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宏成：我必须要努力

　　30多岁的刘宏成坐在位于重庆市江北区红旗河沟“重庆宏峰建材有限公司”的办公室里，门上标着“总经理”的称谓，显示着他的身份。
　　2001年，17岁的刘宏成到重庆，经老乡介绍，到一家房屋装饰公司做起了业务员。“父亲叫我去广东，我没答应。”相比之下，年少的刘宏成觉得做销售门槛低，能够增加自己的人生阅历，建立人脉关系。此后的3年时间，刘宏成一直在这个行业流汗奔走，四处招揽装修业务。
　　“我必须要努力。”刘宏成有自己的理由，努力才能改变贫困。在刘宏成看来，所谓平等，就是要获得与城里人一样的机会，最终拥有财富，拥有事业。其父亲在南方苦干了20年，仍然只是一个过客，“他在那里什么都没有得到，除了自己用肩膀扛出的微薄薪水。”
　　开了公司，做了老板，有了事业，赚到了钱，刘宏成突然发现自己再也不可能回到农村——那里有他的土地，却没有他的事业。这时候的他不想再成为“城市的过客”，“尽管根在农村，但我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城市人。”

何亮：为了梦想去地下通道唱歌

　　80后何亮是湖南株洲的一名普通塔吊工人，每天天没亮就出门，通过钢架楼梯爬上塔吊进行高空作业。何亮老家在株洲一个农村，为了减轻家中负担，初中毕业后，他读了一所职业高中，可他刚读了两年，家里负担不起便辍了学，到工地上当学徒成了一名建筑工人。
　　工地上干的都是体力活，工友们每天下班后就只想休息，但何亮每天晚上都要拿出自己心爱的吉他。在何亮的内心深处，一直有一个“歌手”梦。
　　1997年，何亮15岁，那个年代互联网还没有完全普及，何亮因为看到海报上谢霆锋弹吉他的帅气模样爱上了音乐。他在工地上干活，攒了两个月，买下人生中第一把吉他，又买了两本吉他自学书，结果什么也没学会。两年后，他接触到玩音乐的朋友，在他们的熏陶下，又燃起心中的“歌手”梦，跟着朋友们学习基础，自己利用空余时间坚持练习。
　　2013年，何亮结束了手中的工程，闲来无事他买了一台音响，尝试在街边唱歌。第一次在街头唱歌是在一处地下通道里，何亮很紧张，唱歌的时候声音有些发抖，自己都听不清唱的是什么，两首歌循环唱了好几遍，受不了了，垂头丧气地跑回家。
　　为了锻炼自己胆量，他又走上街头，这次他特意选了一个人少的地下通道，唱了三首歌，挣了80元钱，这一次站在街头唱歌给了他很大的自信，慢慢的，何亮的歌越唱越好，他的歌声总能吸引一些人。
　　地下通道四通八达，何亮在其中一个出口，经常有人特意绕到这里来听何亮唱歌，有同城的音乐爱好者主动献唱，也有人过来与何亮交流音乐。有次一名残疾人路过时停下来，主动要求何亮伴奏唱了一首《我相信》，说他很喜欢这首歌，也是这首歌一直激励着他。
　　后来何亮从一个工地辗转到另一个工地上，只要没有其他安排，下班后他就会背着吉他，带着音箱，骑车去市中心地下通道卖唱。地下通道似乎成了他的梦想舞台，路人就是他的观众，音乐带给他无尽的欢乐，让他暂时忘却生活的重压，他经常唱到深夜，才拖着唱歌的设备回家。
　　现在，何亮有了家庭和孩子，充当起父亲角色，每次从工地回来，总是忙着为孩子冲奶粉、换尿布，去地下通道唱歌的次数也越来越少了。何亮的微信头像是《航海王》里的路飞，他说路飞对梦想的执着让他特别感触，就像他自己，一边为了生活每天在工地上进行高空作业，一边为了梦想去地下通道唱歌。尽管他有时也会觉得一个80后的农村人哪有资格谈“歌手”梦，他還是努力坚持，希望在生活与理想间找一个平衡。

邬霞：希望孩子能念上公立学校

　　1982年出生的邬霞，老家在四川。她的父母是第一代农民工，她和妹妹是第一代“留守儿童”。14岁时，邬霞辍学来到深圳，进了母亲所在的制衣厂。操着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如果不是她说，你也听不出这是一个农村孩子。此后，她再也没有回过四川老家，她渴望在深圳安家立业。
　　邬霞说她喜欢城市，那里热闹、好玩。回家，邬霞反而会有点不适应，“犁田、插秧等农活我已经不会做了。”邬霞说道。
　　不过，邬霞承认，要扎根城市并不容易。在深圳打工20多年，邬霞所在的工厂从来没有给她买过医疗保险、养老保险。邬霞曾经在深圳参加免费电脑培训班，她说，特别希望这样的就业技能培训班更多一些，让他们这样的新生代农民工能增长知识和技能。“只有有了技术，长了本领，我们才能找到更好的工作，才能提高收入，才能真正在城市立足。”
　　邬霞的妹妹几年前嫁给了来自湖北的打工者，有了小孩，现在陷入“三难境地”：如果孩子留在深圳读书，没有户口，只能上农民工子弟学校，而这些学校的办学质量很差，肯定耽误孩子的教育；如果孩子上深圳的公立学校，要交几万元的借读费，“大人辛苦挣好多年才能攒下来”；假如把孩子送回老家读小学，妹妹又担心孩子重蹈覆辙，成为“二代留守儿童”，对成长不利。
　　“父母都希望子女留在身边，我们有切身体会，很不希望下一代再像自己一样。”邬霞特别希望孩子能在城里上公立学校。

王乐：天生我材必有用

　　两千多公里外的王乐今年24岁。站在西藏拉萨八廓街的柜台前兜售绿松石。店里游客络绎不绝，他却总抱着本书显得漫不经心，很少主动推销商品。
　　“出来这么多年，还是‘二球’农村孩子”，碍于情面接收远房外甥的店主对此颇有微词。 　　王乐并不认为自己是农村人，8岁随家人从十堰竹山到武汉生活，他就把自己当成了“城里人”。学会一口流利汉腔后，王乐更确信这一点。
　　关于自己是“城里人”的认知，在普通三本大学国际贸易专业毕业后发生偏移。
　　“销售代表、业务代表、市场专员……”王乐发现入职機会与来自农村的同学没什么两样，“‘真正的’武汉同学被父母安排进了对口单位”。
　　班级辅导员劝他们先就业再择业，王乐懵懂地踏入医疗器械销售行业。没有任何背景，不具备专业知识。他清晰记得从公司离职那天，他还要倒贴公司1259元。
　　正想在专业上大展拳脚的时候，王乐被同学骗入贵阳的传销组织，待了一个月才被救。
　　父母希望王乐不要走上歪路，便把他送上青藏高原，请远房舅舅看管，同时让他在佛教圣地接受心灵的洗礼。
　　拉萨大昭寺，商业气息极为浓厚，王乐坚信“天生我材必有用”，依然“进补鸡汤”，等待时机。

王小琴：先考国家高级茶艺技师再作打算

　　武汉“明月茶人”茶楼的高级茶艺师王小琴，这名1990年出生的女孩已经在流水线上组装了5年喇叭、电路板。
　　“一天夜班，看着身旁同事机械地组装电子元件，突然感到好可怕”，王小琴说，“觉得自己就是一架机器，将来的人生会像流水线产品一样了无生趣”。
　　为让自己活得更像一个“人”，2013年，王小琴返回家乡湖北，应聘到茶楼工作。
　　经过几年钻研，她不仅习得一手精湛茶艺，待人接物也渐显大气。
　　“先考国家高级茶艺技师再作打算”，她对未来已经有了规划。着手准备今年的自学考试。
　　备水、润杯、赏茶、置茶、收具，茶室里一时间茗香四溢。

王成标：不知道这种生活何时是个头

　　王成标的父母是典型的“民一代”，自己被父母留在老家的爷爷奶奶身边一直到上初中。爷爷奶奶年事已高，管不了他，他自己学习一直好不了。初中没有毕业，就跟着父母到了宁波。来了之后，他就被城市光怪陆离的生活迷住了，“做一个城市人真好！要啥有啥！”王成标说。
　　18岁的时候，在父母的好生劝说下，他进了一个工具厂学起了车工，这一学就是两年，终于出师了。此后，他就在这个城市以打工为生。王成标说，这几年，他一共换了六七份工作，但是一直没有赚到钱。谈到换工作的原因，要么是“工作太苦”，要么是“车间主任的脸色难看”，要么是“不适合自己”。过了今年春节，他看到招工的多了，心就又活了，把原来的工作给辞了，重新找起了工作。
　　对于未来，王成标说他心里一直没有底。与他的父母辈相比，他的生活状态一直也没有改变，租住在最便宜的民房里，一个月的房租要400块左右，他曾想买一台电脑，但是又怕放在这样的房子里丢了，同时又因为生活不安定，他也不敢接网线，所以，每个月到网吧上网，都要花去一笔钱。王成标很想在宁波拥有一套房子，过上那种像模像样的生活。但是他知道，这些都是“想想而已”，城市的门槛太高了，像他这样的情况，将来唯一的退路，还是在遥远的农村。而对农村，王成标说，他的记忆已经模糊了，乡间的气息对他来讲已经陌生，这几年，他过春节也不愿意回去，因为回去实在适应不了老家那一下雨雪就泥泞的乡间小路和一到晚上就黑乎乎的天地。他不知道这种生活何时是个头，但是他只能就这样往下走。

梦柒年：骑行让我在北京有了自己的朋友圈

　　出生于1994年，自年幼时起，父母便在外打工。高中毕业后，他也离开家乡开始闯荡，如今到北京已经3年。目前，他是一名南水北调闸站的运行值班员。梦柒年更像是一个自在洒脱的新型“农民工二代”。
　　他这样描述自己的工作情况，“工作地点十分荒凉，工作比较清闲，主要是监盘、巡视、取水样、清污等。”自去年入职以来，除了日常三班轮换的工作，轮休时他喜欢骑自行车到周边景区玩，例如去十渡、野三坡等地骑行，这是他生活中最大的乐趣。
　　身为“90后”的梦柒年，谈吐中透露着几分沉稳。但在聊到骑行时，他整个人就像被点燃了。骑行——这一当下颇受时髦青年们追捧的活动，让他在这个陌生的大都市，交到了许多朋友，建立起了自己的朋友圈。
　　不过，梦柒年表示，他不喜欢北京，即使今后有实力了也不会在这里扎根。“这里节奏很快，我有很多朋友在北京市区上班却住在郊区，每天8点上班的话，早上5点就得起床，活得太辛苦。”另外，由于学历不高，他在北京也遭遇了求职困境，在他看来工作好找，但适合自己做、工资高的工作却很难找到。不过，由于家乡工资水平较低，目前他还是会留在北京工作。梦柒年告诉我们，他今后的职业方向是健身教练，这是他感兴趣也擅长的领域，如今他已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休息时间，他会用哑铃等健身器材坚持锻炼，同时还会阅读与健身相关的书籍。
　　来京3年，梦柒年一直尽力去融入这个生活环境。对这个性格活泼开朗的小伙子来说，骑行让他在北京有了自己的朋友圈，也成了他生活的重要部分。梦柒年说，他很享受骑行时在路上的感觉，一人骑行时能思考自己是谁、能干什么，多人骑行时则会很放松、很自由。此外，骑行也成为他在北京拓展交际圈的好渠道。
　　除了朋友们，他也常常想念父母。作为典型的“农民工一代”，他的父母前几年便开始在北京打工，目前在广州工作，父亲做压印工程，打算等多攒点钱就回老家。“一般春节时才会见一面。去年我们一家三口在广州过的年，我觉得有家人的地方才叫家。”

吕侠伟：除了航空母舰，什么都可以修

　　安徽阜阳火车站出站口，吕侠伟拖着一个行李箱快步走出来。与身边一些用扁担挑着大包小包的农民工相比，他显得很轻松。吕侠伟高中毕业后又读了一年技校，之后在江苏昆山打工了两年多。由于工资不是很高，最终辞了职。
　　“我在家是独生子，从小也没干过什么重活儿。”吕侠伟说。家里没有经济负担，父母对他的要求只是能养活自己就行了。去年跟亲戚学了一年多的家电维修，现在在长沙市有一间自己的门面。
　　“这是我留在城市的‘饭碗’，除了‘航空母舰’我什么都可以修”，吕侠伟的语气里充满了调侃。“城市生活丰富多彩，出路宽，充满机遇。出来那天起就注定我回不去了，再苦也要坚持。”

杨威洋：从来没觉得自己成为明星了

　　杨威洋喜欢跳街舞，工作时、走路时、吃饭时、睡觉时都在琢磨那些高难度动作。杨威洋话不多，害羞得像个女孩，但一到训练场上，他就活力四射。他说，是街舞改变了他的人生，让他变得自信。
　　杨威洋的父母是上世纪80年代末来到深圳的第一代农民工。杨威洋生在深圳，长在深圳，除了没有本地户口，他和普通的深圳人没有任何区别。
　　职校毕业后，杨威洋换过四五份工作，现在的他每天中午和晚间在餐厅当服务员，一天工作4个小时，其余时间则陶醉在街舞里。收入只有1000多元的他，为了买一双正品的阿迪达斯鞋子，宁愿两个月不吃大鱼大肉。
　　杨威洋说他们的街舞团携街舞作品《快乐的建筑工》参加了一个比赛，比赛在广州，回来之后大概过了一个月才知道获了金奖。之后经人介绍去参加了东方卫视《中国达人秀》的初选。当时也想不到什么队名，由于大家都是一边打工一边跳舞的，所以干脆起了个“民工街舞团”的名字。
　　正式的录制是在一个夏天，参加节目的服装是我们自己找的，比较符合民工的形象，裤子是东方卫视提供的，背心、毛巾是我们自己买的。当时只是抱着去玩的心态，没有想过会晋级去上海。
　　杨威洋的街舞团的10个人中，有2个是卖珍珠奶茶的，有摆地摊的，有2个洗车工，有2个在士多工作，还有送外卖的，干的都不是白领的工作，是平民百姓干的活。
　　杨威洋说他们爸妈这一代人比较苦，所以他们这代人条件好很多，但他觉得自己仍然是民工。我不会因为“民工”的称呼而不爽，这没有什么，都是工作者，民工外面有一大堆。
　　节目播出后，中央电视台、东方卫视过来跟踪拍摄，《知音》也来找杨威洋做访问。
　　杨威洋从来没有觉得自己因此就成为小明星了，也没想过向这个方向发展，只知道跳舞可以让自己充实一点。名气大了，最主要还是对团队比较好。我想队伍借助这个东风，在深圳把名气搞起来，就有更多的机会和别人一比高下。跳街舞最大的兴奋是比赛时的感觉，我很陶醉于那种气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