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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迟子建从成名作1986年中篇小说《北极村童话》到2015年新作长篇小说《群山之巅》，始终从立着的那片大地上汲取养分，又用隽永的笔触构筑出一个丰富、神秘、苍茫而充满魅力的中国北世界。她创作颇丰，并在文坛上屡获重要奖项，长期受到读者的欢迎。综览三十多年以来对于迟子建小说的研究，学界收获了不小的成绩，但也存在着一些内容的空白和深度的匮乏，这都值得进一步思考、探索和研究。
关键词：迟子建；小说研究；综述
作者简介：郑枢（1990-），男，广西平南县人，南京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2015级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24-00-04
自1983年开始创作以来，迟子建至今已经发表了以小说、散文、随笔等为主的文学作品六百多万字。其作品长期受到读者欢迎，也获得文坛青睐——三次鲁迅文学奖、一次茅盾文学奖、一次庄重文文学奖、一次澳大利亚悬念句子奖，以及一次冰心散文奖。在不同时期的小说创作中，她的关照点始终不曾远离生于斯长于斯的那片黑土地，以独特的审视方式和强烈的人性关怀，以含义隽永、抒情淡雅的笔致，对土地上的个体、民族、文化、历史、人性等进行着言说。而关于其作品的研究却呈现出不温不火的状态，对其的研究理论也大多是滞后的。文学史对她的定位也模糊不清，有论者认为可以将其置于乡土文学谱系中的一员，认为它是乡土写作的一个新范式，或将之添为“风俗史”的一页，诸多高校文学史教程中对其评价不高，或将其置于女性写作的范畴之中，如认为她以女性的笔触“表现历史变迁和民族演变的史诗性作品，最突出的是《额尔古纳河右岸》”[1]。如此暧昧的说辞和评论，无疑是与迟子建实际的小说创作水平是不符的。爬疏分析作家的小说研究，有助于对这位东北作家的创作历程重新审视，也能对既有研究中的疏漏、不足和缺陷进行指瑕，挖掘新的切入点和学术生长点。
一
1985年到1989年是迟子建小说创作的第一个时期，以中短篇为主。她的第一篇小说是短篇《那丢失的……》，发表于《北方文学》1985年第1期，文本在人物形象塑造和叙事表现技巧方面都还比较稚嫩。而此后发表的短篇《沉睡的大固其固》、中篇《北极村童话》，才逐渐引起文坛的关注，评论家从主题思想、人物形象、艺术特色等层面进行评述。
喻权中可以视为是对迟子建小说研究的发轫之人，在主题思想上，费振钟与他的观点较为一致，认为她的作品主要是叙说着黑土地上的人和事，自然的神奇力量和人类生存的沉重呈现在所构造的世界中，是历史与现实的浑融交合，但仍透露出诗意，总体呈现出一种悲剧和童话色彩。[2]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迟子建笔下有诸多让人印象深刻的童年人物形象，如楠楠、灯子等，论者指出作者是用“一双孩子的眼睛来观察世界，在洞察人生”，“与莫言等人运用童年视角不同，迟子建并不是借助童年视角拉开时空距离和心理距离，她的童年视角既是手段也是目的。”[3]此外她还勾勒了傻子形象、动物形象、“老女人”形象等。在艺术特色方面，胡德培评论“迟子建创作中的一大特色，就是在她笔下总是竭力回忆这类童年的见闻，童年的生活。”并以“现实的直接描述”“童年回忆方式”“现实和历史融合的方式”等三种方式来进行表述的。[4]喻权中从原型批评入手，认为小说源于民族精神欲望的积淀，是在实现自我解脱、自我超越之后，又以原始神话原型来观察这片黑土地，通过人物性格的不同命运与原始神话和传说的繁衍变化，从较高的方位窥测民族文化意识发展的轨迹，谱出一曲民族魂的挽歌。[5]
这一时期作家凭借其才力和灵性，显示出创造力的自由腾飞状态，但也不可避免地表现出粗糙的一面。李树声等论者指出，她还不能纯熟圆润地使用童年视角，如《沉睡的大固其固》《北极村童话》中以孩子的口吻直接陈述那些深奥道理，超过了童年视角所能承担的阈限，而用生硬的声音破坏小说的真实性和整体流畅感。
对迟子建早期创作的中短篇小说，研究者多从单个作品分析出发，虽也有从北大荒文学的角度进行宏观把握，其中还不乏中肯、精彩之论，但由于作品不多，风格稚嫩，文坛更注意的是那些致力于形式探索和文体实验的先锋小说，造成迟子建小说研究挖掘程度不够深、研究数量也较少的局面。这在客观上也给了“极地才女”自由写作、野蛮生长的空间，为九十年代的新创作奠定了基础。
二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伴随着商业浪潮的卷席、先锋文学高扬转而式微的时代背景，迟子建却立足于自身创作了一系列优秀中短篇小说，也开始了长篇小说的书写，在1991年创作了《树下》，1994年创作了《晨钟响彻黄昏》。1990年到1994年是她创作的第二个阶段，作家在艺术表现技巧上更加完善，一方面继续拓展着文学地理上的北国世界，一方面对人性的挖掘和表现也更深入和复杂，反映出作家对人生和世界的观察、思考和领悟。这一时期的小说研究视野比之初期更广阔，论者引入叙事学、人类学、文化学等批评方法和批评视域，使得研究方向朝纵深发展。
90年代迟子建发表了以《秧歌》、《逝川》等为代表的中短篇小说，她越出成长经验的桎梏，进入了探索转型期。诸多论者都敏锐觉察到其文本风格的嬗变，戴洪龄通过两个文本——《北极村童话》和《原始风景》——的细读和分析，梳理其作品发展轨迹，指出创作手法、艺术构思、叙事风格、语言表现的创新。同样以童年经验面对家乡、追忆往事，新作品除承继和加深了诗意和温馨的笔墨外，在风格上又明显多了一层感伤的基调，“她打破了过去小说创作中那种刻意营造式的结构方法，采用一种更为随机开放的创作手法，使小说形式上比较洒脱，内容的包容量也较为博大，从而摆脱了以往小家子气的束缚。”[6]马风则点出试图“超越”的新走向，她“积极地把思考、判断引入到直觉和感觉之中，借以强化小说的理性张力，赋予其‘形而上’的品格，最终使小说进入哲学境界。”[7]许镇强撰文考察了迟子建“嬗变的趋向、程度和利弊”，认为《怀想时节》和《炉火依然》是她在艺术手法上首次运用“意识流”或者说是“直觉主义”的作品，无疑是转型期的一类代表。他还观照了迟子建小说中的“死亡情结”，从心理学和美学层面阐释，认为长篇《树下》“连同《秧歌》、《旧时代的磨房》表现出个别的人的存在方式或死亡方式”。[8]遗憾的是论者虽指出作品中以对生命、死亡的冥思体现出对人本思考的深化，但只做了列举式的“死亡”情节陈述，对作品及作品之间诸种“死亡”和整体的生命意识的形式、隐喻和联系分析得还较为浅薄。张洪德以“地方的习俗风物”、“人物情感”、“生活故事”的三元结构入手，解读迟子建的叙事方式的运用和变化，并以此指出其作品的成与败。[9]
关键词：迟子建；小说研究；综述
作者简介：郑枢（1990-），男，广西平南县人，南京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2015级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24-00-04
自1983年开始创作以来，迟子建至今已经发表了以小说、散文、随笔等为主的文学作品六百多万字。其作品长期受到读者欢迎，也获得文坛青睐——三次鲁迅文学奖、一次茅盾文学奖、一次庄重文文学奖、一次澳大利亚悬念句子奖，以及一次冰心散文奖。在不同时期的小说创作中，她的关照点始终不曾远离生于斯长于斯的那片黑土地，以独特的审视方式和强烈的人性关怀，以含义隽永、抒情淡雅的笔致，对土地上的个体、民族、文化、历史、人性等进行着言说。而关于其作品的研究却呈现出不温不火的状态，对其的研究理论也大多是滞后的。文学史对她的定位也模糊不清，有论者认为可以将其置于乡土文学谱系中的一员，认为它是乡土写作的一个新范式，或将之添为“风俗史”的一页，诸多高校文学史教程中对其评价不高，或将其置于女性写作的范畴之中，如认为她以女性的笔触“表现历史变迁和民族演变的史诗性作品，最突出的是《额尔古纳河右岸》”[1]。如此暧昧的说辞和评论，无疑是与迟子建实际的小说创作水平是不符的。爬疏分析作家的小说研究，有助于对这位东北作家的创作历程重新审视，也能对既有研究中的疏漏、不足和缺陷进行指瑕，挖掘新的切入点和学术生长点。
一
1985年到1989年是迟子建小说创作的第一个时期，以中短篇为主。她的第一篇小说是短篇《那丢失的……》，发表于《北方文学》1985年第1期，文本在人物形象塑造和叙事表现技巧方面都还比较稚嫩。而此后发表的短篇《沉睡的大固其固》、中篇《北极村童话》，才逐渐引起文坛的关注，评论家从主题思想、人物形象、艺术特色等层面进行评述。
喻权中可以视为是对迟子建小说研究的发轫之人，在主题思想上，费振钟与他的观点较为一致，认为她的作品主要是叙说着黑土地上的人和事，自然的神奇力量和人类生存的沉重呈现在所构造的世界中，是历史与现实的浑融交合，但仍透露出诗意，总体呈现出一种悲剧和童话色彩。[2]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迟子建笔下有诸多让人印象深刻的童年人物形象，如楠楠、灯子等，论者指出作者是用“一双孩子的眼睛来观察世界，在洞察人生”，“与莫言等人运用童年视角不同，迟子建并不是借助童年视角拉开时空距离和心理距离，她的童年视角既是手段也是目的。”[3]此外她还勾勒了傻子形象、动物形象、“老女人”形象等。在艺术特色方面，胡德培评论“迟子建创作中的一大特色，就是在她笔下总是竭力回忆这类童年的见闻，童年的生活。”并以“现实的直接描述”“童年回忆方式”“现实和历史融合的方式”等三种方式来进行表述的。[4]喻权中从原型批评入手，认为小说源于民族精神欲望的积淀，是在实现自我解脱、自我超越之后，又以原始神话原型来观察这片黑土地，通过人物性格的不同命运与原始神话和传说的繁衍变化，从较高的方位窥测民族文化意识发展的轨迹，谱出一曲民族魂的挽歌。[5]
这一时期作家凭借其才力和灵性，显示出创造力的自由腾飞状态，但也不可避免地表现出粗糙的一面。李树声等论者指出，她还不能纯熟圆润地使用童年视角，如《沉睡的大固其固》《北极村童话》中以孩子的口吻直接陈述那些深奥道理，超过了童年视角所能承担的阈限，而用生硬的声音破坏小说的真实性和整体流畅感。
对迟子建早期创作的中短篇小说，研究者多从单个作品分析出发，虽也有从北大荒文学的角度进行宏观把握，其中还不乏中肯、精彩之论，但由于作品不多，风格稚嫩，文坛更注意的是那些致力于形式探索和文体实验的先锋小说，造成迟子建小说研究挖掘程度不够深、研究数量也较少的局面。这在客观上也给了“极地才女”自由写作、野蛮生长的空间，为九十年代的新创作奠定了基础。
二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伴随着商业浪潮的卷席、先锋文学高扬转而式微的时代背景，迟子建却立足于自身创作了一系列优秀中短篇小说，也开始了长篇小说的书写，在1991年创作了《树下》，1994年创作了《晨钟响彻黄昏》。1990年到1994年是她创作的第二个阶段，作家在艺术表现技巧上更加完善，一方面继续拓展着文学地理上的北国世界，一方面对人性的挖掘和表现也更深入和复杂，反映出作家对人生和世界的观察、思考和领悟。这一时期的小说研究视野比之初期更广阔，论者引入叙事学、人类学、文化学等批评方法和批评视域，使得研究方向朝纵深发展。
90年代迟子建发表了以《秧歌》、《逝川》等为代表的中短篇小说，她越出成长经验的桎梏，进入了探索转型期。诸多论者都敏锐觉察到其文本风格的嬗变，戴洪龄通过两个文本——《北极村童话》和《原始风景》——的细读和分析，梳理其作品发展轨迹，指出创作手法、艺术构思、叙事风格、语言表现的创新。同样以童年经验面对家乡、追忆往事，新作品除承继和加深了诗意和温馨的笔墨外，在风格上又明显多了一层感伤的基调，“她打破了过去小说创作中那种刻意营造式的结构方法，采用一种更为随机开放的创作手法，使小说形式上比较洒脱，内容的包容量也较为博大，从而摆脱了以往小家子气的束缚。”[6]马风则点出试图“超越”的新走向，她“积极地把思考、判断引入到直觉和感觉之中，借以强化小说的理性张力，赋予其‘形而上’的品格，最终使小说进入哲学境界。”[7]许镇强撰文考察了迟子建“嬗变的趋向、程度和利弊”，认为《怀想时节》和《炉火依然》是她在艺术手法上首次运用“意识流”或者说是“直觉主义”的作品，无疑是转型期的一类代表。他还观照了迟子建小说中的“死亡情结”，从心理学和美学层面阐释，认为长篇《树下》“连同《秧歌》、《旧时代的磨房》表现出个别的人的存在方式或死亡方式”。[8]遗憾的是论者虽指出作品中以对生命、死亡的冥思体现出对人本思考的深化，但只做了列举式的“死亡”情节陈述，对作品及作品之间诸种“死亡”和整体的生命意识的形式、隐喻和联系分析得还较为浅薄。张洪德以“地方的习俗风物”、“人物情感”、“生活故事”的三元结构入手，解读迟子建的叙事方式的运用和变化，并以此指出其作品的成与败。[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