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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海西经济区是二十一世纪初率先由福建省委省政府提出，随后得到毗邻的浙江、江西、广东相关地市的相应，形成一个以福建为主体的区域经济区，为内陆经济建设打开一条新通道，被中央确立为新时期经济建设的战略内容。随着海西经济联动的开展，与台湾一水相隔的福建，必然在文化建设方面有新举措。作为文化纽带的图书馆，必然也要回应经济建设所提出的新的诉求，而从文献采集、典藏、开掘、利用等诸多环节入手，为经济建设、文化建设提供服务。
关键词 海西；八闽；经济；文化；图书馆服务
位于台湾海峡东面的台湾岛，早就被人称为海东，清政府长期委派大陆官员跨海上岛管理，传播学术思想和种养技术，建设学校，教化士民，此举对台湾社会的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进步，无疑起了很大的作用。在上个世纪50-70年代，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经济高速发展，为亚洲的香港、台湾、新加坡、韩国、日本等国家与地区的出口导向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台湾人民抓住发展的良好机遇，大力发展国民经济，出口创汇，使之成为亚洲经济四小龙之一，由此所催生的大批工商界精英投身于全球经济浪潮，创造丰厚的财富，引起世界瞩目，更引起海峡西岸的福建人民的关注。在1978年大陆改革开放之后，一些台资企业主谨慎选择登陆福建投资获得空前的成功，随后不断有企业主跟进，在福建各地拓展市场，外源现代化对福建经济建设起了推动的作用。这一背景下，福建人在思索，探求内源现代化对经济发展的新路子，于是有海西经济联动的诞生。追求科学发展观的经济联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不是单纯的经济增长，这必然对文化建设提出新的诉求，作为现代化后起地区的图书馆人，自然应当憬悟而积极回应时代的呼唤。
一、 海西与八闽的关系
八闽的概念，由先秦时期的七闽之地（地域包括今福建全部，浙江原温州、台州、处州三府属县以及广东的潮州、梅州）演化而来，至宋代福建设路，将境内分设八个州府，即福州、建州、南剑州、泉州、漳州、汀州六州和邵武、兴化二军，由是称福建为八闽，沿用甚久。明代黄仲昭纂《八闽通志》，清代陈寿祺与民国陈衍等纂《福建通志》，所用八闽与福建之称，实是一样的概念，实际就是位于祖国版图东南的福建的代称。
海西的概念，是指居于长江三角洲经济区与珠江三角洲经济区之间的台湾海峡西岸经济区，以福建为主体，涵盖浙、赣、粤三省边界若干个地级市。简单地说是以台湾海峡分东面、西面两个区域，但“海西”之称，显然与以“海东”称呼台湾岛有区别。台湾海峡西海岸绵长，北承长三角，南接珠三角，邻近港澳，西联内陆，东对台湾，地理位置十分特殊，由于历史上种种原因，国家对福建投资较少，该区域的经济发展不均衡，闽北、闽西与闽东南相比，经济发展相对落后，期待纵深开发、全局发展。
如今划定的海西经济区，区域面积超越八闽之地，但处中心地位的仍是福建，八闽始终处于对台发展的前沿地位。福建与台湾具有地缘近、血缘亲、文缘深、商缘广的天然优势，两岸经贸合作便利，交流合作富有潜力。建设海西经济区不仅有利于推动福建进一步融入全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大格局，也有利于拓宽中西部内陆地区对台交流与合作的渠道。这一经济发展方向之确立，正是基于对大陆改革开放后出台各项政策招商引资的宏观考察，及台商先是进入福建，然后继续北上、西进扩展市场的微观考察。在此情形下，福建省政府率先提出建设海西经济区，是有远见的，很快得到邻省浙江、江西、广东的呼应，闽浙赣粤4省19市（即：福建周边的浙江温州、丽水、衢州；江西上饶、鹰潭、抚州、赣州；广东梅州、潮州、汕头以及福建9市）团结协作，开拓创新，新一轮经济联动的步伐已经朝前迈进。
2004年，福建省委、省政府提出了建设以福建为主体的海峡西岸经济区的战略构想，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和举措，表明了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进入了全方位推进阶段。《福建省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纲要》指出：加快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构建以高速公路、快速铁路、大型海港、空港为主骨架、主枢纽的海峡西岸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挥对外开放的“窗口”示范作用，为促进中部崛起、西部开发提供一条快捷顺畅的对外开放战略通道，并不断拓展福建发展空间。福建省在“十一五”期间将着力推进以沿海港口为龙头向西延伸的四条重要省界大通道建设，让福州港、厦门港、湄洲湾港、宁德港通过便捷的通道与中、西部省份对接，拓展海峡西岸港口群经济腹地。随着公路、铁路、港口、航空港的建设与完善，海西经济区的联系更便捷，优势互补将推动经济活动向前发展。
在2008年3月21日闭幕的党的十七大上，“支持海峡西岸和其他台商投资相对集中地区经济发展”继两次写入中央文件之后，又写入了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引起全国人民、乃至世界媒体的关注。
中共福建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马照南先在2005年3月就“武夷文化与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问题，以提纲形式向“武夷文化论坛”展示如下内容：武夷文化历史定位再认识；武夷文化是海峡西岸经济区的重要文化支撑与文化动力；在推动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中促进武夷文化建设与发展（参见吴邦才主编的《武夷文化研究》2005年第1期）。把武夷文化建设与海西经济建设结合在一起考察，具有前瞻性。
二、 经济与文化的关系
海西是在新的历史时期、新的经济发展形势下所开辟的经济区，由区域经济建设带动经济发展，改变该区域夹于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两大板块间相比下欠发达的格局，使得该区域的各项建设与发展能有长足的进步，与周边协调或均衡发展，弥合东部经济发展的缺口。
福建省副省长叶双瑜在2007年5月29日对湖南媒体联合采访团的记者说：“人们常说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商，有华商的地方就有闽商。作为中国著名的侨乡，福建希望正在建设的海峡西岸经济区能够为泛珠三角区域省份对台经贸合作打开新的通道，带来新的历史性发展机遇。” “海峡两岸经贸、文化交流与合作，在‘海西’建设的稳步推进下，正呈现出新一轮火热景象。”（摘自湖南省政府门户网站 http://www.hunan.gov.cn/2007-07-10）在此背景下，依靠经济建设与发展作为基础，文化积淀与建设作为纽带，闽、浙、赣、粤四省数十县市的经济联动，必然对文化建设起到推动的作为。文化是经济和政治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映，具有潜在的连续性，它不可能抛开历史文化遗产从头开始，而文化建设不是单纯的经济活动的被动受予，而是具有纽带的作用，其建设始终没有停止，作用没有弱化，只是在新形势下会进行局部的调整与全局的提高。
海西经济区除江西外，对福建、浙江、广东三省而言，都具有山地经济与海洋经济既相对独立又相互融合的互补关系。山地经济主要以水稻、果树、茶、糖、花卉、中草药、烟草、牧草等农林畜牧业为主，海洋经济主要以盐业、养殖、捕捞、海运为主。在山地经济与海洋经济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相对应的山地文化、海洋文化。在工业化进展过程中，千百年来所固有的文化必然面临挑战，山地文化受到猛烈冲击，海洋文化得到持续发展，新的文化形态又会随之诞生。但福建的山地文化、海洋文化与闽学文化（其核心是武夷文化）、中原文化、吴越文化、宗教文化等等在历史上早已异彩纷呈，今日仍有旺盛的生命力。
山地文化：福建地处华夏版图的东南一隅，远离中原腹地，三面环山，境内多山，有绵延的山地丘陵，是个“八山一水一分田”的省份，素称“东南山国”。山岭众多，水网密布，使得福建历来交通不便，与内陆联系较为困难，长期以来都是以农业生产为主，除宋代经济、文化发达外，始终处于欠发达的状态。背山临海的自然环境，形成相对封闭的居住环境，相对稳定的社会状态，让民众能安于山间劳作，自食其力，这种独特的自然环境和历史条件下所形成的以农耕渔猎为主的山地文化，一直保留至今。
海洋文化：福建东面临海，大陆海岸线实际长度达三千多公里，仅次于山东省而居全国第二位。绵长曲折的海岸，形成大小百余个天然港湾，泉州港、厦门港、福州港、宁德港，皆是上规模的优良之港，所担负的海上交通贸易之使命，被载入史册。海岸、岛屿、海洋所形成的海洋文化，在中国历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古代的海上丝绸之路、宋代的泉州市舶司、清代的马尾船政，它们在海外贸易中的地位与海疆安全之问题，以及现代的港务的建设与管理，都有特别之处。海洋文化比山地文化更有开放性，物流海外，人迁异邦，到世界各地谋生、发展，使得福建形成一个重要的侨乡。
吴越文化：江苏、上海、浙江、福建与江西小部分区域，都有吴越文化之遗存。战国时期的公元前355年，楚灭越[1]，七闽北部的越国瓦解，部分越人避难入闽，与土著闽人结合，合称闽越人，后来在西汉时期中央王朝分封诸侯王，在东南沿海成立闽越国，经营数十年，称雄东南，被汉武帝派兵所灭，因史籍记载极少，对闽越国都城的具体地点尚未形成一致的说法[2]。现今的福建北部浦城、松溪县在语言上、民间习俗上都保留着吴越文化之遗韵，但关于闽越国文化与吴越文化之间的关系，探讨者不多。
中原文化：中原文化是随移民而不断传入福建各地又被保留下来。魏晋南朝时北方汉人大批入闽，经过长期交融，中原文化与闽越文化融为一体，先进的中原文化逐步占主导地位，闽越文化的影响逐渐衰微而最终成为遗存。隋唐时期，闽地仍然接纳大批北方移民，望族士人兴办学校进行族人教育推动了科举业。至宋代则北方移民进入福建的规模更大，此后仍有中原人陆续入闽。中原移民入福建，推动了经济、教育、文化发展，使得福建与中原始终保持密切的联系，最典型的是形成客家文化。
宗教文化：除本土的道教外，域外宗教佛教、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在福建也占有重要的地位，由于历代帝王的尊崇佛老，名山胜景中寺院宫观林立，教堂跻身于城乡民居群，而福建地方神祗--妈祖，在海峡两岸民众心中的地位尤高，妈祖庙临津遍设。
闽学文化：这是福建历史上最为人所熟悉的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化，由宋以降大批文化精英薪火相传而形成的文化。闽学文化的重心，宋季在闽北，明代在闽南，清代则转到省城福州。自汉至清，全国列入孔庙奉祀者仅一百余人，闽北就有朱熹、游酢、杨时、罗从彦、李侗、胡安国、李纲、真德秀、蔡沈等九人，加上黄榦、陈淳、蔡清、黄道周，福建宋明理学家有十三人之多，而闽籍两宋理学家有十一人，其比例可谓大矣，其核心人物却是承前启后、“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的理学集大成者朱熹。
两宋时期中华文化重心南移福建，以武夷山为中心的广大地区诞生了以儒学为主要内容的武夷文化，她产生于国家、民族危难时期，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忧患意识和创新精神。以朱子理学为核心而构成的区域文化，也是作为中华文化组成部分--闽学文化的承载体，数百年来一直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为“后孔子主义。”武夷文化形成之后，随着众多学者的讲学活动而呈北上西进东出的扩张趋势，不仅对闽北、对福建、对中国具有影响，而且对韩国、日本、越南、新加坡、马来西亚乃至欧美等西方国家都有影响，成为具有世界意义的文化运动。
当然福建文化不止上述数种，如建筑、出版等等，各有派生，各有内涵。福建文化的历程，大致分为远古及商周时期、秦汉时期、魏晋南朝时期、隋唐时期、五代闽国时期、宋代时期、元代时期、明代时期、清及近代等，各个时期文化发展各有内容与特色，总的来说呈现多元性、延伸性的两大特点[3]。上述这些文化的形成，与历史、政治、经济密不可分。也就是说，文化渗透到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武夷学院武夷樵（董四代教授）在论及武夷文化与闽北经济社会发展问题时说：只有挖掘历史文化资源，实现传统向现代的转化，才能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把文化创新与区域定位、自然资源开发、社会资源发动、市场优势形成和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发挥结合起来，实现对外来现代性的创造性转化，走出一条有自身特色的经济社会发展道路[4]。
三、 典籍与服务的关系
作为图书馆工作者，我们所关心的是如何采集文献、典藏文献、开掘文献，如何利用丰富的信息资源服务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建设。随着教学与科研工作的开展，对图书就会有量多、面广、质高等诸多的要求，但其实际上没有也不可能脱离图书馆业的文献采访、典藏、流通、开掘和图书情报信息资源的咨询服务，只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特定的活动区域更有针对性地提供图书馆业的服务，以满足诸如政策咨询与研究、历史研究、经济项目开展的辅助性服务。上杭县图书馆丁和隆和曹永英副馆长所撰《跨越海峡：两岸客家的谱牒情缘》所反映的该馆从1993年5月开始收集闽、粤、赣、川、桂、台等地客家族谱，已收藏客家族谱115个姓、1600多种、1万多册及相关文书契约、祖图等珍贵文物（参见《福建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07年第4期），为海峡两岸读者服务，其经验就值得学习和推广。
地处海西经济区的各级各类图书馆，需要服务于海西经济建设、文化建设，显然需要重新进行服务定位。比如闽北，与江西、浙江交界，拥有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地武夷山，是中原移民和中原文化南播的重要走廊，属内陆山地区域，缺少海洋文化，山地文化就特别明显，农业、林业、畜牧、旅游业是主流产业，特别是闽北十个县市大武夷经济文化圈的建设，就要求武夷学院图书馆的建设与服务必须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武夷山是道南理窟，曾经聚集了大批理学家、文化名流，从事中国哲学研究、朱熹思想研究的人，无不熟悉闽学人物在中国文化史、哲学史上、教育史上的地位，研究这个群体，是当今及未来的热点，随着儒学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传播，与孔子一样被人推重的朱子，已被人关注，朱子学成为显学，朱子理学研究是当今国际学界的热点。武夷学院图书馆开辟特色书库，已考虑如何对这个庞大的理学群体的相关文献进行收集、整理与利用，为武夷学院教学与科研服务，为宋明理学、武夷文化研究提供文献服务，也为落户于武夷学院的中国人民大学、厦门大学国学院武夷学院科研教学基地提供文献服务。本人五年来一直侧重于此方向的工作，也有一定的收获，先后完成校级课题《朱熹在福建的行踪》和省教育厅课题《朱子学关涉人物裒辑》的研究，这对闽学文化、宋明理学研究来说也是一项铺垫性的工作。就拙著《行踪》一书而言，对开辟朱子理学文化旅游新格局具有潜在价值。当然，同行中有许多人比我更早迈出坚实的步伐，取得丰硕的成果，成为鄙人学习的榜样。本文宽泛而谈，希望得到专家的指教，共同来建设文化纽带，为海西经济联动提供服务。
参考文献
[1]文物出版社编。中国历史年代简表[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43.
[2]杨琮。论闽越国重镇--闽北及武夷山闽越王城[A]，武夷文化研究[C]，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03.20.
[3]何锦山。八闽文化[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1-38.
[4]张廷枋主编。世界遗产武夷文化年鉴（2005）[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15.
关键词 海西；八闽；经济；文化；图书馆服务
位于台湾海峡东面的台湾岛，早就被人称为海东，清政府长期委派大陆官员跨海上岛管理，传播学术思想和种养技术，建设学校，教化士民，此举对台湾社会的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进步，无疑起了很大的作用。在上个世纪50-70年代，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经济高速发展，为亚洲的香港、台湾、新加坡、韩国、日本等国家与地区的出口导向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台湾人民抓住发展的良好机遇，大力发展国民经济，出口创汇，使之成为亚洲经济四小龙之一，由此所催生的大批工商界精英投身于全球经济浪潮，创造丰厚的财富，引起世界瞩目，更引起海峡西岸的福建人民的关注。在1978年大陆改革开放之后，一些台资企业主谨慎选择登陆福建投资获得空前的成功，随后不断有企业主跟进，在福建各地拓展市场，外源现代化对福建经济建设起了推动的作用。这一背景下，福建人在思索，探求内源现代化对经济发展的新路子，于是有海西经济联动的诞生。追求科学发展观的经济联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不是单纯的经济增长，这必然对文化建设提出新的诉求，作为现代化后起地区的图书馆人，自然应当憬悟而积极回应时代的呼唤。
一、 海西与八闽的关系
八闽的概念，由先秦时期的七闽之地（地域包括今福建全部，浙江原温州、台州、处州三府属县以及广东的潮州、梅州）演化而来，至宋代福建设路，将境内分设八个州府，即福州、建州、南剑州、泉州、漳州、汀州六州和邵武、兴化二军，由是称福建为八闽，沿用甚久。明代黄仲昭纂《八闽通志》，清代陈寿祺与民国陈衍等纂《福建通志》，所用八闽与福建之称，实是一样的概念，实际就是位于祖国版图东南的福建的代称。
海西的概念，是指居于长江三角洲经济区与珠江三角洲经济区之间的台湾海峡西岸经济区，以福建为主体，涵盖浙、赣、粤三省边界若干个地级市。简单地说是以台湾海峡分东面、西面两个区域，但“海西”之称，显然与以“海东”称呼台湾岛有区别。台湾海峡西海岸绵长，北承长三角，南接珠三角，邻近港澳，西联内陆，东对台湾，地理位置十分特殊，由于历史上种种原因，国家对福建投资较少，该区域的经济发展不均衡，闽北、闽西与闽东南相比，经济发展相对落后，期待纵深开发、全局发展。
如今划定的海西经济区，区域面积超越八闽之地，但处中心地位的仍是福建，八闽始终处于对台发展的前沿地位。福建与台湾具有地缘近、血缘亲、文缘深、商缘广的天然优势，两岸经贸合作便利，交流合作富有潜力。建设海西经济区不仅有利于推动福建进一步融入全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大格局，也有利于拓宽中西部内陆地区对台交流与合作的渠道。这一经济发展方向之确立，正是基于对大陆改革开放后出台各项政策招商引资的宏观考察，及台商先是进入福建，然后继续北上、西进扩展市场的微观考察。在此情形下，福建省政府率先提出建设海西经济区，是有远见的，很快得到邻省浙江、江西、广东的呼应，闽浙赣粤4省19市（即：福建周边的浙江温州、丽水、衢州；江西上饶、鹰潭、抚州、赣州；广东梅州、潮州、汕头以及福建9市）团结协作，开拓创新，新一轮经济联动的步伐已经朝前迈进。
2004年，福建省委、省政府提出了建设以福建为主体的海峡西岸经济区的战略构想，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和举措，表明了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进入了全方位推进阶段。《福建省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纲要》指出：加快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构建以高速公路、快速铁路、大型海港、空港为主骨架、主枢纽的海峡西岸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挥对外开放的“窗口”示范作用，为促进中部崛起、西部开发提供一条快捷顺畅的对外开放战略通道，并不断拓展福建发展空间。福建省在“十一五”期间将着力推进以沿海港口为龙头向西延伸的四条重要省界大通道建设，让福州港、厦门港、湄洲湾港、宁德港通过便捷的通道与中、西部省份对接，拓展海峡西岸港口群经济腹地。随着公路、铁路、港口、航空港的建设与完善，海西经济区的联系更便捷，优势互补将推动经济活动向前发展。
在2008年3月21日闭幕的党的十七大上，“支持海峡西岸和其他台商投资相对集中地区经济发展”继两次写入中央文件之后，又写入了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引起全国人民、乃至世界媒体的关注。
中共福建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马照南先在2005年3月就“武夷文化与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问题，以提纲形式向“武夷文化论坛”展示如下内容：武夷文化历史定位再认识；武夷文化是海峡西岸经济区的重要文化支撑与文化动力；在推动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中促进武夷文化建设与发展（参见吴邦才主编的《武夷文化研究》2005年第1期）。把武夷文化建设与海西经济建设结合在一起考察，具有前瞻性。
二、 经济与文化的关系
海西是在新的历史时期、新的经济发展形势下所开辟的经济区，由区域经济建设带动经济发展，改变该区域夹于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两大板块间相比下欠发达的格局，使得该区域的各项建设与发展能有长足的进步，与周边协调或均衡发展，弥合东部经济发展的缺口。
福建省副省长叶双瑜在2007年5月29日对湖南媒体联合采访团的记者说：“人们常说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商，有华商的地方就有闽商。作为中国著名的侨乡，福建希望正在建设的海峡西岸经济区能够为泛珠三角区域省份对台经贸合作打开新的通道，带来新的历史性发展机遇。” “海峡两岸经贸、文化交流与合作，在‘海西’建设的稳步推进下，正呈现出新一轮火热景象。”（摘自湖南省政府门户网站 http://www.hunan.gov.cn/2007-07-10）在此背景下，依靠经济建设与发展作为基础，文化积淀与建设作为纽带，闽、浙、赣、粤四省数十县市的经济联动，必然对文化建设起到推动的作为。文化是经济和政治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映，具有潜在的连续性，它不可能抛开历史文化遗产从头开始，而文化建设不是单纯的经济活动的被动受予，而是具有纽带的作用，其建设始终没有停止，作用没有弱化，只是在新形势下会进行局部的调整与全局的提高。
海西经济区除江西外，对福建、浙江、广东三省而言，都具有山地经济与海洋经济既相对独立又相互融合的互补关系。山地经济主要以水稻、果树、茶、糖、花卉、中草药、烟草、牧草等农林畜牧业为主，海洋经济主要以盐业、养殖、捕捞、海运为主。在山地经济与海洋经济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相对应的山地文化、海洋文化。在工业化进展过程中，千百年来所固有的文化必然面临挑战，山地文化受到猛烈冲击，海洋文化得到持续发展，新的文化形态又会随之诞生。但福建的山地文化、海洋文化与闽学文化（其核心是武夷文化）、中原文化、吴越文化、宗教文化等等在历史上早已异彩纷呈，今日仍有旺盛的生命力。
山地文化：福建地处华夏版图的东南一隅，远离中原腹地，三面环山，境内多山，有绵延的山地丘陵，是个“八山一水一分田”的省份，素称“东南山国”。山岭众多，水网密布，使得福建历来交通不便，与内陆联系较为困难，长期以来都是以农业生产为主，除宋代经济、文化发达外，始终处于欠发达的状态。背山临海的自然环境，形成相对封闭的居住环境，相对稳定的社会状态，让民众能安于山间劳作，自食其力，这种独特的自然环境和历史条件下所形成的以农耕渔猎为主的山地文化，一直保留至今。
海洋文化：福建东面临海，大陆海岸线实际长度达三千多公里，仅次于山东省而居全国第二位。绵长曲折的海岸，形成大小百余个天然港湾，泉州港、厦门港、福州港、宁德港，皆是上规模的优良之港，所担负的海上交通贸易之使命，被载入史册。海岸、岛屿、海洋所形成的海洋文化，在中国历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古代的海上丝绸之路、宋代的泉州市舶司、清代的马尾船政，它们在海外贸易中的地位与海疆安全之问题，以及现代的港务的建设与管理，都有特别之处。海洋文化比山地文化更有开放性，物流海外，人迁异邦，到世界各地谋生、发展，使得福建形成一个重要的侨乡。
吴越文化：江苏、上海、浙江、福建与江西小部分区域，都有吴越文化之遗存。战国时期的公元前355年，楚灭越[1]，七闽北部的越国瓦解，部分越人避难入闽，与土著闽人结合，合称闽越人，后来在西汉时期中央王朝分封诸侯王，在东南沿海成立闽越国，经营数十年，称雄东南，被汉武帝派兵所灭，因史籍记载极少，对闽越国都城的具体地点尚未形成一致的说法[2]。现今的福建北部浦城、松溪县在语言上、民间习俗上都保留着吴越文化之遗韵，但关于闽越国文化与吴越文化之间的关系，探讨者不多。
中原文化：中原文化是随移民而不断传入福建各地又被保留下来。魏晋南朝时北方汉人大批入闽，经过长期交融，中原文化与闽越文化融为一体，先进的中原文化逐步占主导地位，闽越文化的影响逐渐衰微而最终成为遗存。隋唐时期，闽地仍然接纳大批北方移民，望族士人兴办学校进行族人教育推动了科举业。至宋代则北方移民进入福建的规模更大，此后仍有中原人陆续入闽。中原移民入福建，推动了经济、教育、文化发展，使得福建与中原始终保持密切的联系，最典型的是形成客家文化。
宗教文化：除本土的道教外，域外宗教佛教、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在福建也占有重要的地位，由于历代帝王的尊崇佛老，名山胜景中寺院宫观林立，教堂跻身于城乡民居群，而福建地方神祗--妈祖，在海峡两岸民众心中的地位尤高，妈祖庙临津遍设。
闽学文化：这是福建历史上最为人所熟悉的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化，由宋以降大批文化精英薪火相传而形成的文化。闽学文化的重心，宋季在闽北，明代在闽南，清代则转到省城福州。自汉至清，全国列入孔庙奉祀者仅一百余人，闽北就有朱熹、游酢、杨时、罗从彦、李侗、胡安国、李纲、真德秀、蔡沈等九人，加上黄榦、陈淳、蔡清、黄道周，福建宋明理学家有十三人之多，而闽籍两宋理学家有十一人，其比例可谓大矣，其核心人物却是承前启后、“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的理学集大成者朱熹。
两宋时期中华文化重心南移福建，以武夷山为中心的广大地区诞生了以儒学为主要内容的武夷文化，她产生于国家、民族危难时期，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忧患意识和创新精神。以朱子理学为核心而构成的区域文化，也是作为中华文化组成部分--闽学文化的承载体，数百年来一直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为“后孔子主义。”武夷文化形成之后，随着众多学者的讲学活动而呈北上西进东出的扩张趋势，不仅对闽北、对福建、对中国具有影响，而且对韩国、日本、越南、新加坡、马来西亚乃至欧美等西方国家都有影响，成为具有世界意义的文化运动。
当然福建文化不止上述数种，如建筑、出版等等，各有派生，各有内涵。福建文化的历程，大致分为远古及商周时期、秦汉时期、魏晋南朝时期、隋唐时期、五代闽国时期、宋代时期、元代时期、明代时期、清及近代等，各个时期文化发展各有内容与特色，总的来说呈现多元性、延伸性的两大特点[3]。上述这些文化的形成，与历史、政治、经济密不可分。也就是说，文化渗透到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武夷学院武夷樵（董四代教授）在论及武夷文化与闽北经济社会发展问题时说：只有挖掘历史文化资源，实现传统向现代的转化，才能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把文化创新与区域定位、自然资源开发、社会资源发动、市场优势形成和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发挥结合起来，实现对外来现代性的创造性转化，走出一条有自身特色的经济社会发展道路[4]。
三、 典籍与服务的关系
作为图书馆工作者，我们所关心的是如何采集文献、典藏文献、开掘文献，如何利用丰富的信息资源服务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建设。随着教学与科研工作的开展，对图书就会有量多、面广、质高等诸多的要求，但其实际上没有也不可能脱离图书馆业的文献采访、典藏、流通、开掘和图书情报信息资源的咨询服务，只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特定的活动区域更有针对性地提供图书馆业的服务，以满足诸如政策咨询与研究、历史研究、经济项目开展的辅助性服务。上杭县图书馆丁和隆和曹永英副馆长所撰《跨越海峡：两岸客家的谱牒情缘》所反映的该馆从1993年5月开始收集闽、粤、赣、川、桂、台等地客家族谱，已收藏客家族谱115个姓、1600多种、1万多册及相关文书契约、祖图等珍贵文物（参见《福建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07年第4期），为海峡两岸读者服务，其经验就值得学习和推广。
地处海西经济区的各级各类图书馆，需要服务于海西经济建设、文化建设，显然需要重新进行服务定位。比如闽北，与江西、浙江交界，拥有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地武夷山，是中原移民和中原文化南播的重要走廊，属内陆山地区域，缺少海洋文化，山地文化就特别明显，农业、林业、畜牧、旅游业是主流产业，特别是闽北十个县市大武夷经济文化圈的建设，就要求武夷学院图书馆的建设与服务必须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武夷山是道南理窟，曾经聚集了大批理学家、文化名流，从事中国哲学研究、朱熹思想研究的人，无不熟悉闽学人物在中国文化史、哲学史上、教育史上的地位，研究这个群体，是当今及未来的热点，随着儒学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传播，与孔子一样被人推重的朱子，已被人关注，朱子学成为显学，朱子理学研究是当今国际学界的热点。武夷学院图书馆开辟特色书库，已考虑如何对这个庞大的理学群体的相关文献进行收集、整理与利用，为武夷学院教学与科研服务，为宋明理学、武夷文化研究提供文献服务，也为落户于武夷学院的中国人民大学、厦门大学国学院武夷学院科研教学基地提供文献服务。本人五年来一直侧重于此方向的工作，也有一定的收获，先后完成校级课题《朱熹在福建的行踪》和省教育厅课题《朱子学关涉人物裒辑》的研究，这对闽学文化、宋明理学研究来说也是一项铺垫性的工作。就拙著《行踪》一书而言，对开辟朱子理学文化旅游新格局具有潜在价值。当然，同行中有许多人比我更早迈出坚实的步伐，取得丰硕的成果，成为鄙人学习的榜样。本文宽泛而谈，希望得到专家的指教，共同来建设文化纽带，为海西经济联动提供服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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