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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艺术品中“图形”与“底基”关系构成的分析,是创作实践和审美鉴赏过程中一个不容忽视的美学问题。就叙事作品的创作和鉴赏而言,有关“图底关系”的研究和揭示,对叙述构成和解读故事也能起到重要作用。本文联系叙事作品中的情节结构和人物形象等要素,用“图底关系”就作品的鉴赏层面作一探讨。
关键词:“图底关系”;结构层次;人物性格构成
最近几十年来,人们饶有兴趣地发现,继“精神分析学派”之后,在西方影响最大的心理学派——格式塔学派的一些基本观点,又被文艺批评界“引进”过来,作为分析和鉴赏文艺作品的一个新的视角。较早地将格式塔心理学说用于文艺研究并取得研究成果的是阿恩海姆,他根据格式塔学说中有关“形”的整体性理论,探讨了文艺作品的“形”的构成和呈现状态。他认为艺术品的完美实质上在于“形”的完美,完美的“形”是艺术品表现出永久魅力的根本要素。那么,什么样的“形”才是完美的呢?阿恩海姆在《艺术与视知觉》中分析了构成“形”的种种要素,其中谈到空间呈现时,他通过大量的绘画艺术品实例的剖析,告诉我们,艺术作品特定的空间呈现中,有些因素会促使某些部分被视为处于底基上面的“图形”,而有些部分则被视为图形下面的“底基”,对于这类“图形”与“底基”关系构成的分析,是创作实践和审美鉴赏过程中一个不容忽视的美学问题。以叙事作品为例,叙事者在叙事过程中心存这种关系,并于有意无意之间处理好两者关系,当然有利于文本“形”的完美,从而使作品产生更大的艺术魅力;接受者具有鉴赏这类空间关系的能力,对填补文本“形”方面的特定空白显然也是一件好事。因此,对“图底关系”的研究和揭示,仅仅从叙事作品的实践层面看,也是很有必要的。本文联系叙事作品中的事物层次和人物形象等要素,试着用“图底关系”就鉴赏层面作一探讨。需要说明的是,笔者并不完全赞同阿恩海姆有关艺术品的“形”的论述,因为过分地突出“形”的完美或多或少地会冲淡艺术品的其他构成要素的作用。但从另一侧面看,我们不能不承认叙事作品的“形”的要素确实是至关重要的。如作为叙事作品主要品种的小说,之所以为小说,首先就是因为它在“形”的构成上有别于其他叙事作品的类型;进一步看,在具体的小说文本中,“形”的完美与否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到文本的其他要素。
一
我们知道,艺术品中“图”与“底”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图形与底基之间的关系,就是指一个封闭的式样与另一个和它同质的非封闭背景之间的关系。然而,在现实中真正合乎以上条件的情况是很少的,”大多数情况下,“包括着超过两个层次的更加复杂的关系”。[1]也就是说,特定背景中的图,往往会在更小的“图”面前成为“底”,而一定环境中的“底”,在更大的“底”的面前,又有可能成为“图”。因此,“图”和“底”实际上是分布在艺术品不同深度层次的内容,是艺术品的两个特定的深度层次。它们是具有不确定性的。那么,这种图底关系的“不确定性”对叙事文本构成和鉴赏能起什么作用呢?笔者认为,它至少可以证明,叙事作品也可以象艺术品那样,借用“图”和“底”这种特定的层次要素来增强作品的“景深”。包括毕加索在内的许多现代绘画大师,就曾利用过这种不确定性,给作品带来较强的立体感。而“威尼斯画派”和“佛罗伦萨画派”在内的文艺复兴以来影响较大的画派,就作品的景深构建来看,应该说是逊色于现代绘画中的上乘之作的。建筑艺术也是这样,不少现代建筑物,利用图底关系的不确定性,在有限的空间中增加深度层次,增强了建筑物的浑厚度。如南京“金陵饭店”,从前后左右任一侧面看过去,正中都是一条由竖的筋线构成的“图”,而两个长方的平面相交构成了“底”,只是这个“底”相对于整个建筑物的外围框架,又成了“图”。这样的层次感衬托出了这一建筑物的雄伟壮观。而雕塑艺术中的许多纪念碑,则与金陵饭店的构造有异曲同工之妙。可以说,现代建筑与雕塑艺术的新颖别致,在一定程度上是得益于对图底关系不确定性的把握和处理的。
叙事作品能不能借助“图底关系”来增强层次感呢?答案是肯定的。许多叙事作品,尤其是小说,由于以叙事为主,因此在情节安排上有很大的灵活性。我们知道,与通常所说的故事相比较,“情节同样要叙述事件,只不过特别强调因果关系罢了。……虽然情节也有时间顺序,但却被因果关系所掩盖。”[2]这种着力于因果关系的叙事,尤其适合运用图底关系的不确定性,来增强整个文本的层次感。如乌尔夫《墙上的斑点》这一以放射性意识流结构著称的小说,就是通过“图底”的变化,在有限的篇幅里,表现出较强的富有因果联系的层次感。作品中“追忆与思索”的片段是从“墙上的斑点”推衍而来的,“墙上的斑点”是这种追忆和思索的“图”;而这种追忆与思索的片段对于主人公的意识流程而言,它又只是一个“图”,作品实际上运用与“墙上的斑点”因果关系明确的情节,加深了文本的结构层次。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更是呈现出这种特点。作品以第二十二条军规的无处可寻、无所不在作为基点,这一基点对于主人公尤素林所在的空军大队来说,是一个“底基”,而对于叙述者所揭示的大背景——充满黑色幽默色彩的社会制度本身则又是一个“图”。某空军大队的活动凸现在第二十二条军规这一“底基”上;第二十二条军规又凸现在现代社会制度这一更大的“底基”上。小说通过“第二十二条军规”,增强了结构的深度。与绘画、雕塑等艺术门类相比,叙事作品中的这种图底关系强调了关联事件的因果关系,从而体现出丰富的情节性。如《第二十二条军规》中让人哭笑不得的空军飞行大队之所以存在着,是因为二十二条军规的存在。而具有冷幽默特征的“二十二条军规”之所以存在,又是因为具有黑色幽默特征的现代美国社会制度的存在。可以这样说,正是由于有了对这种“景深”的揭示,作品才引起美国和西方社会众多读者的浓厚的兴趣。
除利用“图底关系”的不确定性增强小说的层次感外,不少作品还能利用“图底”之间的重叠,强化的作品的结构层次。这种经过重叠强化的层次常常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在具体作品中,它往往表现为“多图同底”,就是在一个“底基”上,同一个故事由先到后多次反复叙述。作品用叙述视角的变化和叙述者的更换来揭示同一故事内涵的丰富性,而这种丰富性主要表现在不同叙述中故事内部组织形态的变化。对于这一故事发生的背景这一“底基”来说,这些不同叙述者或不同视角的叙述,由于叙述的是同一个故事,因而只能被看成前后相叠排列于同一底基上的统一的“图”。“在这种情况下,作家应该对作品的各种变体都予以控制,为它们负责,如同雕塑家要为他的塑像负责一样,因为他必须保证他的作品从任何一个角度都可以拍照,而且这全套照片看上去是由同一的动作联系起来的。”[3]可见,这种重叠实质上强化了作品“图”本身的立体感和力度。使读者有可能对一个小故事反复咀嚼、反复玩味。如阿里斯图亚斯的《危地马拉的周末》这一作品,叙述的是危地马拉一支地下游击队在反对美国颠覆活动中拦截美方空运武器的故事。作品采用了由不同的叙述角度分别叙述同一事件的方法。先后让主人公霍金斯中尉、阿达拉女士和叙述者“我”分别从自己的视点,叙述这一事件,从而揭示了故事的不同侧面,构成了基于同一底基的重叠于一体又各显特色的丰富的“图”。
二
根据阿恩海姆的观点,特定的“图”和“底”的结合,进入我们的视觉,通过视觉的思维构建,便形成一个“整体”。由此可以看出,同样的“图”,一旦“底”发生变化,我们通过视觉思维建构得到的效果会有相当大的差异。因为同一个“图”与两个或者几个不同的“底”结合,构成的是两个或者几个整体关系。这种现象对于小说的人物性格的塑造和分析有很大的借鉴作用。如果我们将小说的人物形象看成“图”,而将围绕在他周围的各种各样的环境看作“底”,那么,人物形象这一“图”随着“底”的变化,构成一个个不同的整体关系。而这一个个相对的整体,往往表现出人物性格的不同侧面或者人物形象发展的不同阶段,使人物性格呈现多样性和丰富性,人物形象显得完整和丰满,形成福斯特所说的“圆型人物”。当然,也会有一些不同的“图底结合”表现的人物性格的同一侧面,但我们这里主要分析前一种情况,因为,用不同的“图底结合”表现人物性格的不同侧面,在小说人物形象塑造中更为常见,也更能显示图底关系对人物形象塑造所起的重要作用。
我们以《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中的女主人公之一任卡的形象塑造为例,看看小说中如何就“图底”的结合来揭示人物性格的不同侧面。任卡是个年仅十九岁的苏联红军女战士,由于作品是中篇小说,作者又同时塑造了几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因而用在任卡身上的笔墨并不是很多的。但读者却能够在有限的篇幅中看到一个充满战斗气息、性格丰富的女战士形象。用“图底”的结合来分析,任卡的性格特征主要通过四组清晰的图和底构成的整体呈现出来:一是战前的任卡,一个活泼可爱的苏维埃制度下的少女与宁静平和的底基结合,凸现了她的天真烂漫;二是任卡设计迷惑德国士兵,一个善于开动脑筋的女战士与河流、丛林及丛林中若隐若现的德国兵这一“底基”结合,表现出任卡的机智、勇敢;三是德国兵离去后,眼眶中噙满后怕泪水的任卡与激动无比的战友们这一“底基”的结合,表现出她的紧张、恐惧;最后是面临德国兵的重重包围,身负重伤的任卡坚决要求掩护指挥员瓦斯科夫撤退,沉着无畏的女战士与众多的德国兵构成又一个“图底”,表现了任卡坚定成熟、关心全局的性格特征。这四种图底的结合,使得任卡这一形象愈发丰满起来,成了一个特征鲜明的“圆型人物”。由此可见,用“图底关系”的组合、变化来分析人物性格的不同侧面很有益处,它能与社会学批评和历史学批评等角度互补,更为准确地把握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如果仅仅用社会学或历史学的批评方法分析任卡的形象,往往容易先将她定位为一个勇敢无畏的苏联红军女战士,然后再做具体的剖析。这样去看待任卡后怕得眼眶里噙满眼泪的场面,往往就会误读为战胜德国兵后的任卡在战友面前的自豪与激动。而特定图底关系构成的相对整体中人物性格更深、更丰富的内涵就不能触及。
茅盾先生笔下的吴荪甫,也是在不同的“图”和“底”的结合中显示出性格的丰富性的。我们只要看一下《子夜》第十二章中,吴荪甫的形象与四个不同的“底”的组合,就可以窥见全豹了。作品先将吴荪甫至于与刘玉英密谈这个特定的“底”之中,表现他的奸诈、狡猾;接着让他与“益中公司办公室”这个“底”结合,表现他的坚毅、凶残的一面;然后是吴荪甫与家庭诸成员这一复杂的“底”的组合,表现他不可一世的骄狂;最后是吴荪甫与自己公司的会客室这一“底”的组合,表现出他色厉内荏又故作镇定的一面。由此,已经可以看到这一人物形象性格的丰富性。
“图底关系”的借鉴对于叙事作品人物性格的塑造和分析是大有益处的。与增强和强化叙事作品的层次感一样,叙事作品中人物形象的丰富性也得力于这种对整体性较好把握的方法。当然,我们并不是要把人物的各个侧面机械地与“大环境”割裂开来,事实上这种割裂也不可能出现,因为,在图底关系的分析中,“图”内在的性质仍是一个整体,而就表现人物性格的每个不同侧面来看,它与其他侧面的关系也是统一的,而不是可以拆开来再相加的。因此,我们运用“图底关系”来分析人物形象,只是在将人物性格看成一个统一的整体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参考文献]
[1][美]阿恩海姆著,滕守尧等译,《艺术与视知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3月,P311
[2][英]福斯特著,苏炳文译,《小说面面观》,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年12月,P75
[3][法]米歇尔•布托尔著,李毓臻译,《漫谈长篇小说的技巧》,参见王忠琪等《法国作家论文学》,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6月,P432
关键词:“图底关系”;结构层次;人物性格构成
最近几十年来,人们饶有兴趣地发现,继“精神分析学派”之后,在西方影响最大的心理学派——格式塔学派的一些基本观点,又被文艺批评界“引进”过来,作为分析和鉴赏文艺作品的一个新的视角。较早地将格式塔心理学说用于文艺研究并取得研究成果的是阿恩海姆,他根据格式塔学说中有关“形”的整体性理论,探讨了文艺作品的“形”的构成和呈现状态。他认为艺术品的完美实质上在于“形”的完美,完美的“形”是艺术品表现出永久魅力的根本要素。那么,什么样的“形”才是完美的呢?阿恩海姆在《艺术与视知觉》中分析了构成“形”的种种要素,其中谈到空间呈现时,他通过大量的绘画艺术品实例的剖析,告诉我们,艺术作品特定的空间呈现中,有些因素会促使某些部分被视为处于底基上面的“图形”,而有些部分则被视为图形下面的“底基”,对于这类“图形”与“底基”关系构成的分析,是创作实践和审美鉴赏过程中一个不容忽视的美学问题。以叙事作品为例,叙事者在叙事过程中心存这种关系,并于有意无意之间处理好两者关系,当然有利于文本“形”的完美,从而使作品产生更大的艺术魅力;接受者具有鉴赏这类空间关系的能力,对填补文本“形”方面的特定空白显然也是一件好事。因此,对“图底关系”的研究和揭示,仅仅从叙事作品的实践层面看,也是很有必要的。本文联系叙事作品中的事物层次和人物形象等要素,试着用“图底关系”就鉴赏层面作一探讨。需要说明的是,笔者并不完全赞同阿恩海姆有关艺术品的“形”的论述,因为过分地突出“形”的完美或多或少地会冲淡艺术品的其他构成要素的作用。但从另一侧面看,我们不能不承认叙事作品的“形”的要素确实是至关重要的。如作为叙事作品主要品种的小说,之所以为小说,首先就是因为它在“形”的构成上有别于其他叙事作品的类型;进一步看,在具体的小说文本中,“形”的完美与否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到文本的其他要素。
一
我们知道,艺术品中“图”与“底”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图形与底基之间的关系,就是指一个封闭的式样与另一个和它同质的非封闭背景之间的关系。然而,在现实中真正合乎以上条件的情况是很少的,”大多数情况下,“包括着超过两个层次的更加复杂的关系”。[1]也就是说,特定背景中的图,往往会在更小的“图”面前成为“底”,而一定环境中的“底”,在更大的“底”的面前,又有可能成为“图”。因此,“图”和“底”实际上是分布在艺术品不同深度层次的内容,是艺术品的两个特定的深度层次。它们是具有不确定性的。那么,这种图底关系的“不确定性”对叙事文本构成和鉴赏能起什么作用呢?笔者认为,它至少可以证明,叙事作品也可以象艺术品那样,借用“图”和“底”这种特定的层次要素来增强作品的“景深”。包括毕加索在内的许多现代绘画大师,就曾利用过这种不确定性,给作品带来较强的立体感。而“威尼斯画派”和“佛罗伦萨画派”在内的文艺复兴以来影响较大的画派,就作品的景深构建来看,应该说是逊色于现代绘画中的上乘之作的。建筑艺术也是这样,不少现代建筑物,利用图底关系的不确定性,在有限的空间中增加深度层次,增强了建筑物的浑厚度。如南京“金陵饭店”,从前后左右任一侧面看过去,正中都是一条由竖的筋线构成的“图”,而两个长方的平面相交构成了“底”,只是这个“底”相对于整个建筑物的外围框架,又成了“图”。这样的层次感衬托出了这一建筑物的雄伟壮观。而雕塑艺术中的许多纪念碑,则与金陵饭店的构造有异曲同工之妙。可以说,现代建筑与雕塑艺术的新颖别致,在一定程度上是得益于对图底关系不确定性的把握和处理的。
叙事作品能不能借助“图底关系”来增强层次感呢?答案是肯定的。许多叙事作品,尤其是小说,由于以叙事为主,因此在情节安排上有很大的灵活性。我们知道,与通常所说的故事相比较,“情节同样要叙述事件,只不过特别强调因果关系罢了。……虽然情节也有时间顺序,但却被因果关系所掩盖。”[2]这种着力于因果关系的叙事,尤其适合运用图底关系的不确定性,来增强整个文本的层次感。如乌尔夫《墙上的斑点》这一以放射性意识流结构著称的小说,就是通过“图底”的变化,在有限的篇幅里,表现出较强的富有因果联系的层次感。作品中“追忆与思索”的片段是从“墙上的斑点”推衍而来的,“墙上的斑点”是这种追忆和思索的“图”;而这种追忆与思索的片段对于主人公的意识流程而言,它又只是一个“图”,作品实际上运用与“墙上的斑点”因果关系明确的情节,加深了文本的结构层次。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更是呈现出这种特点。作品以第二十二条军规的无处可寻、无所不在作为基点,这一基点对于主人公尤素林所在的空军大队来说,是一个“底基”,而对于叙述者所揭示的大背景——充满黑色幽默色彩的社会制度本身则又是一个“图”。某空军大队的活动凸现在第二十二条军规这一“底基”上;第二十二条军规又凸现在现代社会制度这一更大的“底基”上。小说通过“第二十二条军规”,增强了结构的深度。与绘画、雕塑等艺术门类相比,叙事作品中的这种图底关系强调了关联事件的因果关系,从而体现出丰富的情节性。如《第二十二条军规》中让人哭笑不得的空军飞行大队之所以存在着,是因为二十二条军规的存在。而具有冷幽默特征的“二十二条军规”之所以存在,又是因为具有黑色幽默特征的现代美国社会制度的存在。可以这样说,正是由于有了对这种“景深”的揭示,作品才引起美国和西方社会众多读者的浓厚的兴趣。
除利用“图底关系”的不确定性增强小说的层次感外,不少作品还能利用“图底”之间的重叠,强化的作品的结构层次。这种经过重叠强化的层次常常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在具体作品中,它往往表现为“多图同底”,就是在一个“底基”上,同一个故事由先到后多次反复叙述。作品用叙述视角的变化和叙述者的更换来揭示同一故事内涵的丰富性,而这种丰富性主要表现在不同叙述中故事内部组织形态的变化。对于这一故事发生的背景这一“底基”来说,这些不同叙述者或不同视角的叙述,由于叙述的是同一个故事,因而只能被看成前后相叠排列于同一底基上的统一的“图”。“在这种情况下,作家应该对作品的各种变体都予以控制,为它们负责,如同雕塑家要为他的塑像负责一样,因为他必须保证他的作品从任何一个角度都可以拍照,而且这全套照片看上去是由同一的动作联系起来的。”[3]可见,这种重叠实质上强化了作品“图”本身的立体感和力度。使读者有可能对一个小故事反复咀嚼、反复玩味。如阿里斯图亚斯的《危地马拉的周末》这一作品,叙述的是危地马拉一支地下游击队在反对美国颠覆活动中拦截美方空运武器的故事。作品采用了由不同的叙述角度分别叙述同一事件的方法。先后让主人公霍金斯中尉、阿达拉女士和叙述者“我”分别从自己的视点,叙述这一事件,从而揭示了故事的不同侧面,构成了基于同一底基的重叠于一体又各显特色的丰富的“图”。
二
根据阿恩海姆的观点,特定的“图”和“底”的结合,进入我们的视觉,通过视觉的思维构建,便形成一个“整体”。由此可以看出,同样的“图”,一旦“底”发生变化,我们通过视觉思维建构得到的效果会有相当大的差异。因为同一个“图”与两个或者几个不同的“底”结合,构成的是两个或者几个整体关系。这种现象对于小说的人物性格的塑造和分析有很大的借鉴作用。如果我们将小说的人物形象看成“图”,而将围绕在他周围的各种各样的环境看作“底”,那么,人物形象这一“图”随着“底”的变化,构成一个个不同的整体关系。而这一个个相对的整体,往往表现出人物性格的不同侧面或者人物形象发展的不同阶段,使人物性格呈现多样性和丰富性,人物形象显得完整和丰满,形成福斯特所说的“圆型人物”。当然,也会有一些不同的“图底结合”表现的人物性格的同一侧面,但我们这里主要分析前一种情况,因为,用不同的“图底结合”表现人物性格的不同侧面,在小说人物形象塑造中更为常见,也更能显示图底关系对人物形象塑造所起的重要作用。
我们以《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中的女主人公之一任卡的形象塑造为例,看看小说中如何就“图底”的结合来揭示人物性格的不同侧面。任卡是个年仅十九岁的苏联红军女战士,由于作品是中篇小说,作者又同时塑造了几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因而用在任卡身上的笔墨并不是很多的。但读者却能够在有限的篇幅中看到一个充满战斗气息、性格丰富的女战士形象。用“图底”的结合来分析,任卡的性格特征主要通过四组清晰的图和底构成的整体呈现出来:一是战前的任卡,一个活泼可爱的苏维埃制度下的少女与宁静平和的底基结合,凸现了她的天真烂漫;二是任卡设计迷惑德国士兵,一个善于开动脑筋的女战士与河流、丛林及丛林中若隐若现的德国兵这一“底基”结合,表现出任卡的机智、勇敢;三是德国兵离去后,眼眶中噙满后怕泪水的任卡与激动无比的战友们这一“底基”的结合,表现出她的紧张、恐惧;最后是面临德国兵的重重包围,身负重伤的任卡坚决要求掩护指挥员瓦斯科夫撤退,沉着无畏的女战士与众多的德国兵构成又一个“图底”,表现了任卡坚定成熟、关心全局的性格特征。这四种图底的结合,使得任卡这一形象愈发丰满起来,成了一个特征鲜明的“圆型人物”。由此可见,用“图底关系”的组合、变化来分析人物性格的不同侧面很有益处,它能与社会学批评和历史学批评等角度互补,更为准确地把握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如果仅仅用社会学或历史学的批评方法分析任卡的形象,往往容易先将她定位为一个勇敢无畏的苏联红军女战士,然后再做具体的剖析。这样去看待任卡后怕得眼眶里噙满眼泪的场面,往往就会误读为战胜德国兵后的任卡在战友面前的自豪与激动。而特定图底关系构成的相对整体中人物性格更深、更丰富的内涵就不能触及。
茅盾先生笔下的吴荪甫,也是在不同的“图”和“底”的结合中显示出性格的丰富性的。我们只要看一下《子夜》第十二章中,吴荪甫的形象与四个不同的“底”的组合,就可以窥见全豹了。作品先将吴荪甫至于与刘玉英密谈这个特定的“底”之中,表现他的奸诈、狡猾;接着让他与“益中公司办公室”这个“底”结合,表现他的坚毅、凶残的一面;然后是吴荪甫与家庭诸成员这一复杂的“底”的组合,表现他不可一世的骄狂;最后是吴荪甫与自己公司的会客室这一“底”的组合,表现出他色厉内荏又故作镇定的一面。由此,已经可以看到这一人物形象性格的丰富性。
“图底关系”的借鉴对于叙事作品人物性格的塑造和分析是大有益处的。与增强和强化叙事作品的层次感一样,叙事作品中人物形象的丰富性也得力于这种对整体性较好把握的方法。当然,我们并不是要把人物的各个侧面机械地与“大环境”割裂开来,事实上这种割裂也不可能出现,因为,在图底关系的分析中,“图”内在的性质仍是一个整体,而就表现人物性格的每个不同侧面来看,它与其他侧面的关系也是统一的,而不是可以拆开来再相加的。因此,我们运用“图底关系”来分析人物形象,只是在将人物性格看成一个统一的整体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参考文献]
[1][美]阿恩海姆著,滕守尧等译,《艺术与视知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3月,P311
[2][英]福斯特著,苏炳文译,《小说面面观》,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年12月,P75
[3][法]米歇尔•布托尔著,李毓臻译,《漫谈长篇小说的技巧》,参见王忠琪等《法国作家论文学》,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6月,P4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