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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中国历史上文人“隐逸”是中国社会中上士层的特有现象,它几乎漫延了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是中国的上层文化人(即“士”)与社会统治阶段之间的特殊关系所决定的。这种关系具有一定的弹性和张弛余地,儒家提出“用之则行、舍之则藏”道出了士人和社会统治阶级的关系,以及社会漩涡中如何保持独立的人格形象的理念,虽然隐于山林却心会名爵,隐居是一种行为,一种具体方式,它仍然具有某种人格规范,是文人得以保身明志的无奈方式。
关键词:隐逸文人行为保身明志
中图分类号:J205文献标识码:A
一回归自然依附林泉之隐与愤世避世之隐
中国本身是一个农耕经济形态及自然生活方式的国家,人们开始就对自然产生强烈的依附心理,形成对山泉、土地、山岗的向往心理,隐士生活被描绘成了理想的乐园。中国隐逸之风的盛行可追溯到后汉两晋和六朝时期,也可谓隐士之风的大盛时期。西晋时期的“竹林七贤”,东晋南朝时期的雷次宗,孔嗣之,阮孝绪,刘孝标等皆隐于钟山,来实现自己身心上的满足和精神上的愉悦。宋荆浩隐于洪谷山,吴镇隐于江泽湖畔,六朝时期孔嗣之等高隐之士,从理论上讲是和道家归返自然的描述相联系的。道家不受拘束,充分发挥人的自然本性以及离开纷嚣的现实,返回无作的自然界的思想,正成为了隐士们的思想基础和行为原因。而这一种也是真正意义上的隐士。
其二是避祸而遁世之隐,“竹林七贤”中的阮籍和嵇康不与司马氏合作,为避世而退隐山林“竹林七贤”中的向秀,在嵇康被杀后的隐逸,西晋李密为避祸不得以不孝的口实,一篇《陈情表》才得以幸免,隐逸行为之所以富于现实的色彩和思想内涵,乃是因为痛苦惨烈的人生体验与道家的归返自然的思想形成了交契点,历代文人从魏晋时期的何晏、嵇康、陆机、张华、潘岳、谢灵运等一大批名士被杀的结局中得出“得行其返,未必善终,老于沟壑,反为福果”。所以当面对政权更迭的时候隐逸是最好的办法,在这里隐逸是一种超然,超然于物外的审美超然,既逃避了统治者政治上的迫害与绞杀又可与自然亲和,在隐逸的过程中使社会因素消失或淡化,可以说是高品位的精神追求。
二放弃社会责任回归人性本体觉醒之隐
从历史上看,元代士人的隐逸是社会性的,这其中的主要原因在于异族统治者入主中原,当时元统治者规定政府主要官员必须由蒙古人和色目人来担任,所以大部分文人放弃了对仕途的追求,从而也形成了元代文人的退避现象,他们不仅从形式上退隐江湖,从心态和责任上也完全放弃了传统儒家治国忧民的责任和传统文人价值观念。从而很多文人放浪于五湖三泖之间,在溶入于大自然的同时开始了回归人的本体的觉醒,大部分士人无事可做,所以他们或混迹于勾栏瓦舍之中,从事曲剧的创作,或游荡于山村水乡之间,恣情于山水画的写意,这也造就了元代文人的全面性。
他们中间有很多人既是诗人又是画家,如赵孟,王冕、倪瓒、钱选等都有诗文集存世,可以说没有任何一个朝代像元代这样,诗人和画家的关系那样密切,隐逸使他们从精神上找到了共同契合点,这正是元代士人无奈、苦闷、悲凉、委屈的精神状态所至。元代士人目睹了元朝的强大,自知反抗是无益也是无用的,即使顺从也无进身仕途之望,异族的歧视与蹂躏使得其百无聊赖,有才无处发,于是引发了对人世生活的超脱之感,且发展为使个体与社会总体分离的社会性精神运动,地位越是低下越加张显这种高尚与清逸。他们冷却了仕官的热情,对生活采取冷漠超然的态度,其隐逸行为无非是想于乱世中全身守志,从元代士人隐逸的主体心境上看,是一个追求内在精神自由和人格完善的性情抒发的过程,这也正是艺术的真、善、美的本源所在。
三朝隐或官隐
在中国历史上几乎每一个朝代都有一些身居仕途官场,却不能施展抱负的有识之士,魏晋时期的山涛、唐代王维、元代赵孟,明代董其昌等,他们虽身在朝野,但却很难与统治者达成默契,但又不甘心退出仕途,在朝中不混于污浊的主流又巧妙的保持着自己的尊严,用人格维系着清流泉溪,这就是朝隐,元代的赵孟是朝隐的代表。
赵孟作为大宋朝的“宗室之亲”为施展自己的抱负入仕,入仕以后备受统治者恩宠,“被遇五朝,官居一品,名满天下”。但在其很多的诗句中都表现出明显的对官场的厌倦和归隐之情,尤其到了晚年曾多次请辞未果,不得不受官场的桎梏,正可谓“空怀岳壑志,耿耿固长存”。应该说官隐是中国文人入仕的一种特有现象,在这些看似功成名就的士人内心中都充满着无奈、愤懑、辛酸甚至血泪,隐逸能让他们身心得到些许的宁静与慰籍。
纵观中国历代文人的隐逸行为,也决非以上几种,除此之外还有“道隐”。道隐是建立于儒家“邦有道则见,邦无道则隐”的思想基础上,文人贤士讲求“独善其身”超越尘俗的精神解脱形式。以中庸思想为内核,以隐逸作为虚行的精神寄托,不做京官在地方得一小吏,以得温饱生活,不再以隐作为独立的价值途径,不抛弃隐士名节,过着自在平和的生活,便是中隐的基本风格。
中唐时很多名士多用此法,直至诗仙李白也以诗情勃兴,酒气纵横的酒隐方式成为盛唐和南宋的象征,酒隐是中国文人所赋予酒的一种“醉生梦死”以外的价值,在这里,酒把虚幻与现实的鸿沟弥合起来,通过酒让人们有效地消解悲观意识,通过酒让人们更加超然于现实,酒隐是对所有众隐的综合形式的一种升华。它把人超生到了理想的云端,这也正是自古文人多好酒的根本原因。
参考文献:
[1] 陈传席:《中国山水画史》,江苏美术出版社,1988年。
[2] 吴功正:《六朝美学史》,江苏美术出版社,1994年。
[3] 徐建融:《传统的兴衰》,上海书画出版社,2003年。
[4] 宋濂等编:《二十四史·元史》,吉林摄影出版社,2004年。
作者简介:赵善君,男,1963—,河北丰南县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艺术理论与中国画创作研究,工作单位:河北科技师范学院。
关键词:隐逸文人行为保身明志
中图分类号:J205文献标识码:A
一回归自然依附林泉之隐与愤世避世之隐
中国本身是一个农耕经济形态及自然生活方式的国家,人们开始就对自然产生强烈的依附心理,形成对山泉、土地、山岗的向往心理,隐士生活被描绘成了理想的乐园。中国隐逸之风的盛行可追溯到后汉两晋和六朝时期,也可谓隐士之风的大盛时期。西晋时期的“竹林七贤”,东晋南朝时期的雷次宗,孔嗣之,阮孝绪,刘孝标等皆隐于钟山,来实现自己身心上的满足和精神上的愉悦。宋荆浩隐于洪谷山,吴镇隐于江泽湖畔,六朝时期孔嗣之等高隐之士,从理论上讲是和道家归返自然的描述相联系的。道家不受拘束,充分发挥人的自然本性以及离开纷嚣的现实,返回无作的自然界的思想,正成为了隐士们的思想基础和行为原因。而这一种也是真正意义上的隐士。
其二是避祸而遁世之隐,“竹林七贤”中的阮籍和嵇康不与司马氏合作,为避世而退隐山林“竹林七贤”中的向秀,在嵇康被杀后的隐逸,西晋李密为避祸不得以不孝的口实,一篇《陈情表》才得以幸免,隐逸行为之所以富于现实的色彩和思想内涵,乃是因为痛苦惨烈的人生体验与道家的归返自然的思想形成了交契点,历代文人从魏晋时期的何晏、嵇康、陆机、张华、潘岳、谢灵运等一大批名士被杀的结局中得出“得行其返,未必善终,老于沟壑,反为福果”。所以当面对政权更迭的时候隐逸是最好的办法,在这里隐逸是一种超然,超然于物外的审美超然,既逃避了统治者政治上的迫害与绞杀又可与自然亲和,在隐逸的过程中使社会因素消失或淡化,可以说是高品位的精神追求。
二放弃社会责任回归人性本体觉醒之隐
从历史上看,元代士人的隐逸是社会性的,这其中的主要原因在于异族统治者入主中原,当时元统治者规定政府主要官员必须由蒙古人和色目人来担任,所以大部分文人放弃了对仕途的追求,从而也形成了元代文人的退避现象,他们不仅从形式上退隐江湖,从心态和责任上也完全放弃了传统儒家治国忧民的责任和传统文人价值观念。从而很多文人放浪于五湖三泖之间,在溶入于大自然的同时开始了回归人的本体的觉醒,大部分士人无事可做,所以他们或混迹于勾栏瓦舍之中,从事曲剧的创作,或游荡于山村水乡之间,恣情于山水画的写意,这也造就了元代文人的全面性。
他们中间有很多人既是诗人又是画家,如赵孟,王冕、倪瓒、钱选等都有诗文集存世,可以说没有任何一个朝代像元代这样,诗人和画家的关系那样密切,隐逸使他们从精神上找到了共同契合点,这正是元代士人无奈、苦闷、悲凉、委屈的精神状态所至。元代士人目睹了元朝的强大,自知反抗是无益也是无用的,即使顺从也无进身仕途之望,异族的歧视与蹂躏使得其百无聊赖,有才无处发,于是引发了对人世生活的超脱之感,且发展为使个体与社会总体分离的社会性精神运动,地位越是低下越加张显这种高尚与清逸。他们冷却了仕官的热情,对生活采取冷漠超然的态度,其隐逸行为无非是想于乱世中全身守志,从元代士人隐逸的主体心境上看,是一个追求内在精神自由和人格完善的性情抒发的过程,这也正是艺术的真、善、美的本源所在。
三朝隐或官隐
在中国历史上几乎每一个朝代都有一些身居仕途官场,却不能施展抱负的有识之士,魏晋时期的山涛、唐代王维、元代赵孟,明代董其昌等,他们虽身在朝野,但却很难与统治者达成默契,但又不甘心退出仕途,在朝中不混于污浊的主流又巧妙的保持着自己的尊严,用人格维系着清流泉溪,这就是朝隐,元代的赵孟是朝隐的代表。
赵孟作为大宋朝的“宗室之亲”为施展自己的抱负入仕,入仕以后备受统治者恩宠,“被遇五朝,官居一品,名满天下”。但在其很多的诗句中都表现出明显的对官场的厌倦和归隐之情,尤其到了晚年曾多次请辞未果,不得不受官场的桎梏,正可谓“空怀岳壑志,耿耿固长存”。应该说官隐是中国文人入仕的一种特有现象,在这些看似功成名就的士人内心中都充满着无奈、愤懑、辛酸甚至血泪,隐逸能让他们身心得到些许的宁静与慰籍。
纵观中国历代文人的隐逸行为,也决非以上几种,除此之外还有“道隐”。道隐是建立于儒家“邦有道则见,邦无道则隐”的思想基础上,文人贤士讲求“独善其身”超越尘俗的精神解脱形式。以中庸思想为内核,以隐逸作为虚行的精神寄托,不做京官在地方得一小吏,以得温饱生活,不再以隐作为独立的价值途径,不抛弃隐士名节,过着自在平和的生活,便是中隐的基本风格。
中唐时很多名士多用此法,直至诗仙李白也以诗情勃兴,酒气纵横的酒隐方式成为盛唐和南宋的象征,酒隐是中国文人所赋予酒的一种“醉生梦死”以外的价值,在这里,酒把虚幻与现实的鸿沟弥合起来,通过酒让人们有效地消解悲观意识,通过酒让人们更加超然于现实,酒隐是对所有众隐的综合形式的一种升华。它把人超生到了理想的云端,这也正是自古文人多好酒的根本原因。
参考文献:
[1] 陈传席:《中国山水画史》,江苏美术出版社,1988年。
[2] 吴功正:《六朝美学史》,江苏美术出版社,1994年。
[3] 徐建融:《传统的兴衰》,上海书画出版社,2003年。
[4] 宋濂等编:《二十四史·元史》,吉林摄影出版社,2004年。
作者简介:赵善君,男,1963—,河北丰南县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艺术理论与中国画创作研究,工作单位:河北科技师范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