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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袁世凯在清末民初政治舞台上举足轻重，开创的北洋系影响近代中国社会进程。以刘忆江《袁世凯评传》为例，兼及近年来最新研究成果，简述袁世凯一生成败得失，为袁世凯研究做一小结，更好的认识处于晚清民初政治漩涡中的袁世凯。
关键词：袁世凯；简论；《袁世凯评传》；人物评价
中图分类号：K25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9-0025-04
袁世凯一生波澜壮阔，在近代中国占有重要地位。袁在科举坎坷、军旅发迹、政坛腾达的生涯中，几乎历经了清末民初所有的重大事件，其开创的北洋系影响了近代中国社会进程。刘忆江《袁世凯评传》（经济日报出版社，2005年，本文中引文如无特别说明，均引自该书）一书对这样一个近百年来众说纷纭的历史人物做出了自己富有特点的评价。“窃国大盗，一世奸雄”、“卖国贼”、“独夫民贼”，类似观点常见诸著述和报端，这是我们获得的袁氏符号化的形象。作者较为客观的评述了袁世凯纷繁复杂的一生，不失为一种极富创意性的见解，力图我们展现一个真实的袁世凯。
人物评判标准
研究历史人物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评判标准，分析任何一个历史人物都不能脱离大的时代背景和环境。作为社会中的“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对于北洋集团人物的评价，既不能脸谱化简单化，又不能一味追求标新立异。历史学家应该坚持价值中立的原则，将历史人物还原到当时的历史大环境中进行审视……是推动了社会发展，还是阻碍了社会发展，从而揭示历史人物的本质，真正还原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1]，因而我们不能以现在的眼光来品评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得失，而要回归当时的社会环境，对此本书作者有极其清醒的认识“袁世凯的言论和作为，既有其个人品质、性格的因素在内，同时也是当时复杂的社会历史环境的产物，对他的评价不是简单地肯定或否定所能解决的”。作者为了保持历史还原的准确，“尽可能以与袁同时代的当事人、知情人的回忆及较为可靠的笔迹史料说话”，尽可能的保持价值中立的原则，以达到“而结论读者自由史料中得出，笔者之评论则只是提出一种别样的视角，供读者参考”的目的。
袁世凯一生，最遭后世诟病者有三：一是说他在戊戌政变中向慈禧太后的心腹荣禄告密， 而用维新六君子的鲜血染红了卑鄙的翎顶；二是说他竟然答允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不惜将国家利益拱手让人而换取日本对其称帝的支持；三是说他身为清朝重臣而背叛清朝当上民国大总统在先，旋又身为民国大总统而背叛民国复辟封建帝制在后。
成也权术，败也权术
作者指出“权术是一种诡道……也是双刃剑，迷信权术者最终会败于权术”，但袁也正因为在朝鲜的这段经历“形成了对权术的迷信”，而“一种事业、一个团体靠权术是难以继续的，袁日后众叛亲离的悲剧，偏好以术驭人是个重要的原因”，对后世的当权者而言可谓极具借鉴意义，“玩火者必自焚”。
“在袁世凯一生发展的关键点上，可以看出他之所以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机遇的精确选择与强力把握。袁世凯一生沉浮于险恶的仕宦深海，折冲于冷峻的政坛高峰， 在重大历史转折关头每每有惊无险，出手必有斩获，确有异乎常人之处，绝非笨伯之所能为。除了眼光独到，具有政治动物异乎寻常的敏感外，他善借外力也是其步步高升的原因所在[2]。”本书作者描写了袁世凯一步步的成长得益于叔父袁保龄、庆军统领吴长庆和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鸿章的的提携，以及结交李鸿藻、翁同和、荣禄和庆亲王奕劻，结交李莲英倒向慈禧太后，逐步走进权力中枢均有详细的考证和评析。
对于袁世凯因过分追逐个人权力而造成的人格缺失与道德失范，骆宝善先生有精彩的评判：“道德，是中国人评价历史人物的首要标准。……袁世凯遗臭万年的一个重要原因：他的所作所为，不符合中国人的道德观[3]。”袁世凯是一个善于追求权力、运用权术的高手，从其在朝鲜的作为，在处理“壬午兵变”“甲申政变”中的坚毅果断勇于任事可以看出其权术智谋与能力，以致李鸿章对其在朝鲜的评语“血性忠诚，才识英敏，力持大局，独为其难”可谓名副其实，以致最后李临终前向清廷推荐自己的继任者称“环顾于内者，无出袁世凯之右者”，李鸿章这样一个务实的晚清重臣对袁的评价不可谓不贴切实际。
戊戌告密之说
对于袁世凯早期参加强学会以及后来众说纷纭的袁世凯告密出卖维新派，学术界对此评价不一，但以贬袁居多，“袁是一个最善于玩弄两面手法的人物，他当年参加强学会，是赶浪头，赶时髦，搞政治投机[4]”可谓极具代表性的一种观点，更有观点认为袁的告密直接导致了戊戌政变的发生及维新运动的失败，但“如果一场改革运动仅仅由于某个人的所作所为而失败，那么这种改革的基础就显得太薄弱”[5]。作者不拘泥于成见，认为这“是出于成见的无端片面的观点”，指出“人是其所处历史环境和时代的产物，晚清民初是不断新旧嬗递、亦新依旧的时代，而无论袁还是康、梁，作为这个时代的产物，其头脑也都具有亦新亦旧的特点”，袁与维新派具有“基本政治倾向的一致性”，而不是简单的“投机”所能解释。袁作为一个出使朝鲜十二年毋庸置疑受到西学影响比较开明的官员在维新运动前期积极参与，但袁作为一个“担负实际责任”官僚，奉行的是实用主义，考虑的是操作性、时机是否成熟适宜；康梁作为初涉仕途的知识分子，更尊崇“理想主义”、“有高论无言则”、“好用原则理想衡量现实”，以期“短时间内造出一个全新的中国”，从他们欲谋请袁参与政变可见一斑，极不具可操作性。对此作者都给予了理性的分析，认为袁更注重于“一点一滴的实际推动”，“在中国的官场和社会上不具备全面变革的思想和社会基础的条件下、袁的改良主义具有更大的现实性和可操作性”，因而即使“袁世凯确实告了密”，也“是一个头脑现实的改良派官僚在危机临头时，为求自保而必然做出的本能的选择”，作者的这种分析对于我们重新认识袁在维新运动中的所作所为有了新的一层思考，可谓耳目一新而非信口胡诌。 从当时外国记者的视角中我们也可对戊戌变法加以审视：
“改革派的最大弱点是在作出政治判断时缺乏实践经验作为依据，他们试图在朝廷或人民都没有做好准备工作的情况下就立即推翻大清过延续已久的古老秩序，或者在现实政治斗争中非常不善于利用人们对已有体制的反对。要知道隐藏在这种反对的背后人民的内心都憋着一股劲儿，并且人民的情感会被广泛地唤醒，而只有这种情况真正出现时，才会对改革产生推波助澜的作用，而这是非常有益的。他们既不准备接受人民所能发挥的这种作用，又不准备发动人民，以让人民知道他们的奋斗与牺牲，是为着国家和民族的利益着想，因而应该受到人民的支持和尊重[6]。”
镇压义和团
对于袁世凯在山东镇压义和团作者也给予了理性的评述、精辟的分析，指出慈禧太后利用民间酝酿已久的仇外情绪和保守派官僚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整个社会趋向于反动和保守”，以至于“把中国卷入灾难的深渊”，而此时恰是“改良主义的官僚集团代表着中国理性的、有责任感的一面”，远离北京这个政治漩涡中心的袁世凯就是“其中一员”，并以其“精明的头脑和杰出的行政才能”，寻找到“发迹的机会”。通过分析袁在山东的所作所为，作者极敏锐的归纳出了改良派官僚的基本特征“反对无序的混乱，追求有序的社会稳定和进步”，对学术界而言可谓一种新的见解，“义和团的失败标志着保守主义的失败和改良主义的重新抬头”，这从以后的“新政”可见端倪。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对民族的历史和前途始终有着理性而冷静的思考，指出“基于落后的思想观念和社会心理上的狭隘、偏激的所谓‘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不但不能救国图强，反而足以把整个民族拖入灾难的深渊”，我们应该“消解民族心理中的‘义和团情结’，以理性开放的心态从事民族复兴的建设，是中华民族真正摆脱历史的阴影，走向光明的未来”。
而作为当事人的袁世凯对义和团的态度如何呢？“查义和拳实系匪类，以仇教为名阴图不轨。初起时专掠教民，尚有良民附和之者。近则掠及良善，绑票勒赌，专以抢掠为生计”。同时，袁世凯指出义和团民众闹事，在于“东省民教不和，大半由于地方官办理未能持平。前任自己怕洋人而煽动百姓与人闹事，未免太多”[7]。正因为有如此清醒的认识，最终袁世凯采取了为今人所诟病的行动：镇压义和团，参与“东南互保”。
新政先锋
晚清新政作为改良派的最后一次尝试，“为中国近代的洋务运动添写了光彩的篇章和圆满的结尾”。经过庚子之乱的清政府已是苟延残喘日暮西山，而于李鸿章死后接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袁世凯成为“国家柱石”，作者视袁为“新政先锋”，教育、军事、政治诸方面均扎实的推进改革，尤其是提议废止了科举制，其影响深远，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作者认为袁执掌北洋的六年展示了袁“治世之能臣”的一面，以及非同寻常的行政能力，赢得极高的声望。知人善任，重视人才，于小站班底之基础上构建了“北洋班底”，使自己的实力得到极大的充实。“袁当然不是清国改革运动之父，但他能让改革继续进行下去。他富有才干，野心勃勃”，“人们发现在清国凡是有职位的人当中，对袁的评价是多种多样的……不过人们都认为他是‘重要人物’，并且人们正在逐步接受这样一种看法，即袁是清国当代最重要的人物”[8]。
当时的纽约时报记者对袁世凯却充满信心，在一篇文章中认为“袁是位杰出的‘务实型’改革家，在这方面他也明显区别于那些煽动家和半吊子的革命党，他对清国政体施加影响意味着这个政体能够在有序和稳定的状态下发展进步。袁不会进行草率的试验和前稳妥的冒进，而只会推进理性和必须的改革，大清国能够消化并吸收这些改革的速度有多快，改革推进的速度就会有多快”，进而分析“袁世凯及其政治团伙的势力因为慈禧之死将很可能会获得更大的增长，这对于一个熟悉朝廷内情并曾执掌过中央及地方行省权力的人而言是再明显不过的事情。从袁已经取得过的一些成绩来看，他对大清国很可能会是个非常有帮助的人”[9]，但是“光绪37岁神秘的死亡毁掉了引导中国转向立宪君主制的良机。皇权于是落入了狂傲无知的满清皇族手中”[10]，袁世凯遭到罢黜，满清皇朝日薄西山。
辛亥鼎革
“辛亥革命爆发，满洲王室退位，一面是狭义的部族政权已解体……另一方面则社会民众的力量，虽则已够有推翻旧政权之表现，而对于创建立一种理想的新政权之努力，则尚有待于逐步试验与逐步磨炼。因此辛亥革命只是中国民众一种新的艰苦工作之开始，而非其完成”[11]，正指出了袁世凯所处的社会历史大环境。辛亥鼎革之际，袁世凯逼清室退位，赞成共和，避免了一场内战，但也因为此而为人不耻，为人臣而不忠在一些人眼中可谓“乱臣贼子”。
武昌起义的枪炮声唱响了清王朝的葬歌，回乡养疾隐居彰德的袁世凯找到了东山再起的时机，因为清军的主力“北洋新军”唯袁世凯之命是从。作者通过详细的分析指出袁世凯“出色的运用他的政治智慧，沉机墨运，因势利导……以最小的代价实现了从专制帝政到共和的转变”。因而称袁为“窃国大盗”有失公允，在当时“当各种充满爱国激情的大众都希望建立一种强人政权的时候，袁世凯作为唯一的候选人出现了”，而当时的南方革命党人却“无法满足这一需求”[12]。因此，袁氏由满清重臣而为中华民国第一任正式大总统，正是顺应了当时的时代大环境的结果。经过辛亥年南北议和， “清帝退位，孙中山辞职，南京参议院依法选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只是兑现政治承诺而已。于孙无所谓让，于袁无所谓夺”[13]，因而“窃国”之说是值得推敲的。
因此，依据当时的双方力量对比，妥协具有必然性。如若革命党人不顾时势，反对妥协，势将如孙中山估计的，革命势力会立刻瓦解。假若出现这种局面，革命很可能以失败告一段落。诚如孙中山后来所说，“局外人不察，多怪弟之退让，然弟不退让，则求今日之假共和，犹未可得也”[14]。
袁世凯一跃而由清廷的臣子转为中华民国的总统，尽管其有自己的私心，为自己的利益考虑，但无疑顺应了当时的历史潮流。时人对袁期许极高，黄兴当时致电汪精卫，称赞“项城（袁世凯）雄才英略，素负全国重望，能顾全大局，与民军为一致之行动，迅速推倒满清政府……中华民国大统领一位，断推举项城无疑”[15]，“以拿破仑、华盛顿之资格，出而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直捣黄龙，灭此虏而朝食”[16]。 但中国这个有着“两千多年专制帝政传统”的国家，袁世凯又是一个亦新亦旧的官僚政治家，对于共和政治“无实际操作经验”，其言论行为必然具有“旧制度、旧文化的烙印，具有威权主义的特征”。其在当时采取了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是符合当时社会需求的，同时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治国方针。但由于袁的历史局限性，“为私欲蒙蔽其心智”，借机打压国民党，搞专制独裁统治，使“民主共和”名存实亡。最后帝制自为，走向了历史和时代的反面，并把国家“导向了分裂和沉沦的深渊”。正如蒋廷黻先生所指出的：“我们在20世纪需要的是一个认识新时代而又能领导我们向近代化那条路走的伟大领袖。袁世凯绝不是个这样的人，他不过是我国旧环境产生的一个超等大政客”[17]。
“二十一条”始末
这个问题，在史学界似乎是无可置疑的，在我们这样一个极富民族情绪的国家看来，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尤其是我们深厚的爱国主义传统与社会舆论宣传的主流使得“卖国贼”这个词在中国绝对是“禁区”中的“禁区”，而袁世凯不幸有了这个称呼，且深入人心。
而作者对此是存怀疑态度的，认为袁氏“卖国贼”这顶帽子有待商榷。作者从当时的政治形势国际背景以及日本提出二十一条后袁氏之反应对策分析，袁绝无因个人私欲（换取日对袁称帝的支持，后来恰恰是日本反袁称帝最厉害，日本用心之险恶殆难以复言，始终欲使中国陷于混乱之势而乘机实现其“吞韩侵中，称霸世界”的狂妄梦想）而签署使之一臭后世背负骂名的“二十一条”。指出袁氏是积极应对的，尽力拖延，积极的外交活动求取列强的干预，力争使损失达到最小，但列强忙于一战，而更重要的是中国自身的积贫积弱。对于曾在朝鲜与日本斗智斗勇的袁，其内心屈辱与痛苦可想而知，也许这是那些高声大骂袁者无法理解也不愿理解的，他们只要求有人对这个既成事实负责，袁世凯便首当其冲，这只能是时代的悲剧，而绝不能只让袁氏一人承担。
由此作者提出了“局外虚骄症”，即“局外人，可以放言高论，而又不必承担任何责任”，但作为严肃的历史研究，我们却更应该关注作为真正历史的参与者。仅凭感情而非理性的指责，不难让人想起李鸿章“清流误国”之感慨。的确是一种矛盾，抵抗如果必然失败与“忍辱负重，以待将来”，极端者也许会报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态度，此诚为可敬可佩，当作为一个当权者，一个担负实际责任的人，他敢于这样拿“国脉民命”做赌注吗？最后作者指出“在与日本甲午议和或交涉‘二十一条’的那个当口，无论谁处在李鸿章袁世凯的位置上也只能像他们那样行事”，值得现在的我们深思。
帝制自为
袁氏之称帝绝非简单的个人私欲所能解释，其背后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文化根源。对于此，费正清先生认为“袁世凯当年在朝鲜发迹时就已闻名于世的反日立场在1915年为他赢得了全国范围的支持。但是他统治中国的努力却因当时意识形态领域的真空状态而屡屡失误，历史久远的儒家伦理教化和支持帝王统治的封建礼教制度已经不再有开发的潜力，而人民对于近代民治政府的信仰及这种政治制度，不论是党派竞争，还是一党独裁，还尚未建立。既然当时中国社会缺乏一种明确的政治信念，袁世凯只能以一种近于‘法家’传统的权术政治手段进行统治”[18]。无论出于何种动机，但帝制自为却使袁氏之统治最终丧失了合法性，给对手以口实，云南护国义帜一起而全国应者纷纷，众叛亲离（其北洋部将，在共和政体选举之下均有成为国家元首的可能，而袁氏称帝只能使他们世代作袁家的臣子），结果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命，最终一命呜呼。
帝制自为是袁的一大败笔，逆历史潮流而动使得其身败名裂。袁世凯“属于从传统向现代转型时代的早期政治家是过渡性的亦新亦旧的历史人物”，因而“不可避免的带有其所由产生的那个时代的烙印”。这“不仅是他个人的失败也是中国近代改良主义的失败，更是中国近代化事业的失败”，作者由此及其敏锐地指出“不但是袁氏个人的悲剧，也是我们民族的悲剧”，也让我们反思“独裁专制体制下”的“个人权力过大”。而这次失败也使得以后无人再敢有此做法，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张勋之流的复辟不堪一击而溃败。由此中国进入了纷乱的时代，作为北洋领袖的袁世凯逝去后，北洋集团内派系林立，无人能再将之一统，那个时代的强人们纷纷登台亮相。
结语
刘忆江先生的《袁世凯评传》给了我们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对于袁世凯及北洋集团人物研究提供了一条新的路径，这对于从事袁世凯及北洋系人物研究者而言无疑将是大有裨益的。通过历史研究者富有成效的研究，让国人对袁世凯以及其所处的那个时代有更理性清醒的认识，而非停留在表面上的感性认识，使国民“成为历史的明白人，并对未来抱有理性的期许”[19]。相信以此为契机，学术界各抒己见、百家争鸣，不断取得新的成果，进一步推动袁世凯与北洋人物更全面地研究。历史研究就是在不断地争鸣中才能不断接近历史真实，而袁世凯研究也正在蓬勃的发展，我们也在不断地剥离袁世凯身上的种种谜团，还原一个真实的袁世凯，但求“体察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不臆断，不编造，不漫画，不美化，不鬼化，不神化”[20]前言，打破长期以来符号化、脸谱化的袁世凯形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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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湖南师范学院《近代中国史话》编写组.近代中国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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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袁世凯致徐世昌函，（1900年1月6日）//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近代史资料（37）[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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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钱穆.国史大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906.
〔13〕范福潮.袁世凯当选临时大总统前的南北博弈[N].南方周末，2008-9-25.
〔14〕中国社科院中华民国研究室等.孙中山全集（3）[M].北京：中华书局，1984.126.
〔15〕湖南省社会科学院.黄兴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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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大纲[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78.
（责任编辑 孙国军）
关键词：袁世凯；简论；《袁世凯评传》；人物评价
中图分类号：K25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9-0025-04
袁世凯一生波澜壮阔，在近代中国占有重要地位。袁在科举坎坷、军旅发迹、政坛腾达的生涯中，几乎历经了清末民初所有的重大事件，其开创的北洋系影响了近代中国社会进程。刘忆江《袁世凯评传》（经济日报出版社，2005年，本文中引文如无特别说明，均引自该书）一书对这样一个近百年来众说纷纭的历史人物做出了自己富有特点的评价。“窃国大盗，一世奸雄”、“卖国贼”、“独夫民贼”，类似观点常见诸著述和报端，这是我们获得的袁氏符号化的形象。作者较为客观的评述了袁世凯纷繁复杂的一生，不失为一种极富创意性的见解，力图我们展现一个真实的袁世凯。
人物评判标准
研究历史人物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评判标准，分析任何一个历史人物都不能脱离大的时代背景和环境。作为社会中的“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对于北洋集团人物的评价，既不能脸谱化简单化，又不能一味追求标新立异。历史学家应该坚持价值中立的原则，将历史人物还原到当时的历史大环境中进行审视……是推动了社会发展，还是阻碍了社会发展，从而揭示历史人物的本质，真正还原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1]，因而我们不能以现在的眼光来品评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得失，而要回归当时的社会环境，对此本书作者有极其清醒的认识“袁世凯的言论和作为，既有其个人品质、性格的因素在内，同时也是当时复杂的社会历史环境的产物，对他的评价不是简单地肯定或否定所能解决的”。作者为了保持历史还原的准确，“尽可能以与袁同时代的当事人、知情人的回忆及较为可靠的笔迹史料说话”，尽可能的保持价值中立的原则，以达到“而结论读者自由史料中得出，笔者之评论则只是提出一种别样的视角，供读者参考”的目的。
袁世凯一生，最遭后世诟病者有三：一是说他在戊戌政变中向慈禧太后的心腹荣禄告密， 而用维新六君子的鲜血染红了卑鄙的翎顶；二是说他竟然答允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不惜将国家利益拱手让人而换取日本对其称帝的支持；三是说他身为清朝重臣而背叛清朝当上民国大总统在先，旋又身为民国大总统而背叛民国复辟封建帝制在后。
成也权术，败也权术
作者指出“权术是一种诡道……也是双刃剑，迷信权术者最终会败于权术”，但袁也正因为在朝鲜的这段经历“形成了对权术的迷信”，而“一种事业、一个团体靠权术是难以继续的，袁日后众叛亲离的悲剧，偏好以术驭人是个重要的原因”，对后世的当权者而言可谓极具借鉴意义，“玩火者必自焚”。
“在袁世凯一生发展的关键点上，可以看出他之所以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机遇的精确选择与强力把握。袁世凯一生沉浮于险恶的仕宦深海，折冲于冷峻的政坛高峰， 在重大历史转折关头每每有惊无险，出手必有斩获，确有异乎常人之处，绝非笨伯之所能为。除了眼光独到，具有政治动物异乎寻常的敏感外，他善借外力也是其步步高升的原因所在[2]。”本书作者描写了袁世凯一步步的成长得益于叔父袁保龄、庆军统领吴长庆和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鸿章的的提携，以及结交李鸿藻、翁同和、荣禄和庆亲王奕劻，结交李莲英倒向慈禧太后，逐步走进权力中枢均有详细的考证和评析。
对于袁世凯因过分追逐个人权力而造成的人格缺失与道德失范，骆宝善先生有精彩的评判：“道德，是中国人评价历史人物的首要标准。……袁世凯遗臭万年的一个重要原因：他的所作所为，不符合中国人的道德观[3]。”袁世凯是一个善于追求权力、运用权术的高手，从其在朝鲜的作为，在处理“壬午兵变”“甲申政变”中的坚毅果断勇于任事可以看出其权术智谋与能力，以致李鸿章对其在朝鲜的评语“血性忠诚，才识英敏，力持大局，独为其难”可谓名副其实，以致最后李临终前向清廷推荐自己的继任者称“环顾于内者，无出袁世凯之右者”，李鸿章这样一个务实的晚清重臣对袁的评价不可谓不贴切实际。
戊戌告密之说
对于袁世凯早期参加强学会以及后来众说纷纭的袁世凯告密出卖维新派，学术界对此评价不一，但以贬袁居多，“袁是一个最善于玩弄两面手法的人物，他当年参加强学会，是赶浪头，赶时髦，搞政治投机[4]”可谓极具代表性的一种观点，更有观点认为袁的告密直接导致了戊戌政变的发生及维新运动的失败，但“如果一场改革运动仅仅由于某个人的所作所为而失败，那么这种改革的基础就显得太薄弱”[5]。作者不拘泥于成见，认为这“是出于成见的无端片面的观点”，指出“人是其所处历史环境和时代的产物，晚清民初是不断新旧嬗递、亦新依旧的时代，而无论袁还是康、梁，作为这个时代的产物，其头脑也都具有亦新亦旧的特点”，袁与维新派具有“基本政治倾向的一致性”，而不是简单的“投机”所能解释。袁作为一个出使朝鲜十二年毋庸置疑受到西学影响比较开明的官员在维新运动前期积极参与，但袁作为一个“担负实际责任”官僚，奉行的是实用主义，考虑的是操作性、时机是否成熟适宜；康梁作为初涉仕途的知识分子，更尊崇“理想主义”、“有高论无言则”、“好用原则理想衡量现实”，以期“短时间内造出一个全新的中国”，从他们欲谋请袁参与政变可见一斑，极不具可操作性。对此作者都给予了理性的分析，认为袁更注重于“一点一滴的实际推动”，“在中国的官场和社会上不具备全面变革的思想和社会基础的条件下、袁的改良主义具有更大的现实性和可操作性”，因而即使“袁世凯确实告了密”，也“是一个头脑现实的改良派官僚在危机临头时，为求自保而必然做出的本能的选择”，作者的这种分析对于我们重新认识袁在维新运动中的所作所为有了新的一层思考，可谓耳目一新而非信口胡诌。 从当时外国记者的视角中我们也可对戊戌变法加以审视：
“改革派的最大弱点是在作出政治判断时缺乏实践经验作为依据，他们试图在朝廷或人民都没有做好准备工作的情况下就立即推翻大清过延续已久的古老秩序，或者在现实政治斗争中非常不善于利用人们对已有体制的反对。要知道隐藏在这种反对的背后人民的内心都憋着一股劲儿，并且人民的情感会被广泛地唤醒，而只有这种情况真正出现时，才会对改革产生推波助澜的作用，而这是非常有益的。他们既不准备接受人民所能发挥的这种作用，又不准备发动人民，以让人民知道他们的奋斗与牺牲，是为着国家和民族的利益着想，因而应该受到人民的支持和尊重[6]。”
镇压义和团
对于袁世凯在山东镇压义和团作者也给予了理性的评述、精辟的分析，指出慈禧太后利用民间酝酿已久的仇外情绪和保守派官僚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整个社会趋向于反动和保守”，以至于“把中国卷入灾难的深渊”，而此时恰是“改良主义的官僚集团代表着中国理性的、有责任感的一面”，远离北京这个政治漩涡中心的袁世凯就是“其中一员”，并以其“精明的头脑和杰出的行政才能”，寻找到“发迹的机会”。通过分析袁在山东的所作所为，作者极敏锐的归纳出了改良派官僚的基本特征“反对无序的混乱，追求有序的社会稳定和进步”，对学术界而言可谓一种新的见解，“义和团的失败标志着保守主义的失败和改良主义的重新抬头”，这从以后的“新政”可见端倪。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对民族的历史和前途始终有着理性而冷静的思考，指出“基于落后的思想观念和社会心理上的狭隘、偏激的所谓‘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不但不能救国图强，反而足以把整个民族拖入灾难的深渊”，我们应该“消解民族心理中的‘义和团情结’，以理性开放的心态从事民族复兴的建设，是中华民族真正摆脱历史的阴影，走向光明的未来”。
而作为当事人的袁世凯对义和团的态度如何呢？“查义和拳实系匪类，以仇教为名阴图不轨。初起时专掠教民，尚有良民附和之者。近则掠及良善，绑票勒赌，专以抢掠为生计”。同时，袁世凯指出义和团民众闹事，在于“东省民教不和，大半由于地方官办理未能持平。前任自己怕洋人而煽动百姓与人闹事，未免太多”[7]。正因为有如此清醒的认识，最终袁世凯采取了为今人所诟病的行动：镇压义和团，参与“东南互保”。
新政先锋
晚清新政作为改良派的最后一次尝试，“为中国近代的洋务运动添写了光彩的篇章和圆满的结尾”。经过庚子之乱的清政府已是苟延残喘日暮西山，而于李鸿章死后接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袁世凯成为“国家柱石”，作者视袁为“新政先锋”，教育、军事、政治诸方面均扎实的推进改革，尤其是提议废止了科举制，其影响深远，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作者认为袁执掌北洋的六年展示了袁“治世之能臣”的一面，以及非同寻常的行政能力，赢得极高的声望。知人善任，重视人才，于小站班底之基础上构建了“北洋班底”，使自己的实力得到极大的充实。“袁当然不是清国改革运动之父，但他能让改革继续进行下去。他富有才干，野心勃勃”，“人们发现在清国凡是有职位的人当中，对袁的评价是多种多样的……不过人们都认为他是‘重要人物’，并且人们正在逐步接受这样一种看法，即袁是清国当代最重要的人物”[8]。
当时的纽约时报记者对袁世凯却充满信心，在一篇文章中认为“袁是位杰出的‘务实型’改革家，在这方面他也明显区别于那些煽动家和半吊子的革命党，他对清国政体施加影响意味着这个政体能够在有序和稳定的状态下发展进步。袁不会进行草率的试验和前稳妥的冒进，而只会推进理性和必须的改革，大清国能够消化并吸收这些改革的速度有多快，改革推进的速度就会有多快”，进而分析“袁世凯及其政治团伙的势力因为慈禧之死将很可能会获得更大的增长，这对于一个熟悉朝廷内情并曾执掌过中央及地方行省权力的人而言是再明显不过的事情。从袁已经取得过的一些成绩来看，他对大清国很可能会是个非常有帮助的人”[9]，但是“光绪37岁神秘的死亡毁掉了引导中国转向立宪君主制的良机。皇权于是落入了狂傲无知的满清皇族手中”[10]，袁世凯遭到罢黜，满清皇朝日薄西山。
辛亥鼎革
“辛亥革命爆发，满洲王室退位，一面是狭义的部族政权已解体……另一方面则社会民众的力量，虽则已够有推翻旧政权之表现，而对于创建立一种理想的新政权之努力，则尚有待于逐步试验与逐步磨炼。因此辛亥革命只是中国民众一种新的艰苦工作之开始，而非其完成”[11]，正指出了袁世凯所处的社会历史大环境。辛亥鼎革之际，袁世凯逼清室退位，赞成共和，避免了一场内战，但也因为此而为人不耻，为人臣而不忠在一些人眼中可谓“乱臣贼子”。
武昌起义的枪炮声唱响了清王朝的葬歌，回乡养疾隐居彰德的袁世凯找到了东山再起的时机，因为清军的主力“北洋新军”唯袁世凯之命是从。作者通过详细的分析指出袁世凯“出色的运用他的政治智慧，沉机墨运，因势利导……以最小的代价实现了从专制帝政到共和的转变”。因而称袁为“窃国大盗”有失公允，在当时“当各种充满爱国激情的大众都希望建立一种强人政权的时候，袁世凯作为唯一的候选人出现了”，而当时的南方革命党人却“无法满足这一需求”[12]。因此，袁氏由满清重臣而为中华民国第一任正式大总统，正是顺应了当时的时代大环境的结果。经过辛亥年南北议和， “清帝退位，孙中山辞职，南京参议院依法选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只是兑现政治承诺而已。于孙无所谓让，于袁无所谓夺”[13]，因而“窃国”之说是值得推敲的。
因此，依据当时的双方力量对比，妥协具有必然性。如若革命党人不顾时势，反对妥协，势将如孙中山估计的，革命势力会立刻瓦解。假若出现这种局面，革命很可能以失败告一段落。诚如孙中山后来所说，“局外人不察，多怪弟之退让，然弟不退让，则求今日之假共和，犹未可得也”[14]。
袁世凯一跃而由清廷的臣子转为中华民国的总统，尽管其有自己的私心，为自己的利益考虑，但无疑顺应了当时的历史潮流。时人对袁期许极高，黄兴当时致电汪精卫，称赞“项城（袁世凯）雄才英略，素负全国重望，能顾全大局，与民军为一致之行动，迅速推倒满清政府……中华民国大统领一位，断推举项城无疑”[15]，“以拿破仑、华盛顿之资格，出而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直捣黄龙，灭此虏而朝食”[16]。 但中国这个有着“两千多年专制帝政传统”的国家，袁世凯又是一个亦新亦旧的官僚政治家，对于共和政治“无实际操作经验”，其言论行为必然具有“旧制度、旧文化的烙印，具有威权主义的特征”。其在当时采取了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是符合当时社会需求的，同时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治国方针。但由于袁的历史局限性，“为私欲蒙蔽其心智”，借机打压国民党，搞专制独裁统治，使“民主共和”名存实亡。最后帝制自为，走向了历史和时代的反面，并把国家“导向了分裂和沉沦的深渊”。正如蒋廷黻先生所指出的：“我们在20世纪需要的是一个认识新时代而又能领导我们向近代化那条路走的伟大领袖。袁世凯绝不是个这样的人，他不过是我国旧环境产生的一个超等大政客”[17]。
“二十一条”始末
这个问题，在史学界似乎是无可置疑的，在我们这样一个极富民族情绪的国家看来，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尤其是我们深厚的爱国主义传统与社会舆论宣传的主流使得“卖国贼”这个词在中国绝对是“禁区”中的“禁区”，而袁世凯不幸有了这个称呼，且深入人心。
而作者对此是存怀疑态度的，认为袁氏“卖国贼”这顶帽子有待商榷。作者从当时的政治形势国际背景以及日本提出二十一条后袁氏之反应对策分析，袁绝无因个人私欲（换取日对袁称帝的支持，后来恰恰是日本反袁称帝最厉害，日本用心之险恶殆难以复言，始终欲使中国陷于混乱之势而乘机实现其“吞韩侵中，称霸世界”的狂妄梦想）而签署使之一臭后世背负骂名的“二十一条”。指出袁氏是积极应对的，尽力拖延，积极的外交活动求取列强的干预，力争使损失达到最小，但列强忙于一战，而更重要的是中国自身的积贫积弱。对于曾在朝鲜与日本斗智斗勇的袁，其内心屈辱与痛苦可想而知，也许这是那些高声大骂袁者无法理解也不愿理解的，他们只要求有人对这个既成事实负责，袁世凯便首当其冲，这只能是时代的悲剧，而绝不能只让袁氏一人承担。
由此作者提出了“局外虚骄症”，即“局外人，可以放言高论，而又不必承担任何责任”，但作为严肃的历史研究，我们却更应该关注作为真正历史的参与者。仅凭感情而非理性的指责，不难让人想起李鸿章“清流误国”之感慨。的确是一种矛盾，抵抗如果必然失败与“忍辱负重，以待将来”，极端者也许会报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态度，此诚为可敬可佩，当作为一个当权者，一个担负实际责任的人，他敢于这样拿“国脉民命”做赌注吗？最后作者指出“在与日本甲午议和或交涉‘二十一条’的那个当口，无论谁处在李鸿章袁世凯的位置上也只能像他们那样行事”，值得现在的我们深思。
帝制自为
袁氏之称帝绝非简单的个人私欲所能解释，其背后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文化根源。对于此，费正清先生认为“袁世凯当年在朝鲜发迹时就已闻名于世的反日立场在1915年为他赢得了全国范围的支持。但是他统治中国的努力却因当时意识形态领域的真空状态而屡屡失误，历史久远的儒家伦理教化和支持帝王统治的封建礼教制度已经不再有开发的潜力，而人民对于近代民治政府的信仰及这种政治制度，不论是党派竞争，还是一党独裁，还尚未建立。既然当时中国社会缺乏一种明确的政治信念，袁世凯只能以一种近于‘法家’传统的权术政治手段进行统治”[18]。无论出于何种动机，但帝制自为却使袁氏之统治最终丧失了合法性，给对手以口实，云南护国义帜一起而全国应者纷纷，众叛亲离（其北洋部将，在共和政体选举之下均有成为国家元首的可能，而袁氏称帝只能使他们世代作袁家的臣子），结果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命，最终一命呜呼。
帝制自为是袁的一大败笔，逆历史潮流而动使得其身败名裂。袁世凯“属于从传统向现代转型时代的早期政治家是过渡性的亦新亦旧的历史人物”，因而“不可避免的带有其所由产生的那个时代的烙印”。这“不仅是他个人的失败也是中国近代改良主义的失败，更是中国近代化事业的失败”，作者由此及其敏锐地指出“不但是袁氏个人的悲剧，也是我们民族的悲剧”，也让我们反思“独裁专制体制下”的“个人权力过大”。而这次失败也使得以后无人再敢有此做法，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张勋之流的复辟不堪一击而溃败。由此中国进入了纷乱的时代，作为北洋领袖的袁世凯逝去后，北洋集团内派系林立，无人能再将之一统，那个时代的强人们纷纷登台亮相。
结语
刘忆江先生的《袁世凯评传》给了我们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对于袁世凯及北洋集团人物研究提供了一条新的路径，这对于从事袁世凯及北洋系人物研究者而言无疑将是大有裨益的。通过历史研究者富有成效的研究，让国人对袁世凯以及其所处的那个时代有更理性清醒的认识，而非停留在表面上的感性认识，使国民“成为历史的明白人，并对未来抱有理性的期许”[19]。相信以此为契机，学术界各抒己见、百家争鸣，不断取得新的成果，进一步推动袁世凯与北洋人物更全面地研究。历史研究就是在不断地争鸣中才能不断接近历史真实，而袁世凯研究也正在蓬勃的发展，我们也在不断地剥离袁世凯身上的种种谜团，还原一个真实的袁世凯，但求“体察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不臆断，不编造，不漫画，不美化，不鬼化，不神化”[20]前言，打破长期以来符号化、脸谱化的袁世凯形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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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饶毅.读《骆宝善评点袁世凯函牍》[J].书屋，2006（8）：32—34.
〔3〕〔20〕袁世凯.骆宝善评点袁世凯函牍[M].骆宝善评点.长沙：岳麓书社，2005.
〔4〕湖南师范学院《近代中国史话》编写组.近代中国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222.
〔5〕祝曙光.袁世凯功过辨[J].探索与争鸣，2004（1）：13—15.
〔6〕〔8〕〔9〕〔18〕郑曦原.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中国观察记[M].北京：三联书店，2001.137，376 -377.
〔7〕袁世凯致徐世昌函，（1900年1月6日）//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近代史资料（37）[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19—20.
〔10〕〔12〕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迁，张沛译[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468.
〔11〕钱穆.国史大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906.
〔13〕范福潮.袁世凯当选临时大总统前的南北博弈[N].南方周末，2008-9-25.
〔14〕中国社科院中华民国研究室等.孙中山全集（3）[M].北京：中华书局，1984.126.
〔15〕湖南省社会科学院.黄兴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94.
〔16〕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近代史资料（1）[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4.71.
〔17〕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大纲[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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