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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沈从文的根在湘西，湘西文化孕育了从文散文中独特的文化氛围。沈从文生长在这样的文化土壤中，对之充满了不可言说的温爱，同时他凌驾于湘西文化之上，在散文创作中表现出这样的文化意象：一方面对湘西自然之子的生命形态大加赞美，另一方面对湘西历史与现实中的悲剧性命运感到“无言的哀戚”。这种“又痛苦又快乐"的情绪，使他的散文具备永恒的艺术魅力。
关键词： 沈从文 湘西系列 散文创作 文化意象
沈从文的湘西散文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别具一格，就似以凝重为主调的中国古代文物中别具一格的楚国漆器：一片黑色的漆底上现出一组绚丽生动的图案。无疑，沈从文散文的文化意象是独特的。
在湘西系列中，《湘行散记》和《湘西》两本集子，是沈从文散文创作的姊妹篇，它们和《从文自传》一起，代表了沈从文散文创作的成就。在这里，他沉醉于对过去的诗情追忆，沉醉于过去的朦胧感觉和情绪中。正如他所说：“有人用文学写人类行为的历史，我要写我自己的心和梦的历史。[1]”表现在创作题材中，乡村的宁静代替了城市的喧嚣，开放的都市文明转向了封闭的湘西氛围。沈从文从自己熟悉的乡村文化记忆中，从那些尚保持原始经济生活方式的人情美、人性美里，构筑了一座供奉“人性”的“希腊小庙”，以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反衬中国的社会现实，表现对人生的思考。于是，沈从文以湘西山水人情为背景的一些散文创作，总是包含着一种悲而美的意蕴。当他以文化眼光投向湘西的“自然之子”时，他们蓬勃的生命力令沈从文神往；当他以历史眼光投向他们时，他们尚未觉醒的理性令沈从文神伤。
一、沈从文对湘西的“自然之子”大唱赞歌。
在沈从文的世界里，有那么一大部分人：“他们那么忠实庄严的生活，担负了自己的那份命运，为自己，为儿女，继续在这个世界上活下去。不问所过的是如何贫贱艰难的日子，却从不逃避为了求生而应有的一切努力。”[2]滔滔江流上的水手和沿岸的农民、矿工和士兵，在悲凉严酷的人生现实面前并不怨天尤人，既有抗拒命运的生的挣扎，又有执著于人生的爱的哀乐。沅陵农妇像男人一样辛苦劳作，从她们的衣饰上却依然“可以见出‘生命’在这个地方有光辉的那一面”；那位带头造反的煤矿工人从容赴难，生死关头显示了人格的尊严，游侠式的人物田三怒和龙云飞，蛮悍之中不乏古侠士遗风。这些生活在沅水流域的芸芸众生，尽管背负着因袭的重担，尽管处于险恶的社会环境里，却在艰难之中显示了令人惊叹的生存能力，不仅繁衍生息，生生不已，而且能够自得其乐，表现富有光彩的人性美和忠实庄严的生命意识。
其中，水手和妓女是全部鲜活生命的演出的中心。水手是一种生命强盛力量的代表。“水手多强壮勇敢，眉目精悍，善唱歌，泅水，打架，骂野话。下水时如一尾鱼，上船接近妇人时像一只小公猪。白天弃船，晚上玩牌，同样做得极有兴致”[3]。而吊脚楼的妓女，照理说过着如此屈辱的人生，生命一定是焦黄干枯的。然而，在作者的笔下，妓女又是这一片山水的情感代表，她们也有自己的衷情所在，显示了生命之纯、之美的一面，没有被非人性绞杀。在《鸭窠围的夜》中，作者把这片山水的夜色写得十分幽静而动人，而在这片夜色中为生存而奋斗的水手，和这吊脚楼临窗呼叫的妓女，却给这山水增添了无比的人情温暖。
沈从文从他们身上发现了传统文化熏染下的中华民族所没有的原始人性，他们与自然和谐一致，生命形式是一种自然的袒露形态。然而，一旦我们用历史的眼光来审视，不难发现，他们也缺乏对生命的自我意识和自觉把握，一旦面临历史变革，作为生命的个体就将处于一种盲目的惶恐状态。面对现实，他们将无所适从。
二、沈从文在“大唱赞歌”的同时，也感到一种“无言的哀戚”。
首先，从近处看，沅水流域的乡民，他们过着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河船上的水手，那些吃水上饭的人，在恶浪咆哮、滩险流急的长河上，不分寒暑，辛苦劳作，成天吃酸菜同臭牛肉下饭。一个年富力强，多行船经验的舵手和拦头，每天工资八分到一角钱，一个小水手，除吃白饭外，一天只有两分钱收入。因预先立有字据，水手上船后，生死家长不能过问，如果上滩时稍不留神，被手中竹篙弹入乱石激流中，淹死了，船主烧几百纸钱，手续就清楚了。在一条延长千里的沅水上，这样的水手至少有十几万。至于两岸乡村，在各种名目捐税的搜刮下，更是日渐萧条。“连浦市地方的屠户，也是那样瘦小，这是谁的责任”[4]。
这诚然是小人物艰难生存中的悲剧。“这些生命，被置于怎样卑屈而痛苦的环境里！一些可怜的希望与憧憬，全是那样无望无助。他们中的大多数，正默默接受着那份摊派到自己头上的命运，安于现状。对自己的处境，既无力改变，也从不想到改变；他们不需要别人怜悯，也不知道可怜自己……”[5]
再将审视的目光投向远方，我们会发现湘西的历史悲剧仍在重演。
在作者的笔下，古朴的湘西决非世外桃源，这里“政治不良，苛捐杂税太多，特别是外来人带着一贯偏见，在各县以征服者自居的骄横霸蛮态度，在兵役制度上的种种苛扰”[6]。官逼民反，边地苗民暴动时有发生，铤而走险啸聚山村者不乏其人。而统治者的血腥镇压，特别是国民党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大屠杀，更造成严重的白色恐怖。沅州城南门的斑斑血迹，保靖城西门外的累累尸骨，是国民党“清党”罪行的铁证。加之抓丁拉伕，贪污搜刮，使沅陵等地几乎成为“女儿国”，使湘西被视作“苗蛮匪区”。
湘西的历史本已血迹斑斑，而这里的生命仍在被践踏，被草菅。在这片翠色逼人的奇幻世界中，沈从文强烈地感受到了，湘西，在他生命达到强力状态的同时，也达到了生命最为脆弱的黯淡状态。生命在这片山水中被浪掷。湘西的历史就是淤泥与这种无时不喷涌的人血大沼泽之中，显示出他特有的悲凉和凝滞局面。古人杀，今人也杀，沈从文特别注意到这种杀人行为所具有的对历史进步力量的扼杀。《桃园与沅州》中那个北京农科大学的毕业生，“被兵士用刺刀钉在城门木板上示众三天，三天过后，便连同其他牺牲者，一齐抛入屈原所称赞的清流里喂鱼吃了”[7]。进步力量的被绞杀，古今惊人地相似。 杀戮的悲剧在重演，而另一种生命悲剧也在默默重复着。
沈从文从湘西走出来，于大城市中生活了十几年之后，回访故乡时，他习惯于用历史的眼光看待这片土壤。他发现时间在这里同闭锁的山水一样，是缓慢的，几乎没有明显的历史发展。作家在眷念故乡的情感得到安慰之时，他的理智却认识到这块山水的痛苦的一面，湘西，使作家“提起来真使我又痛苦又快乐”[8]。多少年来，湘西人如此这般一代又一代地生活着，生命的终结与延续成为一种单调的重复，几乎令人窒息。
《老伴》一文，作者用一个平淡故事的叙写，把主人公放在前后十几年的时间跨度之中，十分清晰地突出了这样的历史视点，着力透照出这种湘西生命形态的实际上停滞苍老缺乏新鲜的一面。那个十几年前追求绒线铺女儿的沈万林，忙忙碌碌十几年后，完全衰老了，与他的父辈一样暮气沉沉，而她的女儿，取代了他当年追求的妻子的位置，出现在绒线铺前，预示着又一个同样会迅速衰老的沈万林的出现。作家旧地重游，终于发现这样的生命是在毫无意义地重演过去，无疑是可怜而狭窄的。作者感慨万千：“世界虽极广大，人可是像近乎一种宿命，限制在一定范围的，经验到他过去相熟的事情。”[9]
思索着植根于这片土地，自己所属民族的命运，沈从文感到刻骨的痛苦，同时感到身上的责任。作家不止一次地提到对湘西的认识：“自然较偏重于人事方面。”对于“今古如一”的湘西生命存在方式，沈从文从文化和历史的双重视点出发，认为应该引进“明天”的概念，应该引进对未来瞩望的观念。明天应该和现在紧紧相连，现在的出发是走向明天而不是退向往日。“我们用什么方法，就可以使这些人心中感觉到对‘明天’的‘惶恐’，且放弃过去对自然和平的态度，重新来一股劲儿，用划龙船的精神活下去？”[10]
这位湘西之子，运用手中一支笔，不懈地努力着，写这片土地上的人生传奇，喊出这个民族长期被压抑的痛苦，并寄希望于未来。
参考文献：
[1]水云、沈从文选集（第一卷）.
[2]湘行散记·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
[3]湘西·常德的船.
[4]湘行散记·辰河小船上的水手.
[5]湘西·白河流域几个码头.
[6]湘西·题记.
[7]湘行散记·桃源与沅州.
[8][9]湘行散记·老伴.
[10]湘行散记·箱子岩.
关键词： 沈从文 湘西系列 散文创作 文化意象
沈从文的湘西散文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别具一格，就似以凝重为主调的中国古代文物中别具一格的楚国漆器：一片黑色的漆底上现出一组绚丽生动的图案。无疑，沈从文散文的文化意象是独特的。
在湘西系列中，《湘行散记》和《湘西》两本集子，是沈从文散文创作的姊妹篇，它们和《从文自传》一起，代表了沈从文散文创作的成就。在这里，他沉醉于对过去的诗情追忆，沉醉于过去的朦胧感觉和情绪中。正如他所说：“有人用文学写人类行为的历史，我要写我自己的心和梦的历史。[1]”表现在创作题材中，乡村的宁静代替了城市的喧嚣，开放的都市文明转向了封闭的湘西氛围。沈从文从自己熟悉的乡村文化记忆中，从那些尚保持原始经济生活方式的人情美、人性美里，构筑了一座供奉“人性”的“希腊小庙”，以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反衬中国的社会现实，表现对人生的思考。于是，沈从文以湘西山水人情为背景的一些散文创作，总是包含着一种悲而美的意蕴。当他以文化眼光投向湘西的“自然之子”时，他们蓬勃的生命力令沈从文神往；当他以历史眼光投向他们时，他们尚未觉醒的理性令沈从文神伤。
一、沈从文对湘西的“自然之子”大唱赞歌。
在沈从文的世界里，有那么一大部分人：“他们那么忠实庄严的生活，担负了自己的那份命运，为自己，为儿女，继续在这个世界上活下去。不问所过的是如何贫贱艰难的日子，却从不逃避为了求生而应有的一切努力。”[2]滔滔江流上的水手和沿岸的农民、矿工和士兵，在悲凉严酷的人生现实面前并不怨天尤人，既有抗拒命运的生的挣扎，又有执著于人生的爱的哀乐。沅陵农妇像男人一样辛苦劳作，从她们的衣饰上却依然“可以见出‘生命’在这个地方有光辉的那一面”；那位带头造反的煤矿工人从容赴难，生死关头显示了人格的尊严，游侠式的人物田三怒和龙云飞，蛮悍之中不乏古侠士遗风。这些生活在沅水流域的芸芸众生，尽管背负着因袭的重担，尽管处于险恶的社会环境里，却在艰难之中显示了令人惊叹的生存能力，不仅繁衍生息，生生不已，而且能够自得其乐，表现富有光彩的人性美和忠实庄严的生命意识。
其中，水手和妓女是全部鲜活生命的演出的中心。水手是一种生命强盛力量的代表。“水手多强壮勇敢，眉目精悍，善唱歌，泅水，打架，骂野话。下水时如一尾鱼，上船接近妇人时像一只小公猪。白天弃船，晚上玩牌，同样做得极有兴致”[3]。而吊脚楼的妓女，照理说过着如此屈辱的人生，生命一定是焦黄干枯的。然而，在作者的笔下，妓女又是这一片山水的情感代表，她们也有自己的衷情所在，显示了生命之纯、之美的一面，没有被非人性绞杀。在《鸭窠围的夜》中，作者把这片山水的夜色写得十分幽静而动人，而在这片夜色中为生存而奋斗的水手，和这吊脚楼临窗呼叫的妓女，却给这山水增添了无比的人情温暖。
沈从文从他们身上发现了传统文化熏染下的中华民族所没有的原始人性，他们与自然和谐一致，生命形式是一种自然的袒露形态。然而，一旦我们用历史的眼光来审视，不难发现，他们也缺乏对生命的自我意识和自觉把握，一旦面临历史变革，作为生命的个体就将处于一种盲目的惶恐状态。面对现实，他们将无所适从。
二、沈从文在“大唱赞歌”的同时，也感到一种“无言的哀戚”。
首先，从近处看，沅水流域的乡民，他们过着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河船上的水手，那些吃水上饭的人，在恶浪咆哮、滩险流急的长河上，不分寒暑，辛苦劳作，成天吃酸菜同臭牛肉下饭。一个年富力强，多行船经验的舵手和拦头，每天工资八分到一角钱，一个小水手，除吃白饭外，一天只有两分钱收入。因预先立有字据，水手上船后，生死家长不能过问，如果上滩时稍不留神，被手中竹篙弹入乱石激流中，淹死了，船主烧几百纸钱，手续就清楚了。在一条延长千里的沅水上，这样的水手至少有十几万。至于两岸乡村，在各种名目捐税的搜刮下，更是日渐萧条。“连浦市地方的屠户，也是那样瘦小，这是谁的责任”[4]。
这诚然是小人物艰难生存中的悲剧。“这些生命，被置于怎样卑屈而痛苦的环境里！一些可怜的希望与憧憬，全是那样无望无助。他们中的大多数，正默默接受着那份摊派到自己头上的命运，安于现状。对自己的处境，既无力改变，也从不想到改变；他们不需要别人怜悯，也不知道可怜自己……”[5]
再将审视的目光投向远方，我们会发现湘西的历史悲剧仍在重演。
在作者的笔下，古朴的湘西决非世外桃源，这里“政治不良，苛捐杂税太多，特别是外来人带着一贯偏见，在各县以征服者自居的骄横霸蛮态度，在兵役制度上的种种苛扰”[6]。官逼民反，边地苗民暴动时有发生，铤而走险啸聚山村者不乏其人。而统治者的血腥镇压，特别是国民党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大屠杀，更造成严重的白色恐怖。沅州城南门的斑斑血迹，保靖城西门外的累累尸骨，是国民党“清党”罪行的铁证。加之抓丁拉伕，贪污搜刮，使沅陵等地几乎成为“女儿国”，使湘西被视作“苗蛮匪区”。
湘西的历史本已血迹斑斑，而这里的生命仍在被践踏，被草菅。在这片翠色逼人的奇幻世界中，沈从文强烈地感受到了，湘西，在他生命达到强力状态的同时，也达到了生命最为脆弱的黯淡状态。生命在这片山水中被浪掷。湘西的历史就是淤泥与这种无时不喷涌的人血大沼泽之中，显示出他特有的悲凉和凝滞局面。古人杀，今人也杀，沈从文特别注意到这种杀人行为所具有的对历史进步力量的扼杀。《桃园与沅州》中那个北京农科大学的毕业生，“被兵士用刺刀钉在城门木板上示众三天，三天过后，便连同其他牺牲者，一齐抛入屈原所称赞的清流里喂鱼吃了”[7]。进步力量的被绞杀，古今惊人地相似。 杀戮的悲剧在重演，而另一种生命悲剧也在默默重复着。
沈从文从湘西走出来，于大城市中生活了十几年之后，回访故乡时，他习惯于用历史的眼光看待这片土壤。他发现时间在这里同闭锁的山水一样，是缓慢的，几乎没有明显的历史发展。作家在眷念故乡的情感得到安慰之时，他的理智却认识到这块山水的痛苦的一面，湘西，使作家“提起来真使我又痛苦又快乐”[8]。多少年来，湘西人如此这般一代又一代地生活着，生命的终结与延续成为一种单调的重复，几乎令人窒息。
《老伴》一文，作者用一个平淡故事的叙写，把主人公放在前后十几年的时间跨度之中，十分清晰地突出了这样的历史视点，着力透照出这种湘西生命形态的实际上停滞苍老缺乏新鲜的一面。那个十几年前追求绒线铺女儿的沈万林，忙忙碌碌十几年后，完全衰老了，与他的父辈一样暮气沉沉，而她的女儿，取代了他当年追求的妻子的位置，出现在绒线铺前，预示着又一个同样会迅速衰老的沈万林的出现。作家旧地重游，终于发现这样的生命是在毫无意义地重演过去，无疑是可怜而狭窄的。作者感慨万千：“世界虽极广大，人可是像近乎一种宿命，限制在一定范围的，经验到他过去相熟的事情。”[9]
思索着植根于这片土地，自己所属民族的命运，沈从文感到刻骨的痛苦，同时感到身上的责任。作家不止一次地提到对湘西的认识：“自然较偏重于人事方面。”对于“今古如一”的湘西生命存在方式，沈从文从文化和历史的双重视点出发，认为应该引进“明天”的概念，应该引进对未来瞩望的观念。明天应该和现在紧紧相连，现在的出发是走向明天而不是退向往日。“我们用什么方法，就可以使这些人心中感觉到对‘明天’的‘惶恐’，且放弃过去对自然和平的态度，重新来一股劲儿，用划龙船的精神活下去？”[10]
这位湘西之子，运用手中一支笔，不懈地努力着，写这片土地上的人生传奇，喊出这个民族长期被压抑的痛苦，并寄希望于未来。
参考文献：
[1]水云、沈从文选集（第一卷）.
[2]湘行散记·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
[3]湘西·常德的船.
[4]湘行散记·辰河小船上的水手.
[5]湘西·白河流域几个码头.
[6]湘西·题记.
[7]湘行散记·桃源与沅州.
[8][9]湘行散记·老伴.
[10]湘行散记·箱子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