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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问题的真正解决,功夫在“农”外
2010年的中央一号文件还姓农。不过,与过去有质的区别——那就是工作重心增加了城镇化问题,变成新农村建设与城镇化两轮驱动。还是那句老话:“三农”问题的真正解决,功夫在“农”外。
为什么中央还把一号文件锁定“三农”?除了常规的“三农”问题是中国现实发展的重中之重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过去的“三农”战略已经到了必须进行重大调整、集中力量打攻坚战的时候了。这个攻坚战就是喊了多年但一直未能根本触及与破题的城乡统筹。
这个问题太过复杂,涉及太多的部门与问题,包括农民工、户籍制度、就业、社会保险、粮食安全、中央与地方关系等等,过去已有的6个中央一号文件,都没有正面谈论此问题。2010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到了必须触及这些硬骨头的时候了。所以,2010年是城乡统筹与城乡一体化破题的一年。
新世纪以来出台的6个中央一号文件,2004年关注的主题是农民收入,2005年是农业综合生产能力,2006年至2009年是新农村建设,传统的农民收入、现代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等都装入了新农村建设发展战略中。
细心的人会发现,新农村建设虽然很好,但一直难以破解过去制约中国发展,并且已喊了多年的城乡统筹问题。新农村建设得再好,还是难以挡住或留住农村的青年,他们对城市向往的热情永远难以改变。
尽管政府把物力、财力等投向了农村,但还是难以解决农村的散、空、穷问题。庞大的人口不能一直滞留在农村,要把他们转移出来,减少农村人口,才是最终消除贫困,缩小城乡差距的主要途径。单纯地让农民留在农村是永远难以解决城乡统筹问题的。未来的城乡统筹就是要逐步解决农村人口向城里统的问题,而不是单向地把农村的土地统向城市,资金统向城市,人也跑向城市,但人口户籍却还留在农村。
人口户籍留在农村,也一直制约着城市规模的扩大。数年来除了超大规模的几个大城市不断生长外,中等城市与城镇一直数量偏少,规模偏小,且发展速度缓慢。县域的乡镇人口一般也就几千人,一直难以有集聚效应,更无法对周边的农村产生辐射与带动作用,人气远远不足。
如果通过城镇化的发展,在规划引导基础上,积极稳妥地吸引大批回乡青年在中小城市与城镇落户,通过户籍制度放开与产业发展吸引大量农村人口,集聚的人气会对中小城市与城镇的发展有一个带动作用。人口的增加必然会带动这些城市与城镇的房地产及其相关产业发展。而大量的人口从农村转移出去后,农村的土地经营规模也会因此而扩大,从而使务农的农民通过经营较大规模的土地提高收入。
所以,2010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成了中国未来发展的一个战略转移点,从此,中国的发展重点就从过去单纯地发展新农村,过渡到真正的城乡统筹。通过城镇化,使中小城市与城镇吸引大量转移出的农民,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当然这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属于最难啃的骨头。单一的政策是难以奏效的,必须综合考虑多方面因素,包括城镇规划、户籍制度、房地产发展、就业机会创造、社会保障、农地非农用、粮食安全等。
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央再次把一号文件锁定在“三农”上,是想通过对户籍制度的破题与中小城市与城镇的发展,作为农村问题彻底解决的工作抓手,以此引导未来城乡一体化全面发展。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2010年的中央一号文件还姓农。不过,与过去有质的区别——那就是工作重心增加了城镇化问题,变成新农村建设与城镇化两轮驱动。还是那句老话:“三农”问题的真正解决,功夫在“农”外。
为什么中央还把一号文件锁定“三农”?除了常规的“三农”问题是中国现实发展的重中之重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过去的“三农”战略已经到了必须进行重大调整、集中力量打攻坚战的时候了。这个攻坚战就是喊了多年但一直未能根本触及与破题的城乡统筹。
这个问题太过复杂,涉及太多的部门与问题,包括农民工、户籍制度、就业、社会保险、粮食安全、中央与地方关系等等,过去已有的6个中央一号文件,都没有正面谈论此问题。2010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到了必须触及这些硬骨头的时候了。所以,2010年是城乡统筹与城乡一体化破题的一年。
新世纪以来出台的6个中央一号文件,2004年关注的主题是农民收入,2005年是农业综合生产能力,2006年至2009年是新农村建设,传统的农民收入、现代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等都装入了新农村建设发展战略中。
细心的人会发现,新农村建设虽然很好,但一直难以破解过去制约中国发展,并且已喊了多年的城乡统筹问题。新农村建设得再好,还是难以挡住或留住农村的青年,他们对城市向往的热情永远难以改变。
尽管政府把物力、财力等投向了农村,但还是难以解决农村的散、空、穷问题。庞大的人口不能一直滞留在农村,要把他们转移出来,减少农村人口,才是最终消除贫困,缩小城乡差距的主要途径。单纯地让农民留在农村是永远难以解决城乡统筹问题的。未来的城乡统筹就是要逐步解决农村人口向城里统的问题,而不是单向地把农村的土地统向城市,资金统向城市,人也跑向城市,但人口户籍却还留在农村。
人口户籍留在农村,也一直制约着城市规模的扩大。数年来除了超大规模的几个大城市不断生长外,中等城市与城镇一直数量偏少,规模偏小,且发展速度缓慢。县域的乡镇人口一般也就几千人,一直难以有集聚效应,更无法对周边的农村产生辐射与带动作用,人气远远不足。
如果通过城镇化的发展,在规划引导基础上,积极稳妥地吸引大批回乡青年在中小城市与城镇落户,通过户籍制度放开与产业发展吸引大量农村人口,集聚的人气会对中小城市与城镇的发展有一个带动作用。人口的增加必然会带动这些城市与城镇的房地产及其相关产业发展。而大量的人口从农村转移出去后,农村的土地经营规模也会因此而扩大,从而使务农的农民通过经营较大规模的土地提高收入。
所以,2010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成了中国未来发展的一个战略转移点,从此,中国的发展重点就从过去单纯地发展新农村,过渡到真正的城乡统筹。通过城镇化,使中小城市与城镇吸引大量转移出的农民,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当然这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属于最难啃的骨头。单一的政策是难以奏效的,必须综合考虑多方面因素,包括城镇规划、户籍制度、房地产发展、就业机会创造、社会保障、农地非农用、粮食安全等。
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央再次把一号文件锁定在“三农”上,是想通过对户籍制度的破题与中小城市与城镇的发展,作为农村问题彻底解决的工作抓手,以此引导未来城乡一体化全面发展。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