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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世纪就业压力最沉重的一年到来,必须寻找更有利于创造工作岗位的新增长模式
《财经》记者 任波 实习记者 李鹏
短短几个月内,人们延续了几年的对城乡就业扩大的乐观预期,转眼间变为对大规模失业的恐慌。就业压力空前严峻,农民工和大学生就业形势尤其趋紧,劳动争议事件也大幅增加。
回溯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期,中国国企改革当中以“减员增效”为主导的“下岗分流”,曾经带来了一场波及近3000万下岗职工的失业浪潮,其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历经多年才得以消除。
眼前的困境似曾相识。如果说,上一轮“下岗”是为打破就业体制中的“铁饭碗”而不得不付出的巨大代价,那么,目前新一轮的就业危机则是中国向市场化转轨过程中,相关改革滞后导致经济结构失衡等一系列体制性矛盾的集中爆发。
当务之急,是将其转化为进一步深化改革、调整经济布局的契机。
劳动力供求形势逆转
2008年初,就业状况处于近年来最好的时期。政府公布的2007年新增就业人数达1200万人,为几年来的高点;登记失业率则控制在4.0%,与前几年相比呈现持续下滑趋势。
由此,2008年初,当时的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不但增加了全年预期的新增就业指标,同时还将城镇登记失业率的控制指标收紧。企业虽然慨叹新实施的《劳动合同法》将进一步导致用工成本攀升,但沿海地区的“招工难”尚在延续,薪酬水平涨势明显。
2008年2月,国务院发布了一份名为《国务院关于做好促进就业工作的通知》的文件。这一文件的重点从解决国企改革造成大量下岗失业的“历史遗留问题”,转向“建立促进就业的长效机制”。以往大量针对国企下岗工人的就业促进政策,开始出现“普惠化”趋势。
然而,美国次贷危机影响不断扩大和蔓延,终于跨越国境,袭入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宣称,进入10月,据对全国84个城市劳动力市场职业供求信息调查显示,三季度以后的用工需求下降了5.5%;同时,企业现有岗位流失严重。
《财经》记者了解到,最早大约自2008年8月起,企业的用工需求便开始减少;之后,沿海省份的机械制造、服装纺织、电子电器等行业陆续出现大规模裁员。截至2008年12月底,返乡农民工数量已超过1000万人。
更令人担忧的是,中国经济整体减速对就业市场的影响恐将继续扩大。春节后,如果订单减少的状况短期内未获改变,又逢农民工大量外出寻找工作,就业矛盾会更加突出。
增长模式成为“保就业”瓶颈
作为人口大国,中国就业形势总体上一直偏紧。据《劳动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预测,到2010年,中国劳动力总量将达到8.3亿人,城镇新增劳动力供给5000万人。而劳动力就业岗位预计只能新增4000万个,劳动力供求缺口高达1000万个左右。
目前,除农民工失业带来的巨大就业压力,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也较往年更为严峻。据教育部统计,2008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达559万人,比2007年增加64万人。2009年高校毕业生规模又比2008年增加52万人,达到611万人。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最近发布的2009年《经济蓝皮书》分析,2008年7月,全国大学毕业生实际就业率仅为70%,2008年年底未能如期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大约高达150万人。加上2009年新增的毕业生数量,就业压力达到近年来的高峰。
此外,城镇困难群体,尤其一些中西部地区老工业基地困难群体的就业难问题,始终难以彻底解决。几项因素叠加,2009年将成为本世纪以来就业压力最为沉重的一年。
一个可以观察到的现象是,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在逐步下降。“九五”期间中国GDP年均增长8.6%,年均增加就业人数804万人;“十五”期间GDP年均增长9.5%,年均增加就业人数只有748万人,比“九五”时期少56万人。经济每增长1个百分点带动的就业增加量,由“九五”时期的94万人,减少到“十五”时期的80万人。
主要原因在于,中国1998年以来实施的扩张性财政和货币政策,虽然显著拉动了经济增长,但迄今国内的投资主要是投向工业领域的大企业、大项目,这些行业的就业吸纳能力实际上相对较低。
一个例子是,到2007年底,房地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保持在2个百分点以上,房地产业和建筑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超过10%。而实际上,房地产业对吸纳就业的贡献率相对较低,受经济周期的影响又较大。与此同时,劳动密集程度较高的中小企业和服务业获得的支持则相对不足,不但融资渠道狭窄,事实上还需要面对大量政策性的限制。中国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事实,客观上也不利于中小企业和服务业的发展。
更重要的是,由于国内消费需求长期滞后于投资需求,经济增长因而依赖外需和投资来拉动。此外,由于福利体系不尽完善,中国城乡居民也不得不大量储蓄用于应付养老、教育、医疗等方面的不时之需,由此也抑制了国内的消费,巨量储蓄也只能进一步转化为投资。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显示,过去30年间,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出现了全方位扩大。同时,上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中国税收收入增速远高于GDP增速,财政收入连年超收,劳动报酬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却持续下降。2008年以来,扣除价格因素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以及农村居民现金收入增幅同比明显下降。收入分配当中的这一格局,也必然拉低社会总体的消费能力,抑制总需求。
可见,内需不振、城市化不足,以及服务业滞后,都削弱了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给就业的前景投下阴霾。全球金融危机只是当期失业困境的导火索。
追求“就业友好型”经济增长
2008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求,要把就业摆在更加突出的重要位置。2008年下半年,中央政府空前密集地出台了一系列刺激就业的政策。除了推出以“4万亿”投资扩大内需的政策,一些旨在减轻企业负担,或者扶助困难群体就业的文件也陆续发布。
在2008年12月10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专门提出,必须采取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做好当前农民工工作,尤其要高度重视农民工就业。与此同时,一份针对高校毕业生就业难题的文件也在起草当中。但在一些专家看来,上述措施并非治本之策,真正根本性的解决办法,应从制度上保证各地的经济增长是“就业友好型”,使得经济增长能够最大限度地带动就业。
他们认为,短期内,政府应加大力度刺激消费,通过减税、鼓励发行企业债以拓宽百姓投资渠道等措施,保证劳动人群的收入稳定并有所增长;同时,应加紧制定和完善现有的福利体系,尽可能拓宽其覆盖面,令人们对未来收入拥有良好预期;完善教育体系,有效提升人力资本的价值。现有投资政策除对大企业、大投资项目的关注,也要对中小企业、出口导向型的企业给予更多支持。
长期看,则应自现在起,采取有效措施调整产业布局和经济结构,不再为中小企业的发展设置人为的障碍。
以往的经验表明,以基础设施投资为重点的国家投资项目,在带动国内投资需求的同时,并不意味着同等程度地启动居民的消费需求,从而不能同步地拉动就业。因此,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建议,下一步的重点应考虑把投资推动转化、引导和延伸为居民消费需求,产生最大化的就业拉动效果。
上海社科院副院长左学金指出,随着制造业增长趋缓,目前就业最重要的渠道是作为第三产业的服务业,而不是作为第二产业的制造业。应通过城镇化,特别是着重通过发展服务业来带动就业。他还表示,这应该作为未来就业政策的方向,要让农民进城,在城市中创造更多服务业的就业机会。
国家发改委经济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中国劳动协会副秘书长杨宜勇则表示,应深化体制改革,促进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拆除妨碍劳动力流动“制度性藩篱”,使全国劳动力得以合理流动和自主择业,让劳动力市场成为资源配置的基础和主要手段。他还表示,为更好地协调就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还应借鉴西方经验,完善政府、雇主和工人的三方协商机制,全面促进就业。■
《财经》记者 任波 实习记者 李鹏
短短几个月内,人们延续了几年的对城乡就业扩大的乐观预期,转眼间变为对大规模失业的恐慌。就业压力空前严峻,农民工和大学生就业形势尤其趋紧,劳动争议事件也大幅增加。
回溯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期,中国国企改革当中以“减员增效”为主导的“下岗分流”,曾经带来了一场波及近3000万下岗职工的失业浪潮,其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历经多年才得以消除。
眼前的困境似曾相识。如果说,上一轮“下岗”是为打破就业体制中的“铁饭碗”而不得不付出的巨大代价,那么,目前新一轮的就业危机则是中国向市场化转轨过程中,相关改革滞后导致经济结构失衡等一系列体制性矛盾的集中爆发。
当务之急,是将其转化为进一步深化改革、调整经济布局的契机。
劳动力供求形势逆转
2008年初,就业状况处于近年来最好的时期。政府公布的2007年新增就业人数达1200万人,为几年来的高点;登记失业率则控制在4.0%,与前几年相比呈现持续下滑趋势。
由此,2008年初,当时的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不但增加了全年预期的新增就业指标,同时还将城镇登记失业率的控制指标收紧。企业虽然慨叹新实施的《劳动合同法》将进一步导致用工成本攀升,但沿海地区的“招工难”尚在延续,薪酬水平涨势明显。
2008年2月,国务院发布了一份名为《国务院关于做好促进就业工作的通知》的文件。这一文件的重点从解决国企改革造成大量下岗失业的“历史遗留问题”,转向“建立促进就业的长效机制”。以往大量针对国企下岗工人的就业促进政策,开始出现“普惠化”趋势。
然而,美国次贷危机影响不断扩大和蔓延,终于跨越国境,袭入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宣称,进入10月,据对全国84个城市劳动力市场职业供求信息调查显示,三季度以后的用工需求下降了5.5%;同时,企业现有岗位流失严重。
《财经》记者了解到,最早大约自2008年8月起,企业的用工需求便开始减少;之后,沿海省份的机械制造、服装纺织、电子电器等行业陆续出现大规模裁员。截至2008年12月底,返乡农民工数量已超过1000万人。
更令人担忧的是,中国经济整体减速对就业市场的影响恐将继续扩大。春节后,如果订单减少的状况短期内未获改变,又逢农民工大量外出寻找工作,就业矛盾会更加突出。
增长模式成为“保就业”瓶颈
作为人口大国,中国就业形势总体上一直偏紧。据《劳动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预测,到2010年,中国劳动力总量将达到8.3亿人,城镇新增劳动力供给5000万人。而劳动力就业岗位预计只能新增4000万个,劳动力供求缺口高达1000万个左右。
目前,除农民工失业带来的巨大就业压力,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也较往年更为严峻。据教育部统计,2008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达559万人,比2007年增加64万人。2009年高校毕业生规模又比2008年增加52万人,达到611万人。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最近发布的2009年《经济蓝皮书》分析,2008年7月,全国大学毕业生实际就业率仅为70%,2008年年底未能如期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大约高达150万人。加上2009年新增的毕业生数量,就业压力达到近年来的高峰。
此外,城镇困难群体,尤其一些中西部地区老工业基地困难群体的就业难问题,始终难以彻底解决。几项因素叠加,2009年将成为本世纪以来就业压力最为沉重的一年。
一个可以观察到的现象是,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在逐步下降。“九五”期间中国GDP年均增长8.6%,年均增加就业人数804万人;“十五”期间GDP年均增长9.5%,年均增加就业人数只有748万人,比“九五”时期少56万人。经济每增长1个百分点带动的就业增加量,由“九五”时期的94万人,减少到“十五”时期的80万人。
主要原因在于,中国1998年以来实施的扩张性财政和货币政策,虽然显著拉动了经济增长,但迄今国内的投资主要是投向工业领域的大企业、大项目,这些行业的就业吸纳能力实际上相对较低。
一个例子是,到2007年底,房地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保持在2个百分点以上,房地产业和建筑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超过10%。而实际上,房地产业对吸纳就业的贡献率相对较低,受经济周期的影响又较大。与此同时,劳动密集程度较高的中小企业和服务业获得的支持则相对不足,不但融资渠道狭窄,事实上还需要面对大量政策性的限制。中国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事实,客观上也不利于中小企业和服务业的发展。
更重要的是,由于国内消费需求长期滞后于投资需求,经济增长因而依赖外需和投资来拉动。此外,由于福利体系不尽完善,中国城乡居民也不得不大量储蓄用于应付养老、教育、医疗等方面的不时之需,由此也抑制了国内的消费,巨量储蓄也只能进一步转化为投资。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显示,过去30年间,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出现了全方位扩大。同时,上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中国税收收入增速远高于GDP增速,财政收入连年超收,劳动报酬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却持续下降。2008年以来,扣除价格因素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以及农村居民现金收入增幅同比明显下降。收入分配当中的这一格局,也必然拉低社会总体的消费能力,抑制总需求。
可见,内需不振、城市化不足,以及服务业滞后,都削弱了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给就业的前景投下阴霾。全球金融危机只是当期失业困境的导火索。
追求“就业友好型”经济增长
2008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求,要把就业摆在更加突出的重要位置。2008年下半年,中央政府空前密集地出台了一系列刺激就业的政策。除了推出以“4万亿”投资扩大内需的政策,一些旨在减轻企业负担,或者扶助困难群体就业的文件也陆续发布。
在2008年12月10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专门提出,必须采取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做好当前农民工工作,尤其要高度重视农民工就业。与此同时,一份针对高校毕业生就业难题的文件也在起草当中。但在一些专家看来,上述措施并非治本之策,真正根本性的解决办法,应从制度上保证各地的经济增长是“就业友好型”,使得经济增长能够最大限度地带动就业。
他们认为,短期内,政府应加大力度刺激消费,通过减税、鼓励发行企业债以拓宽百姓投资渠道等措施,保证劳动人群的收入稳定并有所增长;同时,应加紧制定和完善现有的福利体系,尽可能拓宽其覆盖面,令人们对未来收入拥有良好预期;完善教育体系,有效提升人力资本的价值。现有投资政策除对大企业、大投资项目的关注,也要对中小企业、出口导向型的企业给予更多支持。
长期看,则应自现在起,采取有效措施调整产业布局和经济结构,不再为中小企业的发展设置人为的障碍。
以往的经验表明,以基础设施投资为重点的国家投资项目,在带动国内投资需求的同时,并不意味着同等程度地启动居民的消费需求,从而不能同步地拉动就业。因此,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建议,下一步的重点应考虑把投资推动转化、引导和延伸为居民消费需求,产生最大化的就业拉动效果。
上海社科院副院长左学金指出,随着制造业增长趋缓,目前就业最重要的渠道是作为第三产业的服务业,而不是作为第二产业的制造业。应通过城镇化,特别是着重通过发展服务业来带动就业。他还表示,这应该作为未来就业政策的方向,要让农民进城,在城市中创造更多服务业的就业机会。
国家发改委经济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中国劳动协会副秘书长杨宜勇则表示,应深化体制改革,促进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拆除妨碍劳动力流动“制度性藩篱”,使全国劳动力得以合理流动和自主择业,让劳动力市场成为资源配置的基础和主要手段。他还表示,为更好地协调就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还应借鉴西方经验,完善政府、雇主和工人的三方协商机制,全面促进就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