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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曾经在网络上风靡一时的一首小诗《你们究竟要我们怎样生存？》为切入点，探讨中西方形象的建构性，即中国注视下的西方，与西方注视下的中国，二者之间的互动。中西方构成了彼此眼中的“他者”镜像，此种互动既有防御性，又有共生性。如何对这种互动善加利用，既减少负能量型的“网络信息飞瀑”现象带来的偏见的加深，又通过与它山之石的砥砺加深中西方的自我认知，即是本文试图探讨的问题。
关键词：中西方形象的建构性 网络信息飞瀑 自我认知
一首名为《你们究竟要我们怎样生存？》的小诗在美国《华盛顿邮报》上得到转载时，《华盛顿邮报》在正文前刊载了这样一句话：“这首诗自3月份出现于互联网，便像病毒一般迅速蔓延开来，它的中英文版本频频出现于成千上万的博客和网站。作者身份尚不可考。”①中文译文全文如下：
当我们是“东亚病夫”时，我们被说成是黄祸;/当我们被预言将成为超级大国时，又被称为主要威胁。/当我们闲关自守时，你们走私鸦片强开门户;/当我们拥抱自由贸易时，却被责骂抢走了你们的饭碗。/当我们风雨飘摇时，你们铁蹄入侵要求机会均等;/当我们整合破碎山河时，你们却叫嚣“给西藏自由”。/当我们推行马列救国时，你们痛恨我们信仰共产主义;/当我们实行市场经济时，你们又嫉妒我们有了资本。/当我们的人口超过十亿时，你们说我们摧毁地球;/当我们限制人口增长时，你们又说我们践踏人权。/当我们一贫如洗时，你们视我们低贱如狗;/当我们借钱给你们时，你们又埋怨使你们国债累累。/当我们发展工业时，你们说我们是污染源;/当我们把产品卖给你们时，你们又说造成地球变暖。/当我们购买石油时，你们说我们掠夺资源、灭绝种族;/当你们为石油开战时，却说自己解救生灵。/当我们动乱无序时，你们说我们没有法治;/当我们依法平暴时，你们又说我们违反人权。/当我们保持沉默时，你们说我们没有言论自由;/当我们敢于发声时，又被说成是洗过脑的排外分子（原译文为“暴民”，笔者认为“排外分子”更切合英文原意）。/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你们这样憎恨我们？”/你们回答说：“不，我们不恨你们。”/“我们也不恨你们，只是，你们了解我们吗？”/“当然了解，我们消息多的是，有法新社，美国有线新闻网，还有英国广播公司……”/你们究竟要我们怎样生存？/回答之前请仔细想一想，因为你们的机会是有限的。/够了，这个世界已经容不下太多的伪善。/我们要的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太平盛世。/这个辽阔的蓝色地球，容得下你们，也容得下我们。
此文一出，即被中国网、凤凰网、中新网、搜狐新闻、天涯论坛、网易娱乐等拥有极大公众关注率的媒体平台广为转载，勿论大小博主的自觉转发。这种假托名人之名（不管是刻意为之还是偶然促成）而散播开来的作品自古有之，而今借助网络这个实时传送平台，更是日行千里。其惊人的传播速度，除了归功于网络的时效性，更是由于其所传达的思想情感部分地契合了公众对于中西方关系的认知与判断。这首诗历数中国近现代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可谓满腔愤懑化作“一纸辛酸泪”。从“东亚病夫”、黄祸到中国威胁论;从鸦片战争后的不平等贸易到今天的贸易壁垒与反倾销指控;从意识形态的冲突到资源与经济利益的争夺;从人口、人权到法治保障。虽然在小诗最后，作者落脚到“自己活，也让他人活”的立场，强调睦邻友好，与共生共荣，“我们要的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太平盛世。/这个辽阔的蓝色地球，容得下你们，也容得下我们”，然而这个梦想蓝图并不能消解前文如波浪般层层推进的“抱怨”给读者心中带来的不快。正因为有这样一个美好的图景摆在面前，蓄意推行双重标准，制造摩擦的西方人才更加显得面目可憎。而如果寻根究底，西方人对中国人的认知多来自于以“法新社、美国有线新闻网，还有英国广播公司”为代表的西方媒体的刻画。所以，这首小诗的矛头实则是由西方媒体导向所塑造的欧洲中心论的公众意识。
一、中国与西方：互为“他者”的两两相望
萨义德在《东方主义》中指出，在欧洲中心论思想支配下的东方主义话语中，东方总是作为与西方相对立的“他者”形象出现。东方社会被描述成有待西方文明拯救的蛮荒之地，犹如康拉德《黑暗之心》中那片杂乱无序的丛林，东方人的形象也往往与卑微、狡诈、教化缺失相关联，由此凸显出西方的权威和高大的正面形象。《你们究竟要我们怎样生存？》这首诗中所体现的西方人眼中的东方形象仍不乐观，人权、法治与言论自由;经济发展、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意识形态与精神信仰——处处渗透着缺失、躁动与不安。而这种东方主义的话语体系恰恰印证了福柯对于话语权和权力关系的论断。话语作为一种人为建构，体现了话语主体对所述人与事的态度与判断，而这种态度与判断恰恰体现了二者之间的权力关系。西方媒体通过话语权的行使，在自己的平台上描绘了一幅幅他们眼中的中国面孔，将他们所塑造的中国形象印在西方公众的集体意识之上。这种描述通常是将中国视为与自身相对立的“他者”，如上文小诗中提到的，一个以推行自由贸易之名，造成西方人失业的罪魁祸首;一个掠夺自然资源，争抢生存空间的入侵分子;一个造成全球变暖与空气污染的罪恶之源。
我们不妨再选两篇来自西方主流媒体《经济学人》的文章，用以佐证这首小诗中对西方态度的控诉并非空穴来风，它在网络上的流行和引发的共鸣也是情理之中。2008年3月13日，《经济学人》刊载了一篇题为“A Ravenous Dragon”（《饕餮龙》）的文章，全文讲的是中国在刚果的铜矿开采，文章处处可见诸如“侵略”“不受欢迎的推进”“经济利益之外的考量”“鼓励受到孤立的政权无视国际规约”“腐败，镇压，动荡丛生”“华盛顿共识下的经济自由主义与民主将面临北京共识下的专制主义的挑战”“资源使用上的吝啬鬼到饕餮之徒”，诸如此类，带有强烈感情色彩和个人立场的语汇，揶揄之外，处处含沙射影，指责中国在资源开采之外的“别有用心”⑦。文章题目中的三个词，除去冠词，剩余两个词汇皆会唤起强烈的负面联想。“ravenous”，欲壑难填;“dragon”在英语里面是个负面形象，是一种穴居、喷火、喜欢敛财的守财奴的形象，西方神话传说中通常赋予它财宝守护者的角色，这与中国文化中威风八面，威严无比的“龙”的形象相去甚远。故此，这篇名为《饕餮龙》的文章巧妙地翻转了中国文化对龙的尊崇，对其进行了颠覆和妖魔化，进而将中国描绘成欲壑难填、汲汲于敛财的恶龙形象。2009年10月15日，一篇名为“Don'tWorry about KrllingPeople”（《杀人无碍》）的文章声称中国对几内亚独裁者的“娇惯纵容”，（原文用了coddle -词），是“对非洲人权的再次践踏”③。“再次”一词回应的是在作者看来，中国在苏丹达尔富尔问题上起初“出于经济考虑”而采取的“蓄意不作为”，而对暴行的纵容就是对人权的践踏。此篇文章的作者认为，中国由最初的“不作为”到后来转而支持联合国介入达尔富尔问题，乃是情势所迫，出于不得已而为之。此外，该文作者特意指出，不仅几内亚，中国的经济影响力也滲透到了安哥拉和尼日利亚等非洲国家。文章的标题更是旨在夺人眼球。 就这两篇文章比较而言，第一篇的个人感情色彩过于浓烈，情感宣泄的需求压倒了对事态客观冷静的审视与分析。第二篇也是在个人道德判断主导下的陈述，但是与第一篇不同的是，它提到了大国责任这一概念。2008年5月14日，英国《金融时报》亚洲版主编维克托·马莱（ Victor Mallet）在他的文章“TheDownside of Joining the Superpower Club”（《超级大国不好当》）中指出，“成为超级大国并不好玩，因为伴随着权力而来的，还有重大的责任和外国人的猜疑”④。文章特意提到了《你们究竟要我们怎样生存？》这首小诗，认为这篇文章抱怨的核心是，“中国做事挨骂，不做也挨骂”。并且“鉴于美国或欧盟政府并不总是能够理解中国人对西方双重标准的愤怒程度”，建议西方人去好好读读这首小诗。马莱认为，不管中国的自我定位如何，尚存哪些不足，“在公众心目中，中国俨然已是一个超级大国”，他给出的理由是“作为大国的真正标志是，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都在乎你境内发生的事件。按这个标准衡量，中国已经是一个超级大国了”。如果马莱这一论断需要佐证的话，不妨回顾一下近年来《经济学人》《新闻周刊》、英国广播公司等西方媒体对于中国的报道：国家领导层的变动，反腐运动，环境治理，食品安全，天灾人祸的应对，娱乐圈吸毒事件，等等，总之中国已经成为西方各大媒体的常客，一种“醒目的存在”。故此，马莱的结论是，“现在的问题并非中国是否会成为超级大国，而是它将成为什么样的超级大国”。在探讨中国会成为什么样的超级大国之前，我们不妨先看一下西方人眼中现在的中国是何种形象。2009年10月1日，《经济学人》一篇名为“China_Place in the YVorld”（《中国的世界地位》）的文章认为，中国崛起中遇到的问题不是中国官员所抱怨的来自西方的“遏制策略”和“冷战思维”，而是“中国的世界观未能随着它日益增长的实力而有所改变”。不仅如此，文章认为，中国是一个“有着中等实力国家的思维方式和小国抱怨心态的大国”⑤。此处的“小国抱怨心态”似乎在回应《你们究竟要我们怎样生存？》这首小诗中的反问，如马莱所言：“关于那份悲愤痛斥中国所遭受不公正待遇的文章里所提到的问题，唯一的合理回答只能是：欢迎获得超级大国地位——现在你该知道当美国人是什么滋味了。”
中国与西方，互为“他者”两两相望，注定他们之间是一种防御——共生的关系。诚如马莱所言，“伴随着权力而来的，还有重大的责任和外国人的猜疑”。虽然猜疑带来的防御姿态必不可免，但是中国与西方的共生性也是不容置疑的事实。这不仅出于地缘政治带来的现实考量，也是二者互为“他者”的身份所带来的必然结果。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指出：“自我意识有另一个自我意识和它对立;它走到它自身之外。这有双重的意义：第一，它丧失了它自身，因为它发现它自身是另外一个东西;第二，它因而扬弃了那另外的东西，因为它也看见对方没有真实的存在，反而在对方中看见它自己本身。”而且这个“对方”同样是封闭在自身之内的，因为“在对方里面没有什么东西不是通过它自己而存在的”。所以这是一个“两个自我意识的双重运动”⑥。黑格尔的这段话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和西方形象的建构性和互为“他者”的双方之间的依存性。一个自我意识要了解自身，必须走到它自身之外，去意识到主体的建构性，进而去从“他者”（即与它相对立的“另一个自我意识”）的眼中看见自己，与自己欲望的投射。由此，互为“他者”的双方实则在建构对方形象的同时，反观自身，建构自身，彼此都在这个“两个自我意识的双重运动”中，由对“他者”的认知走向自我认知。
正如马莱在《超级大国不好当》一文中所讲，“现代中国与美国在本质上的共同之处多得惊人，其中既包括乐观和自信，同时也包括误解，以及一定程度上对外部世界的无知”，《经济学人》曾有一篇报道将中国与美国的关系描述成“strange bedfellows”（同床异梦），这个比方倒也贴切。不管是中国与美国，还是中国与西方，互为“他者”的双方实则面临很多共同性的有待于解决的问题，这既包括外部世界的改造，诸如经济发展、资源开采与使用、环境保护、粮食安全、人口老龄化，等等，更加包括内部世界的改造，比如如何去克制“傲慢与偏见”，如何克服“一定程度上对外部世界的无知”。虽然偏见未必出于无知，但无知必然带来偏见。知己知人方知如何自处，如何与人相处。无论个人抑或国家，概莫能外。美国诗人玛丽安·摩尔作于“二战”期间的一首诗如是说道：“Therenever was a war that was/not inward：Imust/fight tillIhave conquered in myself what/causes war， but l wouldnot believe it.”⑦中文大致可以译为：“没有一场战争不是内心之战;/我必须首先战胜自己内心的争斗之源，/但我不认为自己可以做得到。”若想减少暴力冲突和引发暴力冲突的思想意识根源，关键仍然在于征服自我的内心之战。西方诸国，出于地缘政治的关联和历史文化宗教传统的背景，不乏相互了解，但是仍然未能战胜内心马尔斯之神（马尔斯，西方神话中的战神）的怂恿，以致相互屠戮。这也是为何玛丽安·摩尔给自己小诗中的分析一个并不乐观的结论，“我不认为自己可以做得到”。有着如此之多共性的西方诸国尚且如此，何况没有这些共性作为牵制力的中国与西方？故此，中国与西方关系的处理上，双方面临的知己知人的任务更为迫切。
二、他山之石与自我认知
若要知己知人，首先要探寻据以做出判断的信息来源的可靠性和信息的真实性。“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如果源头即是浑浊不堪，旨在浑水摸鱼，结果只会以讹传讹，公众舆论的水被搅浑，导致真相被掩盖，被扭曲，误听误信的公众成为偏见的受害者。
美国知名法律学者凯斯·桑斯坦在《网络理想国》中提到“网络信息飞瀑”（ cybercascades）现象，指的是“网络上的信息，无论真实性如何，都如野火蔓延之势”⑧，气势恰如一泻千里的飞瀑和席卷一切的雪崩，故此“飞瀑”一词委实妙哉。桑斯坦在他的另一本专著《社会异见之必要性》中对网络信息飞瀑现象给出了进一步阐释。“当人们借由情感的纽带聚在一起，形成网络信息飞瀑现象的可能性也随之提升。有时道德判断是飞瀑效应的产物”⑨。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拥有相同或相近意识形态与前见的人借由网络的平台聚在一起，他们彼此间的交流往往会滋生“过度的自信，极端思想行为，对他人的蔑视，甚至于暴力行为”⑩。此类例子俯拾即是。极端宗教组织借由网络的传播，煽动仇恨和对抗情绪，鼓吹极端思想和对死亡的蔑视，以此征募死士;意在煽动公众情绪，为达到自身目的进行舆论造势者，往往利用公众的同情心与正义感，借由网络传播虚假信息。不管这些行为的具体操作有何不同，实质上都是一种“情感绑架”，让受到其影响的人在情绪的裹挟下，无暇或无心去甄别信息的真伪，任由群体情绪替自己做出道德判断。因而，桑斯坦指出，“有时道德判断是飞瀑效应的产物”。然而，他也指出，飞瀑现象本身并不适合对其进行好与坏的道德判断。它有时可以帮助人们针对社会危机、道德和法律问题做出合理判断，比如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破除、美国的民权运动，甚至于美国独立革命，都部分地得益于社會舆论中的飞瀑现象。因而，问题在于人们集结于何种性质的判断。 我們在这篇文章开始时提到的《你们究竟要我们怎样生存？》这首小诗所引发的网络风暴便是桑斯坦所提到的“网络信息飞瀑”现象的很好的例证。这首小诗在行使话语权为自身利益声张的同时，也塑造了一个处处与中国唱对台戏的西方的形象，和一个受到西方不公正待遇的“受害人”中国的形象，从诗歌形式上而言，一大波排比句构成的事例罗列层层推进，压缩了读者思考的空间，营造了一种“不平而鸣”的情绪氛围，诱导置身其中的人做出诗歌作者期待中的情感反应和道德评判。这种情绪主导型的中国与西方形象的塑造与对比，无益于双方的有效沟通，只会加深彼此的偏见。
桑斯坦在《社会异见之必要性》中指出，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在《论自由》一文中所谈到的“多数人的暴政”于今时今日仍有相当的相关性。他认为，从众的压力“植根于人类境况中的永久性特征”（11）。人们通常认为，从众者因为“合群”，而增强社会纽带;而持有异见者则因其不合群，会“危及到这种纽带的维系，至少是带来了一定程度的紧张”（12）。然而，在桑斯坦看来，很多时候，从众行为增进的是个人的私利，而非社会的整体利益。对社会而言，个人能够畅所欲言，按自己认为最好的方法行动，才有助于社会的良好运转。我们不妨将这一观点运用于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处理，转换一个角度来看待中国和西方这对存在防御——共生关系的“他者”。作为人类共同体中的一分子，中国和西方，对于彼此而言，更像是持有异见的它山之石。古语有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意见相同相近的共同体往往滋生桑斯坦所言“过度的自信”，而这种“过度的自信”所带来的认知盲区正是傲慢与偏见的温床。异见恰好是一剂清醒剂，借由局外人的视角，更好地认识自我，解决“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困境。从“他者”走向自我认知，有了清醒的自我认知，才能赢得玛丽安·摩尔所讲的内心之战。若要与他人和谐共处，必先取得与自身的和谐共处。
结语
桑斯坦在《信息乌托邦》中提及自己在20世纪80年代末造访中国时发生的一个插曲。一次在参观博物馆时，巧遇关于成吉思汗的一个展览。当他看到成吉思汗的名字时，脱口而出：“他是一个恐怖的暴君。”陪同他的中国朋友颇有礼貌但不失坚定地纠正他：“不，他是一个伟大的领导者。”于是，桑斯坦立马补充了一句，借以缓和尴尬的气氛：“在美国的学校，我们都被告知他是一个恐怖的暴君。”中国朋友闻言，也“解释”道：“在中国，我们都被告知他是一个伟大的领导者。”（13）“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真相是一个多面体，恰如切割后炫目的钻石，只有从高处去俯瞰，才能领略它的真实面目与真正价值。而这个高度，取决于观看者知己知人的意愿与能力。圈
①Whaf Do You Rea/lv Want from Us 7.（作者不详）.http：ll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darticle/2008/05/1 61AR2008051603460.html.
② A Ravenous Dragon.（作者不详）.http：//www.economist.com/node/10795714.
③Dont Worrv a_bout Kllling People.（作者不详）.hup：//www.economist.com/node/14664647.
④
Victor Mallet.7he Downside ofjoining the Superpower aub.http ：//www.ft.com/intl/cms/s/0/6c477fb0-2 le l -1 ldd-a50a-
000077h07658.html.
⑤
China's Place in the TVorld. （作者不详 ） .http：//www.economist.com/node/14548871.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 181- 182页 。
⑦
Marianne Mooreln Distrust of Merits.The Norton Anthology ofAmerican Literature . 7th ed. . New York and London ： W.W. Norton & Company， 2008 ， p. 2036-2037.
⑧ Cass R. Sunstein.Republic.com. Princeton， N. J.： PrincetonUniversity Press， 2002， p. 14.
⑨
Cass R. Sunstein.Why Societies Areed Dissent 'l
Cambridge，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 p. 54.
⑩ Cass R. Sunstein.Repubblic.com. Princeton. N. J.： PrincetonUniversity Press， 2002， p. 14.
（11）
Cass R. Sunstein.I;Vhy Societies Areed Dissent 'l
Cambridge，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 p. 209-210.
（12）
Cass R. Sunstein.I;Vhy Societies Areed Dissent 'l
C.ambridge，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 p. 213.
（13） Cass R.Sunstein.lnfotopia ： How Many Minds Produce Knowle.dge..New York.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217.
关键词：中西方形象的建构性 网络信息飞瀑 自我认知
一首名为《你们究竟要我们怎样生存？》的小诗在美国《华盛顿邮报》上得到转载时，《华盛顿邮报》在正文前刊载了这样一句话：“这首诗自3月份出现于互联网，便像病毒一般迅速蔓延开来，它的中英文版本频频出现于成千上万的博客和网站。作者身份尚不可考。”①中文译文全文如下：
当我们是“东亚病夫”时，我们被说成是黄祸;/当我们被预言将成为超级大国时，又被称为主要威胁。/当我们闲关自守时，你们走私鸦片强开门户;/当我们拥抱自由贸易时，却被责骂抢走了你们的饭碗。/当我们风雨飘摇时，你们铁蹄入侵要求机会均等;/当我们整合破碎山河时，你们却叫嚣“给西藏自由”。/当我们推行马列救国时，你们痛恨我们信仰共产主义;/当我们实行市场经济时，你们又嫉妒我们有了资本。/当我们的人口超过十亿时，你们说我们摧毁地球;/当我们限制人口增长时，你们又说我们践踏人权。/当我们一贫如洗时，你们视我们低贱如狗;/当我们借钱给你们时，你们又埋怨使你们国债累累。/当我们发展工业时，你们说我们是污染源;/当我们把产品卖给你们时，你们又说造成地球变暖。/当我们购买石油时，你们说我们掠夺资源、灭绝种族;/当你们为石油开战时，却说自己解救生灵。/当我们动乱无序时，你们说我们没有法治;/当我们依法平暴时，你们又说我们违反人权。/当我们保持沉默时，你们说我们没有言论自由;/当我们敢于发声时，又被说成是洗过脑的排外分子（原译文为“暴民”，笔者认为“排外分子”更切合英文原意）。/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你们这样憎恨我们？”/你们回答说：“不，我们不恨你们。”/“我们也不恨你们，只是，你们了解我们吗？”/“当然了解，我们消息多的是，有法新社，美国有线新闻网，还有英国广播公司……”/你们究竟要我们怎样生存？/回答之前请仔细想一想，因为你们的机会是有限的。/够了，这个世界已经容不下太多的伪善。/我们要的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太平盛世。/这个辽阔的蓝色地球，容得下你们，也容得下我们。
此文一出，即被中国网、凤凰网、中新网、搜狐新闻、天涯论坛、网易娱乐等拥有极大公众关注率的媒体平台广为转载，勿论大小博主的自觉转发。这种假托名人之名（不管是刻意为之还是偶然促成）而散播开来的作品自古有之，而今借助网络这个实时传送平台，更是日行千里。其惊人的传播速度，除了归功于网络的时效性，更是由于其所传达的思想情感部分地契合了公众对于中西方关系的认知与判断。这首诗历数中国近现代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可谓满腔愤懑化作“一纸辛酸泪”。从“东亚病夫”、黄祸到中国威胁论;从鸦片战争后的不平等贸易到今天的贸易壁垒与反倾销指控;从意识形态的冲突到资源与经济利益的争夺;从人口、人权到法治保障。虽然在小诗最后，作者落脚到“自己活，也让他人活”的立场，强调睦邻友好，与共生共荣，“我们要的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太平盛世。/这个辽阔的蓝色地球，容得下你们，也容得下我们”，然而这个梦想蓝图并不能消解前文如波浪般层层推进的“抱怨”给读者心中带来的不快。正因为有这样一个美好的图景摆在面前，蓄意推行双重标准，制造摩擦的西方人才更加显得面目可憎。而如果寻根究底，西方人对中国人的认知多来自于以“法新社、美国有线新闻网，还有英国广播公司”为代表的西方媒体的刻画。所以，这首小诗的矛头实则是由西方媒体导向所塑造的欧洲中心论的公众意识。
一、中国与西方：互为“他者”的两两相望
萨义德在《东方主义》中指出，在欧洲中心论思想支配下的东方主义话语中，东方总是作为与西方相对立的“他者”形象出现。东方社会被描述成有待西方文明拯救的蛮荒之地，犹如康拉德《黑暗之心》中那片杂乱无序的丛林，东方人的形象也往往与卑微、狡诈、教化缺失相关联，由此凸显出西方的权威和高大的正面形象。《你们究竟要我们怎样生存？》这首诗中所体现的西方人眼中的东方形象仍不乐观，人权、法治与言论自由;经济发展、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意识形态与精神信仰——处处渗透着缺失、躁动与不安。而这种东方主义的话语体系恰恰印证了福柯对于话语权和权力关系的论断。话语作为一种人为建构，体现了话语主体对所述人与事的态度与判断，而这种态度与判断恰恰体现了二者之间的权力关系。西方媒体通过话语权的行使，在自己的平台上描绘了一幅幅他们眼中的中国面孔，将他们所塑造的中国形象印在西方公众的集体意识之上。这种描述通常是将中国视为与自身相对立的“他者”，如上文小诗中提到的，一个以推行自由贸易之名，造成西方人失业的罪魁祸首;一个掠夺自然资源，争抢生存空间的入侵分子;一个造成全球变暖与空气污染的罪恶之源。
我们不妨再选两篇来自西方主流媒体《经济学人》的文章，用以佐证这首小诗中对西方态度的控诉并非空穴来风，它在网络上的流行和引发的共鸣也是情理之中。2008年3月13日，《经济学人》刊载了一篇题为“A Ravenous Dragon”（《饕餮龙》）的文章，全文讲的是中国在刚果的铜矿开采，文章处处可见诸如“侵略”“不受欢迎的推进”“经济利益之外的考量”“鼓励受到孤立的政权无视国际规约”“腐败，镇压，动荡丛生”“华盛顿共识下的经济自由主义与民主将面临北京共识下的专制主义的挑战”“资源使用上的吝啬鬼到饕餮之徒”，诸如此类，带有强烈感情色彩和个人立场的语汇，揶揄之外，处处含沙射影，指责中国在资源开采之外的“别有用心”⑦。文章题目中的三个词，除去冠词，剩余两个词汇皆会唤起强烈的负面联想。“ravenous”，欲壑难填;“dragon”在英语里面是个负面形象，是一种穴居、喷火、喜欢敛财的守财奴的形象，西方神话传说中通常赋予它财宝守护者的角色，这与中国文化中威风八面，威严无比的“龙”的形象相去甚远。故此，这篇名为《饕餮龙》的文章巧妙地翻转了中国文化对龙的尊崇，对其进行了颠覆和妖魔化，进而将中国描绘成欲壑难填、汲汲于敛财的恶龙形象。2009年10月15日，一篇名为“Don'tWorry about KrllingPeople”（《杀人无碍》）的文章声称中国对几内亚独裁者的“娇惯纵容”，（原文用了coddle -词），是“对非洲人权的再次践踏”③。“再次”一词回应的是在作者看来，中国在苏丹达尔富尔问题上起初“出于经济考虑”而采取的“蓄意不作为”，而对暴行的纵容就是对人权的践踏。此篇文章的作者认为，中国由最初的“不作为”到后来转而支持联合国介入达尔富尔问题，乃是情势所迫，出于不得已而为之。此外，该文作者特意指出，不仅几内亚，中国的经济影响力也滲透到了安哥拉和尼日利亚等非洲国家。文章的标题更是旨在夺人眼球。 就这两篇文章比较而言，第一篇的个人感情色彩过于浓烈，情感宣泄的需求压倒了对事态客观冷静的审视与分析。第二篇也是在个人道德判断主导下的陈述，但是与第一篇不同的是，它提到了大国责任这一概念。2008年5月14日，英国《金融时报》亚洲版主编维克托·马莱（ Victor Mallet）在他的文章“TheDownside of Joining the Superpower Club”（《超级大国不好当》）中指出，“成为超级大国并不好玩，因为伴随着权力而来的，还有重大的责任和外国人的猜疑”④。文章特意提到了《你们究竟要我们怎样生存？》这首小诗，认为这篇文章抱怨的核心是，“中国做事挨骂，不做也挨骂”。并且“鉴于美国或欧盟政府并不总是能够理解中国人对西方双重标准的愤怒程度”，建议西方人去好好读读这首小诗。马莱认为，不管中国的自我定位如何，尚存哪些不足，“在公众心目中，中国俨然已是一个超级大国”，他给出的理由是“作为大国的真正标志是，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都在乎你境内发生的事件。按这个标准衡量，中国已经是一个超级大国了”。如果马莱这一论断需要佐证的话，不妨回顾一下近年来《经济学人》《新闻周刊》、英国广播公司等西方媒体对于中国的报道：国家领导层的变动，反腐运动，环境治理，食品安全，天灾人祸的应对，娱乐圈吸毒事件，等等，总之中国已经成为西方各大媒体的常客，一种“醒目的存在”。故此，马莱的结论是，“现在的问题并非中国是否会成为超级大国，而是它将成为什么样的超级大国”。在探讨中国会成为什么样的超级大国之前，我们不妨先看一下西方人眼中现在的中国是何种形象。2009年10月1日，《经济学人》一篇名为“China_Place in the YVorld”（《中国的世界地位》）的文章认为，中国崛起中遇到的问题不是中国官员所抱怨的来自西方的“遏制策略”和“冷战思维”，而是“中国的世界观未能随着它日益增长的实力而有所改变”。不仅如此，文章认为，中国是一个“有着中等实力国家的思维方式和小国抱怨心态的大国”⑤。此处的“小国抱怨心态”似乎在回应《你们究竟要我们怎样生存？》这首小诗中的反问，如马莱所言：“关于那份悲愤痛斥中国所遭受不公正待遇的文章里所提到的问题，唯一的合理回答只能是：欢迎获得超级大国地位——现在你该知道当美国人是什么滋味了。”
中国与西方，互为“他者”两两相望，注定他们之间是一种防御——共生的关系。诚如马莱所言，“伴随着权力而来的，还有重大的责任和外国人的猜疑”。虽然猜疑带来的防御姿态必不可免，但是中国与西方的共生性也是不容置疑的事实。这不仅出于地缘政治带来的现实考量，也是二者互为“他者”的身份所带来的必然结果。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指出：“自我意识有另一个自我意识和它对立;它走到它自身之外。这有双重的意义：第一，它丧失了它自身，因为它发现它自身是另外一个东西;第二，它因而扬弃了那另外的东西，因为它也看见对方没有真实的存在，反而在对方中看见它自己本身。”而且这个“对方”同样是封闭在自身之内的，因为“在对方里面没有什么东西不是通过它自己而存在的”。所以这是一个“两个自我意识的双重运动”⑥。黑格尔的这段话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和西方形象的建构性和互为“他者”的双方之间的依存性。一个自我意识要了解自身，必须走到它自身之外，去意识到主体的建构性，进而去从“他者”（即与它相对立的“另一个自我意识”）的眼中看见自己，与自己欲望的投射。由此，互为“他者”的双方实则在建构对方形象的同时，反观自身，建构自身，彼此都在这个“两个自我意识的双重运动”中，由对“他者”的认知走向自我认知。
正如马莱在《超级大国不好当》一文中所讲，“现代中国与美国在本质上的共同之处多得惊人，其中既包括乐观和自信，同时也包括误解，以及一定程度上对外部世界的无知”，《经济学人》曾有一篇报道将中国与美国的关系描述成“strange bedfellows”（同床异梦），这个比方倒也贴切。不管是中国与美国，还是中国与西方，互为“他者”的双方实则面临很多共同性的有待于解决的问题，这既包括外部世界的改造，诸如经济发展、资源开采与使用、环境保护、粮食安全、人口老龄化，等等，更加包括内部世界的改造，比如如何去克制“傲慢与偏见”，如何克服“一定程度上对外部世界的无知”。虽然偏见未必出于无知，但无知必然带来偏见。知己知人方知如何自处，如何与人相处。无论个人抑或国家，概莫能外。美国诗人玛丽安·摩尔作于“二战”期间的一首诗如是说道：“Therenever was a war that was/not inward：Imust/fight tillIhave conquered in myself what/causes war， but l wouldnot believe it.”⑦中文大致可以译为：“没有一场战争不是内心之战;/我必须首先战胜自己内心的争斗之源，/但我不认为自己可以做得到。”若想减少暴力冲突和引发暴力冲突的思想意识根源，关键仍然在于征服自我的内心之战。西方诸国，出于地缘政治的关联和历史文化宗教传统的背景，不乏相互了解，但是仍然未能战胜内心马尔斯之神（马尔斯，西方神话中的战神）的怂恿，以致相互屠戮。这也是为何玛丽安·摩尔给自己小诗中的分析一个并不乐观的结论，“我不认为自己可以做得到”。有着如此之多共性的西方诸国尚且如此，何况没有这些共性作为牵制力的中国与西方？故此，中国与西方关系的处理上，双方面临的知己知人的任务更为迫切。
二、他山之石与自我认知
若要知己知人，首先要探寻据以做出判断的信息来源的可靠性和信息的真实性。“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如果源头即是浑浊不堪，旨在浑水摸鱼，结果只会以讹传讹，公众舆论的水被搅浑，导致真相被掩盖，被扭曲，误听误信的公众成为偏见的受害者。
美国知名法律学者凯斯·桑斯坦在《网络理想国》中提到“网络信息飞瀑”（ cybercascades）现象，指的是“网络上的信息，无论真实性如何，都如野火蔓延之势”⑧，气势恰如一泻千里的飞瀑和席卷一切的雪崩，故此“飞瀑”一词委实妙哉。桑斯坦在他的另一本专著《社会异见之必要性》中对网络信息飞瀑现象给出了进一步阐释。“当人们借由情感的纽带聚在一起，形成网络信息飞瀑现象的可能性也随之提升。有时道德判断是飞瀑效应的产物”⑨。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拥有相同或相近意识形态与前见的人借由网络的平台聚在一起，他们彼此间的交流往往会滋生“过度的自信，极端思想行为，对他人的蔑视，甚至于暴力行为”⑩。此类例子俯拾即是。极端宗教组织借由网络的传播，煽动仇恨和对抗情绪，鼓吹极端思想和对死亡的蔑视，以此征募死士;意在煽动公众情绪，为达到自身目的进行舆论造势者，往往利用公众的同情心与正义感，借由网络传播虚假信息。不管这些行为的具体操作有何不同，实质上都是一种“情感绑架”，让受到其影响的人在情绪的裹挟下，无暇或无心去甄别信息的真伪，任由群体情绪替自己做出道德判断。因而，桑斯坦指出，“有时道德判断是飞瀑效应的产物”。然而，他也指出，飞瀑现象本身并不适合对其进行好与坏的道德判断。它有时可以帮助人们针对社会危机、道德和法律问题做出合理判断，比如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破除、美国的民权运动，甚至于美国独立革命，都部分地得益于社會舆论中的飞瀑现象。因而，问题在于人们集结于何种性质的判断。 我們在这篇文章开始时提到的《你们究竟要我们怎样生存？》这首小诗所引发的网络风暴便是桑斯坦所提到的“网络信息飞瀑”现象的很好的例证。这首小诗在行使话语权为自身利益声张的同时，也塑造了一个处处与中国唱对台戏的西方的形象，和一个受到西方不公正待遇的“受害人”中国的形象，从诗歌形式上而言，一大波排比句构成的事例罗列层层推进，压缩了读者思考的空间，营造了一种“不平而鸣”的情绪氛围，诱导置身其中的人做出诗歌作者期待中的情感反应和道德评判。这种情绪主导型的中国与西方形象的塑造与对比，无益于双方的有效沟通，只会加深彼此的偏见。
桑斯坦在《社会异见之必要性》中指出，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在《论自由》一文中所谈到的“多数人的暴政”于今时今日仍有相当的相关性。他认为，从众的压力“植根于人类境况中的永久性特征”（11）。人们通常认为，从众者因为“合群”，而增强社会纽带;而持有异见者则因其不合群，会“危及到这种纽带的维系，至少是带来了一定程度的紧张”（12）。然而，在桑斯坦看来，很多时候，从众行为增进的是个人的私利，而非社会的整体利益。对社会而言，个人能够畅所欲言，按自己认为最好的方法行动，才有助于社会的良好运转。我们不妨将这一观点运用于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处理，转换一个角度来看待中国和西方这对存在防御——共生关系的“他者”。作为人类共同体中的一分子，中国和西方，对于彼此而言，更像是持有异见的它山之石。古语有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意见相同相近的共同体往往滋生桑斯坦所言“过度的自信”，而这种“过度的自信”所带来的认知盲区正是傲慢与偏见的温床。异见恰好是一剂清醒剂，借由局外人的视角，更好地认识自我，解决“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困境。从“他者”走向自我认知，有了清醒的自我认知，才能赢得玛丽安·摩尔所讲的内心之战。若要与他人和谐共处，必先取得与自身的和谐共处。
结语
桑斯坦在《信息乌托邦》中提及自己在20世纪80年代末造访中国时发生的一个插曲。一次在参观博物馆时，巧遇关于成吉思汗的一个展览。当他看到成吉思汗的名字时，脱口而出：“他是一个恐怖的暴君。”陪同他的中国朋友颇有礼貌但不失坚定地纠正他：“不，他是一个伟大的领导者。”于是，桑斯坦立马补充了一句，借以缓和尴尬的气氛：“在美国的学校，我们都被告知他是一个恐怖的暴君。”中国朋友闻言，也“解释”道：“在中国，我们都被告知他是一个伟大的领导者。”（13）“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真相是一个多面体，恰如切割后炫目的钻石，只有从高处去俯瞰，才能领略它的真实面目与真正价值。而这个高度，取决于观看者知己知人的意愿与能力。圈
①Whaf Do You Rea/lv Want from Us 7.（作者不详）.http：ll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darticle/2008/05/1 61AR2008051603460.html.
② A Ravenous Dragon.（作者不详）.http：//www.economist.com/node/10795714.
③Dont Worrv a_bout Kllling People.（作者不详）.hup：//www.economist.com/node/14664647.
④
Victor Mallet.7he Downside ofjoining the Superpower aub.http ：//www.ft.com/intl/cms/s/0/6c477fb0-2 le l -1 ldd-a50a-
000077h07658.html.
⑤
China's Place in the TVorld. （作者不详 ） .http：//www.economist.com/node/14548871.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 181- 182页 。
⑦
Marianne Mooreln Distrust of Merits.The Norton Anthology ofAmerican Literature . 7th ed. . New York and London ： W.W. Norton & Company， 2008 ， p. 2036-2037.
⑧ Cass R. Sunstein.Republic.com. Princeton， N. J.： PrincetonUniversity Press， 2002， p. 14.
⑨
Cass R. Sunstein.Why Societies Areed Dissent 'l
Cambridge，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 p. 54.
⑩ Cass R. Sunstein.Repubblic.com. Princeton. N. J.： PrincetonUniversity Press， 2002， p. 14.
（11）
Cass R. Sunstein.I;Vhy Societies Areed Dissent 'l
Cambridge，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 p. 209-210.
（12）
Cass R. Sunstein.I;Vhy Societies Areed Dissent 'l
C.ambridge，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 p. 213.
（13） Cass R.Sunstein.lnfotopia ： How Many Minds Produce Knowle.dge..New York.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2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