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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寿先生1911年入霞浦县立第一高等小学校读书，三年后于1914年毕业，1915年再入县女子高等小学读书。
县女子高等小学为其父游学诚创办，附设女子中学部，游寿在女子中学部就读。当时的女子中学部课程注重语文，授《春秋》，兼学历史、地理、算术、日文等，已具备了现代中学教育的雏形。游寿先生曾回忆说：“在女子小学中，全十位同学，六位和我同龄，其他大的长一岁和二三岁不等。这时语文、作文由我父亲亲自来教，他以山长的精毅的精神束管，我们班上的语文基础在这时定了。每个人都懂得如何安排。那时只是十一岁小孩，可以说每个人已会写好短小精密论文、论事、讽刺时风文章了。”
三年后游寿毕业于县女子高等小学。毕业考试由县长亲自主持、亲自出考题、亲自批卷，相当于考秀才一般。
但是孩子毕竟是孩子，毕业后的游寿像脱缰之马般地疯玩起来。一日，游寿泡在池塘中玩耍，不小心得了重伤风，又转为肺炎。
这可把老父老母吓坏了。县城里的中西医都看了，没得好转。就在家人束手无策时，偶一日县里的一位举人，父亲的老友来到游宅，竟一剂药方救了游寿的命。母亲精心地在家侍候着渐渐恢复起来的女儿，游寿也有了跟父亲读书的气力。
谈到霞浦县的教育，是离不开游寿父亲游学诚的。可以说游寿的启蒙教育源于家学、源于父亲。
游学诚以德行闻名于四乡之内，是霞浦县文化教育界的名儒先辈。父亲的一举一动，在游寿先生的心里留下了深深的印记。父亲生活相当俭朴，一条棉被，用了许多年，已经板结也不更换一下。游寿还记得小时候邻居们在出海之前总要到老宅来向她父亲告别，也是顺便问一下近期的天气如何。为了使渔民耕夫出海顺利麦谷丰收，游学诚潜心钻研天算气象，将预报结果告知乡亲。他要说近期有大风，渔民们就不到深海去捕鱼了。他看得准，乡亲们都信任他……
父亲这种品行随着家族的热血，在游寿体内流淌，使游先生虽历经坎坷，但能泰然处之，置名利、金钱于身外。
金锋1991年采访游寿先生后，曾写过一篇《清贫的富有者》，文中写到：“置身在她那三室一厨的家中，我的心中总是情不自禁地涌出一种酸溜溜的清贫感。”
读到这里，我也总是回想到游寿老师那简朴的生活：“踏久了的水泥地面一丝油没挂，两个木制的破沙发绝对是刚开始兴沙发时的手艺，一个两开的黄旧立柜门上缺着一块玻璃……至于那单缸的洗衣机、36厘米黑白电视，实在是她家的现代化了。”
1920年，15岁的游寿告别金山寨，告别龙首山，告别对自己寄托着深切希望的父亲，从霞浦县考入福州女子师范学校。
福州市，汉初就是闽越王“冶城”所在地。远古的风烟，为这里沉下厚厚的文化积淀。文人雅士自是出了不少，文人喜爱把玩的寿山石就产于福州，无论是寿山石雕件，还是寿山石印章，可谓名扬四海。在这里，写字的风气也相当浓。
福州女师的历史可追溯到1906年全闽师范附设的女子师范讲习所，1910年独立为女子师范学校。游寿在此读书时，前清孝廉邓仪中先生正在福州女子师范学校任国文教员。
邓是一位逃避仕途腐败的知识分子。他曾在广西的一个小县当知县，觉得还是教书要比做官雅逸，便弃官归里，为人师表来了。游寿在女师读书时，邓仪中的儿子，即后来由于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批判而名重历史的邓拓那时才十几岁。
邓老夫子住在乌山脚下依山而建的“麟次山房”，与乌塔寺毗邻，举首可见高高耸立的佛塔。嘉庆年间闽人林材曾咏“麟次山房”日： “鳞次台高势接天，百年乔木护云烟。休嗟陵谷湮池馆，且喜蓬壶近市廛。花鸟结成风月友，诗书留作子孙田。闲来徙倚层峦上，不尽岚光入翠巅。”可见邓仪中先生生活得也算闲散。
邓老夫子文章好，字也好。在家中他教邓拓背诵《诗经》《楚辞》《论语》，教邓拓永字八法、笔走龙蛇。在学校对学生虽平易近人，但却要求极严。学生不仅文章写得好，书法也必须精。如果谁的作业字写得不好。就要返工，直至他满意为止。
游寿年少时，因为是父亲的掌上明珠，家里对她过分地宠爱，使少小顽皮的游寿很少能坐下来学习书法，字写得不好。游先生曾回忆说：“记得我六虚岁上学，老父亲已是三十多岁了，虽然他写得好字，却无暇来教我这蒙童。”
当年，邓仪中先生非常欣赏游寿的文章。游师曾说：“有个同学告诉我，语文教师邓仪中很欣赏我的文章，说我是全班中最聪敏一个，我害怕起来，是同学拿我开玩笑吧？”入学时，大病后的游寿长了一头短发，由外县到福州，福州人轻视外地人，游寿又瘦又小，自然怕别人玩笑自己。在女师开学不久，有一天邓仪中先生拿着游寿的作文本走到游寿的课桌旁，说：“文章词句皆可范，只是字写得太差、太差。”邓先生连着说了两个“太差”，把作文本摔在课桌上，“拿回去再抄！”
第一次外出求学，真没想到因为字写得不好受到老师的责备。可经邓先生的这一“逼”，逼出了游寿先生一辈子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你是师范生吧？那就要把字写好！”当然这是后话。
打那以后，游寿每天都早早起床。女师的同学都在早上这个时候打扮自己。游寿利用这些时间一边磨墨一边捧着书背诵，墨磨好了，书也读了好几页。她翻开颜真卿《麻姑仙坛记》一写就是一百个大楷，第二天再写小字。那时在福州买毛边纸很便宜，纸也吸墨，写起来很杀笔。游寿的案头总是有厚厚的一叠毛边纸。
在女师读书的5年中，游寿先生临池不辍，毕业时，游寿的颜字已形神兼备，其文章与书法都得到了老师和同学们的赞誉。
与游寿一同借着新文化潮流，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走出闺门，到省城负笈求学的每一个女孩子，都是福州女子师范学校的灿烂耀眼的明星，也成为福州街面上一道亮丽的风景，其中最著名的当属“闽东四才女”。
关于“闽东四才女”的提法，有一种是指游寿、邱堤、曹英庄、潘玉珂。岳南先生在《李庄往事》中有游寿、冰心、林徽因、卢隐四才女之论，当为另一说。 1987年，游寿已82岁高龄。忽一日，由福安飘来一封曹英庄的来信，这使已经名扬书坛的游寿先生高兴得不得了。女师毕业后，曹英庄返回家乡，创建了福安最早的一所县立女子小学，并为教一生。
兴奋中的游寿提笔给老友复函：“英庄老姐：难得八十多岁老姐妹还能通信，尤以此地是姐旧游之地，姐今儿孙成群，而我却仍客远地，能无惆怅！但社会改变，情况也就不同了。读来信，姐在病中，虽已初健，能缕缕细述近况，使我极感动。我文笔已下降，手指作小书已不惯，但社会难却，每日清晨仍作二三幅大字，现在先送老姐一幅，以祝健康！望姐清长九十、百岁，以看新时代也。敬祝福寿无疆，老妹游寿顿首，八月初二。”曹英庄先生当时年已八十有四。老姐妹远隔千山万水，一纸鸿雁传送着两位老人的耄耋深情和由衷的祝福。游寿书“福寿康慈”四字，上款“英庄学姐大家留念”，下款“来书述及七子之母，诸孙四世绵绵，因题四字，丁卯八二媪游寿。”其字臻入化境、返朴归真，似童心未泯。
“闽东四才女”中邱堤与游寿同年生，同年入小学，又同年入福州女师。福州女师毕业后，游寿回乡任教，游寿先生晚年说：“邱君和她爱人上北京私立读大学了。”
“闽东四才女”的佳话至今还在这块海滨的土地上传诵。
游寿的青少年适逢中国近现代史中革命与变革最为激烈的时期。新的思潮，带着“科学”与“民主”两只风帆，驶进青年游寿波澜起伏的港湾。《新青年》《新女性》《新潮》这类风靡在青年学生中的刊物，也在游寿、邱堤和同班同学郑啸琴之间传递阅读。
游寿入福州女师第二年暑假的前几日，学校紧张的期末考试刚刚结束。邱堤躺在宿舍床上对正在整理衣物和书籍的游寿和郑啸琴说：“回霞浦我们要做些有意义的事情。”“我们的家乡还有很多妇女没有从男权下解放出来，还有很多的孩子因贫困不能读书。”游寿满怀着激情地说。郑啸琴手中挥舞着一册《新潮》说：“我们要用新的思想去改造社会。”她们最后商定，回霞浦办妇幼工读补习班。
三个青年女学生迎着夏日的海风，一路唱着：
“人人做工，
人人读书，
我们用工读互助去改造社会，
各尽所能，
各取所需……”
回霞浦去的路上经过已经放假的县女子中学时，三个人兴奋不已地说：“对了，我们就在这里办学吧。”
当游寿、邱堤和郑啸琴三个人来到西郊的塔岗寺时已是下午两点多钟了。塔岗寺是四乡的善男信女们常年进香的地方，香火极盛。游寿三人先在塔岗寺门前摆开阵势，宣传妇女解放，宣传要提高妇女在社会上的地位….
围观的乡亲们越来越多，三个女学生也越来越兴奋。整整5天的时间，从县城的机关到农民的茅舍，从各大集市到街头巷尾，整个县城被三个女师的学生搅动着。霞浦毕竟是较开放的口岸，人们开始在三个女师学生的新文化思想中徘徊。
5天以后，妇幼工读补习班正式开班了。邱堤与郑啸琴教妇女们手工刺绣，游寿教初级识字、算术和儿童补习班……妇幼工读补习班整整办了两个月。
当下一年暑假继续办时，参加妇幼工读补习班的人就更多了，影响也更大了。三个女师学生为远离省城的霞浦带来一股清新的新文化之风。
福州女师学制4年，到1924年，游寿已进入了毕业年。可由于福州女师的教师因校方拖欠工资而罢课索薪，学生毕业考试等事无法进行，福州的学生都回家了，宿舍里留下不及三分之一的外地学生。游寿和莆田的几位学生继续着她们在霞浦的理想，在福州组织妇女工读学校，她想把自己与民众挨得更近些。
第二年开学，学校的老师复课，学生们也开始忙于毕业考试。毕业考试后，游寿本想去上海继续求学，就在这个当口，5月8日，发生了“福州惨案”；5月30日，在上海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福州惨案”和“五卅惨案”又一次将游寿卷入青年运动的热潮中。游寿的周围已是不可遏止的热忱，她无法不与这种热忱相融化。
游寿在20世纪50年代的一次回忆中说：“当1924年，北洋军阀勾结英美日帝国主义，在福州进行经济侵略。于是共产党领导青年——福州市学联进行反帝、反文化侵略、反军阀运动，我是9月参加学联。”从1924年9月到1925年5月，是中国工人、学生运动最具激情的时期，福州学生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运动在中国现代史中也是浓重的一笔。1925年4月8日，福州军阀在美帝国主义唆使下，对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福州学生大开杀戒，打死学生7人，重伤数十人，制造了“福州惨案”。“1925年4月8日的‘福州惨案’，事件是亲身经历，‘五卅惨案’发动青年后援会工作中，我被吸收入团。”
当时福州的学联主席叫林铁民，还有一位作编辑的陈代青，两人介绍游寿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并担任共青团福州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
在晚年回忆这段历史时，游寿又说：“大家决定留在学校参加成立后援会。我们干了几件事：
组织演出，卖票支援上海大罢工。
筹办妇女工读学校。
这时我已加入‘cy’中共青年团了。作为一个团员，
当牺牲自己家庭，为事业奋斗。
有计划定期学习。实在说，我怕回老家一个县。在这时期，我看的世界名著，都是烈士翁良毓借给我的，还读了苏版党章中译本。当时学生会就把这小册子放在办公室，作为宣传品。”
游寿说这些话时，已是20世纪90年代初了。中国已没有阶级斗争的警戒，游寿也没有必要向谁表白什么。她知道自己的烛火快要燃尽了，她要把一个老知识分子的真实经历告诉后人。
1925年11月，这是福州冬天初来的季节，冷风开始吹拂着依然青翠的树。室外还算暖，可室内却冷意逼人。
不知为什么，家乡的老父亲托人将游寿12岁的弟弟带到福州，“老人以为我毕业参加工作了，可以供养弟弟在福州上学了？”游寿与厦门集美的一位同学正在福州学联的一个秘密办公处刻制反对段祺瑞政府的“关税会议”的传单，门突然被推开，一位学联的同学急促而低沉地说：“敌人已查封了书报店，把老板抓走了，正在城里搜捕我们，赶快离开福州。” 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王大同在《马克思主义在福建的传播》中说： “……福建军务督办周荫人，对福州地区日益高涨的革命活动极为恐惧和仇视，公然下令各地军警当局严禁共产宣传，并于1925年12月22日逮捕福州学联理事长、社会主义青年团福州地委组织委员、 ‘收回教育权委员会’委员长翁良毓，继又查封了‘福州书店’。1926年9月又残酷地杀害了翁良毓同志。”
就是在军阀周荫人下令逮捕进步学生之际，游寿和学联的同学们分散转移出福州。有的同学去了上海，游寿则乘船回到霞浦。
船到盐田乡，还要走40里才能到家，在路上遇到了同乡，“唉呀，你快回家吧，游老先生病重，已往福州打了电报催你回家呢。”乡人的话使游寿惊慌失措，在福州逃脱了军阀的魔爪，却被父亲病重的阴影笼罩着。
游寿好像有点理解老父亲为什么要将弟弟交给自己了。
“爸爸！”游寿一跨进家门就叫了一声。家中有好几位父亲的学生和堂叔站在父亲的床前。父亲好像一位健康的老人一样坐起，一手拉着远方归来的女儿，一手拉着年幼的弟弟，聊了许多久别的话，眼睛不时地望着弟弟，又望着游寿。在座的客人都放心地走了。
到了半夜，老人不适地要吸烟，手在不停地抽动，已不能拿东西了。“爸爸你要什么？”“咳！抓蜻蜒了……”父亲慢慢地不动了。游寿和妈妈、弟弟，还有堂叔，都放声地哭起来，邻家闻到哭声，都过来帮着张罗老人的后事。
怎样办老人的后事呀？游学诚一生为学为师，到了撒手人寰时，却是身无分文。第二天，游学诚先生仙逝的消息传遍了霞浦县。霞浦的友人、学生把办理老人后事的全部费用承担下来。全县的学生披孝，成年的学生为游学诚扶棺抬扛，伴着闽东民间送葬的哀乐，把老人隆重地安葬了。
从全县学子为父亲送殡，游寿感到了从事教育工作的重要。由此在晚年她写下了“立身为志；教书育人”的联语，这是她的人生写照。游寿的学生们也在她身后，为继承和弘扬她的精神而不懈努力着。
游学诚去世后，由谁来接替他的县立女子高等小学校长的职务？这成了地方上的一件难办的事情。有些人在争这个位置。“游寿不是现成的人选么？福州女师的才女！就请她来做校长吧。”
乡亲们说哈也没让游寿走。老校长去世了，可学生还是要读书呀。游寿先生这时应是有着高远的目标，如她在福州女师毕业时的想法：“实在说，我怕回老家一个县。”
县女子高等小学，是开明的父亲亲手创办的，游寿怕冷了乡亲们的心，留下来做了这所小学的校长，开始了游寿先生的教育生涯。这一年，她刚好20岁。
县女子高等小学为其父游学诚创办，附设女子中学部，游寿在女子中学部就读。当时的女子中学部课程注重语文，授《春秋》，兼学历史、地理、算术、日文等，已具备了现代中学教育的雏形。游寿先生曾回忆说：“在女子小学中，全十位同学，六位和我同龄，其他大的长一岁和二三岁不等。这时语文、作文由我父亲亲自来教，他以山长的精毅的精神束管，我们班上的语文基础在这时定了。每个人都懂得如何安排。那时只是十一岁小孩，可以说每个人已会写好短小精密论文、论事、讽刺时风文章了。”
三年后游寿毕业于县女子高等小学。毕业考试由县长亲自主持、亲自出考题、亲自批卷，相当于考秀才一般。
但是孩子毕竟是孩子，毕业后的游寿像脱缰之马般地疯玩起来。一日，游寿泡在池塘中玩耍，不小心得了重伤风，又转为肺炎。
这可把老父老母吓坏了。县城里的中西医都看了，没得好转。就在家人束手无策时，偶一日县里的一位举人，父亲的老友来到游宅，竟一剂药方救了游寿的命。母亲精心地在家侍候着渐渐恢复起来的女儿，游寿也有了跟父亲读书的气力。
谈到霞浦县的教育，是离不开游寿父亲游学诚的。可以说游寿的启蒙教育源于家学、源于父亲。
游学诚以德行闻名于四乡之内，是霞浦县文化教育界的名儒先辈。父亲的一举一动，在游寿先生的心里留下了深深的印记。父亲生活相当俭朴，一条棉被，用了许多年，已经板结也不更换一下。游寿还记得小时候邻居们在出海之前总要到老宅来向她父亲告别，也是顺便问一下近期的天气如何。为了使渔民耕夫出海顺利麦谷丰收，游学诚潜心钻研天算气象，将预报结果告知乡亲。他要说近期有大风，渔民们就不到深海去捕鱼了。他看得准，乡亲们都信任他……
父亲这种品行随着家族的热血，在游寿体内流淌，使游先生虽历经坎坷，但能泰然处之，置名利、金钱于身外。
金锋1991年采访游寿先生后，曾写过一篇《清贫的富有者》，文中写到：“置身在她那三室一厨的家中，我的心中总是情不自禁地涌出一种酸溜溜的清贫感。”
读到这里，我也总是回想到游寿老师那简朴的生活：“踏久了的水泥地面一丝油没挂，两个木制的破沙发绝对是刚开始兴沙发时的手艺，一个两开的黄旧立柜门上缺着一块玻璃……至于那单缸的洗衣机、36厘米黑白电视，实在是她家的现代化了。”
1920年，15岁的游寿告别金山寨，告别龙首山，告别对自己寄托着深切希望的父亲，从霞浦县考入福州女子师范学校。
福州市，汉初就是闽越王“冶城”所在地。远古的风烟，为这里沉下厚厚的文化积淀。文人雅士自是出了不少，文人喜爱把玩的寿山石就产于福州，无论是寿山石雕件，还是寿山石印章，可谓名扬四海。在这里，写字的风气也相当浓。
福州女师的历史可追溯到1906年全闽师范附设的女子师范讲习所，1910年独立为女子师范学校。游寿在此读书时，前清孝廉邓仪中先生正在福州女子师范学校任国文教员。
邓是一位逃避仕途腐败的知识分子。他曾在广西的一个小县当知县，觉得还是教书要比做官雅逸，便弃官归里，为人师表来了。游寿在女师读书时，邓仪中的儿子，即后来由于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批判而名重历史的邓拓那时才十几岁。
邓老夫子住在乌山脚下依山而建的“麟次山房”，与乌塔寺毗邻，举首可见高高耸立的佛塔。嘉庆年间闽人林材曾咏“麟次山房”日： “鳞次台高势接天，百年乔木护云烟。休嗟陵谷湮池馆，且喜蓬壶近市廛。花鸟结成风月友，诗书留作子孙田。闲来徙倚层峦上，不尽岚光入翠巅。”可见邓仪中先生生活得也算闲散。
邓老夫子文章好，字也好。在家中他教邓拓背诵《诗经》《楚辞》《论语》，教邓拓永字八法、笔走龙蛇。在学校对学生虽平易近人，但却要求极严。学生不仅文章写得好，书法也必须精。如果谁的作业字写得不好。就要返工，直至他满意为止。
游寿年少时，因为是父亲的掌上明珠，家里对她过分地宠爱，使少小顽皮的游寿很少能坐下来学习书法，字写得不好。游先生曾回忆说：“记得我六虚岁上学，老父亲已是三十多岁了，虽然他写得好字，却无暇来教我这蒙童。”
当年，邓仪中先生非常欣赏游寿的文章。游师曾说：“有个同学告诉我，语文教师邓仪中很欣赏我的文章，说我是全班中最聪敏一个，我害怕起来，是同学拿我开玩笑吧？”入学时，大病后的游寿长了一头短发，由外县到福州，福州人轻视外地人，游寿又瘦又小，自然怕别人玩笑自己。在女师开学不久，有一天邓仪中先生拿着游寿的作文本走到游寿的课桌旁，说：“文章词句皆可范，只是字写得太差、太差。”邓先生连着说了两个“太差”，把作文本摔在课桌上，“拿回去再抄！”
第一次外出求学，真没想到因为字写得不好受到老师的责备。可经邓先生的这一“逼”，逼出了游寿先生一辈子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你是师范生吧？那就要把字写好！”当然这是后话。
打那以后，游寿每天都早早起床。女师的同学都在早上这个时候打扮自己。游寿利用这些时间一边磨墨一边捧着书背诵，墨磨好了，书也读了好几页。她翻开颜真卿《麻姑仙坛记》一写就是一百个大楷，第二天再写小字。那时在福州买毛边纸很便宜，纸也吸墨，写起来很杀笔。游寿的案头总是有厚厚的一叠毛边纸。
在女师读书的5年中，游寿先生临池不辍，毕业时，游寿的颜字已形神兼备，其文章与书法都得到了老师和同学们的赞誉。
与游寿一同借着新文化潮流，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走出闺门，到省城负笈求学的每一个女孩子，都是福州女子师范学校的灿烂耀眼的明星，也成为福州街面上一道亮丽的风景，其中最著名的当属“闽东四才女”。
关于“闽东四才女”的提法，有一种是指游寿、邱堤、曹英庄、潘玉珂。岳南先生在《李庄往事》中有游寿、冰心、林徽因、卢隐四才女之论，当为另一说。 1987年，游寿已82岁高龄。忽一日，由福安飘来一封曹英庄的来信，这使已经名扬书坛的游寿先生高兴得不得了。女师毕业后，曹英庄返回家乡，创建了福安最早的一所县立女子小学，并为教一生。
兴奋中的游寿提笔给老友复函：“英庄老姐：难得八十多岁老姐妹还能通信，尤以此地是姐旧游之地，姐今儿孙成群，而我却仍客远地，能无惆怅！但社会改变，情况也就不同了。读来信，姐在病中，虽已初健，能缕缕细述近况，使我极感动。我文笔已下降，手指作小书已不惯，但社会难却，每日清晨仍作二三幅大字，现在先送老姐一幅，以祝健康！望姐清长九十、百岁，以看新时代也。敬祝福寿无疆，老妹游寿顿首，八月初二。”曹英庄先生当时年已八十有四。老姐妹远隔千山万水，一纸鸿雁传送着两位老人的耄耋深情和由衷的祝福。游寿书“福寿康慈”四字，上款“英庄学姐大家留念”，下款“来书述及七子之母，诸孙四世绵绵，因题四字，丁卯八二媪游寿。”其字臻入化境、返朴归真，似童心未泯。
“闽东四才女”中邱堤与游寿同年生，同年入小学，又同年入福州女师。福州女师毕业后，游寿回乡任教，游寿先生晚年说：“邱君和她爱人上北京私立读大学了。”
“闽东四才女”的佳话至今还在这块海滨的土地上传诵。
游寿的青少年适逢中国近现代史中革命与变革最为激烈的时期。新的思潮，带着“科学”与“民主”两只风帆，驶进青年游寿波澜起伏的港湾。《新青年》《新女性》《新潮》这类风靡在青年学生中的刊物，也在游寿、邱堤和同班同学郑啸琴之间传递阅读。
游寿入福州女师第二年暑假的前几日，学校紧张的期末考试刚刚结束。邱堤躺在宿舍床上对正在整理衣物和书籍的游寿和郑啸琴说：“回霞浦我们要做些有意义的事情。”“我们的家乡还有很多妇女没有从男权下解放出来，还有很多的孩子因贫困不能读书。”游寿满怀着激情地说。郑啸琴手中挥舞着一册《新潮》说：“我们要用新的思想去改造社会。”她们最后商定，回霞浦办妇幼工读补习班。
三个青年女学生迎着夏日的海风，一路唱着：
“人人做工，
人人读书，
我们用工读互助去改造社会，
各尽所能，
各取所需……”
回霞浦去的路上经过已经放假的县女子中学时，三个人兴奋不已地说：“对了，我们就在这里办学吧。”
当游寿、邱堤和郑啸琴三个人来到西郊的塔岗寺时已是下午两点多钟了。塔岗寺是四乡的善男信女们常年进香的地方，香火极盛。游寿三人先在塔岗寺门前摆开阵势，宣传妇女解放，宣传要提高妇女在社会上的地位….
围观的乡亲们越来越多，三个女学生也越来越兴奋。整整5天的时间，从县城的机关到农民的茅舍，从各大集市到街头巷尾，整个县城被三个女师的学生搅动着。霞浦毕竟是较开放的口岸，人们开始在三个女师学生的新文化思想中徘徊。
5天以后，妇幼工读补习班正式开班了。邱堤与郑啸琴教妇女们手工刺绣，游寿教初级识字、算术和儿童补习班……妇幼工读补习班整整办了两个月。
当下一年暑假继续办时，参加妇幼工读补习班的人就更多了，影响也更大了。三个女师学生为远离省城的霞浦带来一股清新的新文化之风。
福州女师学制4年，到1924年，游寿已进入了毕业年。可由于福州女师的教师因校方拖欠工资而罢课索薪，学生毕业考试等事无法进行，福州的学生都回家了，宿舍里留下不及三分之一的外地学生。游寿和莆田的几位学生继续着她们在霞浦的理想，在福州组织妇女工读学校，她想把自己与民众挨得更近些。
第二年开学，学校的老师复课，学生们也开始忙于毕业考试。毕业考试后，游寿本想去上海继续求学，就在这个当口，5月8日，发生了“福州惨案”；5月30日，在上海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福州惨案”和“五卅惨案”又一次将游寿卷入青年运动的热潮中。游寿的周围已是不可遏止的热忱，她无法不与这种热忱相融化。
游寿在20世纪50年代的一次回忆中说：“当1924年，北洋军阀勾结英美日帝国主义，在福州进行经济侵略。于是共产党领导青年——福州市学联进行反帝、反文化侵略、反军阀运动，我是9月参加学联。”从1924年9月到1925年5月，是中国工人、学生运动最具激情的时期，福州学生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运动在中国现代史中也是浓重的一笔。1925年4月8日，福州军阀在美帝国主义唆使下，对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福州学生大开杀戒，打死学生7人，重伤数十人，制造了“福州惨案”。“1925年4月8日的‘福州惨案’，事件是亲身经历，‘五卅惨案’发动青年后援会工作中，我被吸收入团。”
当时福州的学联主席叫林铁民，还有一位作编辑的陈代青，两人介绍游寿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并担任共青团福州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
在晚年回忆这段历史时，游寿又说：“大家决定留在学校参加成立后援会。我们干了几件事：
组织演出，卖票支援上海大罢工。
筹办妇女工读学校。
这时我已加入‘cy’中共青年团了。作为一个团员，
当牺牲自己家庭，为事业奋斗。
有计划定期学习。实在说，我怕回老家一个县。在这时期，我看的世界名著，都是烈士翁良毓借给我的，还读了苏版党章中译本。当时学生会就把这小册子放在办公室，作为宣传品。”
游寿说这些话时，已是20世纪90年代初了。中国已没有阶级斗争的警戒，游寿也没有必要向谁表白什么。她知道自己的烛火快要燃尽了，她要把一个老知识分子的真实经历告诉后人。
1925年11月，这是福州冬天初来的季节，冷风开始吹拂着依然青翠的树。室外还算暖，可室内却冷意逼人。
不知为什么，家乡的老父亲托人将游寿12岁的弟弟带到福州，“老人以为我毕业参加工作了，可以供养弟弟在福州上学了？”游寿与厦门集美的一位同学正在福州学联的一个秘密办公处刻制反对段祺瑞政府的“关税会议”的传单，门突然被推开，一位学联的同学急促而低沉地说：“敌人已查封了书报店，把老板抓走了，正在城里搜捕我们，赶快离开福州。” 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王大同在《马克思主义在福建的传播》中说： “……福建军务督办周荫人，对福州地区日益高涨的革命活动极为恐惧和仇视，公然下令各地军警当局严禁共产宣传，并于1925年12月22日逮捕福州学联理事长、社会主义青年团福州地委组织委员、 ‘收回教育权委员会’委员长翁良毓，继又查封了‘福州书店’。1926年9月又残酷地杀害了翁良毓同志。”
就是在军阀周荫人下令逮捕进步学生之际，游寿和学联的同学们分散转移出福州。有的同学去了上海，游寿则乘船回到霞浦。
船到盐田乡，还要走40里才能到家，在路上遇到了同乡，“唉呀，你快回家吧，游老先生病重，已往福州打了电报催你回家呢。”乡人的话使游寿惊慌失措，在福州逃脱了军阀的魔爪，却被父亲病重的阴影笼罩着。
游寿好像有点理解老父亲为什么要将弟弟交给自己了。
“爸爸！”游寿一跨进家门就叫了一声。家中有好几位父亲的学生和堂叔站在父亲的床前。父亲好像一位健康的老人一样坐起，一手拉着远方归来的女儿，一手拉着年幼的弟弟，聊了许多久别的话，眼睛不时地望着弟弟，又望着游寿。在座的客人都放心地走了。
到了半夜，老人不适地要吸烟，手在不停地抽动，已不能拿东西了。“爸爸你要什么？”“咳！抓蜻蜒了……”父亲慢慢地不动了。游寿和妈妈、弟弟，还有堂叔，都放声地哭起来，邻家闻到哭声，都过来帮着张罗老人的后事。
怎样办老人的后事呀？游学诚一生为学为师，到了撒手人寰时，却是身无分文。第二天，游学诚先生仙逝的消息传遍了霞浦县。霞浦的友人、学生把办理老人后事的全部费用承担下来。全县的学生披孝，成年的学生为游学诚扶棺抬扛，伴着闽东民间送葬的哀乐，把老人隆重地安葬了。
从全县学子为父亲送殡，游寿感到了从事教育工作的重要。由此在晚年她写下了“立身为志；教书育人”的联语，这是她的人生写照。游寿的学生们也在她身后，为继承和弘扬她的精神而不懈努力着。
游学诚去世后，由谁来接替他的县立女子高等小学校长的职务？这成了地方上的一件难办的事情。有些人在争这个位置。“游寿不是现成的人选么？福州女师的才女！就请她来做校长吧。”
乡亲们说哈也没让游寿走。老校长去世了，可学生还是要读书呀。游寿先生这时应是有着高远的目标，如她在福州女师毕业时的想法：“实在说，我怕回老家一个县。”
县女子高等小学，是开明的父亲亲手创办的，游寿怕冷了乡亲们的心，留下来做了这所小学的校长，开始了游寿先生的教育生涯。这一年，她刚好2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