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知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而且其对音乐的贡献，亦不容小觑，中国古代重要乐种清商乐，便创始于曹操。
　　清商乐兴起于曹魏时期，上承汉代相和歌之传统，下启隋唐燕乐之先声，以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为核心的建安文人团体，不仅促成乐府民歌的文人化转型，更让清商乐声名鹊起。
　　曹植言乃父“躬著雅颂，被之瑟琴”《武帝诔》，《曹操集》所收诗歌20余首，皆为乐府歌辞。汉乐府曲辞大多采自民间，格调不高。曹操对音乐有着强烈喜好，其夫人卞氏本是卖唱的歌女，故“太祖为人佻易无威重，好音乐，倡优在侧，常以日达夕”《三国志·武帝纪》注引《曹瞒传》，经常通宵达旦、废寝忘食地聆赏民歌时调。就在弥留之际，曹操还留下遗令，要求将生前所用的歌伎乐队全部安置到铜雀台，每月的初一、十五两天，还要拉出来热热闹闹地演奏一番，让自己在九泉之下也能欣赏到人世间美妙的音乐，对音乐的挚爱可谓至死不渝。
　　作为鲁迅笔下“改造文章的祖师”，曹操在乐府歌诗的创作中，不蹈袭前人成法，不断追求新变。《短歌行》，据崔豹《古今注》云：“长歌、短歌，言人寿命长短，各有定分，不可妄求”，充满宿命论的陈腐观念，而曹操创作的《短歌行》在咏唱“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同时，又融入其求贤若渴、一统天下的雄心壮志，“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给这首古曲注入了全新的内涵与意境，遂成千古名篇。《蒿里行》《薤露行》，古辞皆为丧歌，而在曹操笔下则成为描写东汉末年董卓暴行和军阀混战的叙事歌曲，“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步出夏门行》为汉代乐府相和歌中的瑟调曲，原是感叹人生无常，追寻求仙得道，被曹操改造成《观沧海》《冬十月》《河朔寒》《龟虽寿》等四首抒怀咏志的不朽乐章，“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人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言其“名言激昂，千秋使人慷慨。孟德能于三百篇外，独辟四言声调，故是绝唱”。
　　曹操对音乐的酷爱还被编排成“一场音乐会引发的血案”。在合肥市杏花公园有个名曰“筝笛浦”的景点，《搜神后记》云：
　　庐江筝笛浦，浦有大舶，覆在水中，云是曹公舶船。尝有渔人夜宿其旁，以船系之，但闻筝笛弦节之声及香气氤氲。渔人又梦人驱遣，云：勿近官船。此人惊觉，即移船去。相传云曹公载数妓，船覆于此，今犹存焉。
　　明清时期，金斗河蜿蜒流过溺妓覆舟的古筝笛浦，碧树黄鹂，流水淙淙，渔郎钓艇，雾笠烟蓑，风光如画。清嘉庆八年的《合肥县傅郭城图》上仍标有筝笛浦，曾任合肥知县并主编《嘉庆合肥县志》的左辅有诗云：“搜神寻旧浦，浪说绮罗纷。艳质一时尽，清歌何处闻。落花销别琯，荒梦散朝云。回首西陵树，何曾驻夕曛”。如今筝笛浦已改建成一处人工湖。
　　魏文帝曹丕对音乐的爱好不让乃父，游宴赏乐、选色征声成为其诗歌创作的源泉，在《与吴质书》中，曹丕写道：“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其弟曹植也记载曹丕宴饮时歌乐并举的情形，“齐人进奇乐，歌者出西秦”《侍太子坐》。曹丕还能自弹自唱，“《短歌行·仰瞻》一曲，魏氏遗令，使节朔奏乐，魏文制此辞，自抚筝和歌。歌者云，贵官弹筝，贵官即魏文也”《古今乐录》引王僧虔《技录》。曹丕的《燕歌行》被视为我国七言歌诗之嚆矢，诗中更是明确提到“援瑟鸣弦发清商”，足见清商乐在当时已是家弦户诵。
　　陈思王曹植更有“才高八斗”之誉，精通音乐，以“古曲多谬误”，“故依前曲改作新歌五篇”，改编成流传至今的《鼙舞歌》五首。曹植还被尊为中国佛教音乐的创始人，一次他在东阿县鱼山游玩，“忽闻空中梵天之响，清雅哀婉，其声动心”，激发其创作灵感，“植深感神理，弥悟法应，乃摹其声节，写为梵呗，撰文制音，传为后式，梵声显世，始于此焉”《法苑珠林·呗赞篇》，这便是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鱼山梵呗。
　　曹操不但雅好乐府民歌，对宫廷雅乐也加以保存与恢复。雅乐在“汉末大乱，众乐沦缺”的困境中，更以历年兵燹不止，其恢复与重建自然困难重重。曹操平定荆州后，喜获乐人杜夔。杜夔“以知音为雅乐郎”，精通音律，“聪思过人，丝竹八音，靡所不能”，只是不擅长歌舞表演。曹操任命杜夔为军谋祭酒，“参太乐事，因令创制雅乐……总统研精，远考诸经，近采故事，教习讲肄，备作乐器。绍复先代古乐，皆自夔始也”《三國志·杜夔传》。经过曹操等人的不懈努力，曹丕即位后不久（黄初二年），雅乐已具备相当规模，一时间真是“思宏古人，咸与更始”，杜夔也由此升任太乐令、协律都尉。
　　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正月庚子（公元220年3月15日），曹操在洛阳病逝。他基于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兼以宏伟之想象，对乐府诗的体制进行了大胆革新，发壮心，抒豪情，表现出尚实精神与通达作风。曹操对汉乐府的改造，拓宽了乐府音乐的创作领域与艺术表现力，为其发展注入新的活力，这对清商乐的形成乃至中国音乐史的走向，均产生了深远影响，历经1800年的岁月流转，依然熠熠生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