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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鲁迅一生辑校古籍手稿共50种，其中大都是魏晋时代会稽人的著作或有关魏晋时代会稽人的著作。鲁迅辑校魏晋古籍的原则是：广采博搜、去伪存真、比类取断、慎选底本。在辑校的具体运作中，遵照的方法和步骤是：第一，运用版本目录学的方法，做好辑校前的资料准备工作。第二，从各种古注、类书、小学书和其它汉魏六朝隋唐古书中广泛搜集，力求把佚文找全，并尽可能按照原书的顺序排纂。第三，在找全佚文之后拼接织补，将散见各处的佚文整合在一起，以恢复原文的完整旧观。第四，选定底本，用不同的版本对校。第五，以他书校本书。第六，广泛运用综合考证法。
关键词：鲁迅;辑校;魏晋;原则;方法
鲁迅一生辑校古籍手稿共50种，其中经部1种，史部16种，子部27种，集部6种。在这些古籍中，魏晋时期的古籍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有研究者指出：在鲁迅辑录的古籍中，大都是魏晋时代会稽人的著作或有关魏晋时代会稽人的著作；这就是说，鲁迅进行古籍辑录工作，是“以会稽郡为横坐标，以魏晋时代为纵坐标”［1］。
鲁迅辑校的魏晋古籍主要有：《嵇康集》、张隐《文士传》、谢承《后汉书》、谢沈《后汉书》、虞预《晋书》、虞喜《志林》、《广林》。此外，在他辑录整理的古籍中包含魏晋时期作品的有：《古小说钩沉》辑录周至隋代散佚小说36种，其中魏晋时期的小说有12种；《小说备校》共收7种小说的佚文散句，其中魏晋时期小说3种；《众家文章记录》内收两晋南北朝时期记录作家及其著作的佚书9种，其中两晋时期的作品3种；《会稽郡故书杂集》内收三国至陈隋间所著有关古代会稽郡史地佚书8种，其中魏晋时期作者所做有4种。
古籍整理是中国古代学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伴随着书籍的出现而产生，可谓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自刘向、刘歆父子至清代乾嘉之学的不俗实绩，古籍整理逐渐发展成为一门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学科。鲁迅的古籍整理工作主要包括辑佚和校勘两大部分。他秉承了清儒家法，不仅在古代小说的辑佚方面进行了可贵的尝试，而且在《嵇康集》的校勘上傾注了半生的热情。正如蔡元培在1938年上海复社出版的《鲁迅全集》序言中所说：“鲁迅先生本受清代学者的濡染，所以他杂集会稽郡故书，校《嵇康集》，辑谢承《后汉书》，编汉碑帖，六朝墓志目录，六朝造像目录等，完全用清儒家法。惟彼又深研科学，酷爱美术，故不为清儒所囿，而又有他方面的发展，例如科学小说的翻译，《中国小说史略》、《小说旧闻钞》、《唐宋传奇集》等，已打破清儒轻视小说之习惯。”
广采博搜
鲁迅辑佚工作的首要原则是力求广采博搜，尽可能地查阅大量相关书籍，尽可能地拓展自己的搜集范围，充分地掌握不同传本的种类、时代、优劣等基本资料，把散见于各处的材料集中起来。鲁迅在《<小说旧闻钞>再版序言》中所说“废寝辍食，锐意穷搜”，不仅体现了他辑佚工作的辛苦，也强调了他搜集第一手资料的原则。如《会稽郡故书杂集》，不仅征引了大量类书，《艺文类聚》、《北堂书钞》、《初学记》、《白孔六帖》、《太平御览》、《太平广记》、《事类赋》注、《类林杂说》、《唐类函》等；还征引多种史书和它的注、补注、集解以及其他著述，如《三国志》，除裴松之的注之外，还引有侯康的补注续、钱大昕的考异、钱大昭的辨疑、钱仪吉的证闻、潘眉的考证、梁章钜的旁证等；再就是多种地方志，如《乾道四明图经》、《宝庆四明志》、《延祐四明志》、《嘉泰会稽志》、《宝庆会稽志》、《剡录》和《两浙名贤录》、《百越先贤志》、《会稽掇英总集》、《金华先民传》等；另有许多文选、文集和它的注；甚至《蟹谱》、《竹谱》的有关材料也搜罗到了。再如《古小说钩沉》，不但引用了大量的类书、史籍、地志，还引用了大量的小说、笔记文集和它的注文，佛教类书籍如《法苑珠林》、《高僧传》、《续高僧传》、《比丘尼传》等，术数类书籍如《开元占经》、时令类书籍如《玉烛宝典》，无不加以搜求。
在鲁迅辑录魏晋古籍的工作中，资料来源的丰富是其显著的特点，这正是他广采博搜的结果。拿《古小说钩沉》来说，当我们接触到这部书时，便不免惊异于它的规模之宏大，搜罗之广博。就全书所收种数说，过去从来没有人像鲁迅这样大量辑录过小说；就每一种书所收佚文的数量来看，鲁迅辑本一般也较前人所辑为多。如《语林》，《钩沉》本录入而《玉函山房辑佚书》本失辑的，有28则之多。又如《郭子》，鲁迅辑本较玉函山房本多出9则，大抵鲁迅从《类林杂说》、《学林》、《琱玉集》、《草堂诗笺》、《续谈助》、《事类赋注》等书中辑出的，玉函山房本都没有，可见鲁迅搜罗范围之广。
去伪存真
鲁迅—方面博采群书，广泛搜集第一手资料，不厌其多，不厌其重复，另一方面又注意认真鉴别，审慎辑选，从众多真伪杂揉的史籍材料中删汰伪作，力图保存魏晋文学的真迹。
古书在其几百年乃至几千年的流传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各种形式的错落、谬误在所难免，这就需要在辑录的过程中具有辨别真伪的慧眼。鲁迅在辑佚工作中，凡遇内容与作者时代不合的一律删而不录，凡是类似的书名而不能断定的一概不收，凡遇正文与注释混淆的错误一律剔除注释，力求保持佚文内容的纯净，避免羼入不相干的文字，真正达到了去伪存真的要求。如《北堂书钞》卷94引《语林》：“王蓝田作会稽，外自请讳；答曰：惟祖惟考，四海所知；过此无所复讳。”《太平御览》卷562所引，此句下面还有很长的一段文字：“徐邈表不讳太子名：义兴太守褚爽上表称皇太子名，尚书下之礼官，以时议其可否。礼官议，疑无适准正，聊率所见以论之曰：《礼记》曰，夫人之讳，虽质君之前，臣不讳也。案夫人国之小君，君之—体，太子之母也；而尚不讳，则太子何嫌乎？又礼君前臣名，又周公告文王，皆称武王名，可益明矣。”这段文字，是讨论皇太子名字应否避讳的问题，和上文王蓝田家讳毫不相干；《世说新语·赏誉》篇记录的同一事件，全文也仅此数句，没有羼杂关于皇太子名讳的文字。而且，这一节文字并不出自徐邈，清严可均辑《全晋文》，已据《通典》104所记，纠正《御览》引文的错误，将这篇《褚爽表称太子名议》，属之徐乾。因此，鲁迅辑本仅采《北堂书钞》所引数句，而将《御览》关于徐邈的一节尽数删去。可见，鲁迅在辑佚过程中，对佚文的纯净、准确要求甚严。
比类取断
在采辑佚文的过程中，鲁迅总结出“比较是医治受骗的好方子”
［2］。如果遇到所采之书中误注书名或者书名简略不知确指的情况，就参考其他的书籍，以此断定书名确指。如《太平广记》引晋戴祚的《甄异传》，又引《甄异记》和《甄异录》，鲁迅通过参考《太平御览》，证明《太平广记》所引三种实为一书，“记”字、“录”字是笔误。又如以《志怪》为名的魏晋小说文集甚多，有祖台之、孔氏等，如果《太平广记》仅注《志怪》，就要参考《北堂书钞》和《太平御览》等书来断定《志怪》的作者。《太平广记》卷213“华佗”条，末注《志怪》，何人所作，却不言明。鲁迅便由《北堂书钞》和《太平御览》断定这是孔氏《志怪》的佚文。
在文字校订上，“有复见于不同之书，或不同之本，得以互校者，则互校之。字句有异，惟从其是”［3］。鲁迅对各种类书古籍所引佚文，细致地加以辨识、比较，互相参照以校正讹字、补足缺文，力图使自己的辑文更加完善。在搜集碑帖拓片、金石器物时，为了比较，鲁迅也常常特意购置次品和赝品。因为他认为：“先看廉价的坏东西，看得多了，真的到手，即一目了然，无所逃遁。”
［4］
慎选底本
鲁迅总是首先研究所校之书的版本源流，慎重地选定校勘底本。选定底本是从事校勘操作的前提，也是关键的一步。底本选得准，事半功倍，否则事倍功半。选择底本的决策必须建立在对现存版本全面调查了解并做出准确判断的基础上，即尽量收集不同的版本,版本越多，可供比较的各种佚文资料也越多。但校勘要讲究版本质量，选择错误较少、基础最好的本子作为底本，是校勘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以《嵇康集》的校勘为例。鲁迅起意校勘之初，就留心搜求《嵇康集》的各种版本。在京师图书馆发现了吴宽丛书堂钞本之后，经过初步的比勘研究，鲁迅得出了与原书卷末张燕昌跋文所谓“卷中讹误之字皆（匏庵）先生亲手改订”截然不同的看法。鲁迅认为，丛书堂钞本的原钞是很好的，而校改却不佳，恐怕未必出自于吴宽之手。鲁迅在《<嵇康集>跋》中指出了丛书堂钞本的优势：“细审此本，似与黄省曾所刻同出一祖。惟黄刻帅意妄改，此本遂得稍稍胜之。然经朱墨校后，则又渐近黄刻。所幸校不甚密，故留遗佳字尚复不少。中散遗文，世间已无更善于此者矣。”正是基于这一认识，鲁迅经过全面了解、比较《嵇康集》的各种钞本、刻本，最后确定以吴宽丛书堂钞本作为底本。同是校勘《嵇康集》，鲁迅选定丛书堂钞本作底本确实比戴明扬始终以黄省曾刻本为底本要明智。戴明扬的校勘以黄刻本为底本，在用丛书堂钞本校底本时，需说原钞如何，墨校如何，朱校如何，不但作者解释起来费力，读者阅读起来也吃力。而鲁迅“排摈旧校，力存原文”［5］，只需要说明“字从旧校”、“各本作某”，简单清楚，一目了然。
在辑录、校勘的具体运作中，鲁迅大体遵照以下的方法和步骤：
第一，运用版本目录学的方法，做好辑校前的资料准备工作。目录是各书的书目或内容提要，目录学是研治学问的入门途径。了解目录学知识，可以节约时间,避免盲目性。鲁迅非常重视版本目录在整理古籍工作中的作用。在辑录、校勘古籍之前，他总是查阅、抄录各种目录，并在所抄目录手稿上面，注明每一种书是何地何人所编，成书年月，收藏地点，版本等，以备整理古籍时翻检。现存鲁迅抄录的各种丛书目录的手稿有二、三百页，包括《雅雨堂丛书》、《汉学堂丛书》、《十万卷楼丛书》等五、六十种丛书。他还抄录了《醒世恒言》等小说书目以及《内阁文库四书》、《四库未收书目》、《遂初堂书目》等，这些都是鲁迅在整理古籍之前所做的前期准备工作。鲁迅所辑会稽地志，其所依据书目主要有《隋书·经籍志》、《唐书·艺文志》、郑樵《通志》、《崇文总目》及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在版本学方面,鲁迅也有深刻的见解。1922年写的《破〈唐人说荟〉》、1933年的《四库全书珍本》、1935年的《题未定草(六)》等，均有精辟论述。他认为辑校古籍力求善本，方能求真、求全、存疑。有人盲目迷信珍本，其实，珍本未必是善本。
第二，从各种古注、类书、小学书和其它汉魏六朝隋唐古书中广泛搜集，力求把佚文找全，并尽可能按照原书的顺序排纂。佚文的搜集必须广事网罗，佚文的排纂也大有讲究。要对古书进行研究，明白古书的体例。对于佚文本身也要进行校勘，有些引文不止见于一处，文字互有出入，应在小注中注明。鲁迅在辑录过程中，不但力图把佚文找全，而且对各书所引之文详加校订。同一引文见于不同出处，文字略有差异的，在注中说明；同一引文见于他书而有不同见解的，也在注中写出，并加以考订。如《会稽郡故书杂集》中所辑《会稽典录》“郑弘”条，鲁迅分别从《太平御览》第403卷 “人事部”四十四“道德目”、“阴德目”，第691卷 “服章部”八“单衣目”， 第491卷“人事部”一三一“慙愧目”， 第921卷“羽族部”八“鸠目”， 第212卷“职官部”十“总叙尚书目”等处辑出，中间还补引《北堂书钞》卷79，《艺文类聚》卷100，按官职升迁次序排列，注文说明各书著录异同，努力使材料近于原书。
第三，在找全佚文之后拼接织补，将散见各处的佚文整合在一起，以恢复原文的完整旧观。在广泛搜集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鲁迅对之进行比勘校订，拼补复原，使它们有机地连缀成为字句完备、文义连贯的辑文。有些佚文，脱漏很多，甚至只残存一二句，这就需要杂采各书，以他书有关同一事件的记载来补足。如《北堂书钞》卷七引《语林》，只有“问南顿何在”五字，令人完全不明白所说何事。鲁迅《古小说钩沉》便以《困学纪闻》引殷芸《小说》所记晋成帝事，补足首尾，连贯成篇。又如《郭子》中“韩寿偷香”一则，鲁迅将《太平御览》第500卷、第981卷关于贾充女的记载和《世说新语·惑溺》篇注互为补充，辑文就较为完整、曲折、生动。
第四，选定底本，用不同的版本对校。在古籍的流傳过程中，往往传世的本子不止一个，那就需要对不同的版本进行对校。选择一个版本做工作底本,比较版本间的异同，把异文记在底本上，最后出校语，确定取舍，这是古籍校勘最常见的方法，也是最可靠的方法。收集版本，特别是刻写年代早的版本和刻写质量好的版本，是对校法操作过程中重要的一环。以《嵇康集》的校勘为例，该书由三国传至宋代散佚很多，南朝梁时有15卷，宋以来仅存10卷。后人纷纷辑录校勘，出现了众多版本。明代有吴宽丛书堂藏抄校本，还有嘉靖乙酉黄省曾刻本，汪士贤辑《汉魏诸名家集》刻本，张溥辑《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刻本，张燮辑《七十二家集》刻本，程荣刻本等。鲁迅的藏书中有蒋抑卮抄录见赠的黄省曾刻本和他自己抄录的吴宽丛书堂钞本，以及嘉靖四年新安汪士贤刻本和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嘉靖四年汝南黄省曾刻本。从1913年抄录吴宽丛书堂钞本起的10余年间，鲁迅先后用黄省曾、汪士贤、程荣、张溥、张燮5家刻本对校，经过多方比较，鲁迅认为只有吴宽丛书堂钞本“谓源出宋椠，又经匏庵手校，故虽迻录，校文者亦为珍秘”［6］，用作底本最合适。值得注意的是，鲁迅注重对校法的运用，但不作烦琐校勘。对复见于不同版本的文学史料，进行对校，不同版本的字句之异，惟从其是。不历举某字某本作某，以省纷烦。
第五，以他书校本书。陈垣《元典章校补释例·校法四例》云：“他校法者，以他书校本书。凡其书有采自前人者，可以前人之书校之。有为后人所引用者，可以后人之书校之。其史料有为同时之书所并载者，可以同时之书校之。”也就是说，凡引有所校之书内容的其他书籍，都可以用来校勘本书。各种类书都引用许多古书，如校勘家常引的《太平御览》、《艺文类聚》、《事类赋》、《初学记》、《北堂书钞》、《群书治要》、《白孔六帖》、《册府元龟》等等。古书注释中也多引书，可以据之校所引之书；有关古书也可以互校。鲁迅在充分掌握版本源流系统的基础上，广泛采取一切可以取校的资料。如《嵇康集》，他除了以丛书堂钞本及5家刻本比勘之外，又取《三国志》注、《晋书》、《世说新语》、《六臣注文选》等古籍中的引文考其异同，旁及《太平御览》、《北堂书钞》等类书，甚至日本的医学专著《医心方》中的引文，鲁迅也校出了异文11处。
第六，广泛运用综合考证法。许广平说:“鲁迅的校勘工作是继承了清代的校勘工作的优良传统的，也就是所谓考证校勘。”〔7〕综合考证法是校勘者根据自身的文字音韵训诂以及历史文化知识以定其是非的校勘方法。段玉裁认为：“校书之难，非照本改字，不讹不漏之难，定其是非之难。”综合考证法最见校勘者的功力。鲁迅付出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对各种古籍所引佚文，细致地加以辨识、考
证，判定作者的得失、文章的真伪。如《嵇康集》中《述志诗》鲁迅按语云：“焦朋各本作‘鹏’，案当作‘明’。程本并改焦为鵾，尤谬。” 不但指出各刻本的谬误，也订正了丛书堂钞本中“焦明”作“焦朋”的错误。“焦明”，鸟名，似凤，见《文选》司马相如《上林赋》注。没有广博的学术修养，深厚的校勘功力，很难这样排比材料，考定正误。综合考证法是古籍校勘中最高妙的方法，同时也是最危险的方法。如果没有相关的通识辨析能力，反而以不误为误，无异于弄巧成拙。所以综合考证法的运用必须慎重，要掌握分寸。没有确凿的证据，不能藉此为借口而随意改动。这同鲁迅反对“帅意妄改”是相同的意思。鲁迅在校勘中遇到不易懂的字句，也十分谨慎，绝不“帅意妄改”，得出的结论一般只写入校记，不改动原文，只有在真正弄清确属误字以后并有足够的版本依据才予改动。
注解：
①徐小蛮.鲁迅辑校古籍手稿及其研究价值［J］.鲁迅研究动态，1987.8.
②鲁迅.随便翻翻.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6：138.
③鲁迅.《唐宋传奇集》序例.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10：142.
④转引自许广平.许广平忆鲁迅［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79，99-100.
⑤⑥鲁迅.《嵇康集》序.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10：59.
⑦夏明钊.嵇康集译注［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324.
关键词：鲁迅;辑校;魏晋;原则;方法
鲁迅一生辑校古籍手稿共50种，其中经部1种，史部16种，子部27种，集部6种。在这些古籍中，魏晋时期的古籍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有研究者指出：在鲁迅辑录的古籍中，大都是魏晋时代会稽人的著作或有关魏晋时代会稽人的著作；这就是说，鲁迅进行古籍辑录工作，是“以会稽郡为横坐标，以魏晋时代为纵坐标”［1］。
鲁迅辑校的魏晋古籍主要有：《嵇康集》、张隐《文士传》、谢承《后汉书》、谢沈《后汉书》、虞预《晋书》、虞喜《志林》、《广林》。此外，在他辑录整理的古籍中包含魏晋时期作品的有：《古小说钩沉》辑录周至隋代散佚小说36种，其中魏晋时期的小说有12种；《小说备校》共收7种小说的佚文散句，其中魏晋时期小说3种；《众家文章记录》内收两晋南北朝时期记录作家及其著作的佚书9种，其中两晋时期的作品3种；《会稽郡故书杂集》内收三国至陈隋间所著有关古代会稽郡史地佚书8种，其中魏晋时期作者所做有4种。
古籍整理是中国古代学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伴随着书籍的出现而产生，可谓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自刘向、刘歆父子至清代乾嘉之学的不俗实绩，古籍整理逐渐发展成为一门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学科。鲁迅的古籍整理工作主要包括辑佚和校勘两大部分。他秉承了清儒家法，不仅在古代小说的辑佚方面进行了可贵的尝试，而且在《嵇康集》的校勘上傾注了半生的热情。正如蔡元培在1938年上海复社出版的《鲁迅全集》序言中所说：“鲁迅先生本受清代学者的濡染，所以他杂集会稽郡故书，校《嵇康集》，辑谢承《后汉书》，编汉碑帖，六朝墓志目录，六朝造像目录等，完全用清儒家法。惟彼又深研科学，酷爱美术，故不为清儒所囿，而又有他方面的发展，例如科学小说的翻译，《中国小说史略》、《小说旧闻钞》、《唐宋传奇集》等，已打破清儒轻视小说之习惯。”
广采博搜
鲁迅辑佚工作的首要原则是力求广采博搜，尽可能地查阅大量相关书籍，尽可能地拓展自己的搜集范围，充分地掌握不同传本的种类、时代、优劣等基本资料，把散见于各处的材料集中起来。鲁迅在《<小说旧闻钞>再版序言》中所说“废寝辍食，锐意穷搜”，不仅体现了他辑佚工作的辛苦，也强调了他搜集第一手资料的原则。如《会稽郡故书杂集》，不仅征引了大量类书，《艺文类聚》、《北堂书钞》、《初学记》、《白孔六帖》、《太平御览》、《太平广记》、《事类赋》注、《类林杂说》、《唐类函》等；还征引多种史书和它的注、补注、集解以及其他著述，如《三国志》，除裴松之的注之外，还引有侯康的补注续、钱大昕的考异、钱大昭的辨疑、钱仪吉的证闻、潘眉的考证、梁章钜的旁证等；再就是多种地方志，如《乾道四明图经》、《宝庆四明志》、《延祐四明志》、《嘉泰会稽志》、《宝庆会稽志》、《剡录》和《两浙名贤录》、《百越先贤志》、《会稽掇英总集》、《金华先民传》等；另有许多文选、文集和它的注；甚至《蟹谱》、《竹谱》的有关材料也搜罗到了。再如《古小说钩沉》，不但引用了大量的类书、史籍、地志，还引用了大量的小说、笔记文集和它的注文，佛教类书籍如《法苑珠林》、《高僧传》、《续高僧传》、《比丘尼传》等，术数类书籍如《开元占经》、时令类书籍如《玉烛宝典》，无不加以搜求。
在鲁迅辑录魏晋古籍的工作中，资料来源的丰富是其显著的特点，这正是他广采博搜的结果。拿《古小说钩沉》来说，当我们接触到这部书时，便不免惊异于它的规模之宏大，搜罗之广博。就全书所收种数说，过去从来没有人像鲁迅这样大量辑录过小说；就每一种书所收佚文的数量来看，鲁迅辑本一般也较前人所辑为多。如《语林》，《钩沉》本录入而《玉函山房辑佚书》本失辑的，有28则之多。又如《郭子》，鲁迅辑本较玉函山房本多出9则，大抵鲁迅从《类林杂说》、《学林》、《琱玉集》、《草堂诗笺》、《续谈助》、《事类赋注》等书中辑出的，玉函山房本都没有，可见鲁迅搜罗范围之广。
去伪存真
鲁迅—方面博采群书，广泛搜集第一手资料，不厌其多，不厌其重复，另一方面又注意认真鉴别，审慎辑选，从众多真伪杂揉的史籍材料中删汰伪作，力图保存魏晋文学的真迹。
古书在其几百年乃至几千年的流传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各种形式的错落、谬误在所难免，这就需要在辑录的过程中具有辨别真伪的慧眼。鲁迅在辑佚工作中，凡遇内容与作者时代不合的一律删而不录，凡是类似的书名而不能断定的一概不收，凡遇正文与注释混淆的错误一律剔除注释，力求保持佚文内容的纯净，避免羼入不相干的文字，真正达到了去伪存真的要求。如《北堂书钞》卷94引《语林》：“王蓝田作会稽，外自请讳；答曰：惟祖惟考，四海所知；过此无所复讳。”《太平御览》卷562所引，此句下面还有很长的一段文字：“徐邈表不讳太子名：义兴太守褚爽上表称皇太子名，尚书下之礼官，以时议其可否。礼官议，疑无适准正，聊率所见以论之曰：《礼记》曰，夫人之讳，虽质君之前，臣不讳也。案夫人国之小君，君之—体，太子之母也；而尚不讳，则太子何嫌乎？又礼君前臣名，又周公告文王，皆称武王名，可益明矣。”这段文字，是讨论皇太子名字应否避讳的问题，和上文王蓝田家讳毫不相干；《世说新语·赏誉》篇记录的同一事件，全文也仅此数句，没有羼杂关于皇太子名讳的文字。而且，这一节文字并不出自徐邈，清严可均辑《全晋文》，已据《通典》104所记，纠正《御览》引文的错误，将这篇《褚爽表称太子名议》，属之徐乾。因此，鲁迅辑本仅采《北堂书钞》所引数句，而将《御览》关于徐邈的一节尽数删去。可见，鲁迅在辑佚过程中，对佚文的纯净、准确要求甚严。
比类取断
在采辑佚文的过程中，鲁迅总结出“比较是医治受骗的好方子”
［2］。如果遇到所采之书中误注书名或者书名简略不知确指的情况，就参考其他的书籍，以此断定书名确指。如《太平广记》引晋戴祚的《甄异传》，又引《甄异记》和《甄异录》，鲁迅通过参考《太平御览》，证明《太平广记》所引三种实为一书，“记”字、“录”字是笔误。又如以《志怪》为名的魏晋小说文集甚多，有祖台之、孔氏等，如果《太平广记》仅注《志怪》，就要参考《北堂书钞》和《太平御览》等书来断定《志怪》的作者。《太平广记》卷213“华佗”条，末注《志怪》，何人所作，却不言明。鲁迅便由《北堂书钞》和《太平御览》断定这是孔氏《志怪》的佚文。
在文字校订上，“有复见于不同之书，或不同之本，得以互校者，则互校之。字句有异，惟从其是”［3］。鲁迅对各种类书古籍所引佚文，细致地加以辨识、比较，互相参照以校正讹字、补足缺文，力图使自己的辑文更加完善。在搜集碑帖拓片、金石器物时，为了比较，鲁迅也常常特意购置次品和赝品。因为他认为：“先看廉价的坏东西，看得多了，真的到手，即一目了然，无所逃遁。”
［4］
慎选底本
鲁迅总是首先研究所校之书的版本源流，慎重地选定校勘底本。选定底本是从事校勘操作的前提，也是关键的一步。底本选得准，事半功倍，否则事倍功半。选择底本的决策必须建立在对现存版本全面调查了解并做出准确判断的基础上，即尽量收集不同的版本,版本越多，可供比较的各种佚文资料也越多。但校勘要讲究版本质量，选择错误较少、基础最好的本子作为底本，是校勘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以《嵇康集》的校勘为例。鲁迅起意校勘之初，就留心搜求《嵇康集》的各种版本。在京师图书馆发现了吴宽丛书堂钞本之后，经过初步的比勘研究，鲁迅得出了与原书卷末张燕昌跋文所谓“卷中讹误之字皆（匏庵）先生亲手改订”截然不同的看法。鲁迅认为，丛书堂钞本的原钞是很好的，而校改却不佳，恐怕未必出自于吴宽之手。鲁迅在《<嵇康集>跋》中指出了丛书堂钞本的优势：“细审此本，似与黄省曾所刻同出一祖。惟黄刻帅意妄改，此本遂得稍稍胜之。然经朱墨校后，则又渐近黄刻。所幸校不甚密，故留遗佳字尚复不少。中散遗文，世间已无更善于此者矣。”正是基于这一认识，鲁迅经过全面了解、比较《嵇康集》的各种钞本、刻本，最后确定以吴宽丛书堂钞本作为底本。同是校勘《嵇康集》，鲁迅选定丛书堂钞本作底本确实比戴明扬始终以黄省曾刻本为底本要明智。戴明扬的校勘以黄刻本为底本，在用丛书堂钞本校底本时，需说原钞如何，墨校如何，朱校如何，不但作者解释起来费力，读者阅读起来也吃力。而鲁迅“排摈旧校，力存原文”［5］，只需要说明“字从旧校”、“各本作某”，简单清楚，一目了然。
在辑录、校勘的具体运作中，鲁迅大体遵照以下的方法和步骤：
第一，运用版本目录学的方法，做好辑校前的资料准备工作。目录是各书的书目或内容提要，目录学是研治学问的入门途径。了解目录学知识，可以节约时间,避免盲目性。鲁迅非常重视版本目录在整理古籍工作中的作用。在辑录、校勘古籍之前，他总是查阅、抄录各种目录，并在所抄目录手稿上面，注明每一种书是何地何人所编，成书年月，收藏地点，版本等，以备整理古籍时翻检。现存鲁迅抄录的各种丛书目录的手稿有二、三百页，包括《雅雨堂丛书》、《汉学堂丛书》、《十万卷楼丛书》等五、六十种丛书。他还抄录了《醒世恒言》等小说书目以及《内阁文库四书》、《四库未收书目》、《遂初堂书目》等，这些都是鲁迅在整理古籍之前所做的前期准备工作。鲁迅所辑会稽地志，其所依据书目主要有《隋书·经籍志》、《唐书·艺文志》、郑樵《通志》、《崇文总目》及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在版本学方面,鲁迅也有深刻的见解。1922年写的《破〈唐人说荟〉》、1933年的《四库全书珍本》、1935年的《题未定草(六)》等，均有精辟论述。他认为辑校古籍力求善本，方能求真、求全、存疑。有人盲目迷信珍本，其实，珍本未必是善本。
第二，从各种古注、类书、小学书和其它汉魏六朝隋唐古书中广泛搜集，力求把佚文找全，并尽可能按照原书的顺序排纂。佚文的搜集必须广事网罗，佚文的排纂也大有讲究。要对古书进行研究，明白古书的体例。对于佚文本身也要进行校勘，有些引文不止见于一处，文字互有出入，应在小注中注明。鲁迅在辑录过程中，不但力图把佚文找全，而且对各书所引之文详加校订。同一引文见于不同出处，文字略有差异的，在注中说明；同一引文见于他书而有不同见解的，也在注中写出，并加以考订。如《会稽郡故书杂集》中所辑《会稽典录》“郑弘”条，鲁迅分别从《太平御览》第403卷 “人事部”四十四“道德目”、“阴德目”，第691卷 “服章部”八“单衣目”， 第491卷“人事部”一三一“慙愧目”， 第921卷“羽族部”八“鸠目”， 第212卷“职官部”十“总叙尚书目”等处辑出，中间还补引《北堂书钞》卷79，《艺文类聚》卷100，按官职升迁次序排列，注文说明各书著录异同，努力使材料近于原书。
第三，在找全佚文之后拼接织补，将散见各处的佚文整合在一起，以恢复原文的完整旧观。在广泛搜集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鲁迅对之进行比勘校订，拼补复原，使它们有机地连缀成为字句完备、文义连贯的辑文。有些佚文，脱漏很多，甚至只残存一二句，这就需要杂采各书，以他书有关同一事件的记载来补足。如《北堂书钞》卷七引《语林》，只有“问南顿何在”五字，令人完全不明白所说何事。鲁迅《古小说钩沉》便以《困学纪闻》引殷芸《小说》所记晋成帝事，补足首尾，连贯成篇。又如《郭子》中“韩寿偷香”一则，鲁迅将《太平御览》第500卷、第981卷关于贾充女的记载和《世说新语·惑溺》篇注互为补充，辑文就较为完整、曲折、生动。
第四，选定底本，用不同的版本对校。在古籍的流傳过程中，往往传世的本子不止一个，那就需要对不同的版本进行对校。选择一个版本做工作底本,比较版本间的异同，把异文记在底本上，最后出校语，确定取舍，这是古籍校勘最常见的方法，也是最可靠的方法。收集版本，特别是刻写年代早的版本和刻写质量好的版本，是对校法操作过程中重要的一环。以《嵇康集》的校勘为例，该书由三国传至宋代散佚很多，南朝梁时有15卷，宋以来仅存10卷。后人纷纷辑录校勘，出现了众多版本。明代有吴宽丛书堂藏抄校本，还有嘉靖乙酉黄省曾刻本，汪士贤辑《汉魏诸名家集》刻本，张溥辑《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刻本，张燮辑《七十二家集》刻本，程荣刻本等。鲁迅的藏书中有蒋抑卮抄录见赠的黄省曾刻本和他自己抄录的吴宽丛书堂钞本，以及嘉靖四年新安汪士贤刻本和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嘉靖四年汝南黄省曾刻本。从1913年抄录吴宽丛书堂钞本起的10余年间，鲁迅先后用黄省曾、汪士贤、程荣、张溥、张燮5家刻本对校，经过多方比较，鲁迅认为只有吴宽丛书堂钞本“谓源出宋椠，又经匏庵手校，故虽迻录，校文者亦为珍秘”［6］，用作底本最合适。值得注意的是，鲁迅注重对校法的运用，但不作烦琐校勘。对复见于不同版本的文学史料，进行对校，不同版本的字句之异，惟从其是。不历举某字某本作某，以省纷烦。
第五，以他书校本书。陈垣《元典章校补释例·校法四例》云：“他校法者，以他书校本书。凡其书有采自前人者，可以前人之书校之。有为后人所引用者，可以后人之书校之。其史料有为同时之书所并载者，可以同时之书校之。”也就是说，凡引有所校之书内容的其他书籍，都可以用来校勘本书。各种类书都引用许多古书，如校勘家常引的《太平御览》、《艺文类聚》、《事类赋》、《初学记》、《北堂书钞》、《群书治要》、《白孔六帖》、《册府元龟》等等。古书注释中也多引书，可以据之校所引之书；有关古书也可以互校。鲁迅在充分掌握版本源流系统的基础上，广泛采取一切可以取校的资料。如《嵇康集》，他除了以丛书堂钞本及5家刻本比勘之外，又取《三国志》注、《晋书》、《世说新语》、《六臣注文选》等古籍中的引文考其异同，旁及《太平御览》、《北堂书钞》等类书，甚至日本的医学专著《医心方》中的引文，鲁迅也校出了异文11处。
第六，广泛运用综合考证法。许广平说:“鲁迅的校勘工作是继承了清代的校勘工作的优良传统的，也就是所谓考证校勘。”〔7〕综合考证法是校勘者根据自身的文字音韵训诂以及历史文化知识以定其是非的校勘方法。段玉裁认为：“校书之难，非照本改字，不讹不漏之难，定其是非之难。”综合考证法最见校勘者的功力。鲁迅付出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对各种古籍所引佚文，细致地加以辨识、考
证，判定作者的得失、文章的真伪。如《嵇康集》中《述志诗》鲁迅按语云：“焦朋各本作‘鹏’，案当作‘明’。程本并改焦为鵾，尤谬。” 不但指出各刻本的谬误，也订正了丛书堂钞本中“焦明”作“焦朋”的错误。“焦明”，鸟名，似凤，见《文选》司马相如《上林赋》注。没有广博的学术修养，深厚的校勘功力，很难这样排比材料，考定正误。综合考证法是古籍校勘中最高妙的方法，同时也是最危险的方法。如果没有相关的通识辨析能力，反而以不误为误，无异于弄巧成拙。所以综合考证法的运用必须慎重，要掌握分寸。没有确凿的证据，不能藉此为借口而随意改动。这同鲁迅反对“帅意妄改”是相同的意思。鲁迅在校勘中遇到不易懂的字句，也十分谨慎，绝不“帅意妄改”，得出的结论一般只写入校记，不改动原文，只有在真正弄清确属误字以后并有足够的版本依据才予改动。
注解：
①徐小蛮.鲁迅辑校古籍手稿及其研究价值［J］.鲁迅研究动态，1987.8.
②鲁迅.随便翻翻.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6：138.
③鲁迅.《唐宋传奇集》序例.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10：142.
④转引自许广平.许广平忆鲁迅［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79，99-100.
⑤⑥鲁迅.《嵇康集》序.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10：59.
⑦夏明钊.嵇康集译注［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3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