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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博的赵孟頫
《临皇象急就篇卷》
在辽宁省博物馆馆藏书画中有一件《急就篇》元代临本，题为元赵盂頫《临皇象急就篇卷》。书写者是元代著名的书画家赵孟頫。赵孟頫，字子昂，号松雪道人、水精官道人，因所居有鸥波亭，人又谓鸥波，湖州(今属浙江)人。生于南宋宝祜二年(1254)，卒于元至治二年(1322)，为宋太祖赵匡胤的嫡裔。后人元为翰林学士承旨，封魏国公，在中国书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绘画上主张“书画同源”，对元代文人画的成熟与风行，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书法上创造“赵体”，与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并称“楷书四大家”，是开启元代复古风气的代表人物之一，也是元代书坛的扛鼎人物。《元史·赵孟頫传》载：“篆籀分隶真行草书无不冠绝古今，遂以书名天下”。
赵孟頫《临皇象急就篇卷》，纵24.5厘米，横278.4厘米。全卷书写于宋经笺上，行间有墨书小楷注释。从卷末款署“至大二年(1309)九月既望子昂临”可知，为赵孟頫56岁时所临写。该卷系以三国皇象《急就篇》为底本。皇象，字体明，三国时吴国人，曾寓居山阴(今浙江绍兴)，善章草书。全篇以章草书写就，圆转如篆，点捺如隶，结构谨严、风致纵逸。与皇象写本对照，用笔结体更为灵活，波捺特别突出，点画时露锋芒。笔法上较之赵氏的楷、行、草书别有风貌。
徐邦达先生在《古书画伪讹考辨》中认为：“应是元人仿书”，因为“此卷用尖笔书”，且“赵氏五十后书，大都沉着苍劲，不可能有此尖薄态”。刘九庵先生在《刘九庵书画鉴定集》中谈到此卷，认为其“与大德九年(1305)邓文原为理仲雅所书《急就篇》对校，颇为接近，但功力则有所不逮”，疑为“元末善书者临仿邓文原本而冒赵孟頫之名的伪作，但不得不谓之佳书”。张珩先生《木雁斋书画鉴赏笔记》录有此卷，鉴评曰：“笔势纤若，与他书异”，疑出俞和但无定论。启功先生亦称其“笔力殊弱，疑出临写者”。而杨仁恺先生在《国宝沉浮录》中，则从书于同一年的上海博物馆藏赵孟頫《临皇象急就篇》，以及赵氏传世画作《红衣罗汉图》《水村图》《怪石晴竹图》《秀石疏林图》《墨石坡竹图》等题款，并结合邓文原、宋克传世《急就章》临本笔法考证，此卷确系赵孟烦所书真迹无疑。
从此卷的传藏经历看，是一件流传有绪的作品。卷后有自明至清多位收藏家题跋，其中包括明代道衍(俗名姚广孝)、解缙、王达、张显，清代张照、沈荃等。卷内钤有“宛平王崇简敬斋珍藏”“乾隆御览之宝”“乾隆鉴赏”“石渠宝笈”“石渠定鉴”“三希堂精鉴玺”“宜子孙”“宁寿宫人石渠宝笈”“宝笈重编”“乐寿堂鉴藏宝”，“嘉庆御览之宝”“宣统鉴赏”“无逸斋精鉴玺”等鉴藏印记多方。从上述鉴藏玺印可知，此卷在明初由燕山赵景晖收藏，清初归宛平人王崇简，之后进入清内府。清代内府收藏至乾嘉时颇具规模，乾隆皇帝在乾隆八年(1743)，九年(1744)及五十六年(1791)三次敕梁诗正、张照、董诰、阮元等编录清内府藏品目录，分别著录于《秘殿珠林》、《石渠宝笈初编》(1745年成书)，《石渠宝笈续编》(1793年成书)。赵孟頫临《皇象急就篇卷》作为此次整理的历代法书之一种，列入《石渠宝笈续编》的著录之中。
末代皇帝溥仪时，大清王朝被推翻，逊位后的溥仪在优待清室条件的保护下，在紫禁城留居十一年。1922年以后，迫于国内国际形势，溥仪开始为自己的将来谋划，此后以赏赐其弟溥杰、溥佳的名义，先后将清官所庋藏的1200多件包括隋、唐、宋、元国宝在内的书画手卷携出官外，以备日后之用。这批珍贵法书名画后经天津，由日本人运往长春伪皇宫。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陆续在东北散佚。其中有溥仪在逃亡时携至吉林通化大栗子沟的一批书画珍品，后被东北民主联军收缴，交东北银行。40年代末期拨交东北博物馆，即今辽宁省博物馆。这批书画系溥仪平时最珍爱之物，赵孟頫《临皇象急就篇卷》即为其中一件。此外还有著名的晋人书《曹娥诔辞》，唐欧阳询《仲尼梦奠帖》《行书千字文》，唐张旭《古诗四帖》等。还有赵盂頫的另外四件传世巨迹： 《苏轼烟江叠嶂诗》《欧阳修秋声赋》《陶渊明归去来辞》《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赵孟頫所临本为31章
赵孟頫《临皇象急就篇卷》系三国皇象书《急就篇》的临本。与《千字文》一样，《急就篇》是中国古代蒙童教典，但它的历史比《千字文》至少要早五个世纪。《急就篇》的出现，是在西汉元帝初元元年至竞宁元年，即公元前48年至前33年间，距今已有约2400年的历史。
中国的蒙童教育由来已久，很早就出现了专为学童编写的启蒙教育课本，中国古代的蒙学教育课本是从字书发轫的。早在西周时期，就出现了教儿童识字的字书《史籀篇》。据《汉史·艺文志》载：“《史籀篇》者，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史籀篇》是我国历史上有文献记载的第一部识字课本。秦统一后，推行“书同文”，李斯、赵高、胡毋敬先后作《苍颉篇》《爰历篇》《博学篇》，作为当时的字书教授蒙童。汉初，闾里宗师将秦代三篇蒙书《苍颉篇》《爱历篇》《博学篇》合并为一篇，仍称“《苍颉篇》”，后几经修改。到汉武帝时，司马相如作《凡将篇》，汉元帝时史游作《急就篇》。西周《史籀篇》及秦汉之际的几部蒙学课本时至今天，多已亡佚，除罗振玉《流沙坠简》中载有散存的《苍颉篇》四简外，只有《急就篇》较为完整地流传至今(现有《四库丛刊》本)。
《急就篇》，一名《急就章》。据文献记载，为史游奉西汉元帝之命所作。史游，生卒年不详，西汉元帝时官黄门令。因其所作字书卷首以“急就奇觚与众异”起句，便冠以《急就篇》之名。《急就篇》不仅是蒙童的识字课本，也是书法章程，在汉魏教学习字中尤为盛行，初唐时期仍作为蒙童识字写字的基础课本广泛使用。颜师古在《急就篇注叙》中云：“蓬门野贱，穷乡幼学，递相承禀，犹竞习之”。自唐以后，《急就篇》使用日渐衰微，作为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的蒙童教科书，其使用时间长达600多年。
明姚广孝在赵孟頫临《皇象急就篇卷》跋语中谓：“急就篇，汉史游仿 《凡将》作”。《凡将》即司马相如
《凡将篇》，《急就篇》按《凡将篇》体裁把当时的常用字按姓氏、衣着、农艺、饮食、器用、音乐、生理、兵器、飞禽、走兽、医药、人事等“分别部居”“泛施日用”，主体部分为七言韵语，或用三言、四言。《急就篇》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其后编写蒙童教材，如南北朝梁时周兴嗣编《千字文》、北宋初年编《百家姓》、南宋王应麟编
《三字经》，都是以《急就篇》的体例和内容为范本的。
现存《急就篇》全篇共2144字，34 章。其中有31章是史游编写的，另3章为后汉人续写编入。这3章分别是第七《焦灭胡》、第卅三《齐国给献素缯帛》、第卅四《三阳过魏》。纵观赵孟頫《临皇象急就篇卷》前后31章，全篇无后人续写三章，止于第卅一《汉地广大》。考赵孟烦临《急就篇》另外两个写本，一卷为“大德本”，曾刻入《三希堂法帖》，款署“大德癸卯(1303)八月十一日，吴兴赵孟頫”。另一卷为明项子京藏本，与此卷书于同一年，款署“至大二年(1309)夏五月廿四日，子昂为德卿临于松雪行斋”。虽然该两卷否为赵氏真迹尚存争议，但从书写内容看，均为31章，据此推测皇象所祖之本或为史游原本。
宋代以前的章草墨迹
赵孟頫《临皇象急就篇卷》全篇以章草写就。章草又称草隶，是隶书草化或兼隶书和草书于一身的一种书体。从形制上看，隶书与草书笔法兼而有之。画有波捺，是为隶。简率连笔，是为草，这是章草的总体特点。在章法上，该书字字独立，不似今草字字牵连。笔画特点为在横画上省掉隶书的蚕头却保留了雁尾，字内笔画间有牵丝映带、缠绵连接，笔画的粗细轻重变化较大。章草书体“务简而便”，遵循简省的原则，单字笔画以四到八画居多，十画以上者很少，而楷书以八至十五画为最多，可见章草比晋唐以后通行的楷书笔画还少。
关于章草名称的由来，历来说法很多：一说以章帝之名号为章草。唐韦续《纂五十六种书》载：“章草书，吾相杜伯度(操)援藁所作，因章帝所好，名焉。”二说汉章帝喜杜度草书，命其用草书写奏章，后世谓章草。《书断》云：“杜度善草，见称于章帝，上贵其迹，诏使草书上事”。三说汉元帝黄门令史游作《急就篇》，相传以章草书写，明孙(钅广)谓“章草名当托始《急就章》耳”。四说因区别今草，定名章草。清段玉裁说：“其各字不连绵者曰‘章草’，晋以下相连绵者日‘今草’”。五说“章”指章句，由《急就篇》原是小学识字之书，起始便有“有道其章”而来。因为汉代经学家重视“章句”之学，著书即分章次。所以为章草之名。六说章草由“章程书”之“章”而来。南朝羊欣《古来能书人名》载：“钟(繇)书有三体，一日铭石之书，最妙者也。一日章程书，传秘书，教小学者也。三日行押书，相闻者也”。宋曾造《类说·法书苑》云：“钟繇有三体，……二日章程，谓八分书”。八分系隶书之别称，而章草乃隶书(包括古隶)之草写。
章草具有高古浑穆的气象，极具品位。汉魏时期史游、杜度、崔瑗、张芝、张昶、韦诞、卫觊、皇象等俱以善写章草闻名于世。其中以张芝成就最高，谓为“草圣”。相传汉章帝、蔡琰、曹植、司马懿、王羲之、王献之都擅长章草。今天能见到的章草作品，主要有墨迹本与刻拓本之别，今以宋以前传本列举。宋代以前的墨迹本存世不多，主要有：
《西晋陆机平复帖》，传世最早的墨迹。曾经北宋宣和内府收藏，有宋徽宗瘦金书题签“陆机平复帖”。陆机(261－303)，字士衡，三国时东吴吴郡人，西晋时文学家。《平复帖》是陆机所书信札，仅存9行84字。帖中之字颇似汉晋简牍章草，与东晋以来的今草不同，以章草视之为宜。
《西晋残纸》，亦称《济白帖》，光绪二十六年(1900)楼兰古城遗址出土三种残纸之一。字仅存三行，书者不详，书法风格与索靖章草有近似之处。
《隋人出师颂》，曾经南宋绍兴内府、清内府收藏，溥仪逊位后，以赏赐溥杰之名携出清官，《清官已佚书画目》中列有此卷目录，后散失于民间。2003年，北京故宫博物院于中国嘉德公司春季拍卖会上购藏。未署书者名款，有谓索靖所书，米友仁审定为隋人墨迹，今从米说。书法风格与唐代敦煌遗书接近。
《恪法师第一抄卷》，敦煌遗书。原藏敦煌藏经洞内，1922年由罗振玉购藏，后入藏辽宁省博物馆。标题中“法师第一抄”五字，或为后来所加。书写者未详。通篇流畅自然，毫无拘谨板滞之态，其中隐约可见章草的余韵。从唐代的书法发展来看，此卷的书写年代当在盛唐时期，最迟不能晚于开元年间。
至于刻拓本，则主要有：汉章帝《千字文》残简(亦称《辰宿帖》)，《公羊砖刻》，张芝《秋凉平善帖》(亦称《八月帖》)，蔡琰《胡笳十八拍》，曹植《鹞雀赋》，皇象《急就章》《文武帖》《顽闇帖》，索靖《月仪帖》《出师颂》《戴妖帖》《七月帖》，陆云《三月帖》，《西晋咸宁吕氏砖》，王羲之《豹奴帖》，王献之《孤不度德量力帖》《亮白帖》《江东帖》，萧子云《出师颂》以及孙过庭《佛教遗经》等。
上述刻拓本多收入北宋太宗淳化三年(992)王著所刻《淳化阁帖》之历代帝王法帖、历代名臣法帖、王羲之书、王献之书中，虽然一些作品、作者存有争议，疑为伪托，但这些章草拓本不乏史料价值，对于章草书体的发展演变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资料。
章草的复兴
亦如《急就篇》为《千字文》取代，随着今草发展成熟，章草日渐衰微，至隋唐渐成绝响。直到元代，赵孟頫提倡书法复古运动，重振章草遗绪，将章草作为草书的源流，于是章草得以复兴。赵孟頫作为宋宗室，深受宋代帝后书法风习的影响，最终将书法基础在于全面复古的理论推向深层实践。由于其直取魏晋风气，别具一格、古朴厚重的章草自然得到他的青睐。纵观元明时代，以赵孟頫为首，邓文原、俞和、宋克等书家均曾临习章草作品。仅以临《急就篇》为例，就有赵孟頫大德癸卯本一卷、至大本两卷(如前述)，邓文原大德三年临本一卷，宋克则书有多卷，以洪武庚戌本、卓君庸藏本、洪武丁卯残本为典型。此外，鲜于枢、康里巎巎、杨维桢、祝允明等亦在书法当中融入章草笔法和结体特征，并有所突破，成为独树一帜的一代大家。至晚清和民国时期，章草再度为文人书家所重，其代表人物有沈曾植、王世镗、卓君庸、王蘧常、郑诵先、高二适等。
据史籍记载，自汉至宋，崔瑗、钟繇、皇象、卫夫人、王羲之、萧子云、陆柬之皆曾书《急就篇》，今多不复存在。仅皇象所写的《急就篇》由北宋叶梦得刻石于颍昌(河南许昌)，明代吉水(今属江西)杨政再刻石于松江，于是皇象本《急就篇》得以广泛流传，成为学习章草的最佳范本，不二法门。从汉简、竹木简牍、汉砖文以及魏晋时期的残纸文书中，屡见书写《急就篇》内容的，但多为章隶杂书，皆为残篇。《急就篇》作为西汉时期的字书，起初是否由章草所书，很难确定，但随着皇象本《急就篇》的传播，三国以后书家笔下的《急就篇》几乎全是章草所写的了。
《临皇象急就篇卷》
在辽宁省博物馆馆藏书画中有一件《急就篇》元代临本，题为元赵盂頫《临皇象急就篇卷》。书写者是元代著名的书画家赵孟頫。赵孟頫，字子昂，号松雪道人、水精官道人，因所居有鸥波亭，人又谓鸥波，湖州(今属浙江)人。生于南宋宝祜二年(1254)，卒于元至治二年(1322)，为宋太祖赵匡胤的嫡裔。后人元为翰林学士承旨，封魏国公，在中国书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绘画上主张“书画同源”，对元代文人画的成熟与风行，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书法上创造“赵体”，与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并称“楷书四大家”，是开启元代复古风气的代表人物之一，也是元代书坛的扛鼎人物。《元史·赵孟頫传》载：“篆籀分隶真行草书无不冠绝古今，遂以书名天下”。
赵孟頫《临皇象急就篇卷》，纵24.5厘米，横278.4厘米。全卷书写于宋经笺上，行间有墨书小楷注释。从卷末款署“至大二年(1309)九月既望子昂临”可知，为赵孟頫56岁时所临写。该卷系以三国皇象《急就篇》为底本。皇象，字体明，三国时吴国人，曾寓居山阴(今浙江绍兴)，善章草书。全篇以章草书写就，圆转如篆，点捺如隶，结构谨严、风致纵逸。与皇象写本对照，用笔结体更为灵活，波捺特别突出，点画时露锋芒。笔法上较之赵氏的楷、行、草书别有风貌。
徐邦达先生在《古书画伪讹考辨》中认为：“应是元人仿书”，因为“此卷用尖笔书”，且“赵氏五十后书，大都沉着苍劲，不可能有此尖薄态”。刘九庵先生在《刘九庵书画鉴定集》中谈到此卷，认为其“与大德九年(1305)邓文原为理仲雅所书《急就篇》对校，颇为接近，但功力则有所不逮”，疑为“元末善书者临仿邓文原本而冒赵孟頫之名的伪作，但不得不谓之佳书”。张珩先生《木雁斋书画鉴赏笔记》录有此卷，鉴评曰：“笔势纤若，与他书异”，疑出俞和但无定论。启功先生亦称其“笔力殊弱，疑出临写者”。而杨仁恺先生在《国宝沉浮录》中，则从书于同一年的上海博物馆藏赵孟頫《临皇象急就篇》，以及赵氏传世画作《红衣罗汉图》《水村图》《怪石晴竹图》《秀石疏林图》《墨石坡竹图》等题款，并结合邓文原、宋克传世《急就章》临本笔法考证，此卷确系赵孟烦所书真迹无疑。
从此卷的传藏经历看，是一件流传有绪的作品。卷后有自明至清多位收藏家题跋，其中包括明代道衍(俗名姚广孝)、解缙、王达、张显，清代张照、沈荃等。卷内钤有“宛平王崇简敬斋珍藏”“乾隆御览之宝”“乾隆鉴赏”“石渠宝笈”“石渠定鉴”“三希堂精鉴玺”“宜子孙”“宁寿宫人石渠宝笈”“宝笈重编”“乐寿堂鉴藏宝”，“嘉庆御览之宝”“宣统鉴赏”“无逸斋精鉴玺”等鉴藏印记多方。从上述鉴藏玺印可知，此卷在明初由燕山赵景晖收藏，清初归宛平人王崇简，之后进入清内府。清代内府收藏至乾嘉时颇具规模，乾隆皇帝在乾隆八年(1743)，九年(1744)及五十六年(1791)三次敕梁诗正、张照、董诰、阮元等编录清内府藏品目录，分别著录于《秘殿珠林》、《石渠宝笈初编》(1745年成书)，《石渠宝笈续编》(1793年成书)。赵孟頫临《皇象急就篇卷》作为此次整理的历代法书之一种，列入《石渠宝笈续编》的著录之中。
末代皇帝溥仪时，大清王朝被推翻，逊位后的溥仪在优待清室条件的保护下，在紫禁城留居十一年。1922年以后，迫于国内国际形势，溥仪开始为自己的将来谋划，此后以赏赐其弟溥杰、溥佳的名义，先后将清官所庋藏的1200多件包括隋、唐、宋、元国宝在内的书画手卷携出官外，以备日后之用。这批珍贵法书名画后经天津，由日本人运往长春伪皇宫。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陆续在东北散佚。其中有溥仪在逃亡时携至吉林通化大栗子沟的一批书画珍品，后被东北民主联军收缴，交东北银行。40年代末期拨交东北博物馆，即今辽宁省博物馆。这批书画系溥仪平时最珍爱之物，赵孟頫《临皇象急就篇卷》即为其中一件。此外还有著名的晋人书《曹娥诔辞》，唐欧阳询《仲尼梦奠帖》《行书千字文》，唐张旭《古诗四帖》等。还有赵盂頫的另外四件传世巨迹： 《苏轼烟江叠嶂诗》《欧阳修秋声赋》《陶渊明归去来辞》《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赵孟頫所临本为31章
赵孟頫《临皇象急就篇卷》系三国皇象书《急就篇》的临本。与《千字文》一样，《急就篇》是中国古代蒙童教典，但它的历史比《千字文》至少要早五个世纪。《急就篇》的出现，是在西汉元帝初元元年至竞宁元年，即公元前48年至前33年间，距今已有约2400年的历史。
中国的蒙童教育由来已久，很早就出现了专为学童编写的启蒙教育课本，中国古代的蒙学教育课本是从字书发轫的。早在西周时期，就出现了教儿童识字的字书《史籀篇》。据《汉史·艺文志》载：“《史籀篇》者，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史籀篇》是我国历史上有文献记载的第一部识字课本。秦统一后，推行“书同文”，李斯、赵高、胡毋敬先后作《苍颉篇》《爰历篇》《博学篇》，作为当时的字书教授蒙童。汉初，闾里宗师将秦代三篇蒙书《苍颉篇》《爱历篇》《博学篇》合并为一篇，仍称“《苍颉篇》”，后几经修改。到汉武帝时，司马相如作《凡将篇》，汉元帝时史游作《急就篇》。西周《史籀篇》及秦汉之际的几部蒙学课本时至今天，多已亡佚，除罗振玉《流沙坠简》中载有散存的《苍颉篇》四简外，只有《急就篇》较为完整地流传至今(现有《四库丛刊》本)。
《急就篇》，一名《急就章》。据文献记载，为史游奉西汉元帝之命所作。史游，生卒年不详，西汉元帝时官黄门令。因其所作字书卷首以“急就奇觚与众异”起句，便冠以《急就篇》之名。《急就篇》不仅是蒙童的识字课本，也是书法章程，在汉魏教学习字中尤为盛行，初唐时期仍作为蒙童识字写字的基础课本广泛使用。颜师古在《急就篇注叙》中云：“蓬门野贱，穷乡幼学，递相承禀，犹竞习之”。自唐以后，《急就篇》使用日渐衰微，作为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的蒙童教科书，其使用时间长达600多年。
明姚广孝在赵孟頫临《皇象急就篇卷》跋语中谓：“急就篇，汉史游仿 《凡将》作”。《凡将》即司马相如
《凡将篇》，《急就篇》按《凡将篇》体裁把当时的常用字按姓氏、衣着、农艺、饮食、器用、音乐、生理、兵器、飞禽、走兽、医药、人事等“分别部居”“泛施日用”，主体部分为七言韵语，或用三言、四言。《急就篇》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其后编写蒙童教材，如南北朝梁时周兴嗣编《千字文》、北宋初年编《百家姓》、南宋王应麟编
《三字经》，都是以《急就篇》的体例和内容为范本的。
现存《急就篇》全篇共2144字，34 章。其中有31章是史游编写的，另3章为后汉人续写编入。这3章分别是第七《焦灭胡》、第卅三《齐国给献素缯帛》、第卅四《三阳过魏》。纵观赵孟頫《临皇象急就篇卷》前后31章，全篇无后人续写三章，止于第卅一《汉地广大》。考赵孟烦临《急就篇》另外两个写本，一卷为“大德本”，曾刻入《三希堂法帖》，款署“大德癸卯(1303)八月十一日，吴兴赵孟頫”。另一卷为明项子京藏本，与此卷书于同一年，款署“至大二年(1309)夏五月廿四日，子昂为德卿临于松雪行斋”。虽然该两卷否为赵氏真迹尚存争议，但从书写内容看，均为31章，据此推测皇象所祖之本或为史游原本。
宋代以前的章草墨迹
赵孟頫《临皇象急就篇卷》全篇以章草写就。章草又称草隶，是隶书草化或兼隶书和草书于一身的一种书体。从形制上看，隶书与草书笔法兼而有之。画有波捺，是为隶。简率连笔，是为草，这是章草的总体特点。在章法上，该书字字独立，不似今草字字牵连。笔画特点为在横画上省掉隶书的蚕头却保留了雁尾，字内笔画间有牵丝映带、缠绵连接，笔画的粗细轻重变化较大。章草书体“务简而便”，遵循简省的原则，单字笔画以四到八画居多，十画以上者很少，而楷书以八至十五画为最多，可见章草比晋唐以后通行的楷书笔画还少。
关于章草名称的由来，历来说法很多：一说以章帝之名号为章草。唐韦续《纂五十六种书》载：“章草书，吾相杜伯度(操)援藁所作，因章帝所好，名焉。”二说汉章帝喜杜度草书，命其用草书写奏章，后世谓章草。《书断》云：“杜度善草，见称于章帝，上贵其迹，诏使草书上事”。三说汉元帝黄门令史游作《急就篇》，相传以章草书写，明孙(钅广)谓“章草名当托始《急就章》耳”。四说因区别今草，定名章草。清段玉裁说：“其各字不连绵者曰‘章草’，晋以下相连绵者日‘今草’”。五说“章”指章句，由《急就篇》原是小学识字之书，起始便有“有道其章”而来。因为汉代经学家重视“章句”之学，著书即分章次。所以为章草之名。六说章草由“章程书”之“章”而来。南朝羊欣《古来能书人名》载：“钟(繇)书有三体，一日铭石之书，最妙者也。一日章程书，传秘书，教小学者也。三日行押书，相闻者也”。宋曾造《类说·法书苑》云：“钟繇有三体，……二日章程，谓八分书”。八分系隶书之别称，而章草乃隶书(包括古隶)之草写。
章草具有高古浑穆的气象，极具品位。汉魏时期史游、杜度、崔瑗、张芝、张昶、韦诞、卫觊、皇象等俱以善写章草闻名于世。其中以张芝成就最高，谓为“草圣”。相传汉章帝、蔡琰、曹植、司马懿、王羲之、王献之都擅长章草。今天能见到的章草作品，主要有墨迹本与刻拓本之别，今以宋以前传本列举。宋代以前的墨迹本存世不多，主要有：
《西晋陆机平复帖》，传世最早的墨迹。曾经北宋宣和内府收藏，有宋徽宗瘦金书题签“陆机平复帖”。陆机(261－303)，字士衡，三国时东吴吴郡人，西晋时文学家。《平复帖》是陆机所书信札，仅存9行84字。帖中之字颇似汉晋简牍章草，与东晋以来的今草不同，以章草视之为宜。
《西晋残纸》，亦称《济白帖》，光绪二十六年(1900)楼兰古城遗址出土三种残纸之一。字仅存三行，书者不详，书法风格与索靖章草有近似之处。
《隋人出师颂》，曾经南宋绍兴内府、清内府收藏，溥仪逊位后，以赏赐溥杰之名携出清官，《清官已佚书画目》中列有此卷目录，后散失于民间。2003年，北京故宫博物院于中国嘉德公司春季拍卖会上购藏。未署书者名款，有谓索靖所书，米友仁审定为隋人墨迹，今从米说。书法风格与唐代敦煌遗书接近。
《恪法师第一抄卷》，敦煌遗书。原藏敦煌藏经洞内，1922年由罗振玉购藏，后入藏辽宁省博物馆。标题中“法师第一抄”五字，或为后来所加。书写者未详。通篇流畅自然，毫无拘谨板滞之态，其中隐约可见章草的余韵。从唐代的书法发展来看，此卷的书写年代当在盛唐时期，最迟不能晚于开元年间。
至于刻拓本，则主要有：汉章帝《千字文》残简(亦称《辰宿帖》)，《公羊砖刻》，张芝《秋凉平善帖》(亦称《八月帖》)，蔡琰《胡笳十八拍》，曹植《鹞雀赋》，皇象《急就章》《文武帖》《顽闇帖》，索靖《月仪帖》《出师颂》《戴妖帖》《七月帖》，陆云《三月帖》，《西晋咸宁吕氏砖》，王羲之《豹奴帖》，王献之《孤不度德量力帖》《亮白帖》《江东帖》，萧子云《出师颂》以及孙过庭《佛教遗经》等。
上述刻拓本多收入北宋太宗淳化三年(992)王著所刻《淳化阁帖》之历代帝王法帖、历代名臣法帖、王羲之书、王献之书中，虽然一些作品、作者存有争议，疑为伪托，但这些章草拓本不乏史料价值，对于章草书体的发展演变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资料。
章草的复兴
亦如《急就篇》为《千字文》取代，随着今草发展成熟，章草日渐衰微，至隋唐渐成绝响。直到元代，赵孟頫提倡书法复古运动，重振章草遗绪，将章草作为草书的源流，于是章草得以复兴。赵孟頫作为宋宗室，深受宋代帝后书法风习的影响，最终将书法基础在于全面复古的理论推向深层实践。由于其直取魏晋风气，别具一格、古朴厚重的章草自然得到他的青睐。纵观元明时代，以赵孟頫为首，邓文原、俞和、宋克等书家均曾临习章草作品。仅以临《急就篇》为例，就有赵孟頫大德癸卯本一卷、至大本两卷(如前述)，邓文原大德三年临本一卷，宋克则书有多卷，以洪武庚戌本、卓君庸藏本、洪武丁卯残本为典型。此外，鲜于枢、康里巎巎、杨维桢、祝允明等亦在书法当中融入章草笔法和结体特征，并有所突破，成为独树一帜的一代大家。至晚清和民国时期，章草再度为文人书家所重，其代表人物有沈曾植、王世镗、卓君庸、王蘧常、郑诵先、高二适等。
据史籍记载，自汉至宋，崔瑗、钟繇、皇象、卫夫人、王羲之、萧子云、陆柬之皆曾书《急就篇》，今多不复存在。仅皇象所写的《急就篇》由北宋叶梦得刻石于颍昌(河南许昌)，明代吉水(今属江西)杨政再刻石于松江，于是皇象本《急就篇》得以广泛流传，成为学习章草的最佳范本，不二法门。从汉简、竹木简牍、汉砖文以及魏晋时期的残纸文书中，屡见书写《急就篇》内容的，但多为章隶杂书，皆为残篇。《急就篇》作为西汉时期的字书，起初是否由章草所书，很难确定，但随着皇象本《急就篇》的传播，三国以后书家笔下的《急就篇》几乎全是章草所写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