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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苏童作为著名学者与作家，在中国享有盛誉，在国外也深受众多读者追捧。威廉-福克纳是美国文学界泰斗级的大师，并在1949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对美国小说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本文以新兴理论“文学地理学”为基础，在文学地理学视域下探究苏童与福克纳地理写作的异同，并分析二人写作不同的原因。
关键词：文学地理学 苏童 福克纳
文学地理学是近几年兴起的一门交织了文学与地理学研究的新型学科。文学地理学中的“地理”含义较为广泛，包括作家籍贯地理、作家活动地理、作家描写地理、作家传播地理。通过对作家创作环境和生活环境的研究，我们可以更加准确生动地了解作家的创作背景，还原作家构建的文学环境，进而探究作家内心深处的心灵图景。本文以文学地理学作为理论基础，选取对二人影响较深的地理活动区域，从苏童与福克纳笔下的文学地理区域和意象两方面对二者进行比较，探讨两位作家文学地理写作的同与不同，进而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挖掘出两人相异的原因。
一、“邮票”的传承：福克纳对苏童的影响
苏童与福克纳的地理书写都在国内外享有盛誉。苏童的“枫杨树乡”和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县”都是选取对二者影响较深的地理区域为原型进行书写的，这点相似之处在笔者看来是有传承关系的，苏童的文学地理学写作受到了福克纳的影响。福克纳成功的文学地理写作引发了苏童对于创作的思考。苏童在自己的文章《把自己变小》中提到：“约克纳帕塔法渐渐变成了一个稳定的地理中心，福克纳依赖于这个貌似局促的地理中心写作，成就非凡。我们是否能够从中研究出什么取材之道？不知道。但这引起我的思考。”①
苏童的“枫杨树乡”是对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县”的模仿。苏童在《世界两侧》的自序中说道：“细心的读者可以发现其中大部分故事都以枫杨树乡为背景地名，似乎刻意对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县’东施效颦。”②这里的“东施效颦”当然是苏童自我谦逊的一种说法，但是枫杨树乡和约克纳帕塔法县都是苏童和福克纳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对两位作家都有深远影响，我们无法忽视福克纳“约克纳帕塔法县”对苏童地理书写的影响。
福克纳曾将自己的家乡比作邮票，在实际的基础上加以虚构形成了他的约克纳帕塔法体系。而苏童也沿用了邮票这个喻体，“香椿树街和枫杨树乡是我作品中两个地理标签……一个作家如果有一张好‘邮票’，此生足矣”③。这段话向我们传递了三个重要信息：首先，福克纳发现了自己生活区域的文学价值;其次，苏童肯定了福克纳从自己生活区域挖掘写作资源的做法;最后，苏童本身也在尝试画“邮票”，而且他画了两张，一张近乎现实，一张近似虚拟，即枫杨树乡和香椿树街。
以上种种都表明，苏童和福克纳的活动地理之间有联系，二人都是选取了对自己影响较深的活动地理作为书写原型，苏童的文学地理书写与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县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枫杨树乡和香椿树街是在约克纳帕塔法县的影响下产生的。
二、文学地理学视域下苏童与福克纳比较研究
（一）典型的活动地理范式：“香椿树”和“约克纳帕塔法”
福克纳文本中的约克纳帕塔法体系在现实生活中是可以找到原型的。福克纳人生中的絕大多数岁月都是在奥克斯福镇上度过的。约克纳帕塔法体系是对“艺术来源于生活”的完美诠释。福克纳对于家乡这张“邮票”般小小的地方再熟悉不过，他的脑海中有清晰的约克纳帕塔法县地图，所以当他把这幅地图变为现实的时候，他能够清晰地标注出地理位置和地形。福克纳笔下的约克纳帕塔法县与他所生活的环境如出一辙，他将现实的世界搬到了文学世界中，带着读者畅游在他魂牵梦绕的故乡之中。
苏童笔下的香椿树街也有他生活的印记。苏童出生在苏州的齐门外大街，这是一条历史悠久的狭长的街道。齐门外大街是破败陈旧的，潮湿浑浊的空气、鱼龙混杂的街道、讨价还价的嚷骂声，苏童在这条街上度过了他的童年生活，齐门外大街也成为苏童笔下香椿树街的原型。与福克纳一样，苏童的香椿树街就是他年少时活动的主要区域，文学世界中的场景与他的生活息息相关，他们都从生活中汲取了文学资源，把现实反映在了文学世界中。苏童继承了福克纳对于活动地理养料的汲取，他们都将活动地理那张小小的“邮票”般的地方无限放大，在文学世界中大放异彩。
（二）带有文化记忆烙印的地理意象
地理意象是文学地理学中的术语，是一个作家“以地理物象作为载体而表现自我感觉与想象、情感与思想而产生的一种‘心象’”④。苏童与福克纳的地理写作一脉相承，他们文本中的意象都带有各自独特的文化记忆。福克纳的意象是其宗教文化的表征，而苏童的地理意象则充满了中国元素。
福克纳是一位善于运用意象写作的大师。在他的代表作《喧哗与骚动》中，最具地理意义的意象是树。福克纳曾表示，《喧哗与骚动》的灵感来源于一个大胆的小姑娘爬上树去偷看外婆的葬礼，这棵树就是凯蒂打开新世界的大门。在书中，小昆丁也是借用康普生家的那棵梨树偷溜出去与情人幽会，最后也是用这棵树偷走了舅舅杰森的钱并从此逃离家门。树意象在这里就不只是一株植物，而是通往另一个世界的大门，准确地说是通往堕落的深渊。在《圣经》中，亚当和夏娃就是因为偷食了树上的禁果而拥有了理性，由此被视为走向堕落。受宗教的影响，福克纳在作品中也借用树意象表达了凯蒂和小昆丁的堕落，树意象由此被赋予宗教意义。
福克纳的地理意象总是与宗教有密不可分的联系，而苏童在创作时虽然也有明显的地理性意象，却和宗教无关。
苏童可以说是中国意象写作的大师，他的作品中处处渗透着意象，而这其中典型的地理意象是米。米是枫杨树乡的特产。在枫杨树系列里，米是作为罂粟的替代品出现的。“自从幺叔死后，罂粟花在枫杨树乡村绝迹，以后那里的黑土长出了晶莹如珍珠的大米，灿烂如黄金的麦子。”⑤“米”也是苏童第一部长篇小说的名字。《米》中的五龙为米而生，为米而死。从淳朴的枫杨树乡村走到城市的五龙仅仅带了一把米，为了闻到米的香味，五龙来到米店打工，米是五龙一切行为的原动力，也是他保留淳朴天性的最后一点支撑，即使他最后堕入黑暗也仍旧与米为伍。五龙对米有极其复杂的感情，一方面他对米有近乎疯狂的痴迷，为了米出卖自尊与人格入赘米店，在米堆上霸占女人;另一方面他又肆意地糟蹋米，把米当成泄愤与泄欲的工具，残忍地将米填入女人的下体，这种病态的心理最终导致五龙与一车厢的米一起死去。 福克纳笔下的树源自《圣经》，象征着救赎与希望，而苏童笔下的米则充满了中国元素。中国自古就是农业大国，“民以食为天”的思想影响着祖祖辈辈的中国人，作为衣食之源的米对中国人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所以五龙为米疯狂的举动很容易被大众接受。苏童笔下的地理意象极具中国特色，他与福克纳地理意象的运用各有所长，二者的共同之处在于都运用了丰富的地理物象作为文学作品中的意象，但在实际写作过程中也都受到了本国文化和生活环境的影响而各有千秋。
三、苏童与福克纳文学地理书写相异的原因
（一）历史：农业文明和20世纪60年代的书写
福克纳是美国南方水土滋养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作家，他的一生中几乎没有离开过他深爱的故乡热土，所以美国南方的历史对他的写作影响深远。
“我故乡的生活，我所知道的那个地区的生活是乡村生活，那是一片农业地区。”⑥从福克纳的自白中我们了解到美国的南方是传统的农业社会，因为气候温和多雨，土壤肥沃，所以种植业尤为发达。庄园经济和农奴制是南方的两大特征。当时南方的种植园经济下生存着四类人：庄园主、自耕农、贫穷的白人以及黑奴。我们也可以在福克纳的作品中看到这四种人的存在。
南方的文艺复兴也改写了美国的历史。在南北战争中失利的南方充斥着绝望、痛苦和贫穷，人们对旧南方怀着无限的怀念和幻想，所以在福克纳的作品中充满了对南方农业文明和自给自足生活方式的向往。而“一战”之后北方工业文明的入侵使得封闭的南方人打开了视野，在新旧文化的碰撞中，福克纳开始思考人类未来的发展方向。福克纳是美国南方的典型代表作家，他的创作中渗透着南方的历史，南方的历史又造就了他的作品。
与美国南方繁杂的历史环境不同，苏童具有地理特色的“香椿树街”和“少年血”系列是特定时代的产物。苏童的“香椿树街”处处渗透着20世纪60年代的历史。出生于1963年的苏童曾在一次采访中说道：“很多人会说，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作家，有些作品很暴力……为什么会有漫不经心的态度？因为你当时还是个孩子……只是通过孩子的眼睛去观察，很少去想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亲身经历20世纪六七十年代历史的时候，苏童还是一个孩子，所以他在“香椿树街”系列作品中也多是以少年视角去呈现那段历史。
《刺青时代》《城北地带》等一系列“香椿树街”地域小说展示了在肮脏的“香椿树街”上少年打架斗殴的日常生活。这些作品以肮脏的香椿树街作为背景，似乎是对历史背景的一种影射。《刺青时代》中身体残疾的小拐渴望成为街头一霸而沉沦于斗殴杀戮，最终“野猪帮”的失败和小拐头上的“孬种”注定了小拐人生的失败和孤独。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大背景下，少年们终日不学无术，浪迹街头并醉心于以武力征服世界，在他们周围充斥着批斗与教育，他们本能地迷恋暴力以获得自我的满足。少年自身的堕落与所处时代的脱离正是特殊历史时期人心的真实写照。 不同的历史背景和不同的经历必然导致两位作家不同的书写题材和书写方式，福克纳为我们展示了农奴制和庄园经济下美国南方安详的田园生活，苏童则为读者展示了特定历史年代中国南方的堕落与残暴。不同的历史环境铸就了不一样的文学世界。
（二）文化传统：美国南方文化和中国江南文化的影响
福克纳和苏童一个接受了美国南方传统文化的熏陶，一个在江南水乡的文化中浸染成长，不同的文化传统培养了不同的人才。
美国南方复杂的历史环境形成了其特有的文化传统。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交相呼应、边疆式的幽默和哥特式的阴森恐怖相互杂糅，这些南方文化的特点在福克纳的作品中都有体现。浪漫主义是美国南方文学传统的一个最突出的特点。美国南方庄园经济和田园牧歌式的生活使得美国南方作家都富有诗人般的想象和浪漫的情怀。随之而来的南北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戰使美国南方陷入了贫穷和黑暗，而旧南方的美好成为永远的回忆，作家们就在漫无边际的日子里开始怀念过去美好的田园生活。福克纳内心深处也被这种浪漫气息所感染，他对活动地理有着非理性的热爱，并不自觉地在笔下竭力夸大它的美好，在这让人憧憬的故土上又塑造出一系列浪漫主义的化身：沉迷于家族往日辉煌的昆丁、生活在理想化的过去的希陶尔等。这些人物都沉迷于过去的美好而不愿意向前展望，向后看的保守态度使他们故步自封。这些理想状态中的人物是福克纳作品中浪漫主义的代表。
福克纳受到了西方文化和美国南方传统文化的浸染，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都渗透到他的作品中并促成了他作品的成功。而苏童的文学地理学写作虽然受到了福克纳的启发和影响，但是江南文化的熏陶又使他的作品呈现出不同于福克纳的特征。
江南精致含蓄的氛围孕育了唯美的风格，而终日阴暗潮湿的环境又让细腻敏感的文人塑造出了颓废美的文风。苏童的创作也有唯美的风格，无论是天马行空的想象还是诗情画意的意象描写，都有一种唯美的文风，有些评论家将其归结为诗意的白描。在《妻妾成群》中有这样的描写：“秋天里有很多这样的时候，窗外天色阴晦，细雨绵延不绝地落在花园里，从紫荆、石榴树的枝叶上溅起碎玉般的声音。”⑦类似这样的描写还有很多。透过这些文字，我们看到深宅大院里的阴暗污秽，它像一座深牢大狱一般捆绑住几个女人，“碎玉般的声音”为我们营造了一种诗意的氛围，让这种诗情画意般的美缓缓浸润着读者的心灵。除了温婉，江南文化中还有一种阴柔诡秘的美。江南水乡作为历代古都，享受着经济文化的腾飞，同时也遭受着战乱的践踏。而那场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更是给江南文化增添了血腥与颓废。因而在苏童的文本中，读者也能体会到江南文化中的凄凉颓败。《妻妾成群》中不断渲染的死亡气息让读者胆战心惊，井中的手一直在呼唤着颂莲，庭院之中处处显现出凋敝和颓败感;《米》中的五龙一生为仇恨所蒙蔽，杀人无数，毫无道德和良知可言，他渴望衣锦还乡可还是死在了回乡的车上，他自身就是颓废和悲凉的化身。江南文化中的婉约和悲凉在苏童笔下转化为唯美和颓废美。一方文化滋养一方文人，再加上江南地区临海，比较容易受到外来经济、文化的冲击，所以他们较早地接受了西方的现代化，摆脱了纲常伦理的束缚，转而关注个体生命的苦难和审美意识。
无论是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县”，还是苏童的“枫杨树乡”和“香椿树街”，都为我们展现了不同风貌的文学地理，都表达了作者对其活动地理深深的眷恋。而两位作家所呈现出来的不同，和他们的文化底蕴、生活背景紧密相关。作家的籍贯和活动地对于文学创作的影响是难以磨灭的，福克纳是这样，苏童也是这样。
①苏童：《把自己变小》，《文艺报》2010年io月25日第7版。
②苏童：《世界两侧》，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1页。
③刘中树、张学昕主编：《话语生活中的真相》，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版，第245页。
④杜雪琴：《易h生戏剧地理空间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2页。
⑤苏童：《飞越我的枫杨树故乡》，黄山书社2010年版，第136页。
⑥格里弗瑟·米尔格：《园中之狮》，兰登书屋1968年版，第167页。
⑦苏童：《妻妾成群》，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15页。
参考文献：
[1]苏童，王宏图.苏童王宏图对话录[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
[2]李文俊编选.福克纳评论集[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
[3]柳晓曼.苏童与福克纳的比较研究[D].中国海洋大学，2015.
关键词：文学地理学 苏童 福克纳
文学地理学是近几年兴起的一门交织了文学与地理学研究的新型学科。文学地理学中的“地理”含义较为广泛，包括作家籍贯地理、作家活动地理、作家描写地理、作家传播地理。通过对作家创作环境和生活环境的研究，我们可以更加准确生动地了解作家的创作背景，还原作家构建的文学环境，进而探究作家内心深处的心灵图景。本文以文学地理学作为理论基础，选取对二人影响较深的地理活动区域，从苏童与福克纳笔下的文学地理区域和意象两方面对二者进行比较，探讨两位作家文学地理写作的同与不同，进而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挖掘出两人相异的原因。
一、“邮票”的传承：福克纳对苏童的影响
苏童与福克纳的地理书写都在国内外享有盛誉。苏童的“枫杨树乡”和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县”都是选取对二者影响较深的地理区域为原型进行书写的，这点相似之处在笔者看来是有传承关系的，苏童的文学地理学写作受到了福克纳的影响。福克纳成功的文学地理写作引发了苏童对于创作的思考。苏童在自己的文章《把自己变小》中提到：“约克纳帕塔法渐渐变成了一个稳定的地理中心，福克纳依赖于这个貌似局促的地理中心写作，成就非凡。我们是否能够从中研究出什么取材之道？不知道。但这引起我的思考。”①
苏童的“枫杨树乡”是对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县”的模仿。苏童在《世界两侧》的自序中说道：“细心的读者可以发现其中大部分故事都以枫杨树乡为背景地名，似乎刻意对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县’东施效颦。”②这里的“东施效颦”当然是苏童自我谦逊的一种说法，但是枫杨树乡和约克纳帕塔法县都是苏童和福克纳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对两位作家都有深远影响，我们无法忽视福克纳“约克纳帕塔法县”对苏童地理书写的影响。
福克纳曾将自己的家乡比作邮票，在实际的基础上加以虚构形成了他的约克纳帕塔法体系。而苏童也沿用了邮票这个喻体，“香椿树街和枫杨树乡是我作品中两个地理标签……一个作家如果有一张好‘邮票’，此生足矣”③。这段话向我们传递了三个重要信息：首先，福克纳发现了自己生活区域的文学价值;其次，苏童肯定了福克纳从自己生活区域挖掘写作资源的做法;最后，苏童本身也在尝试画“邮票”，而且他画了两张，一张近乎现实，一张近似虚拟，即枫杨树乡和香椿树街。
以上种种都表明，苏童和福克纳的活动地理之间有联系，二人都是选取了对自己影响较深的活动地理作为书写原型，苏童的文学地理书写与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县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枫杨树乡和香椿树街是在约克纳帕塔法县的影响下产生的。
二、文学地理学视域下苏童与福克纳比较研究
（一）典型的活动地理范式：“香椿树”和“约克纳帕塔法”
福克纳文本中的约克纳帕塔法体系在现实生活中是可以找到原型的。福克纳人生中的絕大多数岁月都是在奥克斯福镇上度过的。约克纳帕塔法体系是对“艺术来源于生活”的完美诠释。福克纳对于家乡这张“邮票”般小小的地方再熟悉不过，他的脑海中有清晰的约克纳帕塔法县地图，所以当他把这幅地图变为现实的时候，他能够清晰地标注出地理位置和地形。福克纳笔下的约克纳帕塔法县与他所生活的环境如出一辙，他将现实的世界搬到了文学世界中，带着读者畅游在他魂牵梦绕的故乡之中。
苏童笔下的香椿树街也有他生活的印记。苏童出生在苏州的齐门外大街，这是一条历史悠久的狭长的街道。齐门外大街是破败陈旧的，潮湿浑浊的空气、鱼龙混杂的街道、讨价还价的嚷骂声，苏童在这条街上度过了他的童年生活，齐门外大街也成为苏童笔下香椿树街的原型。与福克纳一样，苏童的香椿树街就是他年少时活动的主要区域，文学世界中的场景与他的生活息息相关，他们都从生活中汲取了文学资源，把现实反映在了文学世界中。苏童继承了福克纳对于活动地理养料的汲取，他们都将活动地理那张小小的“邮票”般的地方无限放大，在文学世界中大放异彩。
（二）带有文化记忆烙印的地理意象
地理意象是文学地理学中的术语，是一个作家“以地理物象作为载体而表现自我感觉与想象、情感与思想而产生的一种‘心象’”④。苏童与福克纳的地理写作一脉相承，他们文本中的意象都带有各自独特的文化记忆。福克纳的意象是其宗教文化的表征，而苏童的地理意象则充满了中国元素。
福克纳是一位善于运用意象写作的大师。在他的代表作《喧哗与骚动》中，最具地理意义的意象是树。福克纳曾表示，《喧哗与骚动》的灵感来源于一个大胆的小姑娘爬上树去偷看外婆的葬礼，这棵树就是凯蒂打开新世界的大门。在书中，小昆丁也是借用康普生家的那棵梨树偷溜出去与情人幽会，最后也是用这棵树偷走了舅舅杰森的钱并从此逃离家门。树意象在这里就不只是一株植物，而是通往另一个世界的大门，准确地说是通往堕落的深渊。在《圣经》中，亚当和夏娃就是因为偷食了树上的禁果而拥有了理性，由此被视为走向堕落。受宗教的影响，福克纳在作品中也借用树意象表达了凯蒂和小昆丁的堕落，树意象由此被赋予宗教意义。
福克纳的地理意象总是与宗教有密不可分的联系，而苏童在创作时虽然也有明显的地理性意象，却和宗教无关。
苏童可以说是中国意象写作的大师，他的作品中处处渗透着意象，而这其中典型的地理意象是米。米是枫杨树乡的特产。在枫杨树系列里，米是作为罂粟的替代品出现的。“自从幺叔死后，罂粟花在枫杨树乡村绝迹，以后那里的黑土长出了晶莹如珍珠的大米，灿烂如黄金的麦子。”⑤“米”也是苏童第一部长篇小说的名字。《米》中的五龙为米而生，为米而死。从淳朴的枫杨树乡村走到城市的五龙仅仅带了一把米，为了闻到米的香味，五龙来到米店打工，米是五龙一切行为的原动力，也是他保留淳朴天性的最后一点支撑，即使他最后堕入黑暗也仍旧与米为伍。五龙对米有极其复杂的感情，一方面他对米有近乎疯狂的痴迷，为了米出卖自尊与人格入赘米店，在米堆上霸占女人;另一方面他又肆意地糟蹋米，把米当成泄愤与泄欲的工具，残忍地将米填入女人的下体，这种病态的心理最终导致五龙与一车厢的米一起死去。 福克纳笔下的树源自《圣经》，象征着救赎与希望，而苏童笔下的米则充满了中国元素。中国自古就是农业大国，“民以食为天”的思想影响着祖祖辈辈的中国人，作为衣食之源的米对中国人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所以五龙为米疯狂的举动很容易被大众接受。苏童笔下的地理意象极具中国特色，他与福克纳地理意象的运用各有所长，二者的共同之处在于都运用了丰富的地理物象作为文学作品中的意象，但在实际写作过程中也都受到了本国文化和生活环境的影响而各有千秋。
三、苏童与福克纳文学地理书写相异的原因
（一）历史：农业文明和20世纪60年代的书写
福克纳是美国南方水土滋养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作家，他的一生中几乎没有离开过他深爱的故乡热土，所以美国南方的历史对他的写作影响深远。
“我故乡的生活，我所知道的那个地区的生活是乡村生活，那是一片农业地区。”⑥从福克纳的自白中我们了解到美国的南方是传统的农业社会，因为气候温和多雨，土壤肥沃，所以种植业尤为发达。庄园经济和农奴制是南方的两大特征。当时南方的种植园经济下生存着四类人：庄园主、自耕农、贫穷的白人以及黑奴。我们也可以在福克纳的作品中看到这四种人的存在。
南方的文艺复兴也改写了美国的历史。在南北战争中失利的南方充斥着绝望、痛苦和贫穷，人们对旧南方怀着无限的怀念和幻想，所以在福克纳的作品中充满了对南方农业文明和自给自足生活方式的向往。而“一战”之后北方工业文明的入侵使得封闭的南方人打开了视野，在新旧文化的碰撞中，福克纳开始思考人类未来的发展方向。福克纳是美国南方的典型代表作家，他的创作中渗透着南方的历史，南方的历史又造就了他的作品。
与美国南方繁杂的历史环境不同，苏童具有地理特色的“香椿树街”和“少年血”系列是特定时代的产物。苏童的“香椿树街”处处渗透着20世纪60年代的历史。出生于1963年的苏童曾在一次采访中说道：“很多人会说，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作家，有些作品很暴力……为什么会有漫不经心的态度？因为你当时还是个孩子……只是通过孩子的眼睛去观察，很少去想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亲身经历20世纪六七十年代历史的时候，苏童还是一个孩子，所以他在“香椿树街”系列作品中也多是以少年视角去呈现那段历史。
《刺青时代》《城北地带》等一系列“香椿树街”地域小说展示了在肮脏的“香椿树街”上少年打架斗殴的日常生活。这些作品以肮脏的香椿树街作为背景，似乎是对历史背景的一种影射。《刺青时代》中身体残疾的小拐渴望成为街头一霸而沉沦于斗殴杀戮，最终“野猪帮”的失败和小拐头上的“孬种”注定了小拐人生的失败和孤独。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大背景下，少年们终日不学无术，浪迹街头并醉心于以武力征服世界，在他们周围充斥着批斗与教育，他们本能地迷恋暴力以获得自我的满足。少年自身的堕落与所处时代的脱离正是特殊历史时期人心的真实写照。 不同的历史背景和不同的经历必然导致两位作家不同的书写题材和书写方式，福克纳为我们展示了农奴制和庄园经济下美国南方安详的田园生活，苏童则为读者展示了特定历史年代中国南方的堕落与残暴。不同的历史环境铸就了不一样的文学世界。
（二）文化传统：美国南方文化和中国江南文化的影响
福克纳和苏童一个接受了美国南方传统文化的熏陶，一个在江南水乡的文化中浸染成长，不同的文化传统培养了不同的人才。
美国南方复杂的历史环境形成了其特有的文化传统。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交相呼应、边疆式的幽默和哥特式的阴森恐怖相互杂糅，这些南方文化的特点在福克纳的作品中都有体现。浪漫主义是美国南方文学传统的一个最突出的特点。美国南方庄园经济和田园牧歌式的生活使得美国南方作家都富有诗人般的想象和浪漫的情怀。随之而来的南北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戰使美国南方陷入了贫穷和黑暗，而旧南方的美好成为永远的回忆，作家们就在漫无边际的日子里开始怀念过去美好的田园生活。福克纳内心深处也被这种浪漫气息所感染，他对活动地理有着非理性的热爱，并不自觉地在笔下竭力夸大它的美好，在这让人憧憬的故土上又塑造出一系列浪漫主义的化身：沉迷于家族往日辉煌的昆丁、生活在理想化的过去的希陶尔等。这些人物都沉迷于过去的美好而不愿意向前展望，向后看的保守态度使他们故步自封。这些理想状态中的人物是福克纳作品中浪漫主义的代表。
福克纳受到了西方文化和美国南方传统文化的浸染，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都渗透到他的作品中并促成了他作品的成功。而苏童的文学地理学写作虽然受到了福克纳的启发和影响，但是江南文化的熏陶又使他的作品呈现出不同于福克纳的特征。
江南精致含蓄的氛围孕育了唯美的风格，而终日阴暗潮湿的环境又让细腻敏感的文人塑造出了颓废美的文风。苏童的创作也有唯美的风格，无论是天马行空的想象还是诗情画意的意象描写，都有一种唯美的文风，有些评论家将其归结为诗意的白描。在《妻妾成群》中有这样的描写：“秋天里有很多这样的时候，窗外天色阴晦，细雨绵延不绝地落在花园里，从紫荆、石榴树的枝叶上溅起碎玉般的声音。”⑦类似这样的描写还有很多。透过这些文字，我们看到深宅大院里的阴暗污秽，它像一座深牢大狱一般捆绑住几个女人，“碎玉般的声音”为我们营造了一种诗意的氛围，让这种诗情画意般的美缓缓浸润着读者的心灵。除了温婉，江南文化中还有一种阴柔诡秘的美。江南水乡作为历代古都，享受着经济文化的腾飞，同时也遭受着战乱的践踏。而那场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更是给江南文化增添了血腥与颓废。因而在苏童的文本中，读者也能体会到江南文化中的凄凉颓败。《妻妾成群》中不断渲染的死亡气息让读者胆战心惊，井中的手一直在呼唤着颂莲，庭院之中处处显现出凋敝和颓败感;《米》中的五龙一生为仇恨所蒙蔽，杀人无数，毫无道德和良知可言，他渴望衣锦还乡可还是死在了回乡的车上，他自身就是颓废和悲凉的化身。江南文化中的婉约和悲凉在苏童笔下转化为唯美和颓废美。一方文化滋养一方文人，再加上江南地区临海，比较容易受到外来经济、文化的冲击，所以他们较早地接受了西方的现代化，摆脱了纲常伦理的束缚，转而关注个体生命的苦难和审美意识。
无论是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县”，还是苏童的“枫杨树乡”和“香椿树街”，都为我们展现了不同风貌的文学地理，都表达了作者对其活动地理深深的眷恋。而两位作家所呈现出来的不同，和他们的文化底蕴、生活背景紧密相关。作家的籍贯和活动地对于文学创作的影响是难以磨灭的，福克纳是这样，苏童也是这样。
①苏童：《把自己变小》，《文艺报》2010年io月25日第7版。
②苏童：《世界两侧》，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1页。
③刘中树、张学昕主编：《话语生活中的真相》，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版，第245页。
④杜雪琴：《易h生戏剧地理空间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2页。
⑤苏童：《飞越我的枫杨树故乡》，黄山书社2010年版，第136页。
⑥格里弗瑟·米尔格：《园中之狮》，兰登书屋1968年版，第167页。
⑦苏童：《妻妾成群》，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15页。
参考文献：
[1]苏童，王宏图.苏童王宏图对话录[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
[2]李文俊编选.福克纳评论集[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
[3]柳晓曼.苏童与福克纳的比较研究[D].中国海洋大学，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