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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过了60岁,我们姐弟就坚决不让他种地了。
他闲不住,就天天打电话纠缠我:“你能不能买两瓶黄山头的酒到你们校长那儿说说,让我去你们学校当门卫。”要么就是半威胁我:“我准备到水泥厂去扛包去。”我很烦,有一天突然灵机一动就骗他说:“你写小说吧,你看,你教过民办,有点文学的底子,又经历坎坷,有丰富的生活阅历,你写小说肯定成。”其实我的潜台词就是:“别没事想出去当门卫,就在家待着,但总得有个事做吧,写写小说动动脑筋还不会得老年痴呆。”没想到我就这么一说,却像一粒火种瞬间把他点亮了。
他首先就去买书看,用他的话说:“要了解当今文坛动向。”看来他是想知己知彼啊,我在心里暗暗发笑。可过了一段时间母亲就不高兴了,连连向我告状:他买了多少多少书,花了多少多少钱。我是挑事的人,这事我得管啊。我对母亲说:“你要把眼光放远一点,我爸有一天得了茅奖,那奖金就是几十万,你天天打麻将莫说输赢三十,就是一百你也敢上啊。”母亲酷爱麻将,但如果一天输了30元就是她的底线了,听我这么一说,母亲异常兴奋:“有这么好的事?”仿佛明天茅奖就被我父亲得了,她就可以去打100元钱的麻将了,母亲激动地“呀”了声挂了电话。
父亲写作的地位暂时通过了我家总管这一关,至少可以有一个写字的地方了。
“我要写一部长篇小说,我把提纲给你说说,你看行不行。”我一听头都大了,这是典型的初学写作者的状态,还没学走就要跑,每个人以为一出手都可获诺贝尔奖。“先写短的吧,慢慢地写,不着急。”我心不在焉地说,我的目的就是不想让他得老年痴呆,还指望他真能有什么作为啊。
一个星期后,他给我寄来了一封十几页纸的稿件,第一页还写着:请彩燕斧正。可把我吓坏了,也让我实在忍俊不禁。我翻了一下书稿,这么厚,一个星期?我赶紧打电话问我妈:“他是怎么写的?”“熬夜写的呗!”我可生气了,我本来是让他不得老年痴呆,现在倒好,又天天熬夜了,身体怎么受得了!我必须和他约法三章,我严肃地说:“让我爸接电话!”他接过电话可能希望我表扬他两句,在那边傻笑着,我说我要提几个条件,如果你违反了,我就不帮你打字投稿了。“好,好!我找笔来记一下。”他还算听话,“一、不许熬夜;二、每天要锻炼不得少于一小时;三、不能到处送礼。”“好,我记住了,我都写在本子上了。”父亲很是小心地回答着。
约法三章第三条很多人不理解。父亲写了一点稿子后,就在老家找编辑帮他发稿,每次就送点鸡蛋,或者买两包10元钱的烟到处去散,别人不接的时候多。有一次一个在外打工的人回村说他和作协的金主席是哥们,他非常高兴,就送了一篮鸡蛋给他,可很长时间音讯全无。巧的是,我有一天和金主席见了面,他就眼巴巴地让我去问问金主席,有没有收到他的稿件。我委婉地向金主席问起认不认识他说的这个人,金主席一脸茫然,我就知道是什么结果了。
不许他送礼,可我得麻烦我的这一帮朋友。
我首先托一个朋友走后门帮他办了一个小报记者证,朋友还交代:这是不能当真的。我笑笑,也没当回事,只要让他高兴就可以了。让我没想到的是,他却把这记者证当回了事,到处去炫。买火车票他拿着记者证从队伍后面一路狂奔过去,边跑边喊:“我有记者证。”引得一路人像看把戏,他也不在意。有好多次他居然拿着这个记者证既能不排队又能打半价,这让他觉得很有面子,在村里就放豪言:“我有记者证,你们买火车票我包了。”我听得是心惊胆战。
上半年他和母亲到我这儿来,一到家就叫腿酸,我就纳闷:不是买到了座位票吗,怎么腿还会酸?“我把座位让给别人了,我站过来的。”我非常惊奇,我不能说父亲是一个多么高风亮节的人,但他也应该是老年人的行列了,只能是别人给他让座才对的啊。“我看一个抱孩子的母亲没买到座位票,我就把座位让给他们了,一个作家应该有点担当才对啊!”他很庄严地说完,我差点喷饭。这又是初学写作者的第二忌:整日里端着,煞有介事地以为作家是一份多么神圣的职业,要尽可能地显出与众不同来。可是谁封他为作家的?有个小报记者证就是作家吗?只要他高兴,做女儿的只能配合,我笑眯眯地拍拍他的肩膀说:“一个优秀的作家首先得把自己的身体保护好,才能为祖国为人民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啊,你现在这么大年纪了,作为作家,你要呼吁别人让座,再不要自己让座了!”他似有所悟,很郑重地点了点头。
每隔一个星期我都会收到他的一篇稿件,稿件全部是用方格稿纸写的,他写得一手好正楷,稿纸上没有一处涂改的痕迹,非常漂亮,他是先打的草稿再认真誊上去的。他的勤奋实在让我佩服,但我让他写作的初衷只是让他不要老想当门卫,不得老年痴呆就可以了,至于其他,实在意义不大,所以那些稿件我根本没发给任何一家杂志。
可是他很着急,隔几天就打电话来问我:“稿子发了没有?”我搪塞多次:“还没有,编辑审稿要一个过程呢。”问得多了,我知道总有露馅的一天,只得央求一个朋友:“帮我发篇稿子吧。”朋友禁不住我的哀求,将他原作删了三分之二,又大刀阔斧改了,这才发了一个小豆腐块,我请朋友用印有报社字样的大信封给他寄几十份回去。这下他可是彻底沸腾了,“我的文章发表了!”他打电话来告诉我,我装作不知情:“发到哪儿了?我来看看,老爸,你真行!”“对,我要以此为动力,继续写,好好写,争取多出佳作。”我听得冷汗直冒,他多出“佳作”,就意味着我要多去求人,我赶紧语重心长地对他说:“爸,我们要追求精品,不要贪快求多。慢慢地写,不着急啊,要不你还是写长篇吧。”写长篇总得要个两三年一篇吧,慢慢拖呗,这才是我心里的话。
就是这几十份小报,在我们村的轰动效应决不亚于莫言获奖,这效应都是父亲一手制造的。他拿着这份有他一个小豆腐块的报纸,再拿着一包十元钱的烟到小卖部,那里是一村老小集合的地方,给每个人都递烟,一边递一边说:“你们看,我的文章发表了!”母亲又向我汇报:现在只要别人想烟抽,就会无话找话地来问他:“让我看看,你的文章发在哪儿了。”他马上就恭敬地递上烟再打上火,可是别人只接烟,并不看他的报纸。 我气不打一处来,拷问他:“这一个星期你用了多少烟了?”“一条烟吧!”他嗫嚅道。我知道他一向是只抽四元钱的红梅的,这十元一包的烟对他来说就是奢侈品了。“都给别人了,那你抽什么?”“我戒烟都三个月了!”他似乎不好意思地回答。怎么可能?几十年的烟如何说戒就能戒得了?“你们也不宽裕,我买书买稿纸也要花钱,再说戒烟对身体也有好处啊。”说得我的眼睛涩涩的。
我不是一个有本事的人,可是在父亲面前,我经常把自己打扮成一个神通广大的人。他曾告诉我他喜欢湖北三个作家的作品,用他的话说:刘醒龙写的民办老师像,陈应松写的底层人物像,何存中写的农村那些事像。他评价作品就是“像”!其实他这两年也只看了这三个老师的作品,这三个老师写的都是他经历过熟悉的领域,所以他喜欢读。我拍着胸脯说:“我跟他们三个老师都熟得很,我一定请他们三人都给你题词鼓励你。”上次参加省第二届青年作家高研班学习,陈应松老师刚好是我们的老师,我把省文学院给我们发的笔记本留着了(因上面有省文学院的字样,够他炫的了),请陈老师给他题了一句话,拿回家给他看,他激动极了,拿着本子让我给他拍照,正面一张,侧面一张,还要一张特写。“什么时候把刘老师和何老师的题词也拿回来,我就把它们洗成大照片都挂在这里。”我乐不可支,可是又有一忧:看来他一刻也没忘我的承诺,“放心,我给他们都说了,他们都答应了,叫我下次就去拿。”我还把胸脯拍得震天响,他笑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线,可把我的肠子都悔青了,我不知道下次是什么时候,再想办法吧。
我上次去省作协高研班学习,他可高兴了。没去之前,他就几次三番地央求我说:“你带我去听听吧!”我不想带他去,就推托说:“到了之后给领导请示再说吧。”等我到长阳的当天,他的电话就来了,“你跟你们领导请示一下吧,我不在你们那儿吃住,我只来听课,我带点面包,就在屋檐下挤都可以的。我又不是没睡过屋檐,再说,我还有钱呢。”哪有屋檐可睡?我们住的是四星级宾馆。我被他逗乐了,不对啊,他怎么可能有钱呢,他身上不会超过十元钱的,这是我妈历来的规矩。“我告诉你,你不要告诉你妈啊,我去水泥厂扛了半个多月的包攒了五百元呢,就想去和你一起听听课。”我的心疼得厉害。
其实我不想让他去是因为我的私心。他是个见着写文章的人都要躬着腰请人指教的主,我太了解他了,他去年到学校见到我两个发表了文章的学生都是一副崇敬样,我说他不该,他还说:“别人能够发表文章就是我的老师。”我是怕同学们笑话我有一个这样的父亲,所以一直找理由拒绝。
看我实在不愿意让他去,他就求我:“你把老师讲的都帮我记下来,回来告诉我,行吗?”我没有想到他是如此地执着,再不答应我就真伤了他的心了。我向他保证,我把老师的讲课全部录音,回来向他一字不漏地传达。
为了给他传达上课的内容,我专门回家一趟。他坐在我的面前,很认真地将我的每一句话都记下来,还时不时问我几句,很是虔诚。我忽然想起小时候我坐在他的面前,听他给我讲唐诗三百首,我的文学梦就是那时种下的,而今隔了几十年,他坐在我的面前,也在做着一个文学的梦。
我感到深深的愧疚。我想,谁都没有理由轻视一颗对文学有着单纯热爱的心,哪怕这颗心卑微,哪怕这个梦遥远。
责任编辑:黄艳秋
他闲不住,就天天打电话纠缠我:“你能不能买两瓶黄山头的酒到你们校长那儿说说,让我去你们学校当门卫。”要么就是半威胁我:“我准备到水泥厂去扛包去。”我很烦,有一天突然灵机一动就骗他说:“你写小说吧,你看,你教过民办,有点文学的底子,又经历坎坷,有丰富的生活阅历,你写小说肯定成。”其实我的潜台词就是:“别没事想出去当门卫,就在家待着,但总得有个事做吧,写写小说动动脑筋还不会得老年痴呆。”没想到我就这么一说,却像一粒火种瞬间把他点亮了。
他首先就去买书看,用他的话说:“要了解当今文坛动向。”看来他是想知己知彼啊,我在心里暗暗发笑。可过了一段时间母亲就不高兴了,连连向我告状:他买了多少多少书,花了多少多少钱。我是挑事的人,这事我得管啊。我对母亲说:“你要把眼光放远一点,我爸有一天得了茅奖,那奖金就是几十万,你天天打麻将莫说输赢三十,就是一百你也敢上啊。”母亲酷爱麻将,但如果一天输了30元就是她的底线了,听我这么一说,母亲异常兴奋:“有这么好的事?”仿佛明天茅奖就被我父亲得了,她就可以去打100元钱的麻将了,母亲激动地“呀”了声挂了电话。
父亲写作的地位暂时通过了我家总管这一关,至少可以有一个写字的地方了。
“我要写一部长篇小说,我把提纲给你说说,你看行不行。”我一听头都大了,这是典型的初学写作者的状态,还没学走就要跑,每个人以为一出手都可获诺贝尔奖。“先写短的吧,慢慢地写,不着急。”我心不在焉地说,我的目的就是不想让他得老年痴呆,还指望他真能有什么作为啊。
一个星期后,他给我寄来了一封十几页纸的稿件,第一页还写着:请彩燕斧正。可把我吓坏了,也让我实在忍俊不禁。我翻了一下书稿,这么厚,一个星期?我赶紧打电话问我妈:“他是怎么写的?”“熬夜写的呗!”我可生气了,我本来是让他不得老年痴呆,现在倒好,又天天熬夜了,身体怎么受得了!我必须和他约法三章,我严肃地说:“让我爸接电话!”他接过电话可能希望我表扬他两句,在那边傻笑着,我说我要提几个条件,如果你违反了,我就不帮你打字投稿了。“好,好!我找笔来记一下。”他还算听话,“一、不许熬夜;二、每天要锻炼不得少于一小时;三、不能到处送礼。”“好,我记住了,我都写在本子上了。”父亲很是小心地回答着。
约法三章第三条很多人不理解。父亲写了一点稿子后,就在老家找编辑帮他发稿,每次就送点鸡蛋,或者买两包10元钱的烟到处去散,别人不接的时候多。有一次一个在外打工的人回村说他和作协的金主席是哥们,他非常高兴,就送了一篮鸡蛋给他,可很长时间音讯全无。巧的是,我有一天和金主席见了面,他就眼巴巴地让我去问问金主席,有没有收到他的稿件。我委婉地向金主席问起认不认识他说的这个人,金主席一脸茫然,我就知道是什么结果了。
不许他送礼,可我得麻烦我的这一帮朋友。
我首先托一个朋友走后门帮他办了一个小报记者证,朋友还交代:这是不能当真的。我笑笑,也没当回事,只要让他高兴就可以了。让我没想到的是,他却把这记者证当回了事,到处去炫。买火车票他拿着记者证从队伍后面一路狂奔过去,边跑边喊:“我有记者证。”引得一路人像看把戏,他也不在意。有好多次他居然拿着这个记者证既能不排队又能打半价,这让他觉得很有面子,在村里就放豪言:“我有记者证,你们买火车票我包了。”我听得是心惊胆战。
上半年他和母亲到我这儿来,一到家就叫腿酸,我就纳闷:不是买到了座位票吗,怎么腿还会酸?“我把座位让给别人了,我站过来的。”我非常惊奇,我不能说父亲是一个多么高风亮节的人,但他也应该是老年人的行列了,只能是别人给他让座才对的啊。“我看一个抱孩子的母亲没买到座位票,我就把座位让给他们了,一个作家应该有点担当才对啊!”他很庄严地说完,我差点喷饭。这又是初学写作者的第二忌:整日里端着,煞有介事地以为作家是一份多么神圣的职业,要尽可能地显出与众不同来。可是谁封他为作家的?有个小报记者证就是作家吗?只要他高兴,做女儿的只能配合,我笑眯眯地拍拍他的肩膀说:“一个优秀的作家首先得把自己的身体保护好,才能为祖国为人民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啊,你现在这么大年纪了,作为作家,你要呼吁别人让座,再不要自己让座了!”他似有所悟,很郑重地点了点头。
每隔一个星期我都会收到他的一篇稿件,稿件全部是用方格稿纸写的,他写得一手好正楷,稿纸上没有一处涂改的痕迹,非常漂亮,他是先打的草稿再认真誊上去的。他的勤奋实在让我佩服,但我让他写作的初衷只是让他不要老想当门卫,不得老年痴呆就可以了,至于其他,实在意义不大,所以那些稿件我根本没发给任何一家杂志。
可是他很着急,隔几天就打电话来问我:“稿子发了没有?”我搪塞多次:“还没有,编辑审稿要一个过程呢。”问得多了,我知道总有露馅的一天,只得央求一个朋友:“帮我发篇稿子吧。”朋友禁不住我的哀求,将他原作删了三分之二,又大刀阔斧改了,这才发了一个小豆腐块,我请朋友用印有报社字样的大信封给他寄几十份回去。这下他可是彻底沸腾了,“我的文章发表了!”他打电话来告诉我,我装作不知情:“发到哪儿了?我来看看,老爸,你真行!”“对,我要以此为动力,继续写,好好写,争取多出佳作。”我听得冷汗直冒,他多出“佳作”,就意味着我要多去求人,我赶紧语重心长地对他说:“爸,我们要追求精品,不要贪快求多。慢慢地写,不着急啊,要不你还是写长篇吧。”写长篇总得要个两三年一篇吧,慢慢拖呗,这才是我心里的话。
就是这几十份小报,在我们村的轰动效应决不亚于莫言获奖,这效应都是父亲一手制造的。他拿着这份有他一个小豆腐块的报纸,再拿着一包十元钱的烟到小卖部,那里是一村老小集合的地方,给每个人都递烟,一边递一边说:“你们看,我的文章发表了!”母亲又向我汇报:现在只要别人想烟抽,就会无话找话地来问他:“让我看看,你的文章发在哪儿了。”他马上就恭敬地递上烟再打上火,可是别人只接烟,并不看他的报纸。 我气不打一处来,拷问他:“这一个星期你用了多少烟了?”“一条烟吧!”他嗫嚅道。我知道他一向是只抽四元钱的红梅的,这十元一包的烟对他来说就是奢侈品了。“都给别人了,那你抽什么?”“我戒烟都三个月了!”他似乎不好意思地回答。怎么可能?几十年的烟如何说戒就能戒得了?“你们也不宽裕,我买书买稿纸也要花钱,再说戒烟对身体也有好处啊。”说得我的眼睛涩涩的。
我不是一个有本事的人,可是在父亲面前,我经常把自己打扮成一个神通广大的人。他曾告诉我他喜欢湖北三个作家的作品,用他的话说:刘醒龙写的民办老师像,陈应松写的底层人物像,何存中写的农村那些事像。他评价作品就是“像”!其实他这两年也只看了这三个老师的作品,这三个老师写的都是他经历过熟悉的领域,所以他喜欢读。我拍着胸脯说:“我跟他们三个老师都熟得很,我一定请他们三人都给你题词鼓励你。”上次参加省第二届青年作家高研班学习,陈应松老师刚好是我们的老师,我把省文学院给我们发的笔记本留着了(因上面有省文学院的字样,够他炫的了),请陈老师给他题了一句话,拿回家给他看,他激动极了,拿着本子让我给他拍照,正面一张,侧面一张,还要一张特写。“什么时候把刘老师和何老师的题词也拿回来,我就把它们洗成大照片都挂在这里。”我乐不可支,可是又有一忧:看来他一刻也没忘我的承诺,“放心,我给他们都说了,他们都答应了,叫我下次就去拿。”我还把胸脯拍得震天响,他笑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线,可把我的肠子都悔青了,我不知道下次是什么时候,再想办法吧。
我上次去省作协高研班学习,他可高兴了。没去之前,他就几次三番地央求我说:“你带我去听听吧!”我不想带他去,就推托说:“到了之后给领导请示再说吧。”等我到长阳的当天,他的电话就来了,“你跟你们领导请示一下吧,我不在你们那儿吃住,我只来听课,我带点面包,就在屋檐下挤都可以的。我又不是没睡过屋檐,再说,我还有钱呢。”哪有屋檐可睡?我们住的是四星级宾馆。我被他逗乐了,不对啊,他怎么可能有钱呢,他身上不会超过十元钱的,这是我妈历来的规矩。“我告诉你,你不要告诉你妈啊,我去水泥厂扛了半个多月的包攒了五百元呢,就想去和你一起听听课。”我的心疼得厉害。
其实我不想让他去是因为我的私心。他是个见着写文章的人都要躬着腰请人指教的主,我太了解他了,他去年到学校见到我两个发表了文章的学生都是一副崇敬样,我说他不该,他还说:“别人能够发表文章就是我的老师。”我是怕同学们笑话我有一个这样的父亲,所以一直找理由拒绝。
看我实在不愿意让他去,他就求我:“你把老师讲的都帮我记下来,回来告诉我,行吗?”我没有想到他是如此地执着,再不答应我就真伤了他的心了。我向他保证,我把老师的讲课全部录音,回来向他一字不漏地传达。
为了给他传达上课的内容,我专门回家一趟。他坐在我的面前,很认真地将我的每一句话都记下来,还时不时问我几句,很是虔诚。我忽然想起小时候我坐在他的面前,听他给我讲唐诗三百首,我的文学梦就是那时种下的,而今隔了几十年,他坐在我的面前,也在做着一个文学的梦。
我感到深深的愧疚。我想,谁都没有理由轻视一颗对文学有着单纯热爱的心,哪怕这颗心卑微,哪怕这个梦遥远。
责任编辑:黄艳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