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关键词历史地图，教学，课堂设计
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13）19-0045-04
新教材华东师大版高一《元朝的统一》是一节“老课”，之所以这样说，在于如仅依据教材内容和课标规定施教，课堂就很容易陷入“建立概况——统治措施——作用影响”的窠臼。对于本课，上海历史课程标准做了如此指引：“元朝是蒙古族建立的王朝，再度实现了全国性大统一。它继承了历代中原王朝的传统，创立的行省制度有着承上启下的一致性。其建立初期对中国的治理是卓有成效的。”据此，笔者取蒙古族在中国制度史上的贡献为基本立场，以制度为主线，以地图为载体，把思路设计分为“主中国，采纳汉法”，“治中国，借鉴汉制”，“耀中国，交流汉欧”三个板块，通过对《元朝疆域与行省分布图》的剖析完成对本课的重新建构。
一、地图中提取治国理念
在简单回顾了元朝建立的基本信息之后，笔者进行导入：“草原上的英雄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凭借着蒙古军团的金戈铁马，终结了唐末以来的分裂局面，结束了北宋以来多民族政权并立的现象，实现了统一，这是第一次由少数民族建立全国性政权。那么这些长期生活在‘天苍苍，野茫茫’中的蒙古贵族，会如何统治他们眼中这个陌生而又崭新的世界呢？”
本段结语向学生抛出了一个低坡度的问题，学生虽然心中已经知道蒙古贵族肯定不能生搬硬套他们原有的经验，但是对于其中原因，以及应该如何统治的措施不甚了解，而这两个问题恰好是本课的关键。
在悬念已经生成的情况下，笔者适时引出课文中《元朝疆域与行省分布图》，尝试通过设置问题逐次引导学生自主探究蒙古贵族为什么不能运用原有经验的原因。设问：
（1）观察地图，元朝疆域中，经济繁荣、人口密集的区域都有哪些？
（2）上述区域中，人们的主要经济活动是什么？
（3）在中国历史上统治农耕区域最有效的政治体制什么？
通过对递进式问题的分析，学生的认识逐渐深入。在地图上，学生很容易结合已有知识回答出前两个问题，即在长城以南地区，这块区域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经济活动是农耕（种植）业。第三个问题把读图和学生已有历史知识相结合，引导学生得出蒙古贵族在以农耕区不可能运用过往的游牧经验实施统治的结论，而只能采用与之相对应的中央集权体制。
在学生通过读图得出相关的合理推断之后，笔者选择《元史》中耶律楚材劝阻元太祖勿因南伐而变中原农耕地为牧地的说辞，与上述推断进行印证：
陛下将南伐，军需宜有所资，诚均定中原地税、商税、盐、酒、铁冶、山泽之利，岁可得银五十万两、帛八万匹、粟四十余万石，足以供给，何谓无补哉？
从耶律楚材的谏言中，学生不难分析出蒙古贵族欲在长城以南行统治之事，就必然在经济上对农耕经济多有倚重。而依大河而起的小农经济，由于其本身所具有的脆弱性和保守性往往需要强大组织对内维持秩序和社会运行，如兴建大型工程，对外抵御外敌，保障生产生活，从而为元代选择中央集权制提供了内在理路。蒙古统治者将统治重心由游牧转至农耕，进而采用中央集权制，从本质上而言，是落后民族对先进民族认同，是草原文明对农耕文明的适应，也是不同民族和文明之间的交流。既满足了蒙古贵族的统治需要，也符合中国传统社会小农经济的内在需求。
三个问题以“采纳汉法”为指向，围绕地图层层展开，经历了由“读图”至“识图”，再至“用图”的过程，并且与文字材料相印证，运用唯物史观完成“主中国，采纳汉法”这一预设。
二、地图中获取理国措施
通过对“主中国，采纳汉法”的分析，学生已经认知中央集权制是蒙古贵族的必然选择，下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落实中央集权制，由此自然过渡到“治中国，借鉴汉制”板块。
中国古代史中，一个时期的中央集权制可以有多方面的表现，比如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单就政治层面而言，主要集中于中央和地方的制度，本课也不例外。依据课程标准的侧重，笔者就元朝的中央集权内的中央制度的创新，以文献材料解读的方式做了淡化处理，而把重心放在地方制度，即行省制上。
钱穆先生在其《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提到，任何一项制度的产生与成熟都不可能是凭空出现的，总是在有所需要和借鉴的基础上做了适当的更新以适合新的时势，这种解释也可以用来释读行省制创设与沿革。秦郡县制，唐道州县制，宋路州县制都为行省制的出现做了一定的铺就，所以笔者还是利用地图切入。首先，出示秦朝行政图，设问：
（1）秦代设置郡县制的目的是什么？
（2）秦代郡县制是如何加强中央集权的？
在引导学生回忆了郡县制对加强中央集权作用的基础上，笔者做了如下过渡：地方行政大员由朝廷直接任命并对以皇帝为首的朝廷负责，既免除了诸侯王纷争，又建立了自中央到地方的垂直管理体系，很好地建构了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关系，这种集权方式很大程度巩固了中央政权的稳定和中央对地方的有效控制。那么疆域辽阔如元朝者将会如何有效管辖地方呢？笔者再次出示《元朝疆域与行省分布图》，设问：
（1）图中显示元朝的地方最高行政单位是什么？
（2）既然郡县制对加强中央集权是有用的，那么为什么元朝不直接的挪用，而采用了行省制呢？
由于《元朝疆域与行省分布图》的清楚标示，以及当下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就是省制，学生对第一个问题可以轻松地做出回答。相比于第一问，第二问的难度有较大攀升，学生不易作答，原因在于行省制是元朝对前期地方行政制度有所损益的继承之后，把握当时特殊的“环境”和“事业”后的产物。钱穆先生认为行省制产生的原因在于（少数的）外族统治者对（多数的）汉族被统治者的忌惮所致：“都是不放心把政权交给与地方，也不放心把政权分散，所以连地方政事，也由中央政府最高领袖来亲自统制。”这一背景由笔者向学生讲述。那么行省制是如何了却统治者的忌惮呢？笔者通过以下问题的设置解释行省制实施原因和其创新之处： （1）对比秦的郡和元的行省，行省在数量和管辖范围上有什么特点？
（2）体会“行中书省”的称谓，推断行省制是如何加强中央集权的？
（3）相比较前期地方行政制度，行省制有何创新？
笔者在处理行省制实施的原因和作用这一环节上，依旧选取地图为切入点，通过比较“郡”和“行省”在地图上不同特征引发学生对实施行省制的背景进行思考。对比秦和元的疆域图，最让学生一目了然的就是元代的疆域空前辽阔，如果直接采用郡县制，那么设立如此数量之巨且直接听命于中央的郡县实难想象。另外，蒙古旋风般的大规模征服活动形成了大范围的被征服区域，对待以武力征服的新区域，如何尽快维持其稳定成为当务之急。鉴于如上“种族之忧”“地域之广”和“应急之需”三个原因，笔者引入“行中书省”基本内涵，即蒙古统治者委派信得过的“自己人”，即中书省的官员（中央机构的重臣）以“行某处省事”的名义到地方直接行使中书省的职权，顺势完成学生对知识的渴求，完成第一问的预设。
在第一问的基础上，学生依据对前期地方行政制度的掌握，基本上可以答出中央会要求各行省加强对地方政治、经济和军事等不同方面的控制。笔者选择《国史大纲》中的材料坐实学生的史识：“掌国庶务，统郡县，镇边鄙……军国重事，无不领之。”
对于第三个问题，学生通过读图和综合前两问的知识，可以获得行省管理的地方更大，管理的事务更多，被中央控制的更紧等认知。但要学生深入领会行省制在加强中央集权方面的创新之处，笔者还引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关于行省制的论述加以分析：
实际上元代的地方政权不交在地方，乃中央派中书省管理。行省长官是中央官，而亲自降临到地方……所以行中书省的正名定义，并不是地方政府，而只是流动的中央。
学生由这段材料可以得出结论：元朝行省制度最大的创新就在于地方最高行政长官的性质和作用变化。例如汉代的郡太守秩二千石，位比九卿，稍次三公，因此太守虽处在中央集权下，但其品秩较高，实权较大，并不明显感受到中央政府的高高在上。而行省长官本身就是以中书省宰执官出领，以中央权力直接监督和管理地方事务，钱穆先生称之为“中央入侵了地方”，打破元代之前中央与地方共同推行国政的行政方式，使中央对地方的控制达到了极致，而这也正是元朝行省制的创新所在。
除此之外，行省制中还有一特殊之处：西藏和台湾正式隶属中央。在分析前朝地图和元朝地图的基础上，笔者发现西藏和台湾两地在元朝之前的地图中被标注的颜色和中央管辖区域是不同的，故而，笔者依然选择用地图突破。设问：
（1）西藏和台湾两地在宋和元两代地图中有何不同？
（2）其颜色与中央管辖区域由不同到相同，反映出此二地与中央的关系有何变化？
（3）对比秦、西汉、唐和元四朝大一统的行政疆域图，描述各时期中国疆域的变化。
根据地图上呈现的信息，学生只需做简单的比照和逻辑分析，即可得出元代正式在西藏和台湾设置行政机构这一变化。通过比照秦、西汉、唐和元的疆域图，学生会直观地发现秦的版图是中国疆域的基础部分；西汉增加了西域；唐代融入了东北部分地区；元朝在西藏设宣政院、在台湾设澎湖巡检司，正式将西藏和台湾纳入中央政权的管辖。
行省制是本节课的重点。由于行省制本身就是对地方的一种统治措施，所以运用地图展开讲授就变得卓有成效。借助地图落实行省制的概况、产生原因、实际作用和对后世的影响四项理性认知，较为直观、简约，便于学生理解，且能培养学生的读图和识图能力。利用地图和文字材料的相互印证可以多角度的理解行省制的相关信息和内容，从而有利用教学目标的落实。
三、地图中汲取耀国信息
教材把马可·波罗来华作为本课的第三个子目，承载元朝陆海两丝路通畅和中西文化交往盛极一时的历史。解读“中西文化交往”，它包括两层含义：一是以广义的文化为内容，二是以东方和西方为对象。所以，笔者以文字史料为平台，以地图为桥梁坐实第三子目。出示《元朝的丝绸之路以及马可·波罗从陆路来华、从海路返归的路线》一图，设问：
（1）元朝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路径有哪些？
（2）元朝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范围包括哪些区域？
（3）对比西汉、唐、宋和元四朝对外交往图，描述其中的变化。
从地图中学生很容易到得陆上丝路恢复和元朝对外交往范围相对前代空前扩大，之后再突出马可·波罗来华陆上和海上不同路线，以历史的细节强化对元朝陆海两丝路通畅和中西文化交往的认知，体验元朝对外开放的姿态和气势。那么元朝的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相比前期又“新”在何处？笔者以西汉、唐、宋和元四个时期的对外经济文化交流图为载体，启发学生从路线、出发地、出行方式三个角度寻求路径。西汉首通西域；唐朝海陆并进，陆上丝路极度繁荣；宋朝陆路中断，海路兴起；元代陆海通畅，盛极一时。同时，引导学生认识到从西汉至元，对外交流在总体开放的基础上，内部也存在变化，如海路作用的日益凸显，对外交流的重心由黄河中下游转移到东南沿海一带等，故而能对本时段的对外经济文化交流有着比较全面的认识。
对制度史的理解和掌握是中学历史教学的重要内容，而制度史又因本身所凝结的高度理性会对学生的理解造成障碍，所以针对制度史教学，尝试材料多元化显得必要。本课设计仅就地图的运用，阐述了自己的相关思考。如何更好地实现地图，其他史料和课标的高效整合，有待进一步探索。
【作者简介】郭阿男，男，1987年生，陕西西安人，中学二级教师，上海市奉贤中学历史教师，主要从事中学历史教学工作。
【责任编辑：吴丹】
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13）19-0045-04
新教材华东师大版高一《元朝的统一》是一节“老课”，之所以这样说，在于如仅依据教材内容和课标规定施教，课堂就很容易陷入“建立概况——统治措施——作用影响”的窠臼。对于本课，上海历史课程标准做了如此指引：“元朝是蒙古族建立的王朝，再度实现了全国性大统一。它继承了历代中原王朝的传统，创立的行省制度有着承上启下的一致性。其建立初期对中国的治理是卓有成效的。”据此，笔者取蒙古族在中国制度史上的贡献为基本立场，以制度为主线，以地图为载体，把思路设计分为“主中国，采纳汉法”，“治中国，借鉴汉制”，“耀中国，交流汉欧”三个板块，通过对《元朝疆域与行省分布图》的剖析完成对本课的重新建构。
一、地图中提取治国理念
在简单回顾了元朝建立的基本信息之后，笔者进行导入：“草原上的英雄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凭借着蒙古军团的金戈铁马，终结了唐末以来的分裂局面，结束了北宋以来多民族政权并立的现象，实现了统一，这是第一次由少数民族建立全国性政权。那么这些长期生活在‘天苍苍，野茫茫’中的蒙古贵族，会如何统治他们眼中这个陌生而又崭新的世界呢？”
本段结语向学生抛出了一个低坡度的问题，学生虽然心中已经知道蒙古贵族肯定不能生搬硬套他们原有的经验，但是对于其中原因，以及应该如何统治的措施不甚了解，而这两个问题恰好是本课的关键。
在悬念已经生成的情况下，笔者适时引出课文中《元朝疆域与行省分布图》，尝试通过设置问题逐次引导学生自主探究蒙古贵族为什么不能运用原有经验的原因。设问：
（1）观察地图，元朝疆域中，经济繁荣、人口密集的区域都有哪些？
（2）上述区域中，人们的主要经济活动是什么？
（3）在中国历史上统治农耕区域最有效的政治体制什么？
通过对递进式问题的分析，学生的认识逐渐深入。在地图上，学生很容易结合已有知识回答出前两个问题，即在长城以南地区，这块区域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经济活动是农耕（种植）业。第三个问题把读图和学生已有历史知识相结合，引导学生得出蒙古贵族在以农耕区不可能运用过往的游牧经验实施统治的结论，而只能采用与之相对应的中央集权体制。
在学生通过读图得出相关的合理推断之后，笔者选择《元史》中耶律楚材劝阻元太祖勿因南伐而变中原农耕地为牧地的说辞，与上述推断进行印证：
陛下将南伐，军需宜有所资，诚均定中原地税、商税、盐、酒、铁冶、山泽之利，岁可得银五十万两、帛八万匹、粟四十余万石，足以供给，何谓无补哉？
从耶律楚材的谏言中，学生不难分析出蒙古贵族欲在长城以南行统治之事，就必然在经济上对农耕经济多有倚重。而依大河而起的小农经济，由于其本身所具有的脆弱性和保守性往往需要强大组织对内维持秩序和社会运行，如兴建大型工程，对外抵御外敌，保障生产生活，从而为元代选择中央集权制提供了内在理路。蒙古统治者将统治重心由游牧转至农耕，进而采用中央集权制，从本质上而言，是落后民族对先进民族认同，是草原文明对农耕文明的适应，也是不同民族和文明之间的交流。既满足了蒙古贵族的统治需要，也符合中国传统社会小农经济的内在需求。
三个问题以“采纳汉法”为指向，围绕地图层层展开，经历了由“读图”至“识图”，再至“用图”的过程，并且与文字材料相印证，运用唯物史观完成“主中国，采纳汉法”这一预设。
二、地图中获取理国措施
通过对“主中国，采纳汉法”的分析，学生已经认知中央集权制是蒙古贵族的必然选择，下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落实中央集权制，由此自然过渡到“治中国，借鉴汉制”板块。
中国古代史中，一个时期的中央集权制可以有多方面的表现，比如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单就政治层面而言，主要集中于中央和地方的制度，本课也不例外。依据课程标准的侧重，笔者就元朝的中央集权内的中央制度的创新，以文献材料解读的方式做了淡化处理，而把重心放在地方制度，即行省制上。
钱穆先生在其《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提到，任何一项制度的产生与成熟都不可能是凭空出现的，总是在有所需要和借鉴的基础上做了适当的更新以适合新的时势，这种解释也可以用来释读行省制创设与沿革。秦郡县制，唐道州县制，宋路州县制都为行省制的出现做了一定的铺就，所以笔者还是利用地图切入。首先，出示秦朝行政图，设问：
（1）秦代设置郡县制的目的是什么？
（2）秦代郡县制是如何加强中央集权的？
在引导学生回忆了郡县制对加强中央集权作用的基础上，笔者做了如下过渡：地方行政大员由朝廷直接任命并对以皇帝为首的朝廷负责，既免除了诸侯王纷争，又建立了自中央到地方的垂直管理体系，很好地建构了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关系，这种集权方式很大程度巩固了中央政权的稳定和中央对地方的有效控制。那么疆域辽阔如元朝者将会如何有效管辖地方呢？笔者再次出示《元朝疆域与行省分布图》，设问：
（1）图中显示元朝的地方最高行政单位是什么？
（2）既然郡县制对加强中央集权是有用的，那么为什么元朝不直接的挪用，而采用了行省制呢？
由于《元朝疆域与行省分布图》的清楚标示，以及当下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就是省制，学生对第一个问题可以轻松地做出回答。相比于第一问，第二问的难度有较大攀升，学生不易作答，原因在于行省制是元朝对前期地方行政制度有所损益的继承之后，把握当时特殊的“环境”和“事业”后的产物。钱穆先生认为行省制产生的原因在于（少数的）外族统治者对（多数的）汉族被统治者的忌惮所致：“都是不放心把政权交给与地方，也不放心把政权分散，所以连地方政事，也由中央政府最高领袖来亲自统制。”这一背景由笔者向学生讲述。那么行省制是如何了却统治者的忌惮呢？笔者通过以下问题的设置解释行省制实施原因和其创新之处： （1）对比秦的郡和元的行省，行省在数量和管辖范围上有什么特点？
（2）体会“行中书省”的称谓，推断行省制是如何加强中央集权的？
（3）相比较前期地方行政制度，行省制有何创新？
笔者在处理行省制实施的原因和作用这一环节上，依旧选取地图为切入点，通过比较“郡”和“行省”在地图上不同特征引发学生对实施行省制的背景进行思考。对比秦和元的疆域图，最让学生一目了然的就是元代的疆域空前辽阔，如果直接采用郡县制，那么设立如此数量之巨且直接听命于中央的郡县实难想象。另外，蒙古旋风般的大规模征服活动形成了大范围的被征服区域，对待以武力征服的新区域，如何尽快维持其稳定成为当务之急。鉴于如上“种族之忧”“地域之广”和“应急之需”三个原因，笔者引入“行中书省”基本内涵，即蒙古统治者委派信得过的“自己人”，即中书省的官员（中央机构的重臣）以“行某处省事”的名义到地方直接行使中书省的职权，顺势完成学生对知识的渴求，完成第一问的预设。
在第一问的基础上，学生依据对前期地方行政制度的掌握，基本上可以答出中央会要求各行省加强对地方政治、经济和军事等不同方面的控制。笔者选择《国史大纲》中的材料坐实学生的史识：“掌国庶务，统郡县，镇边鄙……军国重事，无不领之。”
对于第三个问题，学生通过读图和综合前两问的知识，可以获得行省管理的地方更大，管理的事务更多，被中央控制的更紧等认知。但要学生深入领会行省制在加强中央集权方面的创新之处，笔者还引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关于行省制的论述加以分析：
实际上元代的地方政权不交在地方，乃中央派中书省管理。行省长官是中央官，而亲自降临到地方……所以行中书省的正名定义，并不是地方政府，而只是流动的中央。
学生由这段材料可以得出结论：元朝行省制度最大的创新就在于地方最高行政长官的性质和作用变化。例如汉代的郡太守秩二千石，位比九卿，稍次三公，因此太守虽处在中央集权下，但其品秩较高，实权较大，并不明显感受到中央政府的高高在上。而行省长官本身就是以中书省宰执官出领，以中央权力直接监督和管理地方事务，钱穆先生称之为“中央入侵了地方”，打破元代之前中央与地方共同推行国政的行政方式，使中央对地方的控制达到了极致，而这也正是元朝行省制的创新所在。
除此之外，行省制中还有一特殊之处：西藏和台湾正式隶属中央。在分析前朝地图和元朝地图的基础上，笔者发现西藏和台湾两地在元朝之前的地图中被标注的颜色和中央管辖区域是不同的，故而，笔者依然选择用地图突破。设问：
（1）西藏和台湾两地在宋和元两代地图中有何不同？
（2）其颜色与中央管辖区域由不同到相同，反映出此二地与中央的关系有何变化？
（3）对比秦、西汉、唐和元四朝大一统的行政疆域图，描述各时期中国疆域的变化。
根据地图上呈现的信息，学生只需做简单的比照和逻辑分析，即可得出元代正式在西藏和台湾设置行政机构这一变化。通过比照秦、西汉、唐和元的疆域图，学生会直观地发现秦的版图是中国疆域的基础部分；西汉增加了西域；唐代融入了东北部分地区；元朝在西藏设宣政院、在台湾设澎湖巡检司，正式将西藏和台湾纳入中央政权的管辖。
行省制是本节课的重点。由于行省制本身就是对地方的一种统治措施，所以运用地图展开讲授就变得卓有成效。借助地图落实行省制的概况、产生原因、实际作用和对后世的影响四项理性认知，较为直观、简约，便于学生理解，且能培养学生的读图和识图能力。利用地图和文字材料的相互印证可以多角度的理解行省制的相关信息和内容，从而有利用教学目标的落实。
三、地图中汲取耀国信息
教材把马可·波罗来华作为本课的第三个子目，承载元朝陆海两丝路通畅和中西文化交往盛极一时的历史。解读“中西文化交往”，它包括两层含义：一是以广义的文化为内容，二是以东方和西方为对象。所以，笔者以文字史料为平台，以地图为桥梁坐实第三子目。出示《元朝的丝绸之路以及马可·波罗从陆路来华、从海路返归的路线》一图，设问：
（1）元朝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路径有哪些？
（2）元朝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范围包括哪些区域？
（3）对比西汉、唐、宋和元四朝对外交往图，描述其中的变化。
从地图中学生很容易到得陆上丝路恢复和元朝对外交往范围相对前代空前扩大，之后再突出马可·波罗来华陆上和海上不同路线，以历史的细节强化对元朝陆海两丝路通畅和中西文化交往的认知，体验元朝对外开放的姿态和气势。那么元朝的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相比前期又“新”在何处？笔者以西汉、唐、宋和元四个时期的对外经济文化交流图为载体，启发学生从路线、出发地、出行方式三个角度寻求路径。西汉首通西域；唐朝海陆并进，陆上丝路极度繁荣；宋朝陆路中断，海路兴起；元代陆海通畅，盛极一时。同时，引导学生认识到从西汉至元，对外交流在总体开放的基础上，内部也存在变化，如海路作用的日益凸显，对外交流的重心由黄河中下游转移到东南沿海一带等，故而能对本时段的对外经济文化交流有着比较全面的认识。
对制度史的理解和掌握是中学历史教学的重要内容，而制度史又因本身所凝结的高度理性会对学生的理解造成障碍，所以针对制度史教学，尝试材料多元化显得必要。本课设计仅就地图的运用，阐述了自己的相关思考。如何更好地实现地图，其他史料和课标的高效整合，有待进一步探索。
【作者简介】郭阿男，男，1987年生，陕西西安人，中学二级教师，上海市奉贤中学历史教师，主要从事中学历史教学工作。
【责任编辑：吴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