平不高，是写不出好报道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五光十色的社会生活，要有一双慧眼，才能透过现象抓住事物的本质。这就要求每个新闻工作者都要有较高的理论、政策水平，要学习法律知识，熟悉商品经济规律，要有较强的原则性和科学分析能力”。这里他特别提到要“熟悉商品经济规律”，而不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在“商品经济”姓“社”姓“资”尚存有较大争论，许多人在提到它时还要加一个“有计划的”定语的当时是非常不容易的。可以说是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一大创新。
纵观这一时期习近平的新闻传播思想，笔者认为：
一是主张善观媒体。媒体是一种客观存在，如何正确看待媒体却凸显出相关行为主体的眼光和情怀。习近平认为，“新闻学作为一门科学，与政治的关系很密切。但不是说新闻可以等同于政治，不是说为了政治需要可以不要它的真实性，所以既要强调新闻工作的党性，又不可忽视新闻工作自身的规律性。”这等于提出了新闻传媒的主体性问题，在当时具有振聋发聩的意义。
二是主张善待媒体。有人说，媒体从业人员有时往往处于比较尴尬的境地，有人把他们比作啄木鸟，也有人称他们为猫头鹰，“报喜”的时候还好，“报忧”的时候往往就不那么受欢迎了。有一段时间，有些地方甚至有“防火防盗防记者”的说法。而习近平则认为，“各级党政领导要正确对待新闻监督，要树立开放、开明的态度，对记者不应求全责备，要与新闻记者交朋友，把新闻监督看作对地方工作的支持，为新闻监督创造一个良好的政治环境。”这即使是在今天也是极为难能可贵的。
五、浙江时期（2002-2007）的新闻传播实践及新闻传播理念
2002年到2007年，习近平先后担任中共浙江省委副书记、代省长，浙江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浙江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等职务。从担任一个地区的一把手到担任一个省的一把手，习近平可谓日理万机，但在繁忙的政务之余，他仍然没有忘记新闻传播工作，在治省理政之余，专门以“哲欣”的笔名在当时的《浙江日报》开辟“之江新语”专栏进行相关传播。限于篇幅，笔者将主要以“之江新语”为研究文本，探讨这一时期习近平的新闻传播实践及新聞传播理念。 从传播空间看，比起担任一个地区的地委书记，从理论上说，担任省委书记在传播空间上有三大、三多、三少。所谓“三大”是指所管辖的空间更大了，肩上的压力更大了，人民群众对他的期望更大了；所谓“三多”是指需要思考的问题更多了，需要解决的问题更多了，需要妥善处理的关系更多了；所谓“三少”是指留给他的自由支配时间更少了，在组织传播和人际传播之外留给他自己亲自参与的大众传播机会更少了，通过直接参与大众传播开展区域和社会治理创新的机会更少了。
从传播时间来看，2002-2007年这一时期乃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时期，更是浙江各项工作可持续发展的奠基期，这一时期，浙江在全国率先制定出台《浙江省反腐倡廉防范体系实施意见（试行）》，促进反腐倡廉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和法治化。同时，省委常委会向全省公开作出6项廉政承诺，带头自觉接受监督。在全国率先提出要全面启动生态省建设，努力打造“绿色浙江”。被中共中央确定为全国两个文化体制改革综合试点省份之一（另一个为广东省），同时，还率先研究出“非典”扩增诊断试剂，为成功战胜“非典”提供坚强保障。
从传播过程来看，由于许多执政理念属于首创，比如省委常委会公开作出廉政承诺，并带头自觉接受监督，再比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理解并且真心实意地去践行，这就给这一时期的包括但不限于新闻传播在内的各种传播如政治传播等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在一篇题为《环境保护要靠自觉自为》的文章中，习近平批评了“只要金山银山，不管绿水青山”，指出了只考虑自己的小环境、小家园而不顾他人，以邻为壑这些思想意识的危害性。这篇文章写于2003年8月8日，倘若我们看看下面这两条新闻，就能够感受到文章的历史性意义：据报道，2002年10月，云南省南盘江柴石滩以上河段突发严重水污染事件，造成上百吨鱼类死亡，下游柴石滩水库3亿多立方米水体受污染。因南盘江沿岸人口稠密，工农业生产集中，是云南经济较发达的区域之一，此次水污染事件不仅造成巨大经济损失，且社会影响十分恶劣。2003年，因三门峡大坝上游一些企业的工业污水排放和黄河附近城镇的生活污水排放逐年增加，黃河发生有实测记录以来最严重的污染，三门峡水库泄水呈“酱油色”，水质恶化为V类，成为名副其实的“一库污水”。三门峡市区虽紧邻黄河，但市民不得不花钱购买从附近山上运来的山泉水，“守着黄河买水吃”成为三门峡市一大奇观。但是，令人遗憾的是，无论是云南还是河南，在当时都没有对于环保工作引起足够的重视，这也有可能影响到浙江，所以，在当时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样的理念，并且进行相应的传播，可能还是会遇到各种各样阻力的。
从传播对象来看，这一时期的传播既是针对全省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的，也是针对全省群众的，同时，也通过相应的传播渠道辐射全国，比如2004年3月1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的习近平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署名文章《求客观规律之真，务执政为民之实》，再比如，2004年10月1日，时任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的习近平在《求是》杂志2004年第19期发表署名文章《用权讲官德，交往有原则》，2003年11月10日接受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栏目的采访，包括但不限于这些在中央级党媒上刊播的文章或节目其传播对象肯定是辐射全国的。
从传播效果来看，这一时期的传播效果是非常之好的。衡量这一时期的传播效果有两个维度，一个是来自高层领导的：受中央领导同志的委派，于2007年3月25日前往浙江宣布习近平同志转任上海市委书记职务的中组部副部长王东明代表中央评价说：“习近平同志到浙江工作4年多来，团结带领省委、省政府一班人为浙江改革、发展和稳定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接任浙江省委书记的赵洪祝同志说：“习近平同志对浙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为我们今后的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留下了宝贵的经验。”时任浙江省长的吕祖善说：“浙江有今天这样的好形势，是与习近平同志的辛勤付出分不开的。”另外一个维度则来自民间。2007年4月2日的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网友声音”刊登了一篇题为《“另类眼光”看习近平调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文章，作者提到两件事，一件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他认为这个提法比“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和“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这两种提法好，二是回忆此前4年的某一天，他到浙江的某一个县里出差，中午在该县国税局用餐时当地干部认真贯彻习近平担任省委书记后提出的“中午不准饮酒”等廉政要求，只是设了简单的工作餐招待他们的一件往事。作者就此写道：“一是重视环保、一是重视抓政风反腐败，这就让我这个外省的一般老百姓也实实在在地，对这书记有了点感性认识。”进而得出结论说习近平“真正叫人佩服”。
个人认为，这一时期习近平的新闻传播实践及新闻传播理念主要有以下特点：
一是以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定力旗帜鲜明地要求新闻工作要坚守党性原则。有学者研究发现，世纪之交，由于种种原因，新闻工作的党性原则有被弱化甚至被边缘化的趋势，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位资深专家研究发现：“近些年来，党性的弱化、意识形态的淡化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边缘化呈现出显著的一致性。”“党性弱化更深刻的表现是劳动阶级价值立场的弱化，往往只停留在对现状的接受上，而在将对现状的接受与对现状的超越联系在一起的努力上明显不足”，有些所谓的专家学者更是在暗中通过引进更具“中性”色彩的一些外国新闻传播学概念试图潜移默化地让人们尤其是新闻工作者忘记党性原则。而习近平同志则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定力，旗帜鲜明地要求坚守新闻工作的党性原则——无论是2004年8月4日，在浙江省委新闻宣传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还是2006年1月26日，在看望人民日报社和新华社驻浙编辑、记者时，习近平同志都旗帜鲜明地指出：“新闻的党性原则，是发展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根本原则”；“新闻宣传讲政治，就是要集中反映所处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要求，就是要坚持党管媒体的原则，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舆论导向。” 二是以大无畏的政治家勇气创新了新闻传播的主体。人类的传播大致经历了人内传播、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等几个阶段，新闻传播属于大众传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新闻传播的主体一般都是职业的新闻工作者，至少在网络传播大行其道之前是如此。有学者研究发现，党和政府的主要领导在新闻媒体上刊发文章，一般有以下几种情况：1.就某一重大问题发表重要讲话，2.纪念或者回忆某些重要历史人物，3.为出访某一个国家预热，等等，总之，“在党报党刊发文，绝对不是一件随便事。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领导发文或许也可以看成是中国官场政治生态的一个侧影”。新闻媒体也会刊发一些代表该媒体立场，体现党和政府观点的文章，但这些文章一般都是由该媒体内部从业人员撰写的，即使是党政官员撰写的往往也以“本报（刊）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一个谁也不愿意说破的“潜规则”——大众传播毕竟不同于组织传播，面对不可知的受众可能存在着不可控的政治风险，所以，虽然早在建国初，毛泽东就要求当时的各省市自治区主要领导亲笔撰写文章，在本地区新闻媒体上刊发，但是，仍然是言者谆谆，响应者极少，更不用说以省委书记之尊，在新闻媒体开辟一个专栏，定期发表署名“哲欣”的文章了。开辟“之江新语”专栏，四年多如一日，平均每周一篇，持之以恒地撰写相关文章发表，这充分体现了习近平同志大无畏的政治家勇气。
三是以重实效的实干家智慧创新了新闻传播的功能。人们通常认为，新闻媒体主要有以下功能：1.监测社会环境，2.协调社会关系，3.传承文化，4.提供信息及娱乐。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还没有人从社会治理的角度来考量新闻媒体的社会治理功能，或者说，虽然意识到了这一点，但却很少有党政官员，尤其是高级官员，特别是主政一省的书记或省长愿意并且坚持不懈地通过撰写文章去亲自借助新闻媒体去推进本省社会治理的现代化。2009年，云南省委宣传部的一位副部长借助新闻媒体推进当地的社会治理俨然成为新闻就说明了这一点，但是，从新世纪刚开始的2002年，习近平就开始借助媒体推进他主政的浙江全省的社会治理现代化，赋予了包括《浙江日报》在内的省内新闻媒体以新的功能，筆者认真地查阅了坊间流行的从社会治理的角度来考量新闻媒体的社会治理功能的相关文章及书籍，却发现，这一点至今仍然没有引起包括浙江本地媒体在内的新闻传播学界的高度关注，不能不说是一个深深的遗憾！
四是以很专业的行家里手的身份创新了新闻传播的理念。新闻传播既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行当，又是时间性很强的一门科学，所谓“时间性很强”是指它是一门不断需要与时俱进的科学或者说学科，决定新闻传播发展与否的绝不仅仅是技术，很大程度上是理念，如果理念跟不上，再先进的技术恐怕也只是“屠龙之术”。由于种种原因，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本土的新闻传播也好，新闻宣传也罢，往往仍然停留在“我传你受”的“传播者本位”的层面，许多新闻工作者自身虽然不是官员，但却往往沾染了不少官气，具体表现就是我传播什么，你就得接收什么，而且是“过期不候”，有人把这种作风称为“国营食堂”风格。当绝大多数人对此仍然视若无睹的时候，习近平同志却在2004年6月提出了创新新闻传播理念的问题，他指出：“要保证新闻的播出时间，既做到准时播出，又要使一些在第一时间看不到的人能在第二时间补上。”这段话初看起来似乎说的好像只是新闻播出时间，实际上却是以很专业的行家里手的身份给新闻工作者指明了新闻改革的方向和路径，那就是要突破电视传播的“线性”限制，启示人们重新认识什么是“新闻”，应该怎么去做新闻，怎么去传播新闻。再推而广之，甚至启示人们开展新闻传播的业态创新，比如，创办新媒体，以便弥补传统电视媒体的“一维性”流动限制等。
五是以虚怀若谷的领导者情怀创新主流话语层与新闻媒体之间的关系。新闻媒体与主流话语层之间的关系具有非常大的张力。《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当时的郑国首都有一所学校（时称“乡校”），有一群郑国人经常在这所学校里面议论朝政的得失，有一个名叫然明的郑国高官很郁闷，就向当时的郑国执政官子产提出建议，请子产把这所学校给封了。子产不同意，他说，“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并且进而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这件事传到孔子那里，连孔子他老人家都对子产赞不绝口。孔子的称赞其实也从另外一个侧面折射出“不毁乡校”的不容易。担任省委书记之后，习近平同志以虚怀若谷的领导者情怀创新主流话语层与新闻媒体之间的关系，在撰写于2004年5月的一篇文章中，他开宗明义地提出了一个概念：领导干部要欢迎舆论监督。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不仅要求各级领导干部“都要欢迎舆论监督”，而且还要求“通过运用舆论监督，改正缺点和错误，努力把工作做得更好”。这实际上体现了一个政治家的宽广胸怀和一个实干家的智慧。
六是以可持续发展的远见进一步提出要重视新闻队伍建设。党的几代领导人都非常重视新闻队伍建设，毛泽东曾经指出，“报社的人应该经常到下边去，呼吸新鲜空气。不要长住北京，要活动一些。要经常到外边跑一跑。人民日报社是中央一个部门，同中央组织部、宣传部一样，都应该向地方学习。”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也非常重视新闻队伍建设，因为党的新闻事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离不开一支政治过硬、业务精良的新闻从业队伍，早在1989年5月，习近平就曾经指出：“新闻工作者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要加强学习，提高政策理论水平。要发扬艰苦奋斗精神，深入调查研究。要严于律己，遵守职业道德。”2006年1月26日，他在看望人民日报社和新华社驻浙江编辑、记者时的谈话中指出：“要提高办报水平，根本在人，在于建设一支政治强、业务精、纪律严、作风正的新闻队伍。希望同志们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加强党性修养，提高能力素质。”
六、结语
如果把习近平新闻传播思想比作一棵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的话，那么，笔者认为，这棵大树应该萌芽于延安梁家河时期，破土于河北正定时期，成长于福建宁德乃至福建全省时期，发展壮大于浙江和上海时期。 习近平的新闻传播思想博大精深，笔者目前仍然处于研究学习阶段，一些粗浅的看法难免有挂一漏万之处。但是，就像毛泽东思想虽然博大精深，但从不拒绝研究者的研究与学习一样，笔者认为，研究学习习近平新闻传播思想的过程，也是传播习近平新闻传播思想的过程，这项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千里之行，始于脚下，所以，笔者不惴浅陋，以此文抛砖引玉，期待贤者。
注释：
①②⑩陶海粟：《为群众做实事是习近平矢志不渝的信念》，中央党校采访实录编辑室：《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7年版，第65页、第69页、第67页、第63页。
③⑥⑧梁玉明：《近平敢说敢做敢担当》，中央党校采访实录编辑室：《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7年版，第163页、第166页、第172页。
④⑨王宪平：《近平是靠自己踏踏实实干出来的》，中央党校采访实录编辑室：《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7年版，第220页、第222页。
⑤雷榕生、雷平生：《近平把自己看成是黄土地的一部分》，中央党校采访实录编辑室：《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7年版，第31页。
⑦刘明升：《近平立志办大事，不搞形式主义》，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7年版，第358页、第360页。
详细请参见《百度百科》“1982年”词条，https：//baike.baidu.com/item/1982%E5%B9%B4。
《正定作家贾大山儿子：回忆习近平与父亲的友谊》，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ews.com/gn/2014/02-17/5846816.shtml，2014年2月17日。
人们通常认为《延安通讯》即后来的《延安日报》，但是，据《百度百科》“延安日报”条“延安日报前身是原中共陕北区党委的机关报——《群众日报》，1950年，在此基础上创办了延安地委机关报——《延安报》。‘文革’期间曾停刊，1979年4月10日复刊，为四开四版周三刊，1992年改名为延安日报，四开四版周六刊，1998年改为对开四版并实现了激光照排，编采网络化”。
详细请参见《红墙见证——家事国事天下事》，余玮、吴志菲 著，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版，第368页。
习近平：《中青年干部要“尊老”》，《人民日報》1984年6月17日。
赵德润：《他是讲感情不忘旧的人》，澎湃新闻网，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299495，2015年1月31日。
钟坚：《习近平宁德岁月：地委大院的旧时光》，《凤凰周刊》2015年第28期。
习近平：《摆脱贫困》，福建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80页、第84页、第84页，第85页，第86页、第83页、第84-85页、第83页、第87-88页、第87页。
芮晗：《“新闻有学无学”论争始末》，《军事记者》2015年第4期。
李瑞环：《坚持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人民网，http：//theory.people.com.cn/GB/11635976.html，2010年5月19日。
详细请参看《百度百科》“人民性”词条，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A%BA%E6%B0%91%E6%80%A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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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改革开放30年大事记-2003年》，中国历史网，http：//lishi.zhuixue.net/2016/1202/51151.html ，2016年12月2日。
《云南5000吨铬渣被倒入水库 污染水被排入南盘江》，新浪网，http：//news.sina.com.cn/c/2001-08-13/081222984308.shtml，2001年8月13日。
《渭河污水导致三门峡水库污染严重 水变成酱油色》，《大河报》2004年1月14日。。
《浙江省委书记赵洪祝：不辱使命鞠躬尽瘁》，人民网，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4562/5518653.html ，2007年3月26日。
吴波：《党性与人民性的实践偏差》，引自2013年9月3日人民网《人民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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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54页。
今评媒：《领导人发表文章背后有何门道？》，新浪网，http：//news.sina.com.cn/c/zg/jpm/2014-12-16/1914480.html，2014年12月16日。
所谓特约评论员，就是区别于本报评论员、本刊评论员的评论撰写者，这些人多数来自相关媒体之外，受约撰写文章表达观点，多为在各个领域比较有影响力的专家学者，也有党政工作人员。详细请参见《百度百科》“特约评论员”词条
1958年1月毛泽东在写给中共广西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省长韦国清的信中谈到办好省报问题时说：“精心写作社论是一项极重要任务，你们自己、宣传部长、秘书长、报社总编辑要共同研究。第一书记挂帅，动手修改一些最重要的社论，是必要的。一张省报，对于全省工作，全体人民，有极大的组织、鼓舞、激励、批判、推动的作用。”详细请参见《毛泽东与新中国的新闻事业》，转引自《百年潮》2014年第1期。
1948年，拉斯韦尔在其发表的《传播在社会中的结构与功能》一文中，将大众媒体的社会功能划分为“环境监视”“社会联系与协调”“社会遗产传承”三大功能，此后又出现了赖特“四功能说”等。
2009年2月云南发生“躲猫猫”案，时任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的伍皓开创性地组织“网民调查委员会”，由此成名；2009年年底，伍皓成为国内首位实名开微博的副厅级官员。2009年，伍皓成功把全国的注意力引到了云南。从省委宣传部主动组织“躲猫猫真相调查团”，到“小学生卖淫案”亲自上网回帖，再到要求慎用“不明真相”等词汇、建立网络新闻发言人和媒体义务监督员等举措，伍皓以宣传部官员的身份，通过“新闻新政”，尝试推动党和政府的信息公开与透明，但是，伍皓此类举措也遭到很多人的不理解，深圳《晶报》的一位评论部从业人员就在《中国青年报》刊发评论，对伍皓的某些做法提出质疑。
习近平：《努力提高新闻质量和水平》，引自《之江新语》，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57页、第56页。
毛泽东：《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2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