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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孩子学业负担普遍越来越重，主要有法治、文化、国情、机制和时代的原因，各个原因之间存在互相作用、互相影响的情况，其中法治原因是根本。对比中美课堂讲落实的差异，可见教育观念、教育策略的不同，而法治因素起着决定性作用。要更加注重法治建设，逐步提高法治水平，同时加快文化转型、机制完善等。另外，在家庭教育中父母应当坚持永远第一任、主导性适应、非智力培养、学习的革命、有机性补充和向未来发展。
关键词：学业负担 原因 法治
魏勇老师的《为什么美国课堂不讲落实》一文刊发于《教育研究与评论》2017年第2期。
一
1955年7月，教育部发出新中国第一个“减负令”《关于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负担的指示》以来，国家层面已发布了9道“减负令”，地方出台的“减负令”更是有上百道，可是中国孩子不仅学业负担普遍越来越重，而且各地的思想认识和实践做法大多也比较混乱。以最近若干现象为例，上海市民办中小学招考“面谈”，从“谈”孩子转移到“谈”父母、“谈”出身，令很多家庭无所适从；河北“魔鬼学校”衡水中学到浙江办学引发热议，老百姓在“炮轰”与“点赞”之间莫衷一是；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区教育局局长“侃侃而谈”应试教育的“政治正确性”，公然“质疑”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民间却有不少人为其有所“担当”而“喝彩”；成都市五个区教育局不约而同联合封杀“学而思”，其他地区家长“翘首以盼”，但是对于培训机构何罪之有，“封杀”的法律依据何在“语焉不详”……凡此等等，都指向同一个问题：中国孩子学业负担已经引发越来越多家庭的过度“焦虑”，有些到了难以自拔的程度，那么，为什么中国孩子的学业负担减不下来呢？
二
我认为，之所以中国孩子学业负担普遍越来越重，背后有五大原因：
一是法治原因。良好的法治意味着公平、正义、自由、平等，意味着正当权利不受侵犯，对未来可以进行合理预期，意味着社会相对诚信，人与人关系比较简单。如果一个社会法治水平不高，则权利难以有效维护，社会缺乏公平、正义，人与人之间失去诚信，互相设防，交往成本很高，社会和政府的公信力也比较弱，这些都必然“转嫁”到教育上来，导致教育“不能承受之重”。例如，很多人提到中国教育问题，首先谴责高考，认为“一考定终身”，不公平、不合理，高考指挥棒不放下，孩子学业负担无法根除，有的甚至提出要“废除”高考。但是，以当下中国的法治水平和诚信程度，如果不是统一高考，而是其他形式的评价制度，考虑到关系、人情、权势等因素，又有多大的公信度和可行性？如果放弃统一高考，偏远地区、社会底层的家庭和孩子出路何在？所以，至少目前较长一段时间，不可能、也不应该放弃高考。但是，只要把统一高考作为指挥棒，要确保相对公平合理，只能是以笔试为主，以标准化、客观化测试为主，难以避免地带来“应试教育”死记硬背、过度训练、反复刷题、妨害身心、破坏兴趣、扼杀创造和想象等诸多问题，并将压力逐级传导到初中、小学，甚至幼儿园。
二是文化原因。中国包括部分亚洲地区国家，通行儒家文化，强调“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强调“齐家治国平天下”“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儒家文化和儒学思想中有很多积极向上的东西，受儒家文化影响下的家庭和孩子通常都愿意“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吃得苦中苦，争做人上人”，这当然是比较积极的导向，因为它能激发人的拼搏意识、昂扬斗志，勇于打破阶层、门第的束缚，实现更大的人生价值和梦想。但是，儒家文化也有消极的方面，因为它不鼓励人做“普通人”，甚至有些“鄙视”平凡、平庸，儒家文化宣扬尊卑、高下，并延伸出功利、机心，暗示我们的家庭和孩子要出人头地，光宗耀祖、成龙成凤，“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李鸿章），所以我们身边不乏一些家庭，即使孩子成績再不济也要去择校，因为名校代表着地位、身份，代表着“圈子”“面子”，也代表着未来的资源和利益，大家都害怕和拒绝做普通人，不愿自己的孩子“输”，当然就会焦虑。另外，中国文化崇尚“官本位”，用抓GDP方法抓教育政绩，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教育焦虑和学业负担。
三是国情原因。中国两大国情决定了教育焦虑和负担：一是总人口巨大，二是计划生育政策。由于中国总人口位居世界第一，且远超西方发达国家，再多的资源一平均就捉襟见肘，再大的优势一平均就成为劣势。一所名校，只招收200名学生，报名却能来2000个、3000个；公务员考试，热门岗位的考录比例动辄1∶300或1∶400；中国中小学校普遍大班制每班50人，有的热门学校甚至超过70人。僧多粥少，谁都想要分一杯羹，当然焦虑。资源不够怎么办？“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的跑得快，有的跳得高，有的找得巧，搞得其他家长心里七上八下，政策一出来大家都去找对策，规则一出来大家都想成为例外。另外，中国实施30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很多家庭只有一个孩子，任何闪失都承受不起，自己再无限风光，孩子不行也是“白瞎”，说什么也要给他上个好学校，找个好工作，有个好前程。在孩子身上寄托太多，拿不起放不下，当然焦虑。所以国人在“走后门”时，遇到其他事情还可能“遮遮掩掩”，唯独为了孩子时“理直气壮”。尽管现在政策放开，已经“全面二孩”，但是巨大的房价、教育、医疗负担，让很多家庭望而却步，不敢生、不愿生，也有中年家庭已经不能生，更加剧了唯一孩子的身心负担。
四是机制原因。这里的机制是广义而言，包括教育政策、评价体系、城乡二元结构、师范生制度、教师编制、职称制度、教师待遇、学区制度、大班级授课制度、行政管理效能、社会培训、就业歧视等等，都成为学业负担的“作俑者”。例如，时代飞速发展，大中城市人口集聚，学生人数不断增多，各种新增课程和教学改革，对教师数量和质量提出新要求，但是教师编制却长期基本不变，中小学教师在本职工作之外，要接受各种考评、检查，参加各类培训、比赛，完成各项“进课堂”任务，负担和学生一样“水涨船高”，不为他们“减负”，很难有精力在教学上“精益求精”；国家GDP跻身世界前列，但是近20年4%的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未能依法保障，“教师待遇不低于公务员”长期落空，无法满足教育优质发展的需求，无法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办学从教；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已经实行小班化教育，中国不仅普及小班化遥遥无期，相反，各地常有挤占教育用地，挤压教育空间，让位房产开发的现象；由于实体经济发展乏力，就业空间被大大压缩，各类选拔竞聘无限拔高文凭、学历要求，各种隐性或显性歧视，助长教育的源头竞争和资源争夺，这些都不同程度加剧了教育焦虑并转移为孩子的学业负担。 五是时代原因。当下进入的是一个全新的、和以往完全不一样的互联网时代，既可以说是史上最好的时代，也可以说是“最坏”的时代。科技日新月异，让人眼花缭乱，更加印证了“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在时代的浪潮中，不进则退，不变则汰，雅虎、诺基亚、摩托罗拉等的陨落就是例证。1992年，克林顿政府召集一批经济学家研究经济问题，最后的报告中没有一个字提到互联网，但是，仅仅20多年，互联网全方位改变了传统社会，教育也不例外。互联网时代，不是努力不努力的问题，而是思路、方向、模式必须彻底改变的问题。一方面，互联网时代人工智能正在逐渐排斥人、取代人，人类在自己的地盘上却越来越感到无“立锥之地”；另一方面，互联网时代让世界变得越来越捉摸不定。农业社会未来可以预见，“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付出总有收益；工业社会未来可以预见，“知识就是力量”，只要勤奋努力，付出也会有收益；互联网社会，付出未必有收益，很多企业巨头晚上都“睁着眼”睡觉，不知道第二天醒来“太阳是否会照常升起”，由此引发内心巨大的恐慌，也必然波及教育。可以说，当下教育的焦虑，很大程度是对未来社会不确定性的焦虑，大人自身如此焦虑，又怎么谈得上在孩子面前镇定自若呢？各种占坑、团课，各类培训、竞赛，走马灯一样循环往复，一旦急起来更是“眉毛胡子一把抓”“死马当活马医”，当然让孩子的负担越来越重。
上面五个原因，时代原因是世界性原因。西方主流社会、上层家庭的孩子学业负担同样不轻，并也有加重趋势；西方不少家庭同样焦虑，吐槽抱怨，难以维持绝对的、无条件的快乐教育，因此“虎妈”在美国高唱“战歌”才能获得认同甚至“崇拜”。文化原因是地区性原因。通行儒家文化的东亚地区都想着孩子出人头地，都有学业负担过重的问题。据了解，不独中国大陆，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香港、台湾地区，都比较注重应试，孩子学业负担都比较重，精神压力都比较大。法治原因、国情原因、机制原因主要是中国自身原因。这导致无论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还是和中国周边亚洲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孩子学业负担显得更重，家长精神上更加焦虑。
三
再仔细分析，上面五个原因之间不仅互相作用、互有影响，也有轻重之分。其中，我认为法治因素更为根本。例如，尽管中国人口虽多，但是如果通过法治来保障起点公平、过程公平、机会公平，即使结果无法绝对公平，很多老百姓也不会那么焦虑。又如，没有良好法治的保障，即使暂时机制、制度上有所改革创新，如重新实施免费师范生制度，部分发达地区提高教师待遇，不仅“远水不解近渴”，而且“按下葫芦浮起瓢”，区域内的不公平容易转移到地区之间，像优秀教师“孔雀东南飞”等，效果有限且无法长久。再如，很多人谈到阶层固化问题，认为中国阶层固化加剧了教育焦虑，这一说法确有道理，但是和西方相比，中国阶层固化并不是最严重的，西方也分阶层，西方阶层也固化，有的比中国更甚。中国偏远地区孩子凭借现行高考制度、公务员招录制度，仍然有机会到中国最好的大学上学，并留在京城、省会工作。因此阶层固化不可怕，可怕的是如果身处底层，缺乏法治应有的保障，基本权利得不到维护，甚至被“无端剥夺”，与上层相差悬殊且看不到改变的希望，这才是中国人不愿做普通人，不愿让孩子“平凡”，从而向孩子“转嫁”负担的根本所在。
下面结合读魏勇老师《为什么美国课堂不讲落实》的体会作些详细分析。
北京十一学校特级教师魏勇考察美国基础教育后发出一个疑问：“为什么美国课堂不讲落实”？美国公立教育存在巨大弊端，私立学校收费昂贵、入学要求也高，一般阶层和家庭难以望其项背，但是无论是普通的公立学校还是顶级的私立学校，其课堂用中国评价标准来衡量，大多“不合格”，不仅知识容量小，而且课堂效率低，像乌龟爬行“少慢差费”，几乎没有知识和技能的“落实”环節，用中国课堂教学方式，即使是水平相当一般的教师，也能很轻松地PK掉他们。魏勇老师和美国同行进行交流后得知这是他们“主动”的策略选择，因为他们觉得学生动手参与和学习兴趣更重要。结合相关阅读，我以为这不仅是美国普通学校的策略，更是美国教育的“国家战略”，他们把保护学生的好奇心、求知欲、探索精神和想象力作为最高原则，不惜牺牲“效率”，牺牲“质量”，牺牲“大多数”，为的是成就5%～10%的精英。多年来美国精心呵护孩子起始阶段的好奇心、求知欲和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到高等教育阶段再用各种方式吸引来全世界最优秀的师资，不遗余力地在这极少部分精英身上砸钱，保证他们脱颖而出，形成“碾压”其他所有国家的绝对优势。美国口口声声说着“公平”，其实教育“很不公平”，因为他们让另外绝大多数让位和服务于这5%～10%。美国的普通大众，即使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在听说读写等基本功方面，都普遍不如中国或者亚洲地区国家扎实，更不用谈那些只上过职业学校、社区大学的人（有时连最简单的计算都不会，当然他们会在中国学校普遍忽视的音体美以及其他各方面有较大发展）。但是，不可否认，美国的精英确实“精英”，这么多年来，美国始终能够占据世界科技和经济的制高点，靠的正是这样一个“心照不宣”的“教育战略”，是这群天性未被磨灭、越到后来越生机勃发、越有竞争力的一批精英。
魏勇老师的文章没有继续追问：为什么美国可以这么“玩”？为什么普通大众能够“坦然”接受这样的“制度安排”？为什么普通孩子不怕“输在起跑线上”？我的理解是：第一，普通大众有基本保障；第二，普通大众有社会尊严；第三，普通大众有话语权。这三点，既解决了物质基础，也兼顾了精神需求，还确保了“持续发展”。美国的贫富悬殊虽然也大，基尼系数也很高，美国也有很多穷人，但是美国社会保障体系相对完善，大多数穷人只是相对贫穷。即使暂时失业，也不是那么可怕，这才使得大多数人“甘于平庸”。美国普通大众无论从事什么“低端”工作，其他人不可以公开对其表示歧视，美国的很多蓝领收入不低，有时候还超过白领（即使有些白领收入高一些，但是付出也多，压力更大）。美国在就业反歧视方面有基本规定，用工、福利、政策等不可以差别对待，普通大众有一定的社会地位，有基本的社会尊严，也有各种组织如工会帮他们维权。另外，美国在言论、集会、选举方面也都有基本保障，普通工人和精英在基本权利方面一律平等，而且因为新闻自由，普通大众的声音，社会可以听到，普通大众说“不”，政府必须重视。精英们尽管心里可能对那些穷人、懒汉颇有微词，甚至深恶痛绝，但是表面上还必须客客气气。美国此次大选，特朗普之所以能够上台，希拉里黯然退场，很大程度是因为普通大众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尽管精英们颇有不甘，也只能接受。 由此出发，美国孩子读书有点差劲，“输在起跑线上”，关系不是很大，至少不会因为高考落榜而“一失足成千古恨”，不会因为成绩差而失去尊严和基本权利，不会因为从事普通工作而被人歧视。既然如此，大多数家庭和孩子就可以有所选择，可以“自甘堕落”“不思进取”“得过且过”，相对“淡定”。如果愿意拼搏奋斗，实现更大梦想，名校也为他们开了口子（美国名校用制度保障贫困孩子获得更多的奖学金）。其背后依赖的是程度较高的法治化水平。
反观中国的家庭，由于前文分析的原因，则完全无法这么“淡定”和“从容”。一方面，普通大众生活缺乏安全感。这些年经济飞速发展，也加剧了贫富悬殊，不要说中国的底层百姓，就是中产阶层，在高起的房价和不断上涨的生活成本前面，也难以维系内心的平静，并坐视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另一方面，普通大众工作缺乏尊严感，豪车主殴打收费员、富二代欺负快递哥等报道时有出现，相反的情况则鲜有所闻，马太效应、丛林法则，不断刺激国人的神经，加上各种明里暗里的就业歧视，让普通民众“不蒸馒头争口气”，把希望和梦想更多投射到孩子身上。另外，普通大众缺乏应有的话语权，出身、门第、家境、背景、收入的差异同时带来权利维护的艰难，极端现象如开胸破膛证明“尘肺”“以暴易暴”维护人格，也让更多的普通家庭在孩子教育上面不敢掉以轻心，“砸锅卖铁”也不能亏欠了孩子。
反映到当前教育上面，本来应试的环节只在高考终端，现在逐渐延伸到初中、小学，甚至幼儿园。既然大多数家庭都有所期求，学校也主动或者无奈地重视选拔精英，地方政府也有政绩冲动，社会舆论又总是“以成败论英雄”，必然造成孩子书包越来越重，负担越来越大。由于竞争不断前移，应试占据主流，很难以兴趣為导向，充分兼顾学生想象力、创造力的培养，带来的问题是，中国的孩子基础教育阶段可能远远冲在美国孩子前面，但是，到了中后程，由于兴趣被泯灭，创造被压抑，很多孩子讨厌学习，讨厌学校，讨厌老师，不仅不想再向前跑，有的还往回倒退。而美国最精英的一批孩子，因为兴趣没有被磨灭，精神没有被扼杀，视野开阔，目标高远，他们到了大学、走上社会，还在一路继续跑，而且主动地往前跑。可以说，中国当下教育的结果是，不仅牺牲掉一大批天资平平的孩子，也扼杀了一小批天资卓异的孩子，本来只需要少部分孩子负担重一些，大多数孩子相对轻松、快乐，结果大家都在一开始就拼命跑，就像在电影院看电影，第一排首先站了起来，后面所有人都不得不陪着站起来。中国孩子越到后来，越跑不动，最终跑出一大堆问题，还难以培养出真正的精英，以至于有“钱学森之问”。
四
不过，换个角度，必须承认这些年来中国教育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看清当下教育问题其实是经济社会发展伴随而来的问题。一方面，各地全面普及义务教育，部分地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西方发达国家水平，男女平等接受各类教育（可以对比一下最近热片《摔跤吧，爸爸》中印度女性的社会问题），城乡差距逐步缩小，流动人口子女与当地孩子“同享教育蓝天”，拥有更多教育机会，国家“教育公平助力社会公平”的价值导向大大提升了很多普通家庭对优质教育的期求值，都不同程度“变相”为孩子的学业负担；另一方面，中国近40年改革开放让很多普通家庭积累了财富，有能力、有余力在孩子的教育上面花更多的钱，像美国中高层家庭那样为孩子选各种培训班，发展各类才艺（这在过去很难想象）。另外，“知识改变命运”也在很多进城移民身上得到验证，并在第二代、第三代移民身上寄托更大的希望，成为孩子学业负担的源头所在。我们要相对客观、辩证地看待这些现象，不能因此而妄自菲薄，否定历史，否定这些年国家、社会的进步和学校、广大教师、其他教育工作者的巨大付出。某种程度上说，中国的教育发展就像在画圆圈，圈里是成绩，圈外是问题，圆圈越大，似乎问题越多，但是，无论圈外问题有多少，这个圆圈还是要尽量扩大，而不是故步自封，退却畏缩，同时也需要正视问题，想方设法予以破解。
要破解孩子学业负担的难题，我认为在文化转型、体制转轨、机制完善、政策调整的同时，要更加注重法治建设，提高法治水平。一方面，如果法治水平逐步提高，中国普通大众有更多的基本保障，有更多的社会尊严，有更充分的话语权，在公共政策制定和实施方面能更大程度维护自身和所处阶层的利益，则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消解教育焦虑，化解孩子的学业负担；另一方面，即便是文化因素、国情因素和体制机制因素，短期内难以从根本上改变，依靠法治水平的逐步提高，也能“抵抗”“消融”负面的力量，至少不会导致学业负担像目前这样的大众化、低龄化和极端化。当然，提升法治水平不是一日之功，还有一个漫长的过程，文化、机制等问题也无法“毕其功于一役”，那么作为中国的家长，又如何应对当下的现实和困境呢？我的建议是六点：
第一，永远第一任。家长是孩子第一任老师，这里的第一任不是阶段性的，而是永久性的。家长不仅需要在幼儿园入学前关注孩子，而且要主动关心孩子一辈子。家长对于孩子教育引导的主动权始终不能放弃。不能有“孩子学习是自己的事”（因为时代背景不同，教育早已跨越“望天收”的阶段）、“孩子交给学校，老师全权负责”的想法，学校、老师仅仅是阶段性的“有限责任”，家长承担的是“无限责任”和“连带责任”。当然，这里的第一任绝没有任何包办代替的意思，包办代替不是真正的关心。
第二，主导性适应。对学校、老师、社会有关教育和孩子的评价标准和评价结论，对各种教育学者、专家提出的新奇理论，对微信群、朋友圈各种流行的看法潮流，任何情况下都要保持一定的距离，要有自我判断和辩证认识，既不能完全不顾，也不能唯命是从，既不能我行我素，也不能亦步亦趋，始终要主导性适应，时刻警惕其中的误区，不被动跟风、服从，更不随便盲从。
第三，非智力培养。智商有用、有益，但极其有限，很多人智商很高，但没有做成什么事，因为他们太聪明，太会取巧、投机，这样的人其实不受欢迎。非智力因素在未来社会越发凸显，孩子的意志、品质、性格以及耐挫力、坚持力、情感交流、人际交往、吃苦吃亏、自我疏导等等重要性远远大于智力，很多非智力因素，需要从小关注、培养、引导，不仅要把孩子培养成“学霸”，更要培养成“暖男”“贴心小棉袄”，这方面依靠学校和老师不现实，必须家庭承担职责。
第四，学习的革命。学习有动机，有方法，有技巧，有艺术，同样的学习内容，不同的学习动机和方法，有的事倍功半，有的事半功倍，其间区别可能“天上人间”。要充分利用现代媒介、载体、手段，充分挖掘、利用电子化、信息化资源，注意汲取先进育儿经验，和周围朋友多交流分享，并在交流中持有“主心骨”。家长要坚持终身学习，紧跟时代步伐，转变思想观念，协助孩子变革学习的内容和方式，不轻易放弃“诗和远方”，努力激发孩子内生学习动力，达到更优的效果。
第五，有机性补充。学校尤其是公办学校的学习效果有限，特别是政府提供的公办教育，受到各方面因素制约，难以提供个性化、优质化服务，必须通过其他渠道补充：一是出国、交流、访学；二是选择优质民办学校；三是参加社会培训，寻求个别化辅导。未来社会，无论我们的态度如何，教育培训将更加红火，因为有强大的市场需求，家长无法也不应拒绝，但是需要根据实际量力而行，即使是上民办或者社会培训，也不能推卸自身责任，必须全程跟踪学习过程，及时矫正不当的偏差。
第六，向未来发展。一定不要用过时的经验、过去的标准、传统的模式衡量和规范孩子，对孩子的全面发展、专业选择、兴趣培养等要有宏观性、前瞻性判断，以及必要的含糊性包容，不要轻易限定孩子的发展方向和路径，更不要轻易否定孩子的各种可能性，要用世界、战略、全局的眼光和思路考虑问题。家长要努力扩大自己的眼界，多和周围优秀家庭交流，适应和把握发展潮流趋势，给孩子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并且不要轻易代替孩子做出选择。
关键词：学业负担 原因 法治
魏勇老师的《为什么美国课堂不讲落实》一文刊发于《教育研究与评论》2017年第2期。
一
1955年7月，教育部发出新中国第一个“减负令”《关于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负担的指示》以来，国家层面已发布了9道“减负令”，地方出台的“减负令”更是有上百道，可是中国孩子不仅学业负担普遍越来越重，而且各地的思想认识和实践做法大多也比较混乱。以最近若干现象为例，上海市民办中小学招考“面谈”，从“谈”孩子转移到“谈”父母、“谈”出身，令很多家庭无所适从；河北“魔鬼学校”衡水中学到浙江办学引发热议，老百姓在“炮轰”与“点赞”之间莫衷一是；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区教育局局长“侃侃而谈”应试教育的“政治正确性”，公然“质疑”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民间却有不少人为其有所“担当”而“喝彩”；成都市五个区教育局不约而同联合封杀“学而思”，其他地区家长“翘首以盼”，但是对于培训机构何罪之有，“封杀”的法律依据何在“语焉不详”……凡此等等，都指向同一个问题：中国孩子学业负担已经引发越来越多家庭的过度“焦虑”，有些到了难以自拔的程度，那么，为什么中国孩子的学业负担减不下来呢？
二
我认为，之所以中国孩子学业负担普遍越来越重，背后有五大原因：
一是法治原因。良好的法治意味着公平、正义、自由、平等，意味着正当权利不受侵犯，对未来可以进行合理预期，意味着社会相对诚信，人与人关系比较简单。如果一个社会法治水平不高，则权利难以有效维护，社会缺乏公平、正义，人与人之间失去诚信，互相设防，交往成本很高，社会和政府的公信力也比较弱，这些都必然“转嫁”到教育上来，导致教育“不能承受之重”。例如，很多人提到中国教育问题，首先谴责高考，认为“一考定终身”，不公平、不合理，高考指挥棒不放下，孩子学业负担无法根除，有的甚至提出要“废除”高考。但是，以当下中国的法治水平和诚信程度，如果不是统一高考，而是其他形式的评价制度，考虑到关系、人情、权势等因素，又有多大的公信度和可行性？如果放弃统一高考，偏远地区、社会底层的家庭和孩子出路何在？所以，至少目前较长一段时间，不可能、也不应该放弃高考。但是，只要把统一高考作为指挥棒，要确保相对公平合理，只能是以笔试为主，以标准化、客观化测试为主，难以避免地带来“应试教育”死记硬背、过度训练、反复刷题、妨害身心、破坏兴趣、扼杀创造和想象等诸多问题，并将压力逐级传导到初中、小学，甚至幼儿园。
二是文化原因。中国包括部分亚洲地区国家，通行儒家文化，强调“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强调“齐家治国平天下”“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儒家文化和儒学思想中有很多积极向上的东西，受儒家文化影响下的家庭和孩子通常都愿意“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吃得苦中苦，争做人上人”，这当然是比较积极的导向，因为它能激发人的拼搏意识、昂扬斗志，勇于打破阶层、门第的束缚，实现更大的人生价值和梦想。但是，儒家文化也有消极的方面，因为它不鼓励人做“普通人”，甚至有些“鄙视”平凡、平庸，儒家文化宣扬尊卑、高下，并延伸出功利、机心，暗示我们的家庭和孩子要出人头地，光宗耀祖、成龙成凤，“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李鸿章），所以我们身边不乏一些家庭，即使孩子成績再不济也要去择校，因为名校代表着地位、身份，代表着“圈子”“面子”，也代表着未来的资源和利益，大家都害怕和拒绝做普通人，不愿自己的孩子“输”，当然就会焦虑。另外，中国文化崇尚“官本位”，用抓GDP方法抓教育政绩，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教育焦虑和学业负担。
三是国情原因。中国两大国情决定了教育焦虑和负担：一是总人口巨大，二是计划生育政策。由于中国总人口位居世界第一，且远超西方发达国家，再多的资源一平均就捉襟见肘，再大的优势一平均就成为劣势。一所名校，只招收200名学生，报名却能来2000个、3000个；公务员考试，热门岗位的考录比例动辄1∶300或1∶400；中国中小学校普遍大班制每班50人，有的热门学校甚至超过70人。僧多粥少，谁都想要分一杯羹，当然焦虑。资源不够怎么办？“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的跑得快，有的跳得高，有的找得巧，搞得其他家长心里七上八下，政策一出来大家都去找对策，规则一出来大家都想成为例外。另外，中国实施30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很多家庭只有一个孩子，任何闪失都承受不起，自己再无限风光，孩子不行也是“白瞎”，说什么也要给他上个好学校，找个好工作，有个好前程。在孩子身上寄托太多，拿不起放不下，当然焦虑。所以国人在“走后门”时，遇到其他事情还可能“遮遮掩掩”，唯独为了孩子时“理直气壮”。尽管现在政策放开，已经“全面二孩”，但是巨大的房价、教育、医疗负担，让很多家庭望而却步，不敢生、不愿生，也有中年家庭已经不能生，更加剧了唯一孩子的身心负担。
四是机制原因。这里的机制是广义而言，包括教育政策、评价体系、城乡二元结构、师范生制度、教师编制、职称制度、教师待遇、学区制度、大班级授课制度、行政管理效能、社会培训、就业歧视等等，都成为学业负担的“作俑者”。例如，时代飞速发展，大中城市人口集聚，学生人数不断增多，各种新增课程和教学改革，对教师数量和质量提出新要求，但是教师编制却长期基本不变，中小学教师在本职工作之外，要接受各种考评、检查，参加各类培训、比赛，完成各项“进课堂”任务，负担和学生一样“水涨船高”，不为他们“减负”，很难有精力在教学上“精益求精”；国家GDP跻身世界前列，但是近20年4%的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未能依法保障，“教师待遇不低于公务员”长期落空，无法满足教育优质发展的需求，无法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办学从教；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已经实行小班化教育，中国不仅普及小班化遥遥无期，相反，各地常有挤占教育用地，挤压教育空间，让位房产开发的现象；由于实体经济发展乏力，就业空间被大大压缩，各类选拔竞聘无限拔高文凭、学历要求，各种隐性或显性歧视，助长教育的源头竞争和资源争夺，这些都不同程度加剧了教育焦虑并转移为孩子的学业负担。 五是时代原因。当下进入的是一个全新的、和以往完全不一样的互联网时代，既可以说是史上最好的时代，也可以说是“最坏”的时代。科技日新月异，让人眼花缭乱，更加印证了“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在时代的浪潮中，不进则退，不变则汰，雅虎、诺基亚、摩托罗拉等的陨落就是例证。1992年，克林顿政府召集一批经济学家研究经济问题，最后的报告中没有一个字提到互联网，但是，仅仅20多年，互联网全方位改变了传统社会，教育也不例外。互联网时代，不是努力不努力的问题，而是思路、方向、模式必须彻底改变的问题。一方面，互联网时代人工智能正在逐渐排斥人、取代人，人类在自己的地盘上却越来越感到无“立锥之地”；另一方面，互联网时代让世界变得越来越捉摸不定。农业社会未来可以预见，“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付出总有收益；工业社会未来可以预见，“知识就是力量”，只要勤奋努力，付出也会有收益；互联网社会，付出未必有收益，很多企业巨头晚上都“睁着眼”睡觉，不知道第二天醒来“太阳是否会照常升起”，由此引发内心巨大的恐慌，也必然波及教育。可以说，当下教育的焦虑，很大程度是对未来社会不确定性的焦虑，大人自身如此焦虑，又怎么谈得上在孩子面前镇定自若呢？各种占坑、团课，各类培训、竞赛，走马灯一样循环往复，一旦急起来更是“眉毛胡子一把抓”“死马当活马医”，当然让孩子的负担越来越重。
上面五个原因，时代原因是世界性原因。西方主流社会、上层家庭的孩子学业负担同样不轻，并也有加重趋势；西方不少家庭同样焦虑，吐槽抱怨，难以维持绝对的、无条件的快乐教育，因此“虎妈”在美国高唱“战歌”才能获得认同甚至“崇拜”。文化原因是地区性原因。通行儒家文化的东亚地区都想着孩子出人头地，都有学业负担过重的问题。据了解，不独中国大陆，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香港、台湾地区，都比较注重应试，孩子学业负担都比较重，精神压力都比较大。法治原因、国情原因、机制原因主要是中国自身原因。这导致无论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还是和中国周边亚洲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孩子学业负担显得更重，家长精神上更加焦虑。
三
再仔细分析，上面五个原因之间不仅互相作用、互有影响，也有轻重之分。其中，我认为法治因素更为根本。例如，尽管中国人口虽多，但是如果通过法治来保障起点公平、过程公平、机会公平，即使结果无法绝对公平，很多老百姓也不会那么焦虑。又如，没有良好法治的保障，即使暂时机制、制度上有所改革创新，如重新实施免费师范生制度，部分发达地区提高教师待遇，不仅“远水不解近渴”，而且“按下葫芦浮起瓢”，区域内的不公平容易转移到地区之间，像优秀教师“孔雀东南飞”等，效果有限且无法长久。再如，很多人谈到阶层固化问题，认为中国阶层固化加剧了教育焦虑，这一说法确有道理，但是和西方相比，中国阶层固化并不是最严重的，西方也分阶层，西方阶层也固化，有的比中国更甚。中国偏远地区孩子凭借现行高考制度、公务员招录制度，仍然有机会到中国最好的大学上学，并留在京城、省会工作。因此阶层固化不可怕，可怕的是如果身处底层，缺乏法治应有的保障，基本权利得不到维护，甚至被“无端剥夺”，与上层相差悬殊且看不到改变的希望，这才是中国人不愿做普通人，不愿让孩子“平凡”，从而向孩子“转嫁”负担的根本所在。
下面结合读魏勇老师《为什么美国课堂不讲落实》的体会作些详细分析。
北京十一学校特级教师魏勇考察美国基础教育后发出一个疑问：“为什么美国课堂不讲落实”？美国公立教育存在巨大弊端，私立学校收费昂贵、入学要求也高，一般阶层和家庭难以望其项背，但是无论是普通的公立学校还是顶级的私立学校，其课堂用中国评价标准来衡量，大多“不合格”，不仅知识容量小，而且课堂效率低，像乌龟爬行“少慢差费”，几乎没有知识和技能的“落实”环節，用中国课堂教学方式，即使是水平相当一般的教师，也能很轻松地PK掉他们。魏勇老师和美国同行进行交流后得知这是他们“主动”的策略选择，因为他们觉得学生动手参与和学习兴趣更重要。结合相关阅读，我以为这不仅是美国普通学校的策略，更是美国教育的“国家战略”，他们把保护学生的好奇心、求知欲、探索精神和想象力作为最高原则，不惜牺牲“效率”，牺牲“质量”，牺牲“大多数”，为的是成就5%～10%的精英。多年来美国精心呵护孩子起始阶段的好奇心、求知欲和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到高等教育阶段再用各种方式吸引来全世界最优秀的师资，不遗余力地在这极少部分精英身上砸钱，保证他们脱颖而出，形成“碾压”其他所有国家的绝对优势。美国口口声声说着“公平”，其实教育“很不公平”，因为他们让另外绝大多数让位和服务于这5%～10%。美国的普通大众，即使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在听说读写等基本功方面，都普遍不如中国或者亚洲地区国家扎实，更不用谈那些只上过职业学校、社区大学的人（有时连最简单的计算都不会，当然他们会在中国学校普遍忽视的音体美以及其他各方面有较大发展）。但是，不可否认，美国的精英确实“精英”，这么多年来，美国始终能够占据世界科技和经济的制高点，靠的正是这样一个“心照不宣”的“教育战略”，是这群天性未被磨灭、越到后来越生机勃发、越有竞争力的一批精英。
魏勇老师的文章没有继续追问：为什么美国可以这么“玩”？为什么普通大众能够“坦然”接受这样的“制度安排”？为什么普通孩子不怕“输在起跑线上”？我的理解是：第一，普通大众有基本保障；第二，普通大众有社会尊严；第三，普通大众有话语权。这三点，既解决了物质基础，也兼顾了精神需求，还确保了“持续发展”。美国的贫富悬殊虽然也大，基尼系数也很高，美国也有很多穷人，但是美国社会保障体系相对完善，大多数穷人只是相对贫穷。即使暂时失业，也不是那么可怕，这才使得大多数人“甘于平庸”。美国普通大众无论从事什么“低端”工作，其他人不可以公开对其表示歧视，美国的很多蓝领收入不低，有时候还超过白领（即使有些白领收入高一些，但是付出也多，压力更大）。美国在就业反歧视方面有基本规定，用工、福利、政策等不可以差别对待，普通大众有一定的社会地位，有基本的社会尊严，也有各种组织如工会帮他们维权。另外，美国在言论、集会、选举方面也都有基本保障，普通工人和精英在基本权利方面一律平等，而且因为新闻自由，普通大众的声音，社会可以听到，普通大众说“不”，政府必须重视。精英们尽管心里可能对那些穷人、懒汉颇有微词，甚至深恶痛绝，但是表面上还必须客客气气。美国此次大选，特朗普之所以能够上台，希拉里黯然退场，很大程度是因为普通大众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尽管精英们颇有不甘，也只能接受。 由此出发，美国孩子读书有点差劲，“输在起跑线上”，关系不是很大，至少不会因为高考落榜而“一失足成千古恨”，不会因为成绩差而失去尊严和基本权利，不会因为从事普通工作而被人歧视。既然如此，大多数家庭和孩子就可以有所选择，可以“自甘堕落”“不思进取”“得过且过”，相对“淡定”。如果愿意拼搏奋斗，实现更大梦想，名校也为他们开了口子（美国名校用制度保障贫困孩子获得更多的奖学金）。其背后依赖的是程度较高的法治化水平。
反观中国的家庭，由于前文分析的原因，则完全无法这么“淡定”和“从容”。一方面，普通大众生活缺乏安全感。这些年经济飞速发展，也加剧了贫富悬殊，不要说中国的底层百姓，就是中产阶层，在高起的房价和不断上涨的生活成本前面，也难以维系内心的平静，并坐视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另一方面，普通大众工作缺乏尊严感，豪车主殴打收费员、富二代欺负快递哥等报道时有出现，相反的情况则鲜有所闻，马太效应、丛林法则，不断刺激国人的神经，加上各种明里暗里的就业歧视，让普通民众“不蒸馒头争口气”，把希望和梦想更多投射到孩子身上。另外，普通大众缺乏应有的话语权，出身、门第、家境、背景、收入的差异同时带来权利维护的艰难，极端现象如开胸破膛证明“尘肺”“以暴易暴”维护人格，也让更多的普通家庭在孩子教育上面不敢掉以轻心，“砸锅卖铁”也不能亏欠了孩子。
反映到当前教育上面，本来应试的环节只在高考终端，现在逐渐延伸到初中、小学，甚至幼儿园。既然大多数家庭都有所期求，学校也主动或者无奈地重视选拔精英，地方政府也有政绩冲动，社会舆论又总是“以成败论英雄”，必然造成孩子书包越来越重，负担越来越大。由于竞争不断前移，应试占据主流，很难以兴趣為导向，充分兼顾学生想象力、创造力的培养，带来的问题是，中国的孩子基础教育阶段可能远远冲在美国孩子前面，但是，到了中后程，由于兴趣被泯灭，创造被压抑，很多孩子讨厌学习，讨厌学校，讨厌老师，不仅不想再向前跑，有的还往回倒退。而美国最精英的一批孩子，因为兴趣没有被磨灭，精神没有被扼杀，视野开阔，目标高远，他们到了大学、走上社会，还在一路继续跑，而且主动地往前跑。可以说，中国当下教育的结果是，不仅牺牲掉一大批天资平平的孩子，也扼杀了一小批天资卓异的孩子，本来只需要少部分孩子负担重一些，大多数孩子相对轻松、快乐，结果大家都在一开始就拼命跑，就像在电影院看电影，第一排首先站了起来，后面所有人都不得不陪着站起来。中国孩子越到后来，越跑不动，最终跑出一大堆问题，还难以培养出真正的精英，以至于有“钱学森之问”。
四
不过，换个角度，必须承认这些年来中国教育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看清当下教育问题其实是经济社会发展伴随而来的问题。一方面，各地全面普及义务教育，部分地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西方发达国家水平，男女平等接受各类教育（可以对比一下最近热片《摔跤吧，爸爸》中印度女性的社会问题），城乡差距逐步缩小，流动人口子女与当地孩子“同享教育蓝天”，拥有更多教育机会，国家“教育公平助力社会公平”的价值导向大大提升了很多普通家庭对优质教育的期求值，都不同程度“变相”为孩子的学业负担；另一方面，中国近40年改革开放让很多普通家庭积累了财富，有能力、有余力在孩子的教育上面花更多的钱，像美国中高层家庭那样为孩子选各种培训班，发展各类才艺（这在过去很难想象）。另外，“知识改变命运”也在很多进城移民身上得到验证，并在第二代、第三代移民身上寄托更大的希望，成为孩子学业负担的源头所在。我们要相对客观、辩证地看待这些现象，不能因此而妄自菲薄，否定历史，否定这些年国家、社会的进步和学校、广大教师、其他教育工作者的巨大付出。某种程度上说，中国的教育发展就像在画圆圈，圈里是成绩，圈外是问题，圆圈越大，似乎问题越多，但是，无论圈外问题有多少，这个圆圈还是要尽量扩大，而不是故步自封，退却畏缩，同时也需要正视问题，想方设法予以破解。
要破解孩子学业负担的难题，我认为在文化转型、体制转轨、机制完善、政策调整的同时，要更加注重法治建设，提高法治水平。一方面，如果法治水平逐步提高，中国普通大众有更多的基本保障，有更多的社会尊严，有更充分的话语权，在公共政策制定和实施方面能更大程度维护自身和所处阶层的利益，则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消解教育焦虑，化解孩子的学业负担；另一方面，即便是文化因素、国情因素和体制机制因素，短期内难以从根本上改变，依靠法治水平的逐步提高，也能“抵抗”“消融”负面的力量，至少不会导致学业负担像目前这样的大众化、低龄化和极端化。当然，提升法治水平不是一日之功，还有一个漫长的过程，文化、机制等问题也无法“毕其功于一役”，那么作为中国的家长，又如何应对当下的现实和困境呢？我的建议是六点：
第一，永远第一任。家长是孩子第一任老师，这里的第一任不是阶段性的，而是永久性的。家长不仅需要在幼儿园入学前关注孩子，而且要主动关心孩子一辈子。家长对于孩子教育引导的主动权始终不能放弃。不能有“孩子学习是自己的事”（因为时代背景不同，教育早已跨越“望天收”的阶段）、“孩子交给学校，老师全权负责”的想法，学校、老师仅仅是阶段性的“有限责任”，家长承担的是“无限责任”和“连带责任”。当然，这里的第一任绝没有任何包办代替的意思，包办代替不是真正的关心。
第二，主导性适应。对学校、老师、社会有关教育和孩子的评价标准和评价结论，对各种教育学者、专家提出的新奇理论，对微信群、朋友圈各种流行的看法潮流，任何情况下都要保持一定的距离，要有自我判断和辩证认识，既不能完全不顾，也不能唯命是从，既不能我行我素，也不能亦步亦趋，始终要主导性适应，时刻警惕其中的误区，不被动跟风、服从，更不随便盲从。
第三，非智力培养。智商有用、有益，但极其有限，很多人智商很高，但没有做成什么事，因为他们太聪明，太会取巧、投机，这样的人其实不受欢迎。非智力因素在未来社会越发凸显，孩子的意志、品质、性格以及耐挫力、坚持力、情感交流、人际交往、吃苦吃亏、自我疏导等等重要性远远大于智力，很多非智力因素，需要从小关注、培养、引导，不仅要把孩子培养成“学霸”，更要培养成“暖男”“贴心小棉袄”，这方面依靠学校和老师不现实，必须家庭承担职责。
第四，学习的革命。学习有动机，有方法，有技巧，有艺术，同样的学习内容，不同的学习动机和方法，有的事倍功半，有的事半功倍，其间区别可能“天上人间”。要充分利用现代媒介、载体、手段，充分挖掘、利用电子化、信息化资源，注意汲取先进育儿经验，和周围朋友多交流分享，并在交流中持有“主心骨”。家长要坚持终身学习，紧跟时代步伐，转变思想观念，协助孩子变革学习的内容和方式，不轻易放弃“诗和远方”，努力激发孩子内生学习动力，达到更优的效果。
第五，有机性补充。学校尤其是公办学校的学习效果有限，特别是政府提供的公办教育，受到各方面因素制约，难以提供个性化、优质化服务，必须通过其他渠道补充：一是出国、交流、访学；二是选择优质民办学校；三是参加社会培训，寻求个别化辅导。未来社会，无论我们的态度如何，教育培训将更加红火，因为有强大的市场需求，家长无法也不应拒绝，但是需要根据实际量力而行，即使是上民办或者社会培训，也不能推卸自身责任，必须全程跟踪学习过程，及时矫正不当的偏差。
第六，向未来发展。一定不要用过时的经验、过去的标准、传统的模式衡量和规范孩子，对孩子的全面发展、专业选择、兴趣培养等要有宏观性、前瞻性判断，以及必要的含糊性包容，不要轻易限定孩子的发展方向和路径，更不要轻易否定孩子的各种可能性，要用世界、战略、全局的眼光和思路考虑问题。家长要努力扩大自己的眼界，多和周围优秀家庭交流，适应和把握发展潮流趋势，给孩子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并且不要轻易代替孩子做出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