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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我党我军不仅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万众一心，同仇敌忾，英勇抗击日军侵略，还相当重视档案征集工作。为总结历史经验，借以指导抗日斗争，截至1945年9月2日寇投降，党中央在全国范围内多次征集历史材料。
一、征集材料的目的
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为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毛泽东多次论述过，1942年他在延安高级干部学习组关于《如何研究中共党史》报告中一些论述，可以理解党中央注重征集敌友我三方面材料的基本目的和意义。
首先，了解中国近代史，弄清中国共产党产生的历史背景。毛泽东说：中国共产党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它是在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基础上产生的。因此“我们研究党史，只从1921年起还不能说明问题，恐怕要有前面这部分材料说明共产党的前身”。为了不割断历史，毛泽东要求“宣统退位诏书”、“袁世凯、段祺瑞政府当时的一些文件”都要研究。
其次，了解敌人，才能更好的打击敌人。毛泽东指出：“我想为了有系统地研究中共党史，将来需要编两种材料，一种是党内的，包括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种是党外的，包括帝国主义、地主、资产阶级等。两种材料都按照年月先后编排。两种材料对照起来研究，这就叫做古今中外法，也就是历史主义的方法”。还应研究地主怎样压迫农民，资本家怎样压迫工人，帝国主义怎样分裂中国，北洋军阀怎样镇压革命。不把这些东西搞清楚，就只能看到一面，不能看见全面。所以毛泽东号召一定要找这些文件材料。
第三，了解友军和了解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有过两次合作，也进行过长期的斗争。不了解国民党，中共党史也无法写。毛泽东说：“抗战是国共合作大家抗日，国民党发表了许多文件，共产党也发表了许多文件。国民党的抗日文件有些是好的， 但是它又要反共”。
第四，可以研究党史。必须更多的收集中国共产党自己形成的各种文件资料，包括党的、政府的和人民军队的有关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个方面的，也包括历史的和现在的各种材料。根据毛泽东指示，中共中央秘书处加强了对敌友我三方面文件资料的收集工作，从1942年至1945年每年平均收到这方面文件资料约有1万件。
二、征集材料的方法
为了收集敌友我三方面文件资料，党中央、中央军委、中央社会部等先后发布许多命令性的文件。毛泽东在其他著作中也有不少论述，其中论述最为详细、具体的是1941年8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这个文件规定：为了尽快幵展并做好这项工作，各地均应成立专门机构收集材料。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在中共中央设立了调查研究局，在中共中央局、分局和各省委设立了调研局或调研室，调研局或调研室内均设有材料室和研究室。材料室专管收集材料、保管材料和上送文件资料，研究室在调查研究中也应注意收集材料。其收集方法大约有如下几种：
首先是利用开调查会的办法收集材料。中共中央在调查研究决定中指出：“邀集有经验的人开调查会，每次三、五人至七、八人，调查一乡、一区、一县、一城、一镇、一军、一师、一工厂、一商店、一学校、一问题”《〈中共中央文集选集〉第13册》等等，把调查记录整理出来，就是一篇好材料。决定发出后，在党内掀起了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例如，1942年内刘少奇在华中进行了各种调查，搜集了十二包文件资料，朱德、叶剑英、王稼祥、肖劲光、谭政等都率队深入各地方、各部队进行调查研究，写出了大量调查报告。1942年1月张闻天等写的《贺家川八个自然村的调查》、《出发归来记》等受到了毛主席的好评。其次，利用各种重要会议收集材料。党内会议所讨论、决定的问题，许多党务的、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文化的重大问题都可能是在会议上通过的，因此必须利用各种干部会、代表会收集材料。中共中央秘书处和中央组织部在这方面做得好，比如1945年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们请有关代表把本地区、本单位、本部队的曾任县团职以上烈士的事迹写成书面材料交大会。这次获得的材料较多，为续编《烈士英名录》等准备了充分的材料。第三，有条件的地方或单位收集了名人列传。这种列传不限于革命内部的名流、学者、文化人、新闻记者在一县内外闻名者，其他方面知名人士如敌军团以上军官、县以上地方长官、道门首领都可写出切合本人实际的传记，在写他们的传记时还应注意收集各种人员照片。第四，收集口头材料。早在1938年3月13日毛泽东在给陕甘宁边区政府交际处负责人金城信中说：“广东材料很好，以后多收集这些材料告我，从外来人口中应该收集各方面材料”。这次党中央又决定可以“个别口头询问或派人去问，或调人来问。问干部、问工人、问农民、问文化人、问商人、问官吏、问流氓、问俘虏、问同情者"。问的方式灵活，记录下来即可整理成材料。此外，中央还决定”收集县志、府志、省志、家谱，加以研究”。这种地方志涉及当地历史，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阶级关系、风土民情、地理要塞、生产状况、沧桑变迁等等。这些文件资料内容生动，既有知识性又有历史性，是研究历史的重要参考材料。
三、材料的输送
在党中央下达收集敌友我三方面文件资料决定后，在敌占区的各级党组织，在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党政军机关，均开展了收集工作，并将收集到的文件资料用三条渠道输送到延安：
第一条渠道派人徒步秘密传递。由于各敌占区和各抗日民主根据地距延安路途遥远，且要通过敌人区域一道道封锁线，传递文件十分困难。尽管如此，各地方、各部队都有秘密交通向延安送文件，近者一月送一次，远者一季度送一次。例如，1942年中共山东省委向延安送过4次文件，共送来内部文件566件。
第二条渠道用电讯请示报告和拍发情报材料。在敌占区和国民党统治地区，我地下党组织收集到敌方或友方的材料，一部分压缩成电讯，用秘密电讯或明码电讯拍发延安。为了接收和处理各地秘密电台拍发来的电讯材料，中共中央秘书处于1942年前后曾建立了电讯材料科，将各地发来的电讯汇编成《中央电讯》、《临时通讯》、《上海通讯》等，及时送给党中央领导同志和其他有关领导人阅看。 第三条渠道是采购各种书报刊物并通过邮局邮寄延安。抗日战争中，即1941年前后，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普遍建立了战邮局。战邮局的任务是负责边区党政军民的通邮，邮寄包裹、信件、书报刊物，战邮局还有机要交通负责传递一般内部文件资料。因此，各地方采购到敌伪和国民党方面的书报刊物等，一般是由各地邮政局和抗日民主根据地战邮局递送的。幵始，各地寄来的书报刊物由中央秘书处收发科负责接收，后来成立了一个“山河邮局”，负责接收和分配各地送来的书报刊物。
此外，在抗日战争中，为了深入实际的用党的政策发动群众和领导群众，区党委以上各级党政军机关都汇编了一系列文献史料，带在身边随时使用。因此，为了出版这些文献史料汇编进行了多方面的收集工作。
四、征集稿件
自从中国共产党诞生后，就非常注重征集通讯稿件，出版报刊指导工作。到抗日战争时期，区党委以上的党政机关，八路军、新四军各部队都设立了通讯员、通讯科或通讯处等，负责撰写通讯稿件、提供必要的文件材料，以供报刊编采用。特别是1941年8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中号召各级党政军领导机关必须坚持“理论与实际密切联系”的作风，“要供给干部与学生关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4种情况的实际材料”，“要提倡干部与学生看报”等等。据统计：从1937年至1945年的8年中，中共中央、中共各部委、中共中央局、各省委、区党委以上党政军领导机关即出版各种《工作通讯》等100 余种。这些通讯是领导机关的喉舌，是本地区新闻报道的阵地，是各级干部工作的指南和行动的依据，是各机关、各地区历史活动的证据。
五、编辑文件汇编
抗日战争中，编辑出版各种文件汇集是党政军领导机关一项重要工作。有时，党政军机关主要领导人亲自从事这项工作。例如，1941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为总结中国共产党20年来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由毛泽东主持编辑《六大以前》、《六大以来》、《抗战以来重要文件汇集》、《两条路线》等书籍。在中共中央的带动下，中共中央各部委、各中央局、各省委及抗日民主根据地人民政府等领导机关也编辑出版了各种文件汇集80余种。例如中共中央军委编的《军事文献》、中共中央妇委编的《抗战以来妇女运动文件汇集》、中共中央西北局编的《党的宣传工作参考材料》、中共中央北方局编的《抗战以来文件选集》、晋察冀编的《关于晋察冀边区党的工作和具体政策报告》、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编的《晋冀鲁豫边区法令汇集》等等。为了编辑这些文件汇集，他们都对文件资料进行了收集。
在领导机关编辑出版书报刊物工作中，各部门都有收集和提供稿件、文件、电报及其他材料的任务。例如，1941年12月以中共中央书记处名义出版的《六大以来》这本书共收集文件500余件，其中属于党中央的257件，属于中央各部委的55件，属于地方党组织的40件， 属于苏维埃政府和抗日民主政府的33件，属于八路军、新四军的37件，属于群众团体的44件。被《六大以来》等文件汇集收入的文件资料虽然不多，但要收集准备的文件资料却是数以千计或数以万计，这才有挑选的回旋余地。
在抗日战争以前，各种书报刊物是由各地方、各机关秘书部门收集保存的，是与文件、电报、情报等材料存放在一起的。1937年初中共中央各机关进住延安后，各机关、各地方都编辑出版了一些知识性、业务性、科技性、文艺性的书报刊物。同时，由于各方面注重收集敌友我三方面的文件资料，一些国外的书报刊物、一些敌方的书报刊物、我方一些非领导指导性的书报刊物大量收集起来送往延安。成千 上万册书报刊物运来延安，由中共中央秘书处一家收存是困难的，于是，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于1937年上半年成立了延安中山图书馆。延安中山图书馆以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吴玉章、谢觉哉、胡乔木等17人为理事会理事。胡乔木为图书馆主任。延安中山图书馆基本任务是收集保存各种各样的图书、报纸和刊物等。一般每种收集两份以上，一份入库，一份放在阅览室供读者阅览。延安中山图书馆与各书报刊物出版部门建立有密切的关系，各种出版物均主动向图书馆赠送。例如，大众日报社出版的日报和编辑的《国共团结文献》、大公报社出版的报纸和编辑的《最近国共团结文献》、抗战报社出版的日报和编辑的《国共谈判文献辑要》、晋察冀日报社出版的日报和编辑的《国共谈判文献》一等等都被延安中山图书馆收集保存起来。
自从有了延安中山图书馆后，中共中央秘书处材料科减轻了一个大负担，因为一些与档案无关的图书、报刊可以不收集不保存，而改由图书馆收集保存和提供使用。档案部门只收集与档案有关的、领导指导性的书报刊物等。这时，延安中山图书馆与中央秘书处关系极为密切，有时就共同收集书报刊物，收集来的书报刊物互相交换、相互补充。从此，我党的图书馆事业与档案事业共同发展起来。
一、征集材料的目的
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为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毛泽东多次论述过，1942年他在延安高级干部学习组关于《如何研究中共党史》报告中一些论述，可以理解党中央注重征集敌友我三方面材料的基本目的和意义。
首先，了解中国近代史，弄清中国共产党产生的历史背景。毛泽东说：中国共产党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它是在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基础上产生的。因此“我们研究党史，只从1921年起还不能说明问题，恐怕要有前面这部分材料说明共产党的前身”。为了不割断历史，毛泽东要求“宣统退位诏书”、“袁世凯、段祺瑞政府当时的一些文件”都要研究。
其次，了解敌人，才能更好的打击敌人。毛泽东指出：“我想为了有系统地研究中共党史，将来需要编两种材料，一种是党内的，包括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种是党外的，包括帝国主义、地主、资产阶级等。两种材料都按照年月先后编排。两种材料对照起来研究，这就叫做古今中外法，也就是历史主义的方法”。还应研究地主怎样压迫农民，资本家怎样压迫工人，帝国主义怎样分裂中国，北洋军阀怎样镇压革命。不把这些东西搞清楚，就只能看到一面，不能看见全面。所以毛泽东号召一定要找这些文件材料。
第三，了解友军和了解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有过两次合作，也进行过长期的斗争。不了解国民党，中共党史也无法写。毛泽东说：“抗战是国共合作大家抗日，国民党发表了许多文件，共产党也发表了许多文件。国民党的抗日文件有些是好的， 但是它又要反共”。
第四，可以研究党史。必须更多的收集中国共产党自己形成的各种文件资料，包括党的、政府的和人民军队的有关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个方面的，也包括历史的和现在的各种材料。根据毛泽东指示，中共中央秘书处加强了对敌友我三方面文件资料的收集工作，从1942年至1945年每年平均收到这方面文件资料约有1万件。
二、征集材料的方法
为了收集敌友我三方面文件资料，党中央、中央军委、中央社会部等先后发布许多命令性的文件。毛泽东在其他著作中也有不少论述，其中论述最为详细、具体的是1941年8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这个文件规定：为了尽快幵展并做好这项工作，各地均应成立专门机构收集材料。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在中共中央设立了调查研究局，在中共中央局、分局和各省委设立了调研局或调研室，调研局或调研室内均设有材料室和研究室。材料室专管收集材料、保管材料和上送文件资料，研究室在调查研究中也应注意收集材料。其收集方法大约有如下几种：
首先是利用开调查会的办法收集材料。中共中央在调查研究决定中指出：“邀集有经验的人开调查会，每次三、五人至七、八人，调查一乡、一区、一县、一城、一镇、一军、一师、一工厂、一商店、一学校、一问题”《〈中共中央文集选集〉第13册》等等，把调查记录整理出来，就是一篇好材料。决定发出后，在党内掀起了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例如，1942年内刘少奇在华中进行了各种调查，搜集了十二包文件资料，朱德、叶剑英、王稼祥、肖劲光、谭政等都率队深入各地方、各部队进行调查研究，写出了大量调查报告。1942年1月张闻天等写的《贺家川八个自然村的调查》、《出发归来记》等受到了毛主席的好评。其次，利用各种重要会议收集材料。党内会议所讨论、决定的问题，许多党务的、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文化的重大问题都可能是在会议上通过的，因此必须利用各种干部会、代表会收集材料。中共中央秘书处和中央组织部在这方面做得好，比如1945年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们请有关代表把本地区、本单位、本部队的曾任县团职以上烈士的事迹写成书面材料交大会。这次获得的材料较多，为续编《烈士英名录》等准备了充分的材料。第三，有条件的地方或单位收集了名人列传。这种列传不限于革命内部的名流、学者、文化人、新闻记者在一县内外闻名者，其他方面知名人士如敌军团以上军官、县以上地方长官、道门首领都可写出切合本人实际的传记，在写他们的传记时还应注意收集各种人员照片。第四，收集口头材料。早在1938年3月13日毛泽东在给陕甘宁边区政府交际处负责人金城信中说：“广东材料很好，以后多收集这些材料告我，从外来人口中应该收集各方面材料”。这次党中央又决定可以“个别口头询问或派人去问，或调人来问。问干部、问工人、问农民、问文化人、问商人、问官吏、问流氓、问俘虏、问同情者"。问的方式灵活，记录下来即可整理成材料。此外，中央还决定”收集县志、府志、省志、家谱，加以研究”。这种地方志涉及当地历史，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阶级关系、风土民情、地理要塞、生产状况、沧桑变迁等等。这些文件资料内容生动，既有知识性又有历史性，是研究历史的重要参考材料。
三、材料的输送
在党中央下达收集敌友我三方面文件资料决定后，在敌占区的各级党组织，在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党政军机关，均开展了收集工作，并将收集到的文件资料用三条渠道输送到延安：
第一条渠道派人徒步秘密传递。由于各敌占区和各抗日民主根据地距延安路途遥远，且要通过敌人区域一道道封锁线，传递文件十分困难。尽管如此，各地方、各部队都有秘密交通向延安送文件，近者一月送一次，远者一季度送一次。例如，1942年中共山东省委向延安送过4次文件，共送来内部文件566件。
第二条渠道用电讯请示报告和拍发情报材料。在敌占区和国民党统治地区，我地下党组织收集到敌方或友方的材料，一部分压缩成电讯，用秘密电讯或明码电讯拍发延安。为了接收和处理各地秘密电台拍发来的电讯材料，中共中央秘书处于1942年前后曾建立了电讯材料科，将各地发来的电讯汇编成《中央电讯》、《临时通讯》、《上海通讯》等，及时送给党中央领导同志和其他有关领导人阅看。 第三条渠道是采购各种书报刊物并通过邮局邮寄延安。抗日战争中，即1941年前后，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普遍建立了战邮局。战邮局的任务是负责边区党政军民的通邮，邮寄包裹、信件、书报刊物，战邮局还有机要交通负责传递一般内部文件资料。因此，各地方采购到敌伪和国民党方面的书报刊物等，一般是由各地邮政局和抗日民主根据地战邮局递送的。幵始，各地寄来的书报刊物由中央秘书处收发科负责接收，后来成立了一个“山河邮局”，负责接收和分配各地送来的书报刊物。
此外，在抗日战争中，为了深入实际的用党的政策发动群众和领导群众，区党委以上各级党政军机关都汇编了一系列文献史料，带在身边随时使用。因此，为了出版这些文献史料汇编进行了多方面的收集工作。
四、征集稿件
自从中国共产党诞生后，就非常注重征集通讯稿件，出版报刊指导工作。到抗日战争时期，区党委以上的党政机关，八路军、新四军各部队都设立了通讯员、通讯科或通讯处等，负责撰写通讯稿件、提供必要的文件材料，以供报刊编采用。特别是1941年8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中号召各级党政军领导机关必须坚持“理论与实际密切联系”的作风，“要供给干部与学生关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4种情况的实际材料”，“要提倡干部与学生看报”等等。据统计：从1937年至1945年的8年中，中共中央、中共各部委、中共中央局、各省委、区党委以上党政军领导机关即出版各种《工作通讯》等100 余种。这些通讯是领导机关的喉舌，是本地区新闻报道的阵地，是各级干部工作的指南和行动的依据，是各机关、各地区历史活动的证据。
五、编辑文件汇编
抗日战争中，编辑出版各种文件汇集是党政军领导机关一项重要工作。有时，党政军机关主要领导人亲自从事这项工作。例如，1941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为总结中国共产党20年来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由毛泽东主持编辑《六大以前》、《六大以来》、《抗战以来重要文件汇集》、《两条路线》等书籍。在中共中央的带动下，中共中央各部委、各中央局、各省委及抗日民主根据地人民政府等领导机关也编辑出版了各种文件汇集80余种。例如中共中央军委编的《军事文献》、中共中央妇委编的《抗战以来妇女运动文件汇集》、中共中央西北局编的《党的宣传工作参考材料》、中共中央北方局编的《抗战以来文件选集》、晋察冀编的《关于晋察冀边区党的工作和具体政策报告》、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编的《晋冀鲁豫边区法令汇集》等等。为了编辑这些文件汇集，他们都对文件资料进行了收集。
在领导机关编辑出版书报刊物工作中，各部门都有收集和提供稿件、文件、电报及其他材料的任务。例如，1941年12月以中共中央书记处名义出版的《六大以来》这本书共收集文件500余件，其中属于党中央的257件，属于中央各部委的55件，属于地方党组织的40件， 属于苏维埃政府和抗日民主政府的33件，属于八路军、新四军的37件，属于群众团体的44件。被《六大以来》等文件汇集收入的文件资料虽然不多，但要收集准备的文件资料却是数以千计或数以万计，这才有挑选的回旋余地。
在抗日战争以前，各种书报刊物是由各地方、各机关秘书部门收集保存的，是与文件、电报、情报等材料存放在一起的。1937年初中共中央各机关进住延安后，各机关、各地方都编辑出版了一些知识性、业务性、科技性、文艺性的书报刊物。同时，由于各方面注重收集敌友我三方面的文件资料，一些国外的书报刊物、一些敌方的书报刊物、我方一些非领导指导性的书报刊物大量收集起来送往延安。成千 上万册书报刊物运来延安，由中共中央秘书处一家收存是困难的，于是，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于1937年上半年成立了延安中山图书馆。延安中山图书馆以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吴玉章、谢觉哉、胡乔木等17人为理事会理事。胡乔木为图书馆主任。延安中山图书馆基本任务是收集保存各种各样的图书、报纸和刊物等。一般每种收集两份以上，一份入库，一份放在阅览室供读者阅览。延安中山图书馆与各书报刊物出版部门建立有密切的关系，各种出版物均主动向图书馆赠送。例如，大众日报社出版的日报和编辑的《国共团结文献》、大公报社出版的报纸和编辑的《最近国共团结文献》、抗战报社出版的日报和编辑的《国共谈判文献辑要》、晋察冀日报社出版的日报和编辑的《国共谈判文献》一等等都被延安中山图书馆收集保存起来。
自从有了延安中山图书馆后，中共中央秘书处材料科减轻了一个大负担，因为一些与档案无关的图书、报刊可以不收集不保存，而改由图书馆收集保存和提供使用。档案部门只收集与档案有关的、领导指导性的书报刊物等。这时，延安中山图书馆与中央秘书处关系极为密切，有时就共同收集书报刊物，收集来的书报刊物互相交换、相互补充。从此，我党的图书馆事业与档案事业共同发展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