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学，位于香港薄扶林道。
　　现在，内地高考尖子生正源源不断地转投而来。这让内地高考生头脑中根深蒂固的“清华、北大”情结一步一步被动摇，甚至在填报志愿的过程中经历了艰苦的抉择。
　　2006年，香港高校首次将招生的范围延伸到云南，使得24名云南的学子有了离开云南，赴港求学的机会。刘涵是云南首批赴港求学的学生之一。
　　香港高校究竟为什么那么香？
　　刘涵从面试到真正成为香港大学的学生，经历了与内地高校不同的教育模式。香港繁华、现代的城市，面对完全不同的教育模式和生活方式，在刘涵的内心中又有怎样的矛盾？她又处于怎样的生活状态？
　　对于刘涵，香港大学是诱惑还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改变？
　　从微观看宏观，香港高校“进军”内地，是中国学生在“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外的一个新选择，香港高校与内地高校的这场竞争实际上是两种教育体制、教育模式的较量。
　　
　　2006年6月24日中午1点，云南师大附中的高三毕业生刘涵接到了一个电话，那是学校老师带给她的一则喜讯：她的高考成绩为676分，是云南省文科状元。
　　填报志愿时，她一直在北京大学和香港大学之间徘徊。直到后来收到香港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刘涵才感到了一些轻松，但也充满遗憾。“其实我宁愿只有一个选择，那就不用那么难抉择了。”
　　如今，刘涵早已结束了在北京大学为期一年的委培学习，并在香港大学求学快有一年了。当《车与人》拨通她寝室电话时，想不到的是她居然用云南话接的电话。当记者也用云南话与她交流时，“听到熟悉的家乡话，真是太亲切了！”她激动地说。
　　
　　电话口试
　　
　　回忆起当年报考香港大学时的一些细节时，刘涵至今记忆犹新。
　　香港高校在内地招收考生时注重的不仅仅是考生的考试成绩，还要考察学生的应变能力。和所有赴港求学的同学一样，刘涵也经历了一次难忘的面试。
　　当时香港大学安排的面试时间正好与师大附中的毕业典礼发生冲突，刘涵提前在电话里把这个情况告诉了香港大学的招生老师，校方经过协商后通知她将面试改为“电话口试”，并表示不会通知她具体时间，将临时打电话给她进行“突袭”。
　　


　　“电话打过来时我正在外面玩，两位教授就这样开始了对我的考核，问了我对学校和所学专业的看法。整个过程并没有沉闷的提问，而是很自然地英文对话，就像和朋友聊天一样轻松。”
　　刘涵说，因为自己英语底子还过得去，加上教授的考核并不难，所以几乎能听懂他们所有的话。问到自己的回答教授们满意吗，她俏皮地笑了，“当时觉得自己发挥的还行，但不敢肯定，后来接到录取的电话时，心想他们应该还算满意吧，哈哈！”
　　
　　接受两种顶尖教育
　　
　　在未到香港学习之前，国际金融一直是刘涵最喜欢的专业，被视为亚洲金融与商业中心的香港自然也成了她向往的城市之一。
　　高三上学期的时候，刘涵和历史老师谈到理想时，说自己有去香港读大学的打算。这让历史老师既感到惊奇又非常高兴，除了对刘涵的想法给予鼓励外，平时也主动帮她留心香港高校的相关信息。高三下学期，刘涵得知香港大学要在云南招生的政策，她顿时乐坏了，“那种感觉就像上天注定一样，特别巧！”
　　但是，赴港上大学的高额学费和生活费也曾让刘涵一度望而却步，好在事情在最后一刻出现了转机。在报志愿前，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都向刘涵抛来了橄榄枝，港大的全额奖学金为刘涵开启了方便之门，学校第一年提供的在北京大学进行委培的奖学金是6万元港币，而在港大的3年每年将提供13万元港币的奖学金。
　　“其实打动我的另外一个原因还是港大安排第一年的北大委培，这样，我就可以实现儿时的梦想，先在北大学习，之后，再去香港，那么就可以接受两种不同的顶尖教育。”
　　“在香港可以体验国际化大都市的氛围，信息、资源非常发达，而北大有着与众不同的大气和底蕴。”刘涵这样评价自己接受的两种不同的顶尖教育。
　　
　　选修课多，必修课少
　　
　　2007年9月，怀着憧憬和理想，刘涵来到了香港，开始了她在香港的学习与生活。
　　香港的学校课程设置与就业接轨，必修课比较少，选修课却很丰富，学校基本上不分班级，大家随便选课，能考够学分就行，因此同一门课极有可能和师姐、师弟一起上。
　　学校根据学生们选修的科目为每个学生安排了不同的课程表。每门课都有老师推荐的参考教材，可买可不买，图书馆里也可以借到。香港各高校的教师都是面向全球招聘的，有许多国际知名学府毕业的外籍教师，让学生们的视野和思维更加开阔。
　　这里的学习都离不开电脑。学校的各种信息、通知都通过网络邮件告知大家，老师布置作业、学生交作业也都要通过网络。
　　有时候就直接带着手提去上课，在电脑上看讲义。有些课程或小测验，都在网上进行。校园几乎被计算机网络覆盖，学校内到处都有计算机端口，在教学楼里走两步就会有几台电脑放在路边供同学们随时使用。
　　
　　失落的灰色记忆
　　
　　新鲜感过后，随之而来的就是强烈的失落感。“一切都是新的，不习惯，需要人尽快去适应，心绪上就比较焦躁、低落。”加上刘涵以前一直是出类拔萃的尖子生，从初中到高中，第一名只落榜过一次，到了香港大学后才真正理解了什么是“强手如林”，从而产生了压抑感。
　　那段时间，刘涵从自信转变为自我否定，“不如人”的自卑感一直在心头萦绕。在去年上学期的学习生活中，她一直无法获得快乐，不愿与人交流。说到这里，她的声音有些哽咽，那段灰色的记忆给了她太多感触。
　　“好在寒假回到楚雄的家里，除了和家人、朋友的交流外，我自己也静静地思考了很长一段时间，逐渐意识到没有必要过于苛求自己，只要把一点一滴的小事做好就行。”
　　逐渐摆正位置的刘涵又回到了最初那个热情、开朗、乐观、单纯的女孩。第二学期一开学，她努力融入到集体生活中，和不少同学成了朋友，终于走出了失落。
　　
　　打成一片学粤语
　　
　　虽然香港人多说粤语，但在香港高校采用全英文教学，课本、老师授课、与老师发邮件……一切都是英语，极其考验学生的阅读能力和表达能力。内地学生到港校之后要适应两地的文化差异，首先要过的就是语言关。
　　


　　在学校，有本地生、内地生、国际生，平时说话语言经常要在三个“频道”间切换：和内地同学说普通话，和香港本地同学说广东话，和国际交换生说英语。
　　虽然英文基础不错，但刚进入港大时刘涵还是在英语上下了很大的工夫。“一般的课程全听懂还问题大不，类似心理学、社会科学这类有很多专业术语的课基本上只能听懂90%，要通过尽量多的预习来弥补不懂的知识。”
　　另一方面，课后同学间交流一般都是粤语，这对云南学生来说更是一道难关。“我本身就很想学粤语，因为它是中国语言的活化石，所以我不把它看作障碍，而看作学一项本领的过程。虽然现在还不能说得很地道，但通过这个过程，可以更快地融入群体。”
　　刚到香港时，内地学生往往因为害羞，或者是勇气不足的原因，不敢、也不愿和当地学生进行交流，总喜欢和“自己人”聚在一起，这样就形成恶性循环，粤语一直得不到提高。
　　刘涵则尽量多地参与到学校活动中，和当地学生“打”成一片，不知不觉中粤语水平就有了很大的进步，现在已经能应付简单的对话了，只是作报告这样难度较大的会话还会有些困难。
　　
　　每天基本花费70元
　　
　　在香港，即使是在学校，消费水平和内地相比，也是比较高。但和大多数赴港的内地学生相比，刘涵则幸运得多，她获得的是香港大学提供的45万元的全额奖学金。不过虽然有奖学金，但在这个美食、购物天堂，节俭观念还是必须的。
　　刘涵把在学校的花费仔细算了一笔账，如果在学校食堂吃饭，最简单的套餐要花20到30元港币；如果出门到最便宜的大排档吃饭，则要花30到40元港币。
　　另外，香港的水价也很高，每瓶450毫升左右的水要5到6元港币，这样算下来每天最基本的生活费也要70元港币左右。因此，大多数赴港的内地学生每月差不多要花4000到5000元港币。
　　“港大的社团都有一定的经费，所以通常加入后只需交少量的钱，就能享受到较高标准的消费。比如说我们周末有活动时，每个人只需凑20元港币，就能吃到比这个标准高几倍的美食，而且社团都有很多免费的共享资源，所以这样能省下很大开销。” 想出了省钱方法的刘涵每月差不多只花2000元港币。
　　内地很多人都误认为在香港这样一个繁华的大都市，生活方式就是奢华享受。“这种观念是完全错误的，奢华享受对少数人来说是难免的，但绝对不是主流。至少在我看来，大部分香港人都是理智消费，不主张铺张浪费。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在内地的大学校园，可能经常会遇到驾着自家豪车来上学或出游的学子，但是在香港的校园，几乎不会看见这样的事情。大家都觉得，上学是为了学习而来，并不是来显摆的。”刘涵反驳说。
　　
　　记事本成生活必需品
　　
　　香港海洋公园是世界最大的海洋公园之一，位于香港南部香港仔海洋公园道。凡去香港旅游的人无不到此一游，刘涵就读的香港大学就在海洋公园旁边。
　　很难相信，直到现在，刘涵还没有去过海洋公园。虽然有些遗憾，但“要做的事太多，玩还是暂且放一放吧。”
　　香港各大学普遍实行小班授课与大班授课结合的授课方式，通常是2小时的大班授课，配以1小时的小班授课。大班授课讲解要领、要点，小班授课把学生分成很多小组，一组5人、10人不等，以师生或者学生讨论互动为主。
　　


　　内地来的学生普遍喜欢小班授课，师生之间跟朋友一样，老师有时还会带些糖果边吃边聊，轻松的气氛中，已经理解的问题会深化，没有理解的问题会理解，半知半解的问题会贯通。
　　当然，与每个院校的个性和风格大异其趣一样，小班教学会因各个院系和课程的不同而五彩缤纷。让刘涵感受最深的是香港各大学的主动学习风气，她说老师留的文字作业并不多，时间完全由自己支配，没有人督促你去上课，这里也没有班级的概念，但是大家的学习非常自觉而紧张，不但要动脑，而且要动手和动嘴，这就是主动学习。
　　主动学习的动力来自学校一系列鼓励和压力。学得好成绩就好，成绩好就得奖多，毕业后择业机会也多。成绩并不完全来自考试，而是平时的作业、上课出席率、课堂发言、辅导课参与、学期中的项目研究、社会实践调查、课堂演讲、小测验等考核，期末考试只占总成绩的30%左右。
　　这样，你平时不主动学习一定会被淘汰。刘涵说，考前一段时间“临时抱佛脚”在香港是完全行不通的。“教育的作用本来就是让个体从‘自在’升华到‘自为’，而自觉则必须以自主为前提，这正是在香港读大学的价值所在。”
　　学生们的时间安排可能不同，紧张忙碌却完全一样。与教授沟通、交收作业以及讲座、心理辅导、活动等信息，都通过E-mail完成。什么时间做什么，学什么完全自己决定。只要学生不找老师，老师也不找学生。学生要找老师，老师则有求必应。
　　刚到港大时，有次上课，刘涵遇到了不懂的问题，回到宿舍后按老师提供的联系方式给他发了电子邮件，没几分钟，她就收到了回复。“这实在太让人惊讶了！除了对我的疑问给以答复外，老师还特意鼓励我不懂就问，那种对学生反馈的重视程度实在让我印象深刻！”
　　刘涵说在香港，学校更看重对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因此参加各类社团活动就显得尤为重要，“以前上学我几乎没用过记事本，但是在香港，这成了生活必需品。需要做的事情实在太多，如果不提前安排好，会弄得一团糟。”
　　
　　去世界各地考察
　　
　　由最初的不适应，到现在喜欢上香港，刘涵把这归因于这个城市丰富多元的文化。但也正是因为太繁华太丰富多彩，也会有一些人适应不了，所以来到这里，“既要经得住诱惑，还要学会慢慢融入这个社会，产生归属感”。
　　


　　香港大学给了学生很多机遇，上学期，刘涵就去了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第二大城市迪拜，这学期又去了泰国和我国的台湾省。而去这些地方都是由学校财政给予补助的。
　　当然，她并不是去旅行的。去泰国是代表香港NGO组织，考察当地全球变暖应对实情，之后可为香港政府提议案。而去台湾省则是专程考察3·22大选。港大有很多项目可供学生申请，但对申请者除了有成绩标准要求外，还要进行严格的笔试面试考核。
　　这些活动是香港各大学全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全人教育在香港大学教育中不只是行动，更有理论指导和阐述。“大学的职责就是除了专业知识和文化知识，个人修养、理性思维、社会意识、体能发展等都是重要的补充。因此，学校的重要职责之一就是给学生更多的经历，拓宽我们的视野。”
　　现在刘涵刚被选为港大利明泽舍堂成立以来第一位来自内地的篮球队长，还成为了15年来香港大学第一个非香港本地的高桌晚宴主持人（高桌晚宴是香港最受学生们重视的一种正式校内社交晚宴，也是社交礼仪的“实战训练场”）。
　　刘涵说自己离家越远，心就离家越近，越来越强烈的家庭责任感让她更珍惜和家人共处的时光。刘涵提醒并建议即将面临高考的学子，当前应全身心投入高考准备中，“高考成绩决定很多。如果这第一道关口过不去，早早准备的面试也是徒劳。”
　　提起自己的将来，刘涵说：“未来的一切还是顺其自然吧，不过我挺想回云南为家乡的建设尽自己的微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