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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开发的实质不能简单地用“好”或“坏”来定性，土地交易需要国际社会和非洲一道进行规范和改进，以合作的方式取得双赢、造福非洲民众。
近期，由于“非洲之角”发生严重饥荒，一些国家和媒体捕风捉影，纷纷将矛头指向中国，认为中国在非洲大量收购土地“用于生产出口作物”，使相关非洲国家农户的土地被部分剥夺，因此中国的“人为因素”是导致饥荒的原因之一。但是，实际情况远非如此。
其实，在过去几年里，全球就已刮起海外征地“旋风”，被不少媒体和国际组织称之为新一轮的“海外圈地运动”，在国际社会上引发巨大争议，争议的焦点对准了“圈地运动”的主战场——非洲。一方面，非洲优厚的农业自然条件和开发前景对他国极富吸引力，另一方面，非洲又是全球的“缺粮大户”和惟一需要大量粮食进口的大陆，这就使得非洲的土地购置和租赁问题极为敏感，外国投资者甚至被戴上“农业帝国主义”或“殖民主义”的大帽子。
为何在非洲“圈地”
从国际大环境来看，近些年来，由于受到粮食危机和金融危机的双重影响，国际粮食市场呈现“涨幅大、波动频、库存低”现象，主要粮食出口国如俄罗斯、乌克兰和阿根廷等国平抑本国粮价，纷纷限制或禁止粮食出口，造成国际粮食市场日趋紧张，使严重依赖于粮食进口的日本、韩国和海湾国家不得不另觅新的方式和来源地保证自身粮食安全。同时，以生物替代能源为代表的清洁能源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尤其是发达国家青睐，像欧盟就要求到2015年，其运输燃料的10%来自生物燃料，这就相当于要求有1750万公顷的土地用来生产生物燃料。如此之大的土地需求使得海外购田成为必然选项。据估计，1/5的跨国土地交易被用来种植玉米、大豆、甘蔗、棕榈等生物燃料的作物。
从非洲方面看，大量的闲置土地是吸引外国“圈地”的重要因素。目前非洲拥有的未开垦土地约占世界总量的60%，大多土壤肥沃、雨水充沛。同时，非洲土地价格十分低廉。比如，外企在津巴布韦购买的土地价格仅为每公顷350至500美元，相当于美国或阿根廷土地价格的1/5。在非洲租地的价格则更低，通常一公顷每年只需几个美元即可。
此外，非洲在近年来肆虐的粮食危机中首当其冲，东非多国以及毛里塔尼亚、塞内加尔、科特迪瓦等国均因粮食危机引发社会骚乱。鉴此，非洲领导人从国家安全高度出发，把农业和粮食问题置于政府议事日程首位，但多数非洲穷国拿不出多余财政投资农业，只能给外资“大开绿灯”以“割地换钱”。如苏丹是接受外国粮食援助最多的非洲国家之一——560万公民依靠救援粮为生，但苏丹也是非洲最大的“土地卖家”，苏丹官员甚至表示“将把1/5的可耕地留给其他阿拉伯兄弟国家购买和租赁”。
谁在非洲“圈地”
现今，日、韩、海湾国家以及欧美投资公司是非洲购地的“领头羊”，这些国家出于自身可耕地面积少或人口上涨压力，对海外征地趋之若鹜。据日本《经济学人》周刊报道，日本在海外“圈地”已达1200公顷，是本国可耕地面积的三倍，其中大部分在非洲。韩国2009年在马达加斯加计划屯田130万公顷，最终因政局变动作罢，但韩国仍坚定其海外屯田战略，并于2009年成立海外农业开发协力团，支持韩国企业赴非屯田。而脚步迈得最大的是海湾国家，沙特耗资8亿美元成立海外农业投资公司，并投资10亿在非洲实施一项代号为“7X7”的水稻种植项目，计划租用70万公顷土地，种植700万吨大米。欧美跨国公司则把耕地投资作为一项高回报的投资，德意志银行、高盛公司、美国私募基金黑石集团等都参与了对非洲土地的争夺，而A(ADM)、B(邦吉)、C（嘉吉）、D（路易达孚）四大国际粮商则在非洲手握大量农田。据披露，到2010年初30个非洲国家共3000万公顷的农业用地已经让渡给外国公司。
一些媒体认为中国是非洲屯田的主力军，但相对于其他国家，国际舆论显然过分夸大了中国在非洲农田开发的角色。根据美国中非关系专家黛博拉·布罗蒂格最近的估计，在非洲的中国农场有90多家，土地面积只有4.8万公顷，还不足西方农业公司一次土地交易的零头。又以赞比亚为例，全国3000家现代农场，其中1/3是欧美人投资的，1/3是南非人投资的，1/3是印巴人投资的，中国备案的农场数量只有18家。同时西方媒体认为中国在非洲种粮然后运回国内“让非洲挨饿”的说法也站不住脚，如2008年中国自非洲进口的农产品的价值仅为9亿美元，只占中国农产品进口总额的1.7%，并且其中60%是非食品类商品，包括棉花、烟草以及羊毛。
目前各国同非洲的土地交易模式大致可简单分为两类。一是带有政府色彩或背景的交易模式。通常日、韩以及海湾国家由于“地少人多”对本国粮食安全问题极为重视，政府常常对海外购地予以政策支持甚至直接参与。如2002年苏丹政府同叙利亚政府达成农业投资协议，向叙方提供12600公顷、租期为50年的土地；2009年，李明博在访问苏丹时，苏丹总统巴希尔承诺提供69万公顷的农田给韩国进行水稻种植。同时，这些国家的政府还以信贷支持或公私合营的方式赴非洲置地，如沙特hadco私人公司在苏丹购得25000公顷农田，项目60%的金额来自沙特政府的产业发展基金；卡塔尔主权财富基金下的Hassad食品公司拿出5亿美元收购非洲以及世界其他地区的土地或农业公司股份。二是西方投资公司、能源公司或农业公司通常以资本运作的方式购置或控制非洲土地。如美国投资管理公司黑石建立了总值2亿美元的农业基金，并设立专款用于收购在非洲拥有土地的小公司。而一些能源公司或农业公司则在购地后，采取“公司 农户”的方式把土地转包给当地农民或公司，实行“订单农业”。由于以资本运作间接控制非洲农业具有隐蔽性和安全性，正逐渐受到投资者青睐。
从目前形势来看，非洲土地交易规模越来越大，动辄几十万公顷，甚至上百万公顷，像南非农会在刚果（布）谈判的土地项目就已经达到令人吃惊的800万公顷。在交易中，买卖双方通常会把土地交易与援助进行“捆绑”，比如卡塔尔政府为肯尼亚提供了几十亿美元的贷款为其修建深水港，以此换来4万公顷的土地租约。出售国还会为援助设定履约期限，通常为1～5年，如援助未能到位，将收回土地。
“圈地”对非洲福兮祸兮
对于轰轰烈烈的“圈地运动”，一些媒体、国际组织或卖地国的反对党称之为“土地掠夺”、“新殖民主义”，其批评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一是“变相剥削”非洲国家。非洲多国尚未解决温饱问题，苏丹、刚果（金）等国还是国际上主要的粮食受援国，而购地者却把农产品源源不断运回国内，他们种植的生物燃料作物、动物饲料作物或经济作物，对非洲的粮食安全起不到任何积极作用。二是基因侵蚀。为帮助粮食增产，部分国家在所购农田种植转基因作物，在非洲受到广泛质疑，认为这将严重坏当地农作物多样性，同时非洲农民无力承担基因作物所需的高质量化肥和昂贵的基因种子。三是暗箱操作，农民利益受损。土地交易大多由国家高层拍板，过程十分不透明，购地款最终落入政治家腰包，而农民被则赶出世代耕种的土地，丧失生活依靠。
但是，把非洲粮食问题、甚至饥荒归咎于土地买卖，显然是夸大其实。因为非洲的粮食问题从来不是良田的多寡问题，非洲实际耕作面积只占到可耕地面积的27.3%，无论在刚果（金）、莫桑比克还是尼日利亚的农村，都能看到大批肥沃的闲置土地。即使是目前非洲土地交易发展迅猛，但出售或租赁的土地量所占比例仍微乎其微。如“卖地大户”埃塞俄比亚有7400万公顷可耕地，但仅有15%得到利用，而提供给外来投资者的又不过是其中的3%～4%。
其实，影响非洲粮食问题的根源是综合性的。首先，殖民时期形成的单一经济作物生产模式，使得非洲粮食种植受到严重制约，且农业抗风险能力；同时非洲农产品市场开拓极难，在海外无力与高额补贴的欧美农产品竞争，而国内民众的消费能力又不足，严重挫败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况且非洲农业基础设施薄弱，技术水平低下，政府对农业投资有限。
从客观上讲，利用外资以提升农业发展水平、促进粮食生产是非洲各国面临的现实选择。外来投资者在非洲寻觅商机的同时，亦能带来非洲急需的先进技术，创造就业岗位，并培训当地农民。而集约化的农业生产方式不但能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同时也提供了非洲急缺的储备和运输设备。对外资在非洲的农业开发进行“妖魔化”的渲染，不但解决不了非洲的实际问题，还可能使非洲农业投资不足的问题恶化。非洲应本着“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合理利用外资才是问题的关键。例如，在与外商的土地交易中，非洲方面可规定所售农田的最低粮食种植面积；规定外商雇用当地人员数量的最低标准；规定收获作物的最大出口额度；甚至可要求外国农业投资者拿出一定比例的粮食返还给当地。因此，所谓的“新圈地运动”一词虽带有浓重的殖民主义或帝国主义原始积累的色彩，但其农业开发的实质不能简单地用“好”或“坏”来定性，土地交易需要国际社会和非洲一道来规范和改进，以合作的方式取得双赢造福非洲百姓。
近期，由于“非洲之角”发生严重饥荒，一些国家和媒体捕风捉影，纷纷将矛头指向中国，认为中国在非洲大量收购土地“用于生产出口作物”，使相关非洲国家农户的土地被部分剥夺，因此中国的“人为因素”是导致饥荒的原因之一。但是，实际情况远非如此。
其实，在过去几年里，全球就已刮起海外征地“旋风”，被不少媒体和国际组织称之为新一轮的“海外圈地运动”，在国际社会上引发巨大争议，争议的焦点对准了“圈地运动”的主战场——非洲。一方面，非洲优厚的农业自然条件和开发前景对他国极富吸引力，另一方面，非洲又是全球的“缺粮大户”和惟一需要大量粮食进口的大陆，这就使得非洲的土地购置和租赁问题极为敏感，外国投资者甚至被戴上“农业帝国主义”或“殖民主义”的大帽子。
为何在非洲“圈地”
从国际大环境来看，近些年来，由于受到粮食危机和金融危机的双重影响，国际粮食市场呈现“涨幅大、波动频、库存低”现象，主要粮食出口国如俄罗斯、乌克兰和阿根廷等国平抑本国粮价，纷纷限制或禁止粮食出口，造成国际粮食市场日趋紧张，使严重依赖于粮食进口的日本、韩国和海湾国家不得不另觅新的方式和来源地保证自身粮食安全。同时，以生物替代能源为代表的清洁能源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尤其是发达国家青睐，像欧盟就要求到2015年，其运输燃料的10%来自生物燃料，这就相当于要求有1750万公顷的土地用来生产生物燃料。如此之大的土地需求使得海外购田成为必然选项。据估计，1/5的跨国土地交易被用来种植玉米、大豆、甘蔗、棕榈等生物燃料的作物。
从非洲方面看，大量的闲置土地是吸引外国“圈地”的重要因素。目前非洲拥有的未开垦土地约占世界总量的60%，大多土壤肥沃、雨水充沛。同时，非洲土地价格十分低廉。比如，外企在津巴布韦购买的土地价格仅为每公顷350至500美元，相当于美国或阿根廷土地价格的1/5。在非洲租地的价格则更低，通常一公顷每年只需几个美元即可。
此外，非洲在近年来肆虐的粮食危机中首当其冲，东非多国以及毛里塔尼亚、塞内加尔、科特迪瓦等国均因粮食危机引发社会骚乱。鉴此，非洲领导人从国家安全高度出发，把农业和粮食问题置于政府议事日程首位，但多数非洲穷国拿不出多余财政投资农业，只能给外资“大开绿灯”以“割地换钱”。如苏丹是接受外国粮食援助最多的非洲国家之一——560万公民依靠救援粮为生，但苏丹也是非洲最大的“土地卖家”，苏丹官员甚至表示“将把1/5的可耕地留给其他阿拉伯兄弟国家购买和租赁”。
谁在非洲“圈地”
现今，日、韩、海湾国家以及欧美投资公司是非洲购地的“领头羊”，这些国家出于自身可耕地面积少或人口上涨压力，对海外征地趋之若鹜。据日本《经济学人》周刊报道，日本在海外“圈地”已达1200公顷，是本国可耕地面积的三倍，其中大部分在非洲。韩国2009年在马达加斯加计划屯田130万公顷，最终因政局变动作罢，但韩国仍坚定其海外屯田战略，并于2009年成立海外农业开发协力团，支持韩国企业赴非屯田。而脚步迈得最大的是海湾国家，沙特耗资8亿美元成立海外农业投资公司，并投资10亿在非洲实施一项代号为“7X7”的水稻种植项目，计划租用70万公顷土地，种植700万吨大米。欧美跨国公司则把耕地投资作为一项高回报的投资，德意志银行、高盛公司、美国私募基金黑石集团等都参与了对非洲土地的争夺，而A(ADM)、B(邦吉)、C（嘉吉）、D（路易达孚）四大国际粮商则在非洲手握大量农田。据披露，到2010年初30个非洲国家共3000万公顷的农业用地已经让渡给外国公司。
一些媒体认为中国是非洲屯田的主力军，但相对于其他国家，国际舆论显然过分夸大了中国在非洲农田开发的角色。根据美国中非关系专家黛博拉·布罗蒂格最近的估计，在非洲的中国农场有90多家，土地面积只有4.8万公顷，还不足西方农业公司一次土地交易的零头。又以赞比亚为例，全国3000家现代农场，其中1/3是欧美人投资的，1/3是南非人投资的，1/3是印巴人投资的，中国备案的农场数量只有18家。同时西方媒体认为中国在非洲种粮然后运回国内“让非洲挨饿”的说法也站不住脚，如2008年中国自非洲进口的农产品的价值仅为9亿美元，只占中国农产品进口总额的1.7%，并且其中60%是非食品类商品，包括棉花、烟草以及羊毛。
目前各国同非洲的土地交易模式大致可简单分为两类。一是带有政府色彩或背景的交易模式。通常日、韩以及海湾国家由于“地少人多”对本国粮食安全问题极为重视，政府常常对海外购地予以政策支持甚至直接参与。如2002年苏丹政府同叙利亚政府达成农业投资协议，向叙方提供12600公顷、租期为50年的土地；2009年，李明博在访问苏丹时，苏丹总统巴希尔承诺提供69万公顷的农田给韩国进行水稻种植。同时，这些国家的政府还以信贷支持或公私合营的方式赴非洲置地，如沙特hadco私人公司在苏丹购得25000公顷农田，项目60%的金额来自沙特政府的产业发展基金；卡塔尔主权财富基金下的Hassad食品公司拿出5亿美元收购非洲以及世界其他地区的土地或农业公司股份。二是西方投资公司、能源公司或农业公司通常以资本运作的方式购置或控制非洲土地。如美国投资管理公司黑石建立了总值2亿美元的农业基金，并设立专款用于收购在非洲拥有土地的小公司。而一些能源公司或农业公司则在购地后，采取“公司 农户”的方式把土地转包给当地农民或公司，实行“订单农业”。由于以资本运作间接控制非洲农业具有隐蔽性和安全性，正逐渐受到投资者青睐。
从目前形势来看，非洲土地交易规模越来越大，动辄几十万公顷，甚至上百万公顷，像南非农会在刚果（布）谈判的土地项目就已经达到令人吃惊的800万公顷。在交易中，买卖双方通常会把土地交易与援助进行“捆绑”，比如卡塔尔政府为肯尼亚提供了几十亿美元的贷款为其修建深水港，以此换来4万公顷的土地租约。出售国还会为援助设定履约期限，通常为1～5年，如援助未能到位，将收回土地。
“圈地”对非洲福兮祸兮
对于轰轰烈烈的“圈地运动”，一些媒体、国际组织或卖地国的反对党称之为“土地掠夺”、“新殖民主义”，其批评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一是“变相剥削”非洲国家。非洲多国尚未解决温饱问题，苏丹、刚果（金）等国还是国际上主要的粮食受援国，而购地者却把农产品源源不断运回国内，他们种植的生物燃料作物、动物饲料作物或经济作物，对非洲的粮食安全起不到任何积极作用。二是基因侵蚀。为帮助粮食增产，部分国家在所购农田种植转基因作物，在非洲受到广泛质疑，认为这将严重坏当地农作物多样性，同时非洲农民无力承担基因作物所需的高质量化肥和昂贵的基因种子。三是暗箱操作，农民利益受损。土地交易大多由国家高层拍板，过程十分不透明，购地款最终落入政治家腰包，而农民被则赶出世代耕种的土地，丧失生活依靠。
但是，把非洲粮食问题、甚至饥荒归咎于土地买卖，显然是夸大其实。因为非洲的粮食问题从来不是良田的多寡问题，非洲实际耕作面积只占到可耕地面积的27.3%，无论在刚果（金）、莫桑比克还是尼日利亚的农村，都能看到大批肥沃的闲置土地。即使是目前非洲土地交易发展迅猛，但出售或租赁的土地量所占比例仍微乎其微。如“卖地大户”埃塞俄比亚有7400万公顷可耕地，但仅有15%得到利用，而提供给外来投资者的又不过是其中的3%～4%。
其实，影响非洲粮食问题的根源是综合性的。首先，殖民时期形成的单一经济作物生产模式，使得非洲粮食种植受到严重制约，且农业抗风险能力；同时非洲农产品市场开拓极难，在海外无力与高额补贴的欧美农产品竞争，而国内民众的消费能力又不足，严重挫败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况且非洲农业基础设施薄弱，技术水平低下，政府对农业投资有限。
从客观上讲，利用外资以提升农业发展水平、促进粮食生产是非洲各国面临的现实选择。外来投资者在非洲寻觅商机的同时，亦能带来非洲急需的先进技术，创造就业岗位，并培训当地农民。而集约化的农业生产方式不但能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同时也提供了非洲急缺的储备和运输设备。对外资在非洲的农业开发进行“妖魔化”的渲染，不但解决不了非洲的实际问题，还可能使非洲农业投资不足的问题恶化。非洲应本着“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合理利用外资才是问题的关键。例如，在与外商的土地交易中，非洲方面可规定所售农田的最低粮食种植面积；规定外商雇用当地人员数量的最低标准；规定收获作物的最大出口额度；甚至可要求外国农业投资者拿出一定比例的粮食返还给当地。因此，所谓的“新圈地运动”一词虽带有浓重的殖民主义或帝国主义原始积累的色彩，但其农业开发的实质不能简单地用“好”或“坏”来定性，土地交易需要国际社会和非洲一道来规范和改进，以合作的方式取得双赢造福非洲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