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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沈从文先生的湘西小说，塑造的人物没有扭捏造作之态，处处彰显着真真实实的人性。他们活的潇潇洒洒，痛快淋漓；原始生命力强劲剽悍，无拘无束。同时，作者把乡民的生活放在美丽的自然环境中去拓展，即使被扭曲的灵魂里也显现出诸如爱情、友谊、勇敢、勤劳等情感和道德美的光芒，辉耀出质朴的人性美、人情美的理想生命形态。这一切，表现了沈从文对人性理想的执着追求。
关键词：人性张扬 湘西小说
沈从文
“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是唐代诗人常建的诗歌名句。“山光”“潭影”，这奇妙的自然美景，使人赏心悦目。适情顺性，留恋忘返。而沈从文先生笔下湘西乡民那纯真质朴、出于自然原始状态的人性，尤如常建诗中的“山光”“潭影”，不饰雕凿，浓烈、张扬、大胆、真挚。沈从文先生正是用远离尘世之心，带着对家乡的热爱，以一个“乡下人”的眼光和欣赏、赞美的心态，描绘出家乡人的灿烂张扬的一面，彰显出家乡人的独特个性。
一、以活泼、奔涌的激情抒写原始、充沛、旺盛的人生形式
沈从文创作的小说主要有两类，一种是以湘西生活为题材，一种是以都市生活为题材，前者通过描写湘西人原始、自然的生命形式。赞美湘西乡民的人性美：后者通过描写都市生活的腐化堕落，揭示都市自然人性的丧失。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充满了神秘剽悍的浪漫色彩和原始生命的强力。在沈从文的小说里，晃动着生命的原始影象，他把握到的湘西生命，是充沛、旺盛和火辣的，他以活泼、优美、奔涌着内心激情的文字来抒写这种原始的人生形式。“这里的生命活得胆大包天，色彩浓烈，痛快淋漓，决没有拖泥带水的僵态，这里的生命要哭就大哭，要歌就大歌，这里生命不知道死，死即生，生即死，生生死死，完满的表现出生命的本色。这里，没有虚伪，没有算计，一切都在明里亮里，一切都显得庄严。”在这个世界里，“人的天性虽然是隐而不露的。但却很难被压抑。更很少能完全根绝。即使勉强施以压抑，只会使它在压力消除后更加猛烈。”[1]这种情绪在《虎雏》、《说故事人的故事》等篇中表达得可谓淋漓尽致。
《虎雏》中，小兵虎雏是一个湘西土壤养育出来的充满野性活力的青年，他虽然长着一副颇为秀气的外表，但他的血管里早已掺满了祖先遗传的强悍秉性，其内心不仅蓄积了无穷的力量，更包藏着一个桀骜不训的灵魂。因此，尽管“我”费尽心机。要将他带到大城市教化成“文明人”，但这个计划最终还是失败了。在现代的城市生活中，他嫉恶如仇，本能地顽强地反抗外来力量的欺凌，最后“惹了祸”，悄然逃离了令他厌恶的都市社会。作品所赞扬的雄强的生命力和生活的自由意志，是沈从文对生命本质的深刻揭示。而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也正是在与都市社会的对立互参的总体格局中获得表现的。可以想象，置身于文明世界以外广阔天地中的虎雏是能够相对主动地把握自己的人生进退的。若干年后，作者回故乡，见到已当上副官的虎雏时，他依然满身“野性”不改：强悍、敏捷、勇敢、正直。沈从文不禁感慨地说：“一切水得归到大海里，小豹子也只宜于深山大洋方能发展他的生命。”[2]
《说故事人的故事》叙述了一位军人与狱中女土匪从私下苟合到谋划越狱直至失败被杀的经过。于抨击边地兵匪一家黑暗现实之外，又满怀同情，甚至佩服地描写了这对男女试图主宰自身命运的决心和勇气，借此对人类的旺盛生命力作出深刻的揭示。他们的最终不幸结局固然说明了非理性的人的本能活动的难结善果，但男主人公当私情败露后从刺刀下泰然步出牢门的无畏神态，却使我们认识到，生命的力量绝难抑制．即使慑之以死亡。故事的结局虽然是一个悲剧，反映了湘西在“自然”“人事”面前还不能真正把握自己的命运，寄托了作者民族的和个人的隐痛，但故事中所表现的争取个性自由的非凡的勇气，却闪耀着人性的光芒。
二、带着欣赏的心态、富有人情味地展示湘西原始生命力的强劲
在沈从文的笔下，关于情爱和性爱的描写占了一定的篇幅。仔细品味这些作品，可以看出沈先生的描写与人相比不同之处在于，他不是为了亵渎，也不是为了批判，而是带着欣赏、人情味的心态展示着湘西原始生命力的强劲。《旅店》、《月下小景》、《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媚金、豹子、与那羊》、《雨后》、《阿黑小史》等作品都显露了这样的主题。在这些作品里，作者通过对湘西人民爱情生活和婚姻形态的描绘，为我们展示了一幅处于原始或半原始状态下湘西人民的生活图景。那里充溢着尚未被“现代文明”浸染的热烈、真挚、大胆原始的自由的生命力。
从作品中可以看出，湘西的青年男女在追求爱情和美好婚姻上原始而热烈，保留着相当多的自由，他们的爱情选择，是通过对歌形式进行的。《边城》中有“车路”和“马路”之说，若走“车路”，当然比较顺畅：若走“马路”，则曲折而浪漫。而男女青年对爱情的追求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浪漫的事业，每个人都渴望通过曲折的“马路”得到自己浪漫的爱情。《边城》中翠翠的母亲因此得到自己所追求的爱情，其悲剧在于两人不能相守而双双殉情。翠翠的外公虽然希望翠翠能找到一个可以托付终身的可靠的人。但在爱情方式的选择上，他依然希望有人能为翠翠唱三年六个月的歌。在湘西，任何未婚男子都有权用唱歌的形式向自己钟情的女子表达爱慕之情。关于情人对歌的描写在作品里随处可见，《龙朱》中表现最为突出。龙朱是苗族族长的儿子，品貌双全，被人敬若神灵，“在龙朱面前人人觉得极卑小，把男女之爱全抹杀，因此这族长的儿子，却仿佛无从爱女人了”，只有当他以普通山民的一分子并用传统的对歌方式求爱时，才得到了爱情。对于这种方式为基础的婚姻形式，作者予以热情的歌颂。他说：“一个男子不会唱歌他是种羞辱：一个女子不会唱歌她不会得到好丈夫。”青年男女“抓住自己的心，放在爱人面前，方法不是钱，不是貌，不是门阀，也不是假装的一切，只有真实热情的歌。”可见，爱情被视为人的自然交往。其中，没有封建宗法制度有形与无形观念的束缚，青年男女爱得真挚、大胆、活泼，跃动着原始的生命力，洋溢着一种生命的自然之趣。《阿黑小史》中，油坊工人的儿子五明偏偏爱上油坊主人的女儿阿黑，没有门第的阻碍，也不受财产的束缚，苗家儿女的爱情是那么真挚、纯洁和真诚，他们沉醉在大自然的爱巢中，“不知此外世界上还有眼泪与别的什么东西。”《在别一个国度里》，山大王对压寨夫人带着野性的烈酒般的爱，《旅店》里年轻健壮的寡妇黑猫毫不顾忌对爱情的近乎疯狂的追求。这种质朴的爱，都充满了生命的力量。《媚金、豹子、与那羊》中的媚金和豹子，《月下小景》中的傩佑与他的年轻情人，为了信守爱的选择，维护爱的尊严，心甘情愿地“向那个只能走下去不再回来的地方旅行”。《雨后》、《采厥》等描写边地青年在山上的调情相悦和“撒 野”的情景，作品几乎是恣肆无忌地描绘了他们之间的情欲和性爱。虽然他们的爱情表达方式近乎粗鲁，但他们热烈的爱发自内心。大胆热烈，率性而为，顺乎天理，合乎人性，正体现自然人性的健康发展。沈从文通过这些作品，展现了湘西小儿女尚未被都市文明所污染，而在大自然的牧歌中自由生长发展的“粗糙的灵魂，单纯的情欲”：颂扬了湘西山民的原始的单纯、雄健、热情等人性美。
三、从时代扭曲的灵魂中发掘情感美、道德美
沈从文不仅大量描写了湘西人民世代因袭的优秀品质，而且注目那些为世人所轻蔑、所不齿的方面，并大胆地进行价值评估：“野蛮”中见雄强，“低贱”中见诚实，“肮脏”中见纯洁，“天真”中见热情。他们的生活、行为乃至一切，都是准乎自然，是一群与自然完全契合的人，他们总是“很从容地在那里尽性情生命之理”，尽情享受造化赋予的“生命本来的种种”，渲泄生命的美丽与强健，同时也体现出生命的庄严与价值，在生活与感情的撞击中闪现“生命”的火花。苏雪林在30年代写下的《沈从文论》有过如下的议论：“他爱写湘西民族的下等阶级，从他们龌龊、卑鄙、粗暴、淫乱的性格中：酗酒、赌博、打架、争吵、偷窃劫掠的行为中，发现他们也有一颗同我们一样的鲜红热烈的心，也有一种同我们一样的人性。那怕是炒人心肝吃的刽子手，割负心情妇舌头来下酒的军官，谋财害命的工人，掳人勒索的绑票匪，也有他的天真可爱处。”作者从那些因袭的重负和时代扭曲的灵魂中发掘出情感美和道德美。即使写妓女卖身，水手宿娼这类社会病态现象，作者也从他们身上挖掘出蕴藏其中完好的一面。
作为湘西河流特有的景象，吊脚楼的爱与怨在沈从文的作品里熠熠闪光。在这种爱的故事里，水手和妓女是全部鲜活生命演出的中心。水手是生命强盛力量的代表，“水手多强壮勇敢，眉目精悍，善唱歌、泅水、打架、骂野话。下水时如一尾鱼，上船接近妇人时像一只小公猪，白天弄船，晚上玩牌，同样做得极有兴致。”[2]《柏子》中的柏子与吊脚楼身为妓女的情人之间数月一会，并不仅仅是求得生理上的满足，他们也有着活泼热烈的爱。《一个多情水手与一个多情妇人》中，牛保为了他的所爱，不惜落水身亡。爱得如此襟怀坦荡，如此刚烈不屈。而吊脚楼的妓女，照理说过着如此屈辱的生活，生命一定是焦黄枯萎了，然而，沈从文笔下的妓女又是这一片山水的情感代表，她们也有自己的衷情所在，显示了生命至纯至美的一面。她们并没有被非人性绞杀，她们把情感紧紧地维系在这山水生命力量代表的水手身上。她们“做梦时，就常常梦了船拢了岸，那一个人遥遥荡荡地从跳船板到了岸上，直向身边跑来。”[3]“妓女多靠四川商人维持生活，但恩情所结，却多在水手方面。感情好的，互相咬着嘴唇咬着颈脖发了誓，约好了‘分手后个人不许胡闹’。”[3]小说着力渲染他们之间牵肠挂肚的思念，久别重逢的欢悦和海誓山盟的离别，表现的是柏子们粗犷爱情里渗透出的纯朴的人性。沈从文在这些作品里，为我们展示了沅水上船工水手及妓女这些下层人民的生活。他们生活极度贫乏，精神无所依托，他们的恋爱是畸形的。但是他们在短暂的接触中，从对方那里获得了精神上的慰藉。这些受人欺侮，地处偏远的人们，感受到作为一个人的自由与洒脱，粗野霸蛮里包孕着雄健强悍的精神，放浪形骸中充溢着真挚浓烈的感情。
掩卷反思，沈从文先生之所以能从容地把湘西乡民的人性描写地至真、至纯、至美、至谐，让读者受到熏陶，得到感染，有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就是把乡民的生活放在了美丽的自然环境中去拓展。大凡读过沈先生的小说，都会被小说中美好的自然景观所折服。在沈从文看来，湘西的一切自然无不是美丽的，大到太空宇宙，小至蜉蝣蝼蚁，都闪烁着一种近乎神性的光辉。湘西作为一个亦真亦幻的艺术世界。是沈从文心中的一方净土，也是他驰骋想象、张扬美好人性的精神舞台。正如作者所说：“这世界上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座神庙供奉的是‘人性’。”[4]湘西大自然温暖的怀抱赋予了边民们健全的人性，也为沈从文提供了建造“神庙”的坚实基础。沈从文正是在这块坚实的地基上，通过对湘西各种人物生存命运和人生形态的展示，探索我们民族以至人类生命的完美，以张扬那些手足贴地的乡下人朴实而伟大的人性。《三三》中，三三对少爷那种朦朦胧胧的爱意，其纯洁若清澈的潭水，其美丽如秀丽的山景。《边城》中，作者在以优美的笔触着力描绘故事发生地——“茶峒”的旖旎秀丽的自然风光，并注重景致画面与人物心境的色调统一。“翠翠在风日里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了她且教育她。”伶俐乖巧、纯洁朴质的翠翠是湘西的女儿，她的那种满贮着温情爱意的为人品格在相当程度上是明山丽水日夜熏陶的结果。
在沈从文看来，人性是美的。美在自然。美在纯真，美在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他笔下的湘西世界里，摆渡老人收钱时近乎天真的争执，满树红桔任过往行人解渴的愉快心情，青年男女对爱的执着与洒脱……无不表露出湘西人灵魂深处善良诚实的品德和自然健康的人性，从而显现出诸如爱情、友谊、勇敢、勤劳等情感和道德美的光芒，辉耀出质朴的人性美、人情美的理想生命形态。表现了沈从文对人性理想的执着追求。唐代诗人常《破山寺后禅院》的美景给人以留恋忘返之感，沈先生笔下的湘西乡民透出的人性，给读者的印象也是绝对美好的；剔除骨子里的杂念，消掉尘世中的浮躁。没有觉得乡民的愚昧，也没有特别感觉妓女们的龌龊……
关键词：人性张扬 湘西小说
沈从文
“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是唐代诗人常建的诗歌名句。“山光”“潭影”，这奇妙的自然美景，使人赏心悦目。适情顺性，留恋忘返。而沈从文先生笔下湘西乡民那纯真质朴、出于自然原始状态的人性，尤如常建诗中的“山光”“潭影”，不饰雕凿，浓烈、张扬、大胆、真挚。沈从文先生正是用远离尘世之心，带着对家乡的热爱，以一个“乡下人”的眼光和欣赏、赞美的心态，描绘出家乡人的灿烂张扬的一面，彰显出家乡人的独特个性。
一、以活泼、奔涌的激情抒写原始、充沛、旺盛的人生形式
沈从文创作的小说主要有两类，一种是以湘西生活为题材，一种是以都市生活为题材，前者通过描写湘西人原始、自然的生命形式。赞美湘西乡民的人性美：后者通过描写都市生活的腐化堕落，揭示都市自然人性的丧失。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充满了神秘剽悍的浪漫色彩和原始生命的强力。在沈从文的小说里，晃动着生命的原始影象，他把握到的湘西生命，是充沛、旺盛和火辣的，他以活泼、优美、奔涌着内心激情的文字来抒写这种原始的人生形式。“这里的生命活得胆大包天，色彩浓烈，痛快淋漓，决没有拖泥带水的僵态，这里的生命要哭就大哭，要歌就大歌，这里生命不知道死，死即生，生即死，生生死死，完满的表现出生命的本色。这里，没有虚伪，没有算计，一切都在明里亮里，一切都显得庄严。”在这个世界里，“人的天性虽然是隐而不露的。但却很难被压抑。更很少能完全根绝。即使勉强施以压抑，只会使它在压力消除后更加猛烈。”[1]这种情绪在《虎雏》、《说故事人的故事》等篇中表达得可谓淋漓尽致。
《虎雏》中，小兵虎雏是一个湘西土壤养育出来的充满野性活力的青年，他虽然长着一副颇为秀气的外表，但他的血管里早已掺满了祖先遗传的强悍秉性，其内心不仅蓄积了无穷的力量，更包藏着一个桀骜不训的灵魂。因此，尽管“我”费尽心机。要将他带到大城市教化成“文明人”，但这个计划最终还是失败了。在现代的城市生活中，他嫉恶如仇，本能地顽强地反抗外来力量的欺凌，最后“惹了祸”，悄然逃离了令他厌恶的都市社会。作品所赞扬的雄强的生命力和生活的自由意志，是沈从文对生命本质的深刻揭示。而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也正是在与都市社会的对立互参的总体格局中获得表现的。可以想象，置身于文明世界以外广阔天地中的虎雏是能够相对主动地把握自己的人生进退的。若干年后，作者回故乡，见到已当上副官的虎雏时，他依然满身“野性”不改：强悍、敏捷、勇敢、正直。沈从文不禁感慨地说：“一切水得归到大海里，小豹子也只宜于深山大洋方能发展他的生命。”[2]
《说故事人的故事》叙述了一位军人与狱中女土匪从私下苟合到谋划越狱直至失败被杀的经过。于抨击边地兵匪一家黑暗现实之外，又满怀同情，甚至佩服地描写了这对男女试图主宰自身命运的决心和勇气，借此对人类的旺盛生命力作出深刻的揭示。他们的最终不幸结局固然说明了非理性的人的本能活动的难结善果，但男主人公当私情败露后从刺刀下泰然步出牢门的无畏神态，却使我们认识到，生命的力量绝难抑制．即使慑之以死亡。故事的结局虽然是一个悲剧，反映了湘西在“自然”“人事”面前还不能真正把握自己的命运，寄托了作者民族的和个人的隐痛，但故事中所表现的争取个性自由的非凡的勇气，却闪耀着人性的光芒。
二、带着欣赏的心态、富有人情味地展示湘西原始生命力的强劲
在沈从文的笔下，关于情爱和性爱的描写占了一定的篇幅。仔细品味这些作品，可以看出沈先生的描写与人相比不同之处在于，他不是为了亵渎，也不是为了批判，而是带着欣赏、人情味的心态展示着湘西原始生命力的强劲。《旅店》、《月下小景》、《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媚金、豹子、与那羊》、《雨后》、《阿黑小史》等作品都显露了这样的主题。在这些作品里，作者通过对湘西人民爱情生活和婚姻形态的描绘，为我们展示了一幅处于原始或半原始状态下湘西人民的生活图景。那里充溢着尚未被“现代文明”浸染的热烈、真挚、大胆原始的自由的生命力。
从作品中可以看出，湘西的青年男女在追求爱情和美好婚姻上原始而热烈，保留着相当多的自由，他们的爱情选择，是通过对歌形式进行的。《边城》中有“车路”和“马路”之说，若走“车路”，当然比较顺畅：若走“马路”，则曲折而浪漫。而男女青年对爱情的追求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浪漫的事业，每个人都渴望通过曲折的“马路”得到自己浪漫的爱情。《边城》中翠翠的母亲因此得到自己所追求的爱情，其悲剧在于两人不能相守而双双殉情。翠翠的外公虽然希望翠翠能找到一个可以托付终身的可靠的人。但在爱情方式的选择上，他依然希望有人能为翠翠唱三年六个月的歌。在湘西，任何未婚男子都有权用唱歌的形式向自己钟情的女子表达爱慕之情。关于情人对歌的描写在作品里随处可见，《龙朱》中表现最为突出。龙朱是苗族族长的儿子，品貌双全，被人敬若神灵，“在龙朱面前人人觉得极卑小，把男女之爱全抹杀，因此这族长的儿子，却仿佛无从爱女人了”，只有当他以普通山民的一分子并用传统的对歌方式求爱时，才得到了爱情。对于这种方式为基础的婚姻形式，作者予以热情的歌颂。他说：“一个男子不会唱歌他是种羞辱：一个女子不会唱歌她不会得到好丈夫。”青年男女“抓住自己的心，放在爱人面前，方法不是钱，不是貌，不是门阀，也不是假装的一切，只有真实热情的歌。”可见，爱情被视为人的自然交往。其中，没有封建宗法制度有形与无形观念的束缚，青年男女爱得真挚、大胆、活泼，跃动着原始的生命力，洋溢着一种生命的自然之趣。《阿黑小史》中，油坊工人的儿子五明偏偏爱上油坊主人的女儿阿黑，没有门第的阻碍，也不受财产的束缚，苗家儿女的爱情是那么真挚、纯洁和真诚，他们沉醉在大自然的爱巢中，“不知此外世界上还有眼泪与别的什么东西。”《在别一个国度里》，山大王对压寨夫人带着野性的烈酒般的爱，《旅店》里年轻健壮的寡妇黑猫毫不顾忌对爱情的近乎疯狂的追求。这种质朴的爱，都充满了生命的力量。《媚金、豹子、与那羊》中的媚金和豹子，《月下小景》中的傩佑与他的年轻情人，为了信守爱的选择，维护爱的尊严，心甘情愿地“向那个只能走下去不再回来的地方旅行”。《雨后》、《采厥》等描写边地青年在山上的调情相悦和“撒 野”的情景，作品几乎是恣肆无忌地描绘了他们之间的情欲和性爱。虽然他们的爱情表达方式近乎粗鲁，但他们热烈的爱发自内心。大胆热烈，率性而为，顺乎天理，合乎人性，正体现自然人性的健康发展。沈从文通过这些作品，展现了湘西小儿女尚未被都市文明所污染，而在大自然的牧歌中自由生长发展的“粗糙的灵魂，单纯的情欲”：颂扬了湘西山民的原始的单纯、雄健、热情等人性美。
三、从时代扭曲的灵魂中发掘情感美、道德美
沈从文不仅大量描写了湘西人民世代因袭的优秀品质，而且注目那些为世人所轻蔑、所不齿的方面，并大胆地进行价值评估：“野蛮”中见雄强，“低贱”中见诚实，“肮脏”中见纯洁，“天真”中见热情。他们的生活、行为乃至一切，都是准乎自然，是一群与自然完全契合的人，他们总是“很从容地在那里尽性情生命之理”，尽情享受造化赋予的“生命本来的种种”，渲泄生命的美丽与强健，同时也体现出生命的庄严与价值，在生活与感情的撞击中闪现“生命”的火花。苏雪林在30年代写下的《沈从文论》有过如下的议论：“他爱写湘西民族的下等阶级，从他们龌龊、卑鄙、粗暴、淫乱的性格中：酗酒、赌博、打架、争吵、偷窃劫掠的行为中，发现他们也有一颗同我们一样的鲜红热烈的心，也有一种同我们一样的人性。那怕是炒人心肝吃的刽子手，割负心情妇舌头来下酒的军官，谋财害命的工人，掳人勒索的绑票匪，也有他的天真可爱处。”作者从那些因袭的重负和时代扭曲的灵魂中发掘出情感美和道德美。即使写妓女卖身，水手宿娼这类社会病态现象，作者也从他们身上挖掘出蕴藏其中完好的一面。
作为湘西河流特有的景象，吊脚楼的爱与怨在沈从文的作品里熠熠闪光。在这种爱的故事里，水手和妓女是全部鲜活生命演出的中心。水手是生命强盛力量的代表，“水手多强壮勇敢，眉目精悍，善唱歌、泅水、打架、骂野话。下水时如一尾鱼，上船接近妇人时像一只小公猪，白天弄船，晚上玩牌，同样做得极有兴致。”[2]《柏子》中的柏子与吊脚楼身为妓女的情人之间数月一会，并不仅仅是求得生理上的满足，他们也有着活泼热烈的爱。《一个多情水手与一个多情妇人》中，牛保为了他的所爱，不惜落水身亡。爱得如此襟怀坦荡，如此刚烈不屈。而吊脚楼的妓女，照理说过着如此屈辱的生活，生命一定是焦黄枯萎了，然而，沈从文笔下的妓女又是这一片山水的情感代表，她们也有自己的衷情所在，显示了生命至纯至美的一面。她们并没有被非人性绞杀，她们把情感紧紧地维系在这山水生命力量代表的水手身上。她们“做梦时，就常常梦了船拢了岸，那一个人遥遥荡荡地从跳船板到了岸上，直向身边跑来。”[3]“妓女多靠四川商人维持生活，但恩情所结，却多在水手方面。感情好的，互相咬着嘴唇咬着颈脖发了誓，约好了‘分手后个人不许胡闹’。”[3]小说着力渲染他们之间牵肠挂肚的思念，久别重逢的欢悦和海誓山盟的离别，表现的是柏子们粗犷爱情里渗透出的纯朴的人性。沈从文在这些作品里，为我们展示了沅水上船工水手及妓女这些下层人民的生活。他们生活极度贫乏，精神无所依托，他们的恋爱是畸形的。但是他们在短暂的接触中，从对方那里获得了精神上的慰藉。这些受人欺侮，地处偏远的人们，感受到作为一个人的自由与洒脱，粗野霸蛮里包孕着雄健强悍的精神，放浪形骸中充溢着真挚浓烈的感情。
掩卷反思，沈从文先生之所以能从容地把湘西乡民的人性描写地至真、至纯、至美、至谐，让读者受到熏陶，得到感染，有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就是把乡民的生活放在了美丽的自然环境中去拓展。大凡读过沈先生的小说，都会被小说中美好的自然景观所折服。在沈从文看来，湘西的一切自然无不是美丽的，大到太空宇宙，小至蜉蝣蝼蚁，都闪烁着一种近乎神性的光辉。湘西作为一个亦真亦幻的艺术世界。是沈从文心中的一方净土，也是他驰骋想象、张扬美好人性的精神舞台。正如作者所说：“这世界上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座神庙供奉的是‘人性’。”[4]湘西大自然温暖的怀抱赋予了边民们健全的人性，也为沈从文提供了建造“神庙”的坚实基础。沈从文正是在这块坚实的地基上，通过对湘西各种人物生存命运和人生形态的展示，探索我们民族以至人类生命的完美，以张扬那些手足贴地的乡下人朴实而伟大的人性。《三三》中，三三对少爷那种朦朦胧胧的爱意，其纯洁若清澈的潭水，其美丽如秀丽的山景。《边城》中，作者在以优美的笔触着力描绘故事发生地——“茶峒”的旖旎秀丽的自然风光，并注重景致画面与人物心境的色调统一。“翠翠在风日里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了她且教育她。”伶俐乖巧、纯洁朴质的翠翠是湘西的女儿，她的那种满贮着温情爱意的为人品格在相当程度上是明山丽水日夜熏陶的结果。
在沈从文看来，人性是美的。美在自然。美在纯真，美在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他笔下的湘西世界里，摆渡老人收钱时近乎天真的争执，满树红桔任过往行人解渴的愉快心情，青年男女对爱的执着与洒脱……无不表露出湘西人灵魂深处善良诚实的品德和自然健康的人性，从而显现出诸如爱情、友谊、勇敢、勤劳等情感和道德美的光芒，辉耀出质朴的人性美、人情美的理想生命形态。表现了沈从文对人性理想的执着追求。唐代诗人常《破山寺后禅院》的美景给人以留恋忘返之感，沈先生笔下的湘西乡民透出的人性，给读者的印象也是绝对美好的；剔除骨子里的杂念，消掉尘世中的浮躁。没有觉得乡民的愚昧，也没有特别感觉妓女们的龌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