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花木兰2020》是由迪士尼公司借由中国传统神话故事所拍摄的一部彰显女性自我成长与回归的影视作品。在描述剧中两位女性形象“双雄”并立的叙事结构中，花木兰与“鹰女巫”互为镜像，在寻找各自主体性的过程中，展现出了“异化”以及“合一”的完整过程。影片以明显的三段式叙述，试图呈现角色于“本我”“自我”“超我”這一经典弗洛伊德式人格地理学下的性别与身份构建。但于精神分析学的视域下，这部呈现女性视角的影片依然呈现出一种主流意识形态下性别编码。
　　关键词：花木兰 镜像 “本我” 欲望
　　花木兰替父从军是中国家喻户晓的一个传奇故事，曾经被制作成为众多影视类型，迪士尼以花木兰为题材制作影视剧也绝非首次，早在1998年动画片版的花木兰便呈现在观众面前，在女性主义思潮流行的西方国家，花木兰所呈现的巾帼不让须眉的气度在很大程度上佐证了女性主义所主张的一系列理论。《花木兰2020》作为迪士尼制作的真人版动画电影，为了更好地呈现女性的成长与蜕变，叙事呈现出一些独到的特质，影片中的“鹰女巫”以及“花军”的形象塑造，明显地呈现出精神分析领域的架构，对于主体性的探讨以及镜像阶段论的分析，成为本文所要重点完成的工作。
　　一、“花军”——“花木兰”——“鹰女巫”作为一种镜像阶段论的表征
　　镜像阶段论是法国精神分析学家雅克·拉康结合格式塔心理学、精神分析学，以及结构主义哲学方法所探寻的“主体”自我意识的理论构建。镜像理论将婴儿于 6 —18 月中的生命经验归纳为“镜像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婴儿混淆了镜中之“他者”与真实“自我”，将镜中的光影幻象当作了真实， 并产生自恋的认同。这即是人自我意识形成的最初时刻， 婴儿与镜像的一次“合一”。镜像是“自我”的开端，是一切想象关系的开端。“自我”一旦形成，便以想象性的关系走向外界，“他者”便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坐标。同样，这一次“合一”亦是一次“异化”，因为婴儿认同的镜像非“在场”的本身， 而是一个“缺席”的影像， 或曰，异化是一次误认。主体在持续的误认与“主体间”交互中，构成了自我意识的基本经验。
　　准确来讲，镜像阶段论所描述的是一个瞬时过程。源初，婴儿并未享有主体的概念。换言之，没有主体“自我”，也就没有客体“他者”。所以，当婴儿首次与成人同时出现在镜前，他无法区分二者的影像，亦无法辨认“自我”与他者的存在。随后婴儿通过镜子中的动作，将“自我”与“镜像”做出区分。最后觉察出镜像的本质是与自己相关联的，并因为在镜像中识别出自我完整的形态而感到兴奋。影片中“花木兰”经历了多次形象的转变，第一阶段处于家庭自我封闭时期，年少时期的木兰便呈现出与寻常女子不一样的价值取向，她不爱红装爱武装的性格使得她难以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可。此时的她曾尝试以“父亲”做为自己的镜像，希望在父亲的身上找到自己完整的形象，但最终却以失败而告终。被捆绑在传统礼教横梁上的女性，似乎没有太多的权利为自己所选择，就像剧中所说的一样，她们永远无法通过英雄远征的方式为家族获取荣耀，她们只能被束以“奇异”的妆容，用最生理化的手段为家族延续血脉。至此，花木兰的第一次镜像尝试宣告失败。
　　第二阶段的花木兰化身“花军”，此时的她抛弃女性的特点，用一个男性的名字配合男性的着装完成了一次异化，既然无法通过女性身份获得尊严，便暂且委身于男性的外壳。剧中的重要转折点以及花木兰人物形象的镜化也同样发生在名为“花军”的花木兰身上。战场边缘的一小片谷地成为花木兰真正完成“同一”的场域。“鹰女巫”与花木兰二者相会于此，相同境遇下的不同人物塑造为镜像化的展开提供了可能性，“鹰女巫”的到来为花木兰认识到自己提供了契机，她打碎了作为傀儡的“花军”的形象，使得花木兰可以真正对自己的主体性产生认知。
　　需要注意到的是，拉康在描述“镜像阶段论”时不仅仅提出了婴儿通过镜面认识到自身作为一个完整主体的论点，同时也在提出“同一”的过程中探讨了“异化”。所谓的“异化”在于主体误把自己在镜中的形象当作了真实的自己，从而漠视了形象的他异性 。a换言之，主体是在把自己视为某种“他者”，或并非自身的形象。影像与主体之间关系的误读成为镜像阶段另外一个特征。影片中的二者相遇，不仅仅成为精神分析学中“镜像论”的演绎。同时也被作为一种激励性事件独立存在于整个叙事体系之中。花木兰在这次相遇之后告别了花军，成为一位真正的“女性战士”。剧中从始至终一直强调的“chi”，也在这次相遇之后被释放出来，完成了人物弧光的展示。
　　拉康所描述的主体的异化实际上存在于一种主体不断向外界进行投射的过程，个体从来没有与自己完全同一，作为“我”的存在从来都不是可以作为已完成的对象而加以把握的东西。当个体从想象界跨入“实在界”之后，对于自我意识的建构更多的源于内在驱力的作祟。简言之，个体在进入“实在界”之后似乎在一定程度上忘却了自己处于想象界时的追求，想象界的个体被巨大的光环所遮蔽，在这样的情况下，完全同一成为一种妄想。影片的后半段所讲述的是花木兰舍身救主，并在最后完成自我价值的证明，而这里恰恰需要指出的便是其中有关“价值”的论述，“忠诚”“勇敢”“正直”本就是花木兰所一直追寻的。影片中刻意表现了在最后的决战中原本属于父亲的剑的消亡。剑的消亡也即“异化”的开始，至此她所追寻的精神内核迷失在了路途之中。而后被赐予的剑上多出了“孝”字，与其说是一种赐予，这更像是一种捆绑。在父之法这一大他者的形成中，花木兰对自我主体的言说实际上成为他性的话语。拉康言“无意识是他者的话语”，即代表着这一结构性的过程：主体只能在异于自身的，“他者”——这一他在性的结构力量中辨认欲望。也就是说，欲望总是作为被语言/他者中介了的欲望，主体只能通过语言这在他者的世界里得到确认。主体向他者言说，就是向其自身的无意识倾诉，主体在自身的无意识共鸣中得到想象性（镜像）回应，即主体自身作为自恋性、视觉性的认同对象。种种 “异化”，花木兰最终成为大家口中“花木兰”。而对于自己主体性的证明，在一定程度上成功了，但最终是失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