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匡胤做皇帝的第三年，秘密地刻了一块碑，立于太庙寝殿的夹室，用黄幔覆盖，门户封闭甚严。规定：每年祀享或新天子接位，参拜太庙之后，都要来恭读碑文。皇帝来到寝殿夹室，只有一个不识字的小黄门陪同，其余群臣都站立庭中，不准靠近。皇帝进入室内，小黄门焚香明烛，揭开帐幔，立即退出阶下，皇帝到碑前，跪着默诵。然后再拜而出，十分神秘。
　　碑上究竟写了什么，臣僚都不得而知。直到靖康之变后，人们才得进入夹室。原来室中立着一块高7～8尺、阔4尺余的石碑，上刻着三行字：一行是不准加刑于柴氏子孙；一行是“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末行是“子孙有踰此誓者，开必殛之”。这就是宋太祖定下“不杀士大夫”的“家训”，谓之“誓碑”。
　　不杀士大夫及言事之人，而且要求皇帝恪守这一祖训，这是我国封建时代十分明智的政治策略。封建时代，谁要在皇帝前提意见，好比捋虎须，逆龙鳞，危险万分，而能不惜身家性命带着棺材上金銮殿“死谏”的勇士，毕竟是极少数。如果能使大臣秉忠直言，无杀头之忧，这就解脱了束缚言论的最大绳索，形成了比较轻松舒展的政治环境和民主气氛。
　　正是这种比较宽松的政治环境，使宋代的“葫芦”宰相大为减少。宋朝第一任宰相赵普在皇帝赵匡胤面前就很倔犟。一次，赵匡胤发脾气把赵普的奏章拂之于地，赵普却慢慢地拾起来，掸掉灰尘，再次呈上；赵匡胤又拂之于地，赵普拾起来，又弹掉灰土呈上。一而再，再而三，直到皇帝接受为止。又有一次，一位官员立了功，按章应该升官，可赵匡胤素来厌恶此人，不予提升。赵普坚决请求按制度办事。太祖发火说：“朕就是不给他升官，能奈我何!”赵普说：“刑，用来惩恶；赏，用来酬功，这是古今之通理。刑与赏，是天下之刑赏，不是陛下个人的刑赏，岂能以陛下个人的喜怒好恶行事。”赵匡胤大怒，拂袖而去。赵普紧随其后，追往后宫，立于后宫门外，久久不离去。最后赵匡胤息怒冷静下来，接受这位鲠臣的意见。
　　也许，宋太祖与赵普之间有一种特殊的亲密关系，赵普才敢于如此放肆。个人关系的作用当然是存在的。不过，在宋代敢于大胆向皇帝表示不同意见者，并非只有赵普一人。宋哲宗时，宣仁太后垂帘听政，要苛责谏官贾易，宰相吕公著持异议。太后态度强硬，吕公著也不屈服，并坚持：“不先赶我下台，对贾易的处理也行不了。”最后太后也只得妥协。南宋光宗皇帝赵悖要重用姜特立，宰相留正反对，赵悖坚持己见，留正罢工五个月，结果光宗让步。
　　在宋代，不仅宰相敢于顶撞皇帝，而且谏议之风颇为盛行，并逐渐完成了监察与谏议制度。门下省、中书省置左右谏议大夫、左右司谏、左右正言等专职谏官。后来又设立谏院，作为谏官的办事机构。它与以御史台为龙头的监察系统交相辉映。不仅评议抨击朝政的疏阔阙失，绳纠甚至弹劾宰相以下的官僚，而且也对皇帝进行规谏讽喻。有一次，在皇宫内作道场，仁宗赵祯亲临观看，一时高兴，赐和尚每人一匹紫罗。和尚致谢，赵祯却说：“来日出东华门，把紫罗揣在怀里，勿令别人看见。否则台谏便有人上书议论了。”
　　最有名的事件，是包拯抵制仁宗赵祯对张尧佐的任命。张尧佐系张皇后的族叔，由于这层关系，仁宗想任命张尧佐为宣徽使，廷论反对，搁置下来。过了一阵，经不住枕头风一刮，赵祯便欲重申前命。一天，仁宗上朝，张皇后送他到殿门口，抚着他的背叮吟道：“不要忘了宣徽使一事。”赵祯点头应诺。上朝以后，便再次降旨，要任命张尧佐为宣徽使。廷臣中包拯出列，他在离仁宗皇帝很近的地方慷慨陈辞，情绪激昂，唾沫飞溅到皇帝脸上。仁宗只得作罢。回到后宫，赵祯举袖拭面，对张皇后说：“刚才殿丞向前说话，唾沫直飞到我的脸上。你只管要宣徽使，宣徽使，难道不知道是包拯当御使吗?”
　　与不杀大臣的政策相配合，宋代被贬、被降的大臣，常常下放到各州县去做地方官。但仍有调入京城的可能。如王禹偁，文坛上颇负盛名。太宗闻其名。端拱初年提拔为右拾遗、直史馆、知制诰。他替徐铉抱不平，贬商州团练副使。几年后，又召回京城，再知制诰，人为翰林学士。不久坐谤讪之罪，再贬去滁州城、扬州城任知州。宋真宗继位，再次召回京城，任知制诰。咸平初，又被赶出朝廷，出知黄州、蕲州。三进三出．三上三下。北宋时，像这种三上三下，前后三次拜相的还有六人：赵普、吕蒙正、吕夷简、张齐贤、文彦博、蔡京。
　　两宋300余年，基本上坚持了“不杀士大夫”的誓碑祖训，极少有因罪而遭杀身之祸的。只是在北宋末年，蔡京、王黼等“六贼”，祸国殃民，罪不容赦。女真贵族的大军直逼东京城下，钦宗赵桓接位，在群情激愤之下，赵桓不得不下令杀了王黼、李彦、梁师成、童贯、赵良嗣等人，以平公愤。但对杀人这件事，一直遮遮掩掩，忌讳似乎很深。后来钦宗等成了女真阶下囚，“有喻此誓者，天必殛之”倒变成了应验的谶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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