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古称西域，是玉石之路和丝绸之路的要冲。千百年来，驼铃叮当，玉商相随，跨戈壁，越沙漠，过草原，沟通内地与欧亚各国。在西域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多个民族在这里繁衍生息。不同的习俗文化、不同的宗教信仰在这里碰撞融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新疆和田是玉料的主要产地，不仅为璀璨的中国玉文化提供了玉材之母体，成为国家之宝、皇家之宝、连城之璧、皇帝之玺，同时也孕育了西域玉雕文化。
　　据史料记载，1980年在新疆罗布泊小河墓地发掘的玉斧就来自楼兰古城遗址，这是迄今在新疆发现的年代最早的玉器。宋人王延德在《高昌行记》一书中，记述高昌国人“冶金银铜铁为器皿，及攻玉”，证明宋代时新疆的吐鲁番地区确有琢玉工艺。《皇明宝训》记载，永乐四年(1406年)“回回节牙思进贡玉碗”。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一对雕有花叶纹的玉盘从叶尔羌贡入，乾隆皇帝从此开始收获来自西域的具有痕都斯坦风格的玉器。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已有江南玉工在叶尔羌建立自己的作坊，不但可以接受清廷疆吏的委托制作，成品也可以销往内地。但清末以后，具有浓郁西域风格的琢玉工艺逐渐衰退，出现断层。
　　直到1964年，古老的西域玉雕才迎来了新生的转机。当年，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轻工厅的直接关心下，新疆玉雕厂组建成立，北京玉器厂派出六名师傅赴疆，在当地招收了38名学徒工，开始了玉雕生产工作。从1966年开始的二十年里，新疆玉雕厂先后派出几十名技工到北京、上海、天津、扬州等地驻厂学习，培养了一大批玉雕人才，为西域玉雕的成长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西域玉雕风格是在新疆这个多民族聚集地区，东西方文化交汇形成的一种特定的文化艺术符号。它彰显了西域文化“融合”的灵魂。具体来讲，它是一种汇集东西方文化为一体，融南北玉雕传统技艺精华，集中表现新疆各民族文化艺术生活并有浓郁本土文化气息的玉雕表现形式。
　　从20世纪60年代至今，经过新疆三代玉雕人的不懈努力和不断探索，西域玉雕走过了三个发展阶段。
　　1966—1984年是西域玉雕学习和打基础的阶段。第一代玉雕人走进内地向各家名师学习，兼习北派的雄浑大气、端庄富丽、敦厚古朴和南派的灵秀俊媚、圆润细腻、精巧雅致。
　　1984—1998年是西域玉雕艺术的发展时期。新疆玉雕师从北京、上海、扬州等玉雕厂学成返疆后，结合传统的玉雕理论和扎实的琢玉技法，在各自的玉雕工作岗位上学习借鉴吸收，实现了双向交流和交融。一批行家里手也在这一阶段涌现出来：高佩琦、李继森琢刻人物，马进贵琢刻动物，赵炳富琢刻器皿，甘霖琢刻花鸟，赵敏琢刻山子、手把件。
　　从1998年至今，西域玉雕进入了创新立派的新阶段。目前新疆玉雕行业有中国工艺美术大师1名，中国玉雕大师8名(马进贵、马学武、赵敏、郭海军、樊军民、周雁明、陶虎、刘俭刚)，还有一批新疆工艺美术大师和新疆玉雕大师。
　　在交融和变异中，西域玉雕显示出鲜明的西域本土文化艺术特征。西域玉雕是现实生活的艺术写照，是对西域各民族生活实景的延伸和艺术的再创造，蕴含着艺术家丰富的思想感情，同时也是玉雕师生命变化和个性特点的反映。经过五十多年的不断探索，特别是近十年以来，一大批玉雕人通过对西域历史文化的解读和民族感情的感悟，用玉雕语言重新排列组合、演化、创新，在他们的玉雕作品中充分体现了天地合、古今画、东西连、南北应的西域玉雕风格。
　　西域本土文化精神就是西域传统文化的最深根源，以特有的思维方式、心理结构和审美观念体现了新疆各族人民独特的历史文化发展的踪迹，蕴含着新疆原生态的文化基因。新疆玉雕大师用和田玉雕的艺术形式表现本土文化，表达新疆各民族的精神格调、民风民俗，形成了具有西域特色的玉雕派别。他们的玉雕艺术，绝不是从传统的玉雕形式中翻拣后变出的“新样式”，而是深入昆仑山的采矿点，深入新疆各民族生活之中，体验各族人民的生存状况和文化情境，再现了本土文化的典型性、唯一性和独特性，并以玉雕语言将其凝固。
　　但是，时代在变，玉雕形式也要变，而且要将蕴藏在传统玉雕中的民族文化主体精神以现代审美观念加以审视，以自己的艺术气质和艺术思维改造利用，形成富有个性的新形式、新符号。这种与时俱进的艺术理念使西域玉雕既具传统观念的内涵，又有现代生命的实质。马进贵是新疆唯一的国家工艺美术大师、国家玉雕大师。他身为回族，但以西域多元文化为根基，提倡不同民族、不同信仰之间的相互包容、相互学习。他创作的玉雕既有传统的鼎、炉、熏瓶、壶、文房珍品、佛教法器等器皿，又有具有鲜明的伊斯兰风格的玉雕作品，并将金银错嵌宝石工艺运用到了自己的创作中。
　　西域玉雕艺术是新疆本土文化的不可缺少的养分，是对传统玉雕的继承和发展。而这种延续汇入了中华文化复兴的历史长河，形成了西域玉雕这个崭新的艺术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