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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通过叙述杜维运《史学方法论》的内容，从而谈及从中获得的思想感受，进而期望缩小与史学大家之间的差距，对自身的发展寄予期望。
【关键词】杜维运；史学方法论；历史研究
杜维运，1928年出生于山东省嘉祥县，2012年9月1日病逝于加拿大。毕业于台湾大学历史系、历史研究所，1962年、1974年两度赴英国剑桥大学学习，历任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杜维运长年从事中国史学史及中西史学比较研究，著有《与西方史家论中国史学》《清代史学与史家》《史学方法论》《赵翼传》《听涛集》《中西古代史学比较》《忧患与史学》《中国通史》《中国史学史》《中国史学与世界史学》等多种著作，主编《中国史学史论文选集》（一、二、三）。
杜维运所著《史学方法论》是研究史学方法的经典必读书目，北京大学出版社所出的版本，全书三百多页，三篇序言和二十七章内容，在书的后面还附有史家与史书索引以及参考书目。学习一门学科，就要有本门学科的一套理论和方法做指导，这样我们既可吸收前辈人的理论、观点，以指导我们的读书和研究；同时我们对前辈人的理论、观点中的不足之处有一个认识，可作为我们的前车之鉴，避免犯类似的错误。尤其是历史学科，更是需要有一个指导方法或理论。
《史学方法论》洋洋洒洒三十多万字，在书中提出了很多治史的方法以及治史应注意的各种问题，反映出杜维运贯通中西史学的理想，他努力将中西史学家治史的方法融合在一起，以不偏不倚的態度，兼容并蓄的胸襟，综合两者，取其长而去其短，择其精而遗其粕。
史学方法论或称历史科学方法论、历史研究方法论。它并不指任何单一的研究方法，而是指关于史学方法的理论，或者说，它是一种可以用于历史研究的普遍方法理论，也可以说，拿一定的世界观来观察、分析、解决历史问题便是方法论。在这个意义上，也可称之为“方法学”。正因为此，亦因为科学研究中为达到同一目的而使用的方法，手段是多样的，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不同学派和不同个人那里，史学方法论是存在明显差别的，但它们不见得必定是尖锐对立的，往往是可以相互补充、兼容并蓄的，所以史学方法论应是个开放的系统。
印象最为深刻的当属“什么是历史”这个问题，有人说：“历史是艺术”；有人说：“历史是科学，不多也不少”；还有人折中说：“历史的研究是科学，历史的叙述是艺术”。不过杜维运给出了另外一个回答，也是一个更能让人信服的观点，即：“历史就是历史，它与科学、艺术比肩。历史研究，可以采纳科学的方法，也可用艺术的分析，但是历史方法就是历史方法，任何科学方法是无法在历史研究中予以普及的。历史研究可用科学之法，但不可滥用无章；可纳艺术以作合理的想象论述，不可淫其所好而失真。历史既不是往事，也不止于是往事的记录，而是历史学家研究往事的成果，认为它是‘研究往事的学术’，应该是极为恰当的了。历史研究不是研究过去，而是研究过去所留于现在的痕迹”。
在论及史学方法的时候，杜维运提到了归纳方法、比较方法、综合方法、分析方法四种。并且分类言及各个方法的利弊，做了深入剖析。归纳法被正式提出来，是从英国的培根开始的，在最初它是一种科学方法，即从观察个别的事实，得到一致的结论。大致来说，史学家尽量搜集可能搜集到的史料，搜集全了再提出结论，就是所谓的归纳法。这是一种最基础的，但又十分有效的方法，可以用在很多领域，但也并非完美。史料有其无限性，史学家穷尽毕生岁月，也可能无法搜集到所有的史料。
比较方法，是史学方法中最重要的方法之一。纷繁庞杂的史料，归纳在一起，不经过比较，无法看出每一种史料所代表的特殊性质以及史料间详略异同的所在，历史的变动，古今的融合，中外的沟通，也都不可见。比较方法应用到历史研究，首先从比较史料开始，包括同源史料的比较、异源史料的比较、转手记载与原书的比较。其次包括历史现象的比较，可以比较历史上的人物，文化制度，学术思想等等，这是比较方法最大的效用，历史的价值，可以真正的表现出来。而且，由比较历史现象所得出的结论，可以避免一部分的道德判断。
综合方法要从综合前人的研究成果开始，历史研究的免去重复，历史研究的无穷累积，历史研究的日臻精密与理想，大半是靠史学家知道综合前人的研究成果。综合方法发挥到极高峰，为博览通观。史学研究的臻于完美，必以显微镜式的检查始，而以望远镜式的察看终。不然，历史将流于支离破碎，而失去其完整和贯通性。“体大思精”的历史巨著的诞生，也是综合方法的运用。
分析方法是科学方法中最富关键性的一种方法。科学家在进行观察、实验、归纳、比较、综合的过程中，无时无刻不作分析。应用归纳法，要分析史料间的和谐程度如何？分析彼此间的宾主地位如何？分析其背后所代表的真正意义如何？应用比较法，必比较于前而分析于后，比较方法才能发挥作用。应用综合法，必须济以分析方法，不先作精密的分析，难期精确的综合。史学家在考证史料的真伪及其可信程度时，在进行历史解释时，在清晰而合乎逻辑的进行叙事时，都必须经过分析。
以上四种史学方法，是杜维运提出的最基本的史学方法，它们大多从科学中来。正如他所言，史学方法论的作用在于将前人的方法记录下来，后学者不致重复以浪费精力。除此之外，杜维运还讨论了史料的分类与考证、历史叙事与历史解释、历史文章的书写以及比较史学等诸多问题。
谈及如何书写历史文章，他说：“历史文章贵在真实通达，尚尔雅，崇简明高雅”。这也是历史与文学的不同之处，史料虽不柔美，但可把文风与史料之衔接融合，但须明白修史者绝非文豪，亦不是叙事账目之人，但需得二者之精华。后面一章的比较史学，正是因为有在剑桥留学的经历，才使得他饱览群书，贯通中西，从而提出应该把中国史学和西方史学相比较来研究，而不是割裂和故步自封。
历史不可能全真，历史的最值得珍贵在于极近于真，而历史是要传世的，有其教育当代与后世的功用，因而史学家于求真以外，须求美与善。这有赖于史学家优美的气质，恢弘的胸襟，以及崇高博大的思想逐渐的涵育与培养。章学诚在史才、史学、史实之外，提出史德，便是要史学家具有端正的心术。这其中，也要有些许的价值判断。具体来说，就是有慈悲的胸怀，冒险的精神，端正的心术，客观的态度。一部好的历史，要有淑世与致用的境界。要能给人带来精神上的领域，同时能启迪思想，增加智慧，促进人类的进化与文明。
参考文献：
[1] 杜维运.史学方法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作者简介：毕玉，1989年11月23日出生，性别女，汉族，籍贯安徽蒙城，现就读于广西艺术学院美术学院2015级美术学专业。学历：硕士。职称：无。主要研究方向：美术史学理论研究。
【关键词】杜维运；史学方法论；历史研究
杜维运，1928年出生于山东省嘉祥县，2012年9月1日病逝于加拿大。毕业于台湾大学历史系、历史研究所，1962年、1974年两度赴英国剑桥大学学习，历任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杜维运长年从事中国史学史及中西史学比较研究，著有《与西方史家论中国史学》《清代史学与史家》《史学方法论》《赵翼传》《听涛集》《中西古代史学比较》《忧患与史学》《中国通史》《中国史学史》《中国史学与世界史学》等多种著作，主编《中国史学史论文选集》（一、二、三）。
杜维运所著《史学方法论》是研究史学方法的经典必读书目，北京大学出版社所出的版本，全书三百多页，三篇序言和二十七章内容，在书的后面还附有史家与史书索引以及参考书目。学习一门学科，就要有本门学科的一套理论和方法做指导，这样我们既可吸收前辈人的理论、观点，以指导我们的读书和研究；同时我们对前辈人的理论、观点中的不足之处有一个认识，可作为我们的前车之鉴，避免犯类似的错误。尤其是历史学科，更是需要有一个指导方法或理论。
《史学方法论》洋洋洒洒三十多万字，在书中提出了很多治史的方法以及治史应注意的各种问题，反映出杜维运贯通中西史学的理想，他努力将中西史学家治史的方法融合在一起，以不偏不倚的態度，兼容并蓄的胸襟，综合两者，取其长而去其短，择其精而遗其粕。
史学方法论或称历史科学方法论、历史研究方法论。它并不指任何单一的研究方法，而是指关于史学方法的理论，或者说，它是一种可以用于历史研究的普遍方法理论，也可以说，拿一定的世界观来观察、分析、解决历史问题便是方法论。在这个意义上，也可称之为“方法学”。正因为此，亦因为科学研究中为达到同一目的而使用的方法，手段是多样的，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不同学派和不同个人那里，史学方法论是存在明显差别的，但它们不见得必定是尖锐对立的，往往是可以相互补充、兼容并蓄的，所以史学方法论应是个开放的系统。
印象最为深刻的当属“什么是历史”这个问题，有人说：“历史是艺术”；有人说：“历史是科学，不多也不少”；还有人折中说：“历史的研究是科学，历史的叙述是艺术”。不过杜维运给出了另外一个回答，也是一个更能让人信服的观点，即：“历史就是历史，它与科学、艺术比肩。历史研究，可以采纳科学的方法，也可用艺术的分析，但是历史方法就是历史方法，任何科学方法是无法在历史研究中予以普及的。历史研究可用科学之法，但不可滥用无章；可纳艺术以作合理的想象论述，不可淫其所好而失真。历史既不是往事，也不止于是往事的记录，而是历史学家研究往事的成果，认为它是‘研究往事的学术’，应该是极为恰当的了。历史研究不是研究过去，而是研究过去所留于现在的痕迹”。
在论及史学方法的时候，杜维运提到了归纳方法、比较方法、综合方法、分析方法四种。并且分类言及各个方法的利弊，做了深入剖析。归纳法被正式提出来，是从英国的培根开始的，在最初它是一种科学方法，即从观察个别的事实，得到一致的结论。大致来说，史学家尽量搜集可能搜集到的史料，搜集全了再提出结论，就是所谓的归纳法。这是一种最基础的，但又十分有效的方法，可以用在很多领域，但也并非完美。史料有其无限性，史学家穷尽毕生岁月，也可能无法搜集到所有的史料。
比较方法，是史学方法中最重要的方法之一。纷繁庞杂的史料，归纳在一起，不经过比较，无法看出每一种史料所代表的特殊性质以及史料间详略异同的所在，历史的变动，古今的融合，中外的沟通，也都不可见。比较方法应用到历史研究，首先从比较史料开始，包括同源史料的比较、异源史料的比较、转手记载与原书的比较。其次包括历史现象的比较，可以比较历史上的人物，文化制度，学术思想等等，这是比较方法最大的效用，历史的价值，可以真正的表现出来。而且，由比较历史现象所得出的结论，可以避免一部分的道德判断。
综合方法要从综合前人的研究成果开始，历史研究的免去重复，历史研究的无穷累积，历史研究的日臻精密与理想，大半是靠史学家知道综合前人的研究成果。综合方法发挥到极高峰，为博览通观。史学研究的臻于完美，必以显微镜式的检查始，而以望远镜式的察看终。不然，历史将流于支离破碎，而失去其完整和贯通性。“体大思精”的历史巨著的诞生，也是综合方法的运用。
分析方法是科学方法中最富关键性的一种方法。科学家在进行观察、实验、归纳、比较、综合的过程中，无时无刻不作分析。应用归纳法，要分析史料间的和谐程度如何？分析彼此间的宾主地位如何？分析其背后所代表的真正意义如何？应用比较法，必比较于前而分析于后，比较方法才能发挥作用。应用综合法，必须济以分析方法，不先作精密的分析，难期精确的综合。史学家在考证史料的真伪及其可信程度时，在进行历史解释时，在清晰而合乎逻辑的进行叙事时，都必须经过分析。
以上四种史学方法，是杜维运提出的最基本的史学方法，它们大多从科学中来。正如他所言，史学方法论的作用在于将前人的方法记录下来，后学者不致重复以浪费精力。除此之外，杜维运还讨论了史料的分类与考证、历史叙事与历史解释、历史文章的书写以及比较史学等诸多问题。
谈及如何书写历史文章，他说：“历史文章贵在真实通达，尚尔雅，崇简明高雅”。这也是历史与文学的不同之处，史料虽不柔美，但可把文风与史料之衔接融合，但须明白修史者绝非文豪，亦不是叙事账目之人，但需得二者之精华。后面一章的比较史学，正是因为有在剑桥留学的经历，才使得他饱览群书，贯通中西，从而提出应该把中国史学和西方史学相比较来研究，而不是割裂和故步自封。
历史不可能全真，历史的最值得珍贵在于极近于真，而历史是要传世的，有其教育当代与后世的功用，因而史学家于求真以外，须求美与善。这有赖于史学家优美的气质，恢弘的胸襟，以及崇高博大的思想逐渐的涵育与培养。章学诚在史才、史学、史实之外，提出史德，便是要史学家具有端正的心术。这其中，也要有些许的价值判断。具体来说，就是有慈悲的胸怀，冒险的精神，端正的心术，客观的态度。一部好的历史，要有淑世与致用的境界。要能给人带来精神上的领域，同时能启迪思想，增加智慧，促进人类的进化与文明。
参考文献：
[1] 杜维运.史学方法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作者简介：毕玉，1989年11月23日出生，性别女，汉族，籍贯安徽蒙城，现就读于广西艺术学院美术学院2015级美术学专业。学历：硕士。职称：无。主要研究方向：美术史学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