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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白鹿原》中的朱先生是白鹿原上历史发展的见证者，在陈忠实笔下具有浓厚的传奇色彩。作为关中大儒的朱先生在形象上和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具有很多相似之处。本文将对二者人物形象的相似性进行论述。
关键词：《白鹿原》 朱先生 孔子 人物形象
在上千年的民族文化传承中，儒家不断调整自己的思想，保证了其主流教化作用的长期稳定。作为儒家文化创始人的孔子对后世读书人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朱先生的原型来自于清朝最后一茬中举的举人牛兆濂。因为作者本身也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所以便在潜意识里把孔子的形象投射到了朱先生身上。这在朱先生的出场秀上便得到了印证。“朱先生自幼聪灵过人，十六岁应县考得中秀才，二十二岁赴省试又以精妙的文辞中了头名文举人。”孔子也是早慧之人。鲁大夫孟僖子临死时留下遗嘱要求儿子跟随孔丘学习，他说：“今孔丘年少好礼，其达者欤？”而朱先生和孔子二人形象的相似性不止于此。
一、仁者形象
“仁”是论语中被孔子提及次数最多的名词。颜渊问“仁”的时候，孔子回答：“克己复礼为仁。”司马牛问仁，孔子说仁者的言语迟钝。当樊迟问“仁”的时候，孔子回答说：“爱人。”因为孔子每次对“仁”的解释都不同，所以难以给“仁”下一个确切的定义。但其大概的内涵可概括为是人的品德修养。并且可以肯定的是，仁的规范是建立在孝悌基础上的。“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后生小子只有从小孝顺父母，长大后才能亲近仁德之人。孔子并且直接表态“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在《白鹿原》中，朱先生中了头名举人之后的次年要进京会考，“为父守灵不赴公车，按规定要取消省试的举人资格”，从中可以看出朱先生对传统儒家孝悌的坚守，朱先生是一位仁者。朱先生最能体现仁者风范的举动是他犁毁烟苗。人在进行仁的规范以后仁便和人道主义结合在了一起。“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马作为当时的交通工具具有很大的经济价值，孔子却不置一词。“金子多贵鸦片就有多贵。”“朱先生啥话不说吆着牛进入罂粟地。”“十天不过，川原上下正在开花的罂粟全都犁毁。”因为朱先生知道鸦片的暴利会让粮农放弃种植稻米发生大饥荒，“一遇到干旱的年头，西北的主要粮食小米、麦子和玉米就会严重短缺”。当新县令没有任命他禁烟后，朱先生看着原上的罂粟花，“走在田间小路上独自悲叹：饮鸩止渴！他为自己的无能感到悲哀，看到那大片大片蜷伏在残雪下的烟叶无异于看到了满地蛰伏的小蛇……”纵观全书，朱先生哪怕面临二十万大军压城也是云淡风清，有着一种超凡脱俗的不羁，而此处却悲哀起来。因为他作为关中大儒，“苦心孤诣凿研程朱的独到见解，以期弘扬关中学派的正宗思想”，是贯彻落实“民吾同胞”的真正仁者。
二、义者形象
仁的存在是为了规范社会秩序，是为了维护礼。而孝悌作为仁的根本往往在血缘亲属间展开，所以为了加强非亲属之间对礼的维护便把义作为纽带。“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即“情无亲疏厚薄”而按照义去实施。这种情况下产生的义不再局限于仁之中，形成了超道德价值。“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就是超道德价值的体现。孔子和弟子被困蒲邑，蒲人对他说立下不去卫国的盟约就放他们离开。孔子应允之后却前往卫国，面對子贡的疑惑，孔子回答说：“要盟也，神不听。”神灵不会听取受要挟后所允诺的盟约。这表现了孔子对于超越道德价值的义的认可。
朱先生来到白鹿书院看到四位神像后让民工扒掉，由于民工畏怯不前，他上前亲手推到，并随口说：“不读圣贤书，只知点蜡烧香，怕是越磕头越昏了！”鹿兆海的丧葬仪式也体现了朱先生的超道德意识。在他误认为鹿兆海是抗日阵亡之后，他说：“我为兆海守灵。”白孝文提醒他说兆海是晚辈，这种做法是不符合礼教的。朱先生哭着说：“民族英雄是不论辈分的……”于是他“跪倒在灵台两侧装着碎麦草的口袋上，默默地为他的学子守灵”。在此时，朱先生具有的国家大义不仅超越了道德价值，也超越了宗族关系的礼。在倭寇轰炸西安的时候，朱先生听到其妻妹夫皮匠麻木地说“我三天听不见飞机响耳根子还闲得慌”，他“突然生出一个恶毒的想法，炸弹最好撂在皮匠这号中国人的头上！”一直是圣人形象的朱先生第一次流露出了普通人才会有的消极报复情绪，更是率七位老先生准备联合抗日，发表“白鹿原八君子抗战宣言”，是国家大义的践行者。
三、礼者形象
孔子之所以提出仁和义，是因为其身在“礼崩乐坏”“民散久矣”的春秋时期，为了建立起人与亲属和非亲属之间的和谐关系，从而达到维护周礼的目的，构建起理想的社会秩序。孔子谨言慎行，恪守礼制。“其在宗庙朝廷，便便言，唯谨尔。”“入公门，鞠躬如也，如不容。”“执圭，鞠躬如也，如不胜。”由此可见礼是繁多的，其起源和核心是尊敬和祭祀祖先。孔子一直希望礼乐能够复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摄相事，有喜色”。那时他执掌鲁国大权，有机会实现其政治抱负。鲁定公此时迷恋齐女女色而怠于政事，子路劝孔子离开。孔子说：“鲁今且郊，如致膰乎大夫，则吾犹可止。”定公并未按照礼法把祭肉赐给大夫，所以他离开了鲁国。
当白鹿原上爆发瘟疫，未来族长白孝武也同意给田小娥修庙，一贯维护宗法制的冷先生也向现实妥协，“只要能救生灵，修庙葬尸算啥大不了的事？”朱先生却因为维护宗法礼制坚决反对，“人妖颠倒，鬼神混淆，乱世多怪事”。白嘉轩提出要把田小娥挫骨扬灰时，作为仁者和义者的朱先生“不失冷静地帮他完善这个举措：把那灰末不要抛散，当心弄脏了河海。把她的灰末装到瓷缸里封严封死，就埋在她的窖里，再给上面造一座塔。叫她永远不得出世”，并且亲自设计了六棱砖塔来镇压田小娥的骨灰。
因为春秋的战乱毁坏了周的官学，孔子为了巩固礼兴起了私学。“是故圣人作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为了普及礼，孔子在教育上有教无类，“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也”，只要赠送见面的薄礼便可以接受教育。白鹿原上新生的一代上至族长之子下到长工之子，国民党、共产党，甚至土匪都受到过朱先生的教导。当做过土匪的黑娃想拜师念书的时候，朱先生感叹：“我的弟子有经商的，有居官的，有闹红的，有务农的，独独没有当土匪的，我收下你，我的弟子就行行齐全了。”《礼记·学记》中说：“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后来黑娃“开始出现雅致，举手投足间也显现出一种儒雅气度”，整顿了保安员的风气，社会秩序得到规范。黑娃改过自新后提议回乡祭祖，朱先生的反应是“久久凝视着黑娃，竟然颤抖着嘴唇”。当黑娃跪拜祖宗祈求原谅时，“朱先生也禁不住泪花盈眶”。因为朱先生看着礼能够在一个做错事的人身上重新得到回归感到欣喜。“过而不改，是谓过也”，而“过而能改，善莫大焉”。朱先生无差别的教育只是为了让礼得到规范，朱先生不止于是教育者，更是礼者。 四、智者形象
孔子的智慧并不全因为他对某个问题的独到见解，更多的是他知天命。“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知（智）者不惑。”他知晓天命是因为精通《易》，“读《易》，韦编三绝”。“昔吾念三十八五子，吾母为吾更取室。夫子使吾之齐，母欲请留吾。夫子日：‘无忧也，瞿过四十，当有五丈夫。’今果然。”朱先生对于易也是谙熟。朱先生点破白嘉轩在地上看到的那棵草是白鹿后，白嘉轩买下那块地，导致鹿家由盛转衰和白家由衰转盛。朱先生穿着泥屐提醒庄稼人会下雨要提前收拾麦场。他随口说出“今年成豆”后豆类大丰收。白嘉轩从来不把姐夫朱先生看作神，也不看作凡人，而是圣人，“圣人能看透凡人的隐情隐秘，凡人却看不透圣人的作为。凡人和圣人之间有一层永远无法沟通的天然界隔”。朱先生曾经为白灵看过相，“你左方有个黑洞。你得时时提防，不要踩到黑洞里去”。“凡人永远也看不透前一步的世事，而圣人对纷纭的世事洞若观火。凡人只有在圣人揭开蒙脸纸点化时才恍悟一回，之后那纸又浑全了又变得黑瞎糊涂了。”作为新一代的白鹿精灵，白灵接受了圣人的指点，但还是踩进了黑洞中去。朱先生在国家发展形式上也做出了正确的判断。他肯定地说：“天下注定是朱毛的。”朱先生隐晦地对白嘉轩说要辞掉长工自耕自食，白嘉轩表示地太多一个人种不过来，“撂给穷人就算完”。白嘉轩因此撂了些地给兔娃。也正因为如此，在解放后的土地改革查成分时，“因为他契合在解放前三年没有雇佣长工，按土改政策匡算下来，才幸免被划成地主”。朱先生的智慧不仅在于知道生前事，也能推算出身后事来。朱先生在遗嘱上提倡节葬，“朱先生死前就算定了要被人揭墓，所以不装棺木也不用砖箍砌墓室”。砖头上还刻着“天作孽，犹可违。人作孽，不可活”。一个男学生摔开砖，中间刻着“折腾到何日为止”，“学生和围观的居民全都惊呼起来”。
五、史家形象
孔子编写的《春秋》是第一部编年体史书，也是鲁国的国史。孔子作《春秋》的原因是因为“吾道不行也”，他编书态度严谨，“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词”，“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而对于史书中不能确定的疑惑，孔子的态度是不能果断下决定而是让它存疑。“信以传信，疑以传疑”成为史学界和文献学一以贯之的原则。“春，齐高偃帅师纳北燕伯于阳。伯于阳者何？公子阳生也。子曰：‘我乃知之矣。’在侧者曰：‘子苟知之，何以不革。’日：‘如尔所不知何？”’编修史书时不能按照主观臆测加以杜撰。何休在《春秋公羊传解诂》中对此注疏：“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朱先生在编写县志时态度也是严谨的。“他们批阅历代旧志，质疑问难，订正谬误，删繁补缺，踏访民间，工作细密又严谨。”在查找出这些疑问和谬误之后，“顶麻烦的事是对山貌地形进行核查”，“朱先生亲自出马到西安，请来了一主二副三位测工，又雇来三位年轻农人帮他们背行李抗测具，就开始钻山巡河去工作了……”有一次徐先生对县志中“民国纪事”一栏提出了疑问，“共军徐海东部过滋水县东山，这一条里的‘军’是不是笔误？朱先生否认。徐先生困惑要不要修改，前面几条里用的都是‘匪’字。朱先生说不修改。同在‘民国纪事’卷里，前边用‘匪’字，后边用‘军’字，用字不统一会给后人造成漏洞。朱先生说，‘不统一就不统一吧！留下一点漏洞让后人指责也好喀。”’朱先生没有把“军”改成“匪”字，正是他修史态度严谨的体现。从“匪”到“军”的变化体现了白鹿原人民对于共产党情感的变化，间接地反映了当时的历史情况。
六、默客形象
孔子作为圣哲，但在后人心中并不是儒家文化创始人这样一个抽象符号出现的，他是丰满的，是可亲的。因为他具有幽默的一面，如所有的凡人具有喜怒哀乐一样。“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日：‘割鸡焉用牛刀？’意思是县城太小，用不着教育。“子游对日：‘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日：‘君子学道则爱人，小子学道则易使也。’子游反驳说你以前说过教育总是有用的呀。孔子回答：“前言戏之耳。”由此可见，孔子并不是一个严厉呆板的老师，他也会幽默地同自己的学生开玩笑。孔子在郑国和弟子失散，有人对他弟子说他像丧家狗，孔子知道后并未生气，反而笑着说，“而谓似丧家狗，然哉！然哉！”当孔子被困于陈蔡之间，形势严峻，“不得行，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弟子子路面有怨色。孔子多番提问根据问题切入对弟子们进行开导。听到颜回的回答很满意后还笑着和颜回开玩笑说：“有是哉颜氏之子！使尔多财，吾为尔宰。”
朱先生的幽默和他的政治智慧有关。朱先生预算到刘军长会来找他算卦的时候，提前买了两只狗，并且让厨师把豆腐和肉熬在一起。当刘军长听到进不了城的预言时脸色大变，同人们连气都不敢出。朱先生随即当作笑话似的说：“我两只柴狗把门，将军尚不得入，何况二虎乎？”守城二将军因名中都有虎字号称为二虎，刘军长忌讳之下等到冬雪才进攻，期间被新来的冯部打跑。朱先生的幽默化解了西安成被二十万军队攻打的围城之灾。朱先生在日常生活中也是轻松自在的幽默形象。朱先生肠胃脆弱，吸收不了荤腥，当白鹿仓会议结束后，朱先生跟随白嘉轩去看望老岳母。“他向岳母白赵氏问了安就急说：‘啊呀妈吔我饿坏了，快给我熬一包谷糁子吧。你熬得那么粘又香的糁子我再没喝过。”…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
此处的关中大学者竟如同小孩子讨要糖果一般滑稽幽默。朱先生幽默到让人捧腹大笑的是书院受到军统的搜查，白孝文向他们提到“军统”，白嘉轩疑惑说：“军桶是弄啥的？”“朱先生平生第一次错上加错念了白字：‘军桶我也弄不清是做啥用的桶。”’朱先生的睿智也会让人想到诸葛亮。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评价诸葛亮：“状诸葛之智而近妖。”但朱先生的形象让读者觉得真实，并不是虚无缥缈的海市蜃楼，其归根结底在于陈忠实在人物刻画上让朱先生除了仁义礼智之外还有了凡人的喜怒哀乐，正是因为他的幽默，让人物富有感情，让他从神转化为凡世间的圣人，缩小了人物形象与读者的距离。
朱先生在去世的时候说他心中感到“孤清”表现出了对母亲的思念，他紧紧盯瞅着朱白氏的眼睛叫了一声妈。孔子去世的时候做了一个梦，“殷人两柱间。昨暮予梦坐奠两柱之间，予始殷人也”。孔子先人是宋国贵族，后避难于鲁国，宋是殷的宗族，从中可以看出孔子对亲情的思念。孔子在汉代以后一直被作为圣人被世人敬奉起来，在新文化运动中和“文革”之中一直受到严厉批判，孔庙也受到极大的破坏，朱先生墓也是如此。陈忠实说：“现实主义必须发展，以一种新的叙事形式来展示作家所能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和现实内容，或者说独特的生命体验。”因此，他将典型的孔子形象投射到了朱先生身上。
參考文献：
[1]陈忠实.白鹿原[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
[2]司马迁撰.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3]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9.
[4]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5]陈澔.礼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6]王肃.孔子家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7]林语堂.孔子的智慧[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8]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5.
[9]陈忠实.关于《白鹿原》的答问[J].小说评论，1993 （3）： 4-13.
[10]黄书光.教化权力之争：儒家教化思想主流地位的确立与发展[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 （2）： 21-25.
[11]黄凤英.传统文化的守望者——解读《白鹿原》中朱先生的形象[J].青年文学家，2017（3）：26-27.
关键词：《白鹿原》 朱先生 孔子 人物形象
在上千年的民族文化传承中，儒家不断调整自己的思想，保证了其主流教化作用的长期稳定。作为儒家文化创始人的孔子对后世读书人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朱先生的原型来自于清朝最后一茬中举的举人牛兆濂。因为作者本身也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所以便在潜意识里把孔子的形象投射到了朱先生身上。这在朱先生的出场秀上便得到了印证。“朱先生自幼聪灵过人，十六岁应县考得中秀才，二十二岁赴省试又以精妙的文辞中了头名文举人。”孔子也是早慧之人。鲁大夫孟僖子临死时留下遗嘱要求儿子跟随孔丘学习，他说：“今孔丘年少好礼，其达者欤？”而朱先生和孔子二人形象的相似性不止于此。
一、仁者形象
“仁”是论语中被孔子提及次数最多的名词。颜渊问“仁”的时候，孔子回答：“克己复礼为仁。”司马牛问仁，孔子说仁者的言语迟钝。当樊迟问“仁”的时候，孔子回答说：“爱人。”因为孔子每次对“仁”的解释都不同，所以难以给“仁”下一个确切的定义。但其大概的内涵可概括为是人的品德修养。并且可以肯定的是，仁的规范是建立在孝悌基础上的。“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后生小子只有从小孝顺父母，长大后才能亲近仁德之人。孔子并且直接表态“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在《白鹿原》中，朱先生中了头名举人之后的次年要进京会考，“为父守灵不赴公车，按规定要取消省试的举人资格”，从中可以看出朱先生对传统儒家孝悌的坚守，朱先生是一位仁者。朱先生最能体现仁者风范的举动是他犁毁烟苗。人在进行仁的规范以后仁便和人道主义结合在了一起。“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马作为当时的交通工具具有很大的经济价值，孔子却不置一词。“金子多贵鸦片就有多贵。”“朱先生啥话不说吆着牛进入罂粟地。”“十天不过，川原上下正在开花的罂粟全都犁毁。”因为朱先生知道鸦片的暴利会让粮农放弃种植稻米发生大饥荒，“一遇到干旱的年头，西北的主要粮食小米、麦子和玉米就会严重短缺”。当新县令没有任命他禁烟后，朱先生看着原上的罂粟花，“走在田间小路上独自悲叹：饮鸩止渴！他为自己的无能感到悲哀，看到那大片大片蜷伏在残雪下的烟叶无异于看到了满地蛰伏的小蛇……”纵观全书，朱先生哪怕面临二十万大军压城也是云淡风清，有着一种超凡脱俗的不羁，而此处却悲哀起来。因为他作为关中大儒，“苦心孤诣凿研程朱的独到见解，以期弘扬关中学派的正宗思想”，是贯彻落实“民吾同胞”的真正仁者。
二、义者形象
仁的存在是为了规范社会秩序，是为了维护礼。而孝悌作为仁的根本往往在血缘亲属间展开，所以为了加强非亲属之间对礼的维护便把义作为纽带。“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即“情无亲疏厚薄”而按照义去实施。这种情况下产生的义不再局限于仁之中，形成了超道德价值。“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就是超道德价值的体现。孔子和弟子被困蒲邑，蒲人对他说立下不去卫国的盟约就放他们离开。孔子应允之后却前往卫国，面對子贡的疑惑，孔子回答说：“要盟也，神不听。”神灵不会听取受要挟后所允诺的盟约。这表现了孔子对于超越道德价值的义的认可。
朱先生来到白鹿书院看到四位神像后让民工扒掉，由于民工畏怯不前，他上前亲手推到，并随口说：“不读圣贤书，只知点蜡烧香，怕是越磕头越昏了！”鹿兆海的丧葬仪式也体现了朱先生的超道德意识。在他误认为鹿兆海是抗日阵亡之后，他说：“我为兆海守灵。”白孝文提醒他说兆海是晚辈，这种做法是不符合礼教的。朱先生哭着说：“民族英雄是不论辈分的……”于是他“跪倒在灵台两侧装着碎麦草的口袋上，默默地为他的学子守灵”。在此时，朱先生具有的国家大义不仅超越了道德价值，也超越了宗族关系的礼。在倭寇轰炸西安的时候，朱先生听到其妻妹夫皮匠麻木地说“我三天听不见飞机响耳根子还闲得慌”，他“突然生出一个恶毒的想法，炸弹最好撂在皮匠这号中国人的头上！”一直是圣人形象的朱先生第一次流露出了普通人才会有的消极报复情绪，更是率七位老先生准备联合抗日，发表“白鹿原八君子抗战宣言”，是国家大义的践行者。
三、礼者形象
孔子之所以提出仁和义，是因为其身在“礼崩乐坏”“民散久矣”的春秋时期，为了建立起人与亲属和非亲属之间的和谐关系，从而达到维护周礼的目的，构建起理想的社会秩序。孔子谨言慎行，恪守礼制。“其在宗庙朝廷，便便言，唯谨尔。”“入公门，鞠躬如也，如不容。”“执圭，鞠躬如也，如不胜。”由此可见礼是繁多的，其起源和核心是尊敬和祭祀祖先。孔子一直希望礼乐能够复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摄相事，有喜色”。那时他执掌鲁国大权，有机会实现其政治抱负。鲁定公此时迷恋齐女女色而怠于政事，子路劝孔子离开。孔子说：“鲁今且郊，如致膰乎大夫，则吾犹可止。”定公并未按照礼法把祭肉赐给大夫，所以他离开了鲁国。
当白鹿原上爆发瘟疫，未来族长白孝武也同意给田小娥修庙，一贯维护宗法制的冷先生也向现实妥协，“只要能救生灵，修庙葬尸算啥大不了的事？”朱先生却因为维护宗法礼制坚决反对，“人妖颠倒，鬼神混淆，乱世多怪事”。白嘉轩提出要把田小娥挫骨扬灰时，作为仁者和义者的朱先生“不失冷静地帮他完善这个举措：把那灰末不要抛散，当心弄脏了河海。把她的灰末装到瓷缸里封严封死，就埋在她的窖里，再给上面造一座塔。叫她永远不得出世”，并且亲自设计了六棱砖塔来镇压田小娥的骨灰。
因为春秋的战乱毁坏了周的官学，孔子为了巩固礼兴起了私学。“是故圣人作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为了普及礼，孔子在教育上有教无类，“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也”，只要赠送见面的薄礼便可以接受教育。白鹿原上新生的一代上至族长之子下到长工之子，国民党、共产党，甚至土匪都受到过朱先生的教导。当做过土匪的黑娃想拜师念书的时候，朱先生感叹：“我的弟子有经商的，有居官的，有闹红的，有务农的，独独没有当土匪的，我收下你，我的弟子就行行齐全了。”《礼记·学记》中说：“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后来黑娃“开始出现雅致，举手投足间也显现出一种儒雅气度”，整顿了保安员的风气，社会秩序得到规范。黑娃改过自新后提议回乡祭祖，朱先生的反应是“久久凝视着黑娃，竟然颤抖着嘴唇”。当黑娃跪拜祖宗祈求原谅时，“朱先生也禁不住泪花盈眶”。因为朱先生看着礼能够在一个做错事的人身上重新得到回归感到欣喜。“过而不改，是谓过也”，而“过而能改，善莫大焉”。朱先生无差别的教育只是为了让礼得到规范，朱先生不止于是教育者，更是礼者。 四、智者形象
孔子的智慧并不全因为他对某个问题的独到见解，更多的是他知天命。“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知（智）者不惑。”他知晓天命是因为精通《易》，“读《易》，韦编三绝”。“昔吾念三十八五子，吾母为吾更取室。夫子使吾之齐，母欲请留吾。夫子日：‘无忧也，瞿过四十，当有五丈夫。’今果然。”朱先生对于易也是谙熟。朱先生点破白嘉轩在地上看到的那棵草是白鹿后，白嘉轩买下那块地，导致鹿家由盛转衰和白家由衰转盛。朱先生穿着泥屐提醒庄稼人会下雨要提前收拾麦场。他随口说出“今年成豆”后豆类大丰收。白嘉轩从来不把姐夫朱先生看作神，也不看作凡人，而是圣人，“圣人能看透凡人的隐情隐秘，凡人却看不透圣人的作为。凡人和圣人之间有一层永远无法沟通的天然界隔”。朱先生曾经为白灵看过相，“你左方有个黑洞。你得时时提防，不要踩到黑洞里去”。“凡人永远也看不透前一步的世事，而圣人对纷纭的世事洞若观火。凡人只有在圣人揭开蒙脸纸点化时才恍悟一回，之后那纸又浑全了又变得黑瞎糊涂了。”作为新一代的白鹿精灵，白灵接受了圣人的指点，但还是踩进了黑洞中去。朱先生在国家发展形式上也做出了正确的判断。他肯定地说：“天下注定是朱毛的。”朱先生隐晦地对白嘉轩说要辞掉长工自耕自食，白嘉轩表示地太多一个人种不过来，“撂给穷人就算完”。白嘉轩因此撂了些地给兔娃。也正因为如此，在解放后的土地改革查成分时，“因为他契合在解放前三年没有雇佣长工，按土改政策匡算下来，才幸免被划成地主”。朱先生的智慧不仅在于知道生前事，也能推算出身后事来。朱先生在遗嘱上提倡节葬，“朱先生死前就算定了要被人揭墓，所以不装棺木也不用砖箍砌墓室”。砖头上还刻着“天作孽，犹可违。人作孽，不可活”。一个男学生摔开砖，中间刻着“折腾到何日为止”，“学生和围观的居民全都惊呼起来”。
五、史家形象
孔子编写的《春秋》是第一部编年体史书，也是鲁国的国史。孔子作《春秋》的原因是因为“吾道不行也”，他编书态度严谨，“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词”，“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而对于史书中不能确定的疑惑，孔子的态度是不能果断下决定而是让它存疑。“信以传信，疑以传疑”成为史学界和文献学一以贯之的原则。“春，齐高偃帅师纳北燕伯于阳。伯于阳者何？公子阳生也。子曰：‘我乃知之矣。’在侧者曰：‘子苟知之，何以不革。’日：‘如尔所不知何？”’编修史书时不能按照主观臆测加以杜撰。何休在《春秋公羊传解诂》中对此注疏：“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朱先生在编写县志时态度也是严谨的。“他们批阅历代旧志，质疑问难，订正谬误，删繁补缺，踏访民间，工作细密又严谨。”在查找出这些疑问和谬误之后，“顶麻烦的事是对山貌地形进行核查”，“朱先生亲自出马到西安，请来了一主二副三位测工，又雇来三位年轻农人帮他们背行李抗测具，就开始钻山巡河去工作了……”有一次徐先生对县志中“民国纪事”一栏提出了疑问，“共军徐海东部过滋水县东山，这一条里的‘军’是不是笔误？朱先生否认。徐先生困惑要不要修改，前面几条里用的都是‘匪’字。朱先生说不修改。同在‘民国纪事’卷里，前边用‘匪’字，后边用‘军’字，用字不统一会给后人造成漏洞。朱先生说，‘不统一就不统一吧！留下一点漏洞让后人指责也好喀。”’朱先生没有把“军”改成“匪”字，正是他修史态度严谨的体现。从“匪”到“军”的变化体现了白鹿原人民对于共产党情感的变化，间接地反映了当时的历史情况。
六、默客形象
孔子作为圣哲，但在后人心中并不是儒家文化创始人这样一个抽象符号出现的，他是丰满的，是可亲的。因为他具有幽默的一面，如所有的凡人具有喜怒哀乐一样。“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日：‘割鸡焉用牛刀？’意思是县城太小，用不着教育。“子游对日：‘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日：‘君子学道则爱人，小子学道则易使也。’子游反驳说你以前说过教育总是有用的呀。孔子回答：“前言戏之耳。”由此可见，孔子并不是一个严厉呆板的老师，他也会幽默地同自己的学生开玩笑。孔子在郑国和弟子失散，有人对他弟子说他像丧家狗，孔子知道后并未生气，反而笑着说，“而谓似丧家狗，然哉！然哉！”当孔子被困于陈蔡之间，形势严峻，“不得行，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弟子子路面有怨色。孔子多番提问根据问题切入对弟子们进行开导。听到颜回的回答很满意后还笑着和颜回开玩笑说：“有是哉颜氏之子！使尔多财，吾为尔宰。”
朱先生的幽默和他的政治智慧有关。朱先生预算到刘军长会来找他算卦的时候，提前买了两只狗，并且让厨师把豆腐和肉熬在一起。当刘军长听到进不了城的预言时脸色大变，同人们连气都不敢出。朱先生随即当作笑话似的说：“我两只柴狗把门，将军尚不得入，何况二虎乎？”守城二将军因名中都有虎字号称为二虎，刘军长忌讳之下等到冬雪才进攻，期间被新来的冯部打跑。朱先生的幽默化解了西安成被二十万军队攻打的围城之灾。朱先生在日常生活中也是轻松自在的幽默形象。朱先生肠胃脆弱，吸收不了荤腥，当白鹿仓会议结束后，朱先生跟随白嘉轩去看望老岳母。“他向岳母白赵氏问了安就急说：‘啊呀妈吔我饿坏了，快给我熬一包谷糁子吧。你熬得那么粘又香的糁子我再没喝过。”…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
此处的关中大学者竟如同小孩子讨要糖果一般滑稽幽默。朱先生幽默到让人捧腹大笑的是书院受到军统的搜查，白孝文向他们提到“军统”，白嘉轩疑惑说：“军桶是弄啥的？”“朱先生平生第一次错上加错念了白字：‘军桶我也弄不清是做啥用的桶。”’朱先生的睿智也会让人想到诸葛亮。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评价诸葛亮：“状诸葛之智而近妖。”但朱先生的形象让读者觉得真实，并不是虚无缥缈的海市蜃楼，其归根结底在于陈忠实在人物刻画上让朱先生除了仁义礼智之外还有了凡人的喜怒哀乐，正是因为他的幽默，让人物富有感情，让他从神转化为凡世间的圣人，缩小了人物形象与读者的距离。
朱先生在去世的时候说他心中感到“孤清”表现出了对母亲的思念，他紧紧盯瞅着朱白氏的眼睛叫了一声妈。孔子去世的时候做了一个梦，“殷人两柱间。昨暮予梦坐奠两柱之间，予始殷人也”。孔子先人是宋国贵族，后避难于鲁国，宋是殷的宗族，从中可以看出孔子对亲情的思念。孔子在汉代以后一直被作为圣人被世人敬奉起来，在新文化运动中和“文革”之中一直受到严厉批判，孔庙也受到极大的破坏，朱先生墓也是如此。陈忠实说：“现实主义必须发展，以一种新的叙事形式来展示作家所能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和现实内容，或者说独特的生命体验。”因此，他将典型的孔子形象投射到了朱先生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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