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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是真的。国内某颇有名气的经济学家,而且是学西方经济学史出身的,竟然把一位古典经济学创立者的两部代表作的出版次序搞颠倒了。他说当年亚当·斯密写了《国富论》以后,由于怕人家把他也看成鸡鸣狗盗之徒,才又写《道德情操论》以表心迹。或许,经济学才俊是一时笔误,但国人对现代经济学的来龙去脉缺乏了解,尤其对市场经济得以确立的道德内涵云里雾里,大抵是不错的。最近为研究之需重读了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感到离先哲的思想又近了一步。
在斯密那个时代,道德情操有着特定的含义,它是指一个在本能上是自私的人所具有的令人难以理解的能力,即做出判断、克制私利的能力。《道德情操论》洋洋30万言,阐述的核心问题就是具有利己主义本性的个人怎样控制其感情和行为,尤其是自私的感情和行为,以及怎样建立一个有确立行为准则的社会。
亚当·斯密把基于个人利益的利己主义称为“自爱”(Self-Love),它和同情心、追求自由的欲望、正义感、劳动习惯、交换倾向等一起,构成人类的行为动机。在斯密看来,人的“自爱”是一切经济活动的必要条件,是人类的一种美德,不能把“自爱”和“自私”相混淆。
人为什么会追求财富?亚当·斯密分析了两个原因。首先,人天生具有创造欲望和创新能力,这种天性“不断地唤起并保持人类的勤劳的动机”,“促使人类耕种土地,建造房屋,创造城市和国家,在所有的科学和艺术领域中有所发现、有所前进。这些科学和艺术,提高了人类的生活水平,使之更加丰富多彩;完全改变了世界面貌,使自然界的原始森林变成适宜于耕种的平原,把沉睡荒凉的海洋变成新的粮库,变成通达大陆上各个国家的行车大道”。其次,人为追求财富而“极度”地工作是出于实现和维持其社会地位的需要,因为人都希望“引人注目、被人关心、得到同情、自满自得和博得赞许”,这些“人生的伟大目标”也就是“改善我们的条件而谋求的利益”。
由于社会经济是在分工的基础上进行的,人们为了实现自己对财富的追求,就必须遵循一系列共同的行为准则,这些“软制度”也就是亚当·斯密所认同的道德情操。对个人而言,“对我们自己个人幸福和利益的关心,在许多场合也表现为一种非常值得称赞的行为原则。节俭、勤劳、专心致志和思想集中的习惯,通常被认为是根据自私自利的动机养成的,同时也被认为是一种非常值得赞扬的品质,应该得到每个人的尊敬和赞同。”
“我们所依靠的增进自己财富的主要方法是那些不致遭受损失或危险的方法:在自己的行业或职业中的真才实学,在日常工作中的刻苦和勤勉,以及在所有的花费中的节约,甚至某种程度的吝啬。”
在人际之间,亚当·斯密强调了诚信、责任、尊重他人权利的重要性。他写道:“一个善良的人,由于真心诚意地尊重神圣的正义准则(这种准则要求遵守一切严肃的诺言),是否不会想到自己有义务履行诺言,至少是很可怀疑的。”“正确的合宜性需要遵守一切诺言,只要这不违反某些其他更为神圣的责任,例如对公共利益负有的责任,对那些我们出于感激、亲情或善心而要赡养和抚养的人负有的责任。”
另一方面,“谨慎的人不愿意承担任何不属于自己职责范围的责任。他不在与己无关的事务上奔忙;他不干预他人的事情;他不是一个乱提意见或乱作劝告的人,即在没有人征询意见的情况下硬把自己的想法强加于人的人。……他在心灵深处更喜欢的是有保证的安定生活中的那种没有受到干扰的乐趣,不仅不喜欢所有成功的野心所具有的表面好看的光彩,而且不喜欢完成最伟大和最高尚的行动所带来的真正和可靠的光荣。”
于是,亚当·斯密给我们描述了这样一种社会状态:人人都有追求自己利益的权力,但这种追求是在一个慎内、有序、公正的道德基础上进行的。当然,为了使经济竞争既能增加个人利益又能促进公共利益,还需要相应的法律制度保障,这在斯密的《国富论》和《关于法律、警察、岁入及军备的讲演》等著作中有进一步的阐述。
在揭示人类行为和经济发展内在规律的过程中,亚当·斯密用“看不见的手”来形容隐藏在现象背后的神奇力量。“看不见的手”在《道德情操论》中出现过一次。在谈到政府干预经济的负面影响时,斯密使用了另一个比喻,他深刻地指出:“在政府中掌权的人,容易自以为非常聪明,并且常常对自己所想象的政治计划的那种虚构的完美迷恋不已,以致不能容忍它的任何一部分稍有偏差。他不断全面地实施这个计划,并且在这个计划的各个部分中,对可能妨碍这个计划实施的重大利益或强烈偏见不作任何考虑。他似乎认为他能够像用手摆布一副棋盘中的各个棋子那样非常容易地摆布若大一个社会中的各个成员;他并没有考虑到:棋盘上的棋子除了手摆布时的作用之外,不存在别的行动原则;但是,在人类社会这个大棋盘上每个棋子都有它自己的行动原则,它完全不同于立法机关可能选用来指导它的那种行动原则。”知道“棋子”的人可能不多,但它的理论价值堪与“看不见的手”相媲美。
十几年前《围城》热起来后,媒体纷纷追踪钱锺书。老学者闭门谢客,还幽了一默,说,如果你吃了一个好吃的鸡蛋,又何必去打听生了这个鸡蛋的鸡呢?话虽如此,要品味一部名著的价值,真切地了解作者还是必要的。亚当·斯密,1723年6月5日生于苏格兰法夫郡的卡柯尔迪。父亲是海关审计员,在他出生前几个月就去世了。斯密从小与母亲相依为命,他终身未娶,对母亲孝顺侍奉,报答了她的养育之恩。斯密的母亲活到90岁的高龄。在母亲逝世6年后,1790年7月17日,亚当·斯密在爱丁堡卡农盖特郡的潘穆尔府邸与世长辞,葬于卡农盖特教堂墓地。
关于斯密的人品,还可以从两件事中看出。其一,当时大学教授的讲课报酬由学生交纳的听课费支付,按照规定,这笔费用一次收取,不予退款,而斯密在1763年11月辞去大学教职以后,把未及讲课的费用如数退还给了学生;其二,斯密在《国富论》中是反对政府干预经济的,他后来担任苏格兰海关专员和苏格兰盐税专员,从事的正是自己在理论上质疑的工作,作为一种职业,斯密并不讳言较高收入的吸引,但他从没有为了个人的谋生和利益而修改过自己的理论观点。
顺便说一句,即使是中译本,《道德情操论》的优美行文也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张五常可以用英语写漂亮的经济学论文,他说曾受益于精读亚当·斯密的经典著作。
我想,如果拜读英文原版的《道德情操论》,人们获得的愉悦将会更多。斯密在致友人的信中说:“我是个迟钝、非常迟钝的作者,每一篇作品在我能勉强满意它之前,至少要写上六七遍。”
在斯密那个时代,道德情操有着特定的含义,它是指一个在本能上是自私的人所具有的令人难以理解的能力,即做出判断、克制私利的能力。《道德情操论》洋洋30万言,阐述的核心问题就是具有利己主义本性的个人怎样控制其感情和行为,尤其是自私的感情和行为,以及怎样建立一个有确立行为准则的社会。
亚当·斯密把基于个人利益的利己主义称为“自爱”(Self-Love),它和同情心、追求自由的欲望、正义感、劳动习惯、交换倾向等一起,构成人类的行为动机。在斯密看来,人的“自爱”是一切经济活动的必要条件,是人类的一种美德,不能把“自爱”和“自私”相混淆。
人为什么会追求财富?亚当·斯密分析了两个原因。首先,人天生具有创造欲望和创新能力,这种天性“不断地唤起并保持人类的勤劳的动机”,“促使人类耕种土地,建造房屋,创造城市和国家,在所有的科学和艺术领域中有所发现、有所前进。这些科学和艺术,提高了人类的生活水平,使之更加丰富多彩;完全改变了世界面貌,使自然界的原始森林变成适宜于耕种的平原,把沉睡荒凉的海洋变成新的粮库,变成通达大陆上各个国家的行车大道”。其次,人为追求财富而“极度”地工作是出于实现和维持其社会地位的需要,因为人都希望“引人注目、被人关心、得到同情、自满自得和博得赞许”,这些“人生的伟大目标”也就是“改善我们的条件而谋求的利益”。
由于社会经济是在分工的基础上进行的,人们为了实现自己对财富的追求,就必须遵循一系列共同的行为准则,这些“软制度”也就是亚当·斯密所认同的道德情操。对个人而言,“对我们自己个人幸福和利益的关心,在许多场合也表现为一种非常值得称赞的行为原则。节俭、勤劳、专心致志和思想集中的习惯,通常被认为是根据自私自利的动机养成的,同时也被认为是一种非常值得赞扬的品质,应该得到每个人的尊敬和赞同。”
“我们所依靠的增进自己财富的主要方法是那些不致遭受损失或危险的方法:在自己的行业或职业中的真才实学,在日常工作中的刻苦和勤勉,以及在所有的花费中的节约,甚至某种程度的吝啬。”
在人际之间,亚当·斯密强调了诚信、责任、尊重他人权利的重要性。他写道:“一个善良的人,由于真心诚意地尊重神圣的正义准则(这种准则要求遵守一切严肃的诺言),是否不会想到自己有义务履行诺言,至少是很可怀疑的。”“正确的合宜性需要遵守一切诺言,只要这不违反某些其他更为神圣的责任,例如对公共利益负有的责任,对那些我们出于感激、亲情或善心而要赡养和抚养的人负有的责任。”
另一方面,“谨慎的人不愿意承担任何不属于自己职责范围的责任。他不在与己无关的事务上奔忙;他不干预他人的事情;他不是一个乱提意见或乱作劝告的人,即在没有人征询意见的情况下硬把自己的想法强加于人的人。……他在心灵深处更喜欢的是有保证的安定生活中的那种没有受到干扰的乐趣,不仅不喜欢所有成功的野心所具有的表面好看的光彩,而且不喜欢完成最伟大和最高尚的行动所带来的真正和可靠的光荣。”
于是,亚当·斯密给我们描述了这样一种社会状态:人人都有追求自己利益的权力,但这种追求是在一个慎内、有序、公正的道德基础上进行的。当然,为了使经济竞争既能增加个人利益又能促进公共利益,还需要相应的法律制度保障,这在斯密的《国富论》和《关于法律、警察、岁入及军备的讲演》等著作中有进一步的阐述。
在揭示人类行为和经济发展内在规律的过程中,亚当·斯密用“看不见的手”来形容隐藏在现象背后的神奇力量。“看不见的手”在《道德情操论》中出现过一次。在谈到政府干预经济的负面影响时,斯密使用了另一个比喻,他深刻地指出:“在政府中掌权的人,容易自以为非常聪明,并且常常对自己所想象的政治计划的那种虚构的完美迷恋不已,以致不能容忍它的任何一部分稍有偏差。他不断全面地实施这个计划,并且在这个计划的各个部分中,对可能妨碍这个计划实施的重大利益或强烈偏见不作任何考虑。他似乎认为他能够像用手摆布一副棋盘中的各个棋子那样非常容易地摆布若大一个社会中的各个成员;他并没有考虑到:棋盘上的棋子除了手摆布时的作用之外,不存在别的行动原则;但是,在人类社会这个大棋盘上每个棋子都有它自己的行动原则,它完全不同于立法机关可能选用来指导它的那种行动原则。”知道“棋子”的人可能不多,但它的理论价值堪与“看不见的手”相媲美。
十几年前《围城》热起来后,媒体纷纷追踪钱锺书。老学者闭门谢客,还幽了一默,说,如果你吃了一个好吃的鸡蛋,又何必去打听生了这个鸡蛋的鸡呢?话虽如此,要品味一部名著的价值,真切地了解作者还是必要的。亚当·斯密,1723年6月5日生于苏格兰法夫郡的卡柯尔迪。父亲是海关审计员,在他出生前几个月就去世了。斯密从小与母亲相依为命,他终身未娶,对母亲孝顺侍奉,报答了她的养育之恩。斯密的母亲活到90岁的高龄。在母亲逝世6年后,1790年7月17日,亚当·斯密在爱丁堡卡农盖特郡的潘穆尔府邸与世长辞,葬于卡农盖特教堂墓地。
关于斯密的人品,还可以从两件事中看出。其一,当时大学教授的讲课报酬由学生交纳的听课费支付,按照规定,这笔费用一次收取,不予退款,而斯密在1763年11月辞去大学教职以后,把未及讲课的费用如数退还给了学生;其二,斯密在《国富论》中是反对政府干预经济的,他后来担任苏格兰海关专员和苏格兰盐税专员,从事的正是自己在理论上质疑的工作,作为一种职业,斯密并不讳言较高收入的吸引,但他从没有为了个人的谋生和利益而修改过自己的理论观点。
顺便说一句,即使是中译本,《道德情操论》的优美行文也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张五常可以用英语写漂亮的经济学论文,他说曾受益于精读亚当·斯密的经典著作。
我想,如果拜读英文原版的《道德情操论》,人们获得的愉悦将会更多。斯密在致友人的信中说:“我是个迟钝、非常迟钝的作者,每一篇作品在我能勉强满意它之前,至少要写上六七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