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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浪潮下，中国农村居住文化研究已经成为了热点问题。本文在涵化理论的视阈下对湖北省襄阳市谷城县堰河村的农村居住文化进行探析研究，发现该地区是对中国农村居住文化如何保护、传承和创新的一个实践范例，在城乡二元文化涵化的过程中依然保持了美学、科学、功能三大文化内涵，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和意义。
【关键词】涵化理论；农村；居住文化；堰河村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加快破解我国城乡二元结构迫切需要统筹城乡发展。”当前，农村文化公共设施陈旧老化，文化事业发展滞后；文化活动的开展不足，群众的道德观念下滑；文化活动落后，农民的文化素质落后等现实状况影响着农村文化的进步。在农村居住文化改造发展的层次大多处于水平较低的“设施建设”阶段，缺少了对农村文化内涵的深入研究。随着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推动，中国农村居住文化内涵建设将是我们值得思考的重要问题。本文从涵化理论视阈下对中国农村居住文化进行分析，湖北省堰河村正是中国农村居住文化涵化结果的典型案例，该地区在对农村居住文化潜移默化的涵化过程中将美学、科学、功能文化内涵相结合，而这体现了农村居住文化涵化的核心。
一、农村居住文化定义内涵
建筑设施的建设并不是最为重要的。建筑有它独特的语言，但意义不在建筑本身，更多的则是一种文化的体现。居住文化是一种以住宅为媒介形成的居住方式，是一个民族特定居住生活方式的整体，它既包括物质层面——住房结构及其选址等，又包括知识、精神层面——生活习惯、文化风俗。居住文化是人类在居住范畴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因此，居住文化的涵化研究主要包括对当地人民在外在文化的入侵之中其居住形式及居住地点的变化，以及当地人在生活习惯的转变及风俗的传承上发生了何种转变。
居住文化体系，具有丰富的内涵，并有突出的个性。吴强的《居住文化透视》一文中认为居住文化内涵可以包括三方面。第一，居住环境是居住文化萌芽与发展的基础；第二居住形态是文化形成的核心和中心；第三则是空间形态，主要是指住区是居住文化空间的表现形式。而就具体文化内涵的而言可以分为美学文化、科学文化、功能文化三部分：（1）美学文化内涵。农村居住文化体系，在其形成、发展、完善的过程中，具有其独特的艺术美学文化内涵。农村居住文化体系，不仅仅是建筑设施物化实体的艺术美，更是寄托了农民“乡土性”情感美。农村乡土性美学是农村居住、环境、生态、人文多元多层次的美学结合。（2）科学文化内涵。科技文化包含了建筑设施科技、景观环境科技、人文生活科技三方面，是居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居住科学文化的发展和提高，不仅改善了农民居住的生活质量和生活环境，更是为农村传统居住观念引入了新的审美理念、审美情趣，丰富完善了农民居住设施、景观、人文的内容。（3）功能文化内涵。农村居住文化体系包含农民生存、生产、发展的空间环境和作为文化载体的建筑设施、景观环境、人文生活。农村居住文化在农村文化传播、文化传承方面具有媒介功能作用，对农村风俗、伦理、风尚等方面具有记忆功能作用，对新文化与旧文化的融合适应具有调和功能作用。
二、堰河村居住文化涵化现象
文化涵化研究自1910年左右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兴起，在五六十年代成为美国人类学家和文化学家主要探讨的课题之一。文化涵化现象是社会文化横向变迁的重要模式。1880年美国的鲍威尔（P.W.Powel）提出了文化的“涵化”现象，主要基于西方现代文明与当地土著文化的接触、磨合的过程及影响结果；随着城市现代化文明对农村固有的生活文化影响都属于文化涵化研究的范畴。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中国的文化涵化研究群体主要针对的是少数民族群体和移民群体的心理适应比较研究，而在应用涵化概念进行的研究中，鲜少有研究者以农村居住环境为媒介进行文化涵化研究。本文以湖北堰河村农村生态居住环境的变迁为例，来考察农村居住文化的文化变迁和文化涵化，并对中国农村居住文化的文化涵化研究中的盲点进行创新性探索。
十八大报告中提到“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要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增强农村发展活力，逐步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共同繁荣。”推动城乡一体化的发展，应当在城乡规划、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多方面推进一体化，才能真正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因此，农村居住环境的提高成为了热点。城市文化对农村居住文化的涵化作用是优化农村产业结构的重要表现，是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重要手段，因此农村居住文化涵化的发展也是值得探讨的。社会学家费孝通认为“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而中国农村居民才是构成中国社会基层的主要群体。为了大力发展农村城市化，农村进行了居住环境的大改造，在湖北一些农村地区始终保留了“拆旧房建新房”的思想，房屋建成了小高层，也新建了广场，但是在调研过程中发现缺少了中国农村的“乡土性”，少了农村特有的文化风貌和传统文脉。农村居住设施的开发者过于急功近利，其最终结果是文化设施条件虽然有所提高，但是忽略了农村居住文化的内涵建设，忽视了固有的农村文化的延续性以及农民的日常生活。农民本应作为农村文化传播的主体却在居住环境建设的过程中成为了失语并被忽视文化表达权的群体。现代化是一场深刻的文化变迁，既包括物质文化，也包括精神文化的发展变化。
中国大多数农村居住文化建设内涵的缺失正是由于城乡一体化过程中城市文化与农村文化在长期持续的接触，从而导致的原有农村文化体系大规模变异的文化涵化现象。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城市文化与农村文化的适应过程分为两种，一为融合，一为同化。美国文化人类学家J·H·斯图尔德的文化生态学理论认为，文化系统中文化核心的改变会产生文化的变迁，尤其是当两种不同的文化系统进行博弈时，弱势文化会被强势文化的特征所进行涵化，从而导致文化核心的改变变迁。城市文化与农村文化传播过程中，城市文化往往处于主导强势地位，而农村文化处于弱势地位，当两种文化系统在一起博弈时，较弱文化被强势文化所涵化从而发生变迁，二者难以产生对等的双向交流与调和。在农村文化与城市文化的较量过程中，城市现代文化对农村本土文化强势冲击下，农村文化逐渐被城市文化所同化，这个过程亦是城市文化与农村文化相适应的过程，因此农村文化逐渐丧失没落，农村文化的乡土性逐渐减少，出现风貌已改、民俗渐易的边缘化现象。而这种“文化丧失”或“文化没落”现象在农村居住文化中尤为明显。受城市居住文化中的物质主义诱惑，农村居住环境也逐渐改变，根据城市文化的审美需求，将居住环境统一建造出来，形成了商品化的居住文化。过去的商品化过程往往是指土地、资金和劳动力等，但是其商品化的最终结果却是文化的复制，失去原有文化的韵味。农村居住文化的商品化现象破坏了农村固有传统文化的传承脉络，使农村文化被物化、庸俗化，逐渐与城市文化同化。2012年8月笔者在湖北农村进行了社会调研，在湖北堰河村进行了访谈和田野观察，从农村自然环境因素、农村社会经济环境因素、农村社会基层环境因素对农村居住文化涵化现象进行考察，发现当地在城乡二元文化涵化的过程中却保持较为良好的文化内涵。堰河村隶属于“湖北十大名茶之乡”襄阳市谷城县五山镇，位于鄂西北山区，该村版图面积大约12平方公里，山地占8平方公里，拥有1200亩生态茶园，茶产业成为带动全村经济发展的支柱性产业，同时生态旅游业逐渐成为该村发展的重点。该村下设4个村民组，人口936人，共247户，蕴藏着丰富民俗文化，体现了淳朴的乡村特色。 1.农村自然环境因素。我国封建社会实质上是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农业社会，土地是最重要的一种社会资源。在农村聚落生成的最初阶段，自然界的气候、水文、将影响农村聚落区域分布的因素，尤其是具象的自然环境概括为抽象的土地资源更为重要，对于掌握农村聚落区域分布的规律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封建社会，封建土地所有制是社会的主要支柱，它不仅为构筑稳定的封建行政权力结构提供了有效的制度保障，而且深刻地影响着整个社会、经济、文化的各个方面，并左右着传统农村聚落区域分布和文化生产形态变迁的变迁进程。
农村土地资源的属性在于其质和量，无论什么样的形色，只要质量高、数量多、适宜农作物生长，都是农村聚落区域分布的优良资源，同时水源、气候等自然环境也可以通过土地资源得以体现。农村农业生产的特点决定了人口要相对稳定地集中在某一地域内，而农村聚落区域分布地理空间的拓展，则必然伴随着农业人口大规模的迁徙活动。在湖北襄阳堰河村的聚落迁移就恰到好处的体现了土地资源的重要性。十多年前堰河村的村民大部分集中于百日山附近的田地或道路旁，分布零散，道路闭塞，交通工具不方便，通讯设备几乎没有，同时山上环境也不适宜农民进行土地的劳作。堰河村当地村民为了摆脱闭塞所带来的贫穷，不得不选择迁徙，但是由于对百日山情感深厚，不愿远离，就选择靠山而居，迁徙至山脚。山脚土壤肥沃，适宜种植杜仲、茶叶等农产品，村民集中居住在田地附近，“形成了背山面田、面水的带状聚落”，而这样便于农村的城市工农化建设。居住地的迁徙，使堰河村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更为密切和谐，充分显示了环境科学文化内涵。
堰河村作为新型的农村城镇化建设充分利用农村土地资源形成丰富的农业旅游资源，注重农村的美学和功能文化内涵，结合茶文化打造生态小镇，以及与之相配套的居住设施也在建设。堰河村重建了当地农村居住环境，但是在房屋改建过程中尽量不拆除老砖瓦房，古木畅园尽量保留，在外来传播者的专家提出改造方案。堰河村的房屋改建既促进了民族传统建筑文化的发展以及保护，同时也复兴创新了当地传统文化的同一性。在调查过程中，与当地村民进行访谈及田野调查的过程中发现，堰河村的部分村民依然以茶叶种植为主要的经济来源方式，因此在房屋建筑的建造过程中也依据当地村民的生活习惯，房屋以两层楼为主，房间宽敞，以方便村民的工作，邻里街坊依然随时串门，乡土社会的可靠性依然存在，提高了农村文化的适应性转化。
2.农村社会经济环境因素。农村社会经济环境是指农村中人们加工、改造自然以创造物质财富所形成的所有的生产条件，包括工具、技术、生产方式等。农村社会经济环境是农民与自然发生指直接关系的产物，农民在生产生活过程中一旦失去经济组织及其劳动工具，就无法对自然进行改造，进而无法生存，无法创造更高层次的文化。自2004年以来，堰河村大力发展新农村建设，正是体现了农村社会经济的提升，堰河村在居住环境改善的过程中既融入了城市的社区文化，同时也保留了农村固有的乡土思想。该村以“建设生态化家园”为目标，进行了“一建四改”和垃圾分类的措施，注重农村生态功能和科学文化内涵，在一定程度上也保留了农村传统生产方式，正是乡村传统文化和城市文化相适应的表现。“一建四改”是指利用农村现有的资源沼气为突破口，以建设沼气池为主要的切入点，把改灶、改水、改厕、改圈相结合，改善农村原有的居住环境，全村二百多户人家，有一半以上农户建了沼气池，60%以上的农户使用了沼气、太阳能等环保能源。“垃圾分类”本应该是城市的社区文化，堰河村却实施了。垃圾分类是引导农民告别陋习，走向文明的开场戏。在当地，各家各户配备两个垃圾桶，每个村民小组建立一个垃圾分类中心，垃圾实行干湿分类处理，并且每天有专职的保洁员对垃圾进行二次收集和分类。“垃圾分类”措施不仅改变了堰河村的居住环境，同时改变了农民的文化认知。堰河村居住环境重建后统一保留传统古老的青砖灰瓦两层小楼房，但内外部居住设施与城市的高层楼房设施无异。堰河村在改造的过程中去除了传统农村的的人畜共住的恶习，将房屋功能规划阿德更加合理，更适宜居住。同时，堰河村在抗震节能农房建设、住区人居环境改善及基础设施建设等57项示范项目中符合农村居住建设，以低造价创建高科技的生态文化村。农民住宅节能示范楼的总体节能效率达到54.55%，村接待中心示范楼的总体节能效率达到50.01%。堰河村对于社会经济环境的提升和居住文化的改变，并非一种被动的承受，更多的是处于一种主动追寻态势来改变传统居住文化的不足，提升当地的美学文化和功能文化内涵。城乡一体化过程中，农村居住环境的建设成为了城市文化涵化的主要媒介之一，同时居住环境的改造过程与农村受众接触面较广，传播文化时间长，城市文化对农村文化引起了文化变迁，使农村传统文化在与城市文化交流互动的过程中创新复兴。堰河村的居住设施的改造是典型的农村传统文化与城市现代文化相适应案例。生态居住文化这个城市文化信息的产生，在堰河村内部的传播，以及到村民对该信息的适应接受的整个信息传播过程，是两种城乡不同文化涵化的过程体现。
3.农村社会基层环境因素。中国古代农村聚落的基层社会结构非常注重“血亲家族”，是以“家国同构”为网络组织起来的。堰河村居住文化具有血缘性、地域性、传统性的人情关系，其社会结构建立在保守、封闭的自然经济基础之上，是形成现在堰河村聚落聚居形态变迁的社会基础，并与堰河村聚落地域空间层次中的基本单位具有某种对应性的关系。堰河村在一定程度上也保留传统乡村社会的人情关系，村内成员的关系紧密，村庄与外部世界的联系较少，村内成员的联系相对紧密，人情的往来成为了堰河村传统乡村社会文化和居住文化最为典型的特征，人情互动成为巩固和延伸乡村人际关系网的重要因素，由于传统文化习俗和血缘、亲缘关系的促使，村民为了表达情感、实现利益获得帮助等，通常都会求助于人情，人情多表现为信息、劳动和物品的互换。而正是这种人情关系体现在堰河村聚落的形成以及居住文化涵化过程中。在对堰河村农村居住环境变迁的过程和结果来看，并未出现文化涵化影响带来的完全融合，即形成新的文化模式。同时，在这个文化涵化过程中，农村居住文化并不会因为城市文化的强势影响而导致农村传统文化的完全灭绝。农村居住在接受外来城市文化影响的同时，依然保留其传统的文化，保存了自身的本色。涵化的程度不同岁也导致了文化不同程度的同化、分化及边缘化现象，但是这只是文化变迁的表象，或者说是文化内涵建设的缺失。 三、堰河村居住文化涵化传播者
根据对堰河村的实际调研，农村居住文化涵化过程具有复杂性，居住文化涵化过程的传播群可以分为城市外来传播者和农村本土传播者两类群体。在农村居住文化涵化过程，传播群体也是文化信息的生产者，同时也可以作为信息消费者和分解者。在对堰河村农村居住文化涵化调研过程中，这些群体在一方面与城市现代文化进行频繁的信息交流，另一方面本土的传统文化也依然存在，多种文化相互交融但又相互碰撞，形成了当地特殊的生态居住文化涵化现象。
1.外来传播者。将堰河村居住文化看成一个完整的系统，外来传播者是指系统外的信息传播者生产信息并传播给系统内部人员，是外来信息与本土信息相互传播的纽带。堰河村在发展新农村建设的动态转型中进行了居住设施建设，外来传播者的信息输入在这个时期最为活跃并对当地传统居住文化进行了潜移默化的改变，而这种改变正是居住文化涵化的过程。外来传播者的主要特点传播城市文化信息，在城乡一体化过程中，城乡差距明显，城市信息密度大，农村文化信息与城市文化信息的博弈过程中，城市文化对农村文化具有强势的冲击力，农村社会处于信息和文化弱势地位。外来传播者将城市文化信息强势型的扩散到堰河村，逐渐与农村本土文化相适应。堰河村的“垃圾分类”化来自城市文化观，但是在堰河村进行了旅游文化和居住文化长期规划之后，城市人群在逐渐融入了当地本土居住文化。外来传播者的迁移运动不同对农村居住文化的涵化效果也不同。政府对堰河村的居住设施进行规划成为了长期、固定的信息传播，这种有目的性的居住信息输入对堰河村本土居住文化影响很大。政府政策的实施让堰河村整体的居住设施大幅度提高，带动了当地经济和文化的发展。高校在对堰河村进行信息传播的过程对当地本土居住文化有一定影响。堰河村与多所高校形成了稳定的合作模式，但是由于大学高校对于堰河村的迁移运动属于间隔性的，在调研过程中，当地居民认为高校进入堰河村调研的时间不长，但频率较高，对当地居住文化的提升有一定潜移默化的影响，这种涵化效果不如政府的政策对堰河村本土居住文化影响。堰河村作为华中农业大学和华中科技大学的文化传播基地，高校对堰河村进行文化传播之前有一个选择过程，确定堰河村为适合的传播对象才进行传播活动，但是进行传播活动的时间较短，主要为每年寒暑两季，一旦文化信息传播目标达成，就会迁出。
2.本土传播者。本土传播者是指系统内部人员进行文化信息生产，再将信息输入给其他受众。而在堰河村内部，构成本土传播者的群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是当地的“意见领袖”，另一类是堰河村其他村民。农村意见领袖是指“那些掌握乡村话语权、具有广泛资源动员能力，处于乡村社会关键位置上的特殊人物”。堰河村的意见领袖主要是指当地在村民中具有较高声誉和“话语权”的人。意见领袖在当地是指能够“说得上话的人”，他们能够通过自身的社会资源，将个体与村庄公共文化事务紧密结合，确立了自身对他人的影响力。在堰河村主要的意见领袖是指当地的村干部、村教师、养种植专业户以及其他各方面骨干，在对堰河村的居住设施的改造过程中，他们接受了城市文化，充分发挥自己的话语权，并且对其他村民输入文化信息，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堰河村居住文化涵化。“垃圾分类”的生态居住文化理念最初是由外来传播者的北京绿十字生态文化传播中心孙君主任进行传播，该理念是现代专业的生态文化理论知识，采取直接灌输和填鸭的方式对当地村民输入文化信息难以接受。孙君与堰河村村支部书记闵洪彦、妇联主任季达翠等意见领袖进行沟通，将双方的沟通后的生态居住文化信息重新编码成新农村建设、居住环境改建、生态旅游建设等信息，再召开其他意见领袖如党员及村民代表开会，让意见领袖能够充分吸收“垃圾分类”的理念，再由他们对堰河村村民进行通俗易懂的多种方式进行信息传播，使当地村民能够接受接受该理念。“垃圾分类是孙教授（孙君）村里的时候宣传的，那时候大家都不怎么懂，这些改造都是由党员、示范户开始的，先选几户人作小范围的示范，做好了、看到效果了，大家就跟着慢慢做”。本土传播者的另一部分群体是堰河村的普通村民，居住文化传播是一个信息共享与交流的过程。在居住文化涵化过程中，普通村民虽然主要是文化涵化的接受者，但同时他们也会对信息进行解码并进行自己的再次编码。居住设施的改造与当地居住文化的改变并非一个个体行为，而是一个群体行为，因此信息是共享的，而村民重新编码的信息也会进行相互交流。因此在居住文化涵化的过程中，多数村民对信息接受的程度也对文化涵化的程度产生了影响。
四、建设农村居住文化内涵对策
城乡一体化背景下的农村居住文化变迁，既是文化涵化的过程，也同时是文化涵化的结果。通过该文化涵化过程和结果的统一性，即可研究出农村文化变迁的过程虽然复杂繁琐，有的地区忽视了文化内涵建设，但是对于农村居民来说传统的文化始终作为主线保留其中，其核心文化的乡土性始终没有完全丧失，这应该成为文化内涵建设的动力。城市文化在城乡一体化建设中对农村居住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是在不同文化的接触影响过程中，农村文化仍然是保留其中这决定着涵化过程的发展方向，但是涵化的程度却离不开城市文化对农村文化的冲击强度以及村民的认可度和失语程度相关。因此农村居住文化内涵建设的提高离不开农村文化地位的确立，并且对现有的文化传统的进行创新与再发现。
1.确立农村传统文化的地位。现代化并不意味着对传统文化的完全抛弃与超越。在中国农村居住文化内涵建设过程中，我们更应该确立农村村文化的地位。文化变迁现象是在文化接触中产生的，是文化传播过程中相互融合的结果，但是在文化涵化变迁过程中往往重视城市文化，忽视农村传统文化，最终造成了文化同化。在不同文化传播的过程中，应该发展文化的多样性，确立农村传统文化的地位。民间是生产文化的沃土，尤其独特的魅力，与城市现代文化各有特点，平分秋色。优秀的农村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长期积累的结晶，是民族精神支柱。农村传统的居住文化具有极强的凝聚力，是农民共同认同的象征，农村传统居住文化地位的确立，更能贴近农民的心理感情以及精神需求，农村传统文化内涵建设能够获得中国社会基层的主要群体的认同，共同以挖掘和发扬农村传统文化内涵为己任。 2.树立正确的农村居住文化观。文化亦是指生活习惯、生活方式，而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二者共同决定了生活习惯，因此文化只要与它所处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相匹配适应，则该文化即为合理。因此我们不能一味地认为农村应为经济落后于城市而否定传统文化的优势，也不能因为农村居民固有的乡土性而对传统农村居住文化不进行改造。传统文化是不可再生的，是了解历史展望未来的重要参照物，同时文化也需要不断更新，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生活方式、居住习俗都是文化结晶，从居住文化价值来看，抛弃过去传统的居住文化也等于是扬弃了其中所包含的独特文化。中国农村居住的“乡土社会的信用”，“家”的感情都是现代化社会所缺乏的，将美学、科学、功能文化内涵相结合，而这正是对农村居住文化体现的核心。
3.创立新型的农村居住文化体制。文化不能够只是历史积淀的产品，更是现代的、更新的，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精华。传统文化创新不仅仅是传承农村村传统文化，文化涵化和变迁是必然规律，因此不能固守一成不变的“死文化”，并且发挥意见领袖的作用，影响更多人对理解真正的文化，创立新型的农村居住文化体制，变种求新，往好的方向进行创新改变。农村居住文化的改变不能够仅仅只局限于物质的改变，更重要的是能保留传统文化精华，在文化自身完善和发展过程中引起了农民的价值观念、社会动机等多方面的提升最终促使农村经济与文化二者共同全面发展。
坚持三个代表思想中“始终保持最先进的文化方向”，与世界先进文化相互交流，吸取精华，摒弃糟粕，把农村文化建设提高到与城市文化相同或相等的地位，大力建设先进的农村文化。农村居住文化是新农村文化内涵建设的新途径，是繁荣农村，满足农民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的必然要求。农村居住文化是统筹城乡、区域文化协调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的重要手段。将农村居住文化建作为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工作，能够科学合理地推动农村文化的发展与繁荣，促进我国农业物质与精神文化协调发展。
参 考 文 献
[1]卢成仁.涵化的另一面：文化传统的创新与再发现——以云南省西双版纳勐海县勐遮乡傣族艺术变迁为例[J].云南社会科学.20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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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江娟.堰河村的传播生态研究[J].华中农业大学.2011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基金资助（课题编号：2012SC46）。
【关键词】涵化理论；农村；居住文化；堰河村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加快破解我国城乡二元结构迫切需要统筹城乡发展。”当前，农村文化公共设施陈旧老化，文化事业发展滞后；文化活动的开展不足，群众的道德观念下滑；文化活动落后，农民的文化素质落后等现实状况影响着农村文化的进步。在农村居住文化改造发展的层次大多处于水平较低的“设施建设”阶段，缺少了对农村文化内涵的深入研究。随着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推动，中国农村居住文化内涵建设将是我们值得思考的重要问题。本文从涵化理论视阈下对中国农村居住文化进行分析，湖北省堰河村正是中国农村居住文化涵化结果的典型案例，该地区在对农村居住文化潜移默化的涵化过程中将美学、科学、功能文化内涵相结合，而这体现了农村居住文化涵化的核心。
一、农村居住文化定义内涵
建筑设施的建设并不是最为重要的。建筑有它独特的语言，但意义不在建筑本身，更多的则是一种文化的体现。居住文化是一种以住宅为媒介形成的居住方式，是一个民族特定居住生活方式的整体，它既包括物质层面——住房结构及其选址等，又包括知识、精神层面——生活习惯、文化风俗。居住文化是人类在居住范畴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因此，居住文化的涵化研究主要包括对当地人民在外在文化的入侵之中其居住形式及居住地点的变化，以及当地人在生活习惯的转变及风俗的传承上发生了何种转变。
居住文化体系，具有丰富的内涵，并有突出的个性。吴强的《居住文化透视》一文中认为居住文化内涵可以包括三方面。第一，居住环境是居住文化萌芽与发展的基础；第二居住形态是文化形成的核心和中心；第三则是空间形态，主要是指住区是居住文化空间的表现形式。而就具体文化内涵的而言可以分为美学文化、科学文化、功能文化三部分：（1）美学文化内涵。农村居住文化体系，在其形成、发展、完善的过程中，具有其独特的艺术美学文化内涵。农村居住文化体系，不仅仅是建筑设施物化实体的艺术美，更是寄托了农民“乡土性”情感美。农村乡土性美学是农村居住、环境、生态、人文多元多层次的美学结合。（2）科学文化内涵。科技文化包含了建筑设施科技、景观环境科技、人文生活科技三方面，是居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居住科学文化的发展和提高，不仅改善了农民居住的生活质量和生活环境，更是为农村传统居住观念引入了新的审美理念、审美情趣，丰富完善了农民居住设施、景观、人文的内容。（3）功能文化内涵。农村居住文化体系包含农民生存、生产、发展的空间环境和作为文化载体的建筑设施、景观环境、人文生活。农村居住文化在农村文化传播、文化传承方面具有媒介功能作用，对农村风俗、伦理、风尚等方面具有记忆功能作用，对新文化与旧文化的融合适应具有调和功能作用。
二、堰河村居住文化涵化现象
文化涵化研究自1910年左右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兴起，在五六十年代成为美国人类学家和文化学家主要探讨的课题之一。文化涵化现象是社会文化横向变迁的重要模式。1880年美国的鲍威尔（P.W.Powel）提出了文化的“涵化”现象，主要基于西方现代文明与当地土著文化的接触、磨合的过程及影响结果；随着城市现代化文明对农村固有的生活文化影响都属于文化涵化研究的范畴。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中国的文化涵化研究群体主要针对的是少数民族群体和移民群体的心理适应比较研究，而在应用涵化概念进行的研究中，鲜少有研究者以农村居住环境为媒介进行文化涵化研究。本文以湖北堰河村农村生态居住环境的变迁为例，来考察农村居住文化的文化变迁和文化涵化，并对中国农村居住文化的文化涵化研究中的盲点进行创新性探索。
十八大报告中提到“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要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增强农村发展活力，逐步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共同繁荣。”推动城乡一体化的发展，应当在城乡规划、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多方面推进一体化，才能真正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因此，农村居住环境的提高成为了热点。城市文化对农村居住文化的涵化作用是优化农村产业结构的重要表现，是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重要手段，因此农村居住文化涵化的发展也是值得探讨的。社会学家费孝通认为“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而中国农村居民才是构成中国社会基层的主要群体。为了大力发展农村城市化，农村进行了居住环境的大改造，在湖北一些农村地区始终保留了“拆旧房建新房”的思想，房屋建成了小高层，也新建了广场，但是在调研过程中发现缺少了中国农村的“乡土性”，少了农村特有的文化风貌和传统文脉。农村居住设施的开发者过于急功近利，其最终结果是文化设施条件虽然有所提高，但是忽略了农村居住文化的内涵建设，忽视了固有的农村文化的延续性以及农民的日常生活。农民本应作为农村文化传播的主体却在居住环境建设的过程中成为了失语并被忽视文化表达权的群体。现代化是一场深刻的文化变迁，既包括物质文化，也包括精神文化的发展变化。
中国大多数农村居住文化建设内涵的缺失正是由于城乡一体化过程中城市文化与农村文化在长期持续的接触，从而导致的原有农村文化体系大规模变异的文化涵化现象。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城市文化与农村文化的适应过程分为两种，一为融合，一为同化。美国文化人类学家J·H·斯图尔德的文化生态学理论认为，文化系统中文化核心的改变会产生文化的变迁，尤其是当两种不同的文化系统进行博弈时，弱势文化会被强势文化的特征所进行涵化，从而导致文化核心的改变变迁。城市文化与农村文化传播过程中，城市文化往往处于主导强势地位，而农村文化处于弱势地位，当两种文化系统在一起博弈时，较弱文化被强势文化所涵化从而发生变迁，二者难以产生对等的双向交流与调和。在农村文化与城市文化的较量过程中，城市现代文化对农村本土文化强势冲击下，农村文化逐渐被城市文化所同化，这个过程亦是城市文化与农村文化相适应的过程，因此农村文化逐渐丧失没落，农村文化的乡土性逐渐减少，出现风貌已改、民俗渐易的边缘化现象。而这种“文化丧失”或“文化没落”现象在农村居住文化中尤为明显。受城市居住文化中的物质主义诱惑，农村居住环境也逐渐改变，根据城市文化的审美需求，将居住环境统一建造出来，形成了商品化的居住文化。过去的商品化过程往往是指土地、资金和劳动力等，但是其商品化的最终结果却是文化的复制，失去原有文化的韵味。农村居住文化的商品化现象破坏了农村固有传统文化的传承脉络，使农村文化被物化、庸俗化，逐渐与城市文化同化。2012年8月笔者在湖北农村进行了社会调研，在湖北堰河村进行了访谈和田野观察，从农村自然环境因素、农村社会经济环境因素、农村社会基层环境因素对农村居住文化涵化现象进行考察，发现当地在城乡二元文化涵化的过程中却保持较为良好的文化内涵。堰河村隶属于“湖北十大名茶之乡”襄阳市谷城县五山镇，位于鄂西北山区，该村版图面积大约12平方公里，山地占8平方公里，拥有1200亩生态茶园，茶产业成为带动全村经济发展的支柱性产业，同时生态旅游业逐渐成为该村发展的重点。该村下设4个村民组，人口936人，共247户，蕴藏着丰富民俗文化，体现了淳朴的乡村特色。 1.农村自然环境因素。我国封建社会实质上是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农业社会，土地是最重要的一种社会资源。在农村聚落生成的最初阶段，自然界的气候、水文、将影响农村聚落区域分布的因素，尤其是具象的自然环境概括为抽象的土地资源更为重要，对于掌握农村聚落区域分布的规律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封建社会，封建土地所有制是社会的主要支柱，它不仅为构筑稳定的封建行政权力结构提供了有效的制度保障，而且深刻地影响着整个社会、经济、文化的各个方面，并左右着传统农村聚落区域分布和文化生产形态变迁的变迁进程。
农村土地资源的属性在于其质和量，无论什么样的形色，只要质量高、数量多、适宜农作物生长，都是农村聚落区域分布的优良资源，同时水源、气候等自然环境也可以通过土地资源得以体现。农村农业生产的特点决定了人口要相对稳定地集中在某一地域内，而农村聚落区域分布地理空间的拓展，则必然伴随着农业人口大规模的迁徙活动。在湖北襄阳堰河村的聚落迁移就恰到好处的体现了土地资源的重要性。十多年前堰河村的村民大部分集中于百日山附近的田地或道路旁，分布零散，道路闭塞，交通工具不方便，通讯设备几乎没有，同时山上环境也不适宜农民进行土地的劳作。堰河村当地村民为了摆脱闭塞所带来的贫穷，不得不选择迁徙，但是由于对百日山情感深厚，不愿远离，就选择靠山而居，迁徙至山脚。山脚土壤肥沃，适宜种植杜仲、茶叶等农产品，村民集中居住在田地附近，“形成了背山面田、面水的带状聚落”，而这样便于农村的城市工农化建设。居住地的迁徙，使堰河村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更为密切和谐，充分显示了环境科学文化内涵。
堰河村作为新型的农村城镇化建设充分利用农村土地资源形成丰富的农业旅游资源，注重农村的美学和功能文化内涵，结合茶文化打造生态小镇，以及与之相配套的居住设施也在建设。堰河村重建了当地农村居住环境，但是在房屋改建过程中尽量不拆除老砖瓦房，古木畅园尽量保留，在外来传播者的专家提出改造方案。堰河村的房屋改建既促进了民族传统建筑文化的发展以及保护，同时也复兴创新了当地传统文化的同一性。在调查过程中，与当地村民进行访谈及田野调查的过程中发现，堰河村的部分村民依然以茶叶种植为主要的经济来源方式，因此在房屋建筑的建造过程中也依据当地村民的生活习惯，房屋以两层楼为主，房间宽敞，以方便村民的工作，邻里街坊依然随时串门，乡土社会的可靠性依然存在，提高了农村文化的适应性转化。
2.农村社会经济环境因素。农村社会经济环境是指农村中人们加工、改造自然以创造物质财富所形成的所有的生产条件，包括工具、技术、生产方式等。农村社会经济环境是农民与自然发生指直接关系的产物，农民在生产生活过程中一旦失去经济组织及其劳动工具，就无法对自然进行改造，进而无法生存，无法创造更高层次的文化。自2004年以来，堰河村大力发展新农村建设，正是体现了农村社会经济的提升，堰河村在居住环境改善的过程中既融入了城市的社区文化，同时也保留了农村固有的乡土思想。该村以“建设生态化家园”为目标，进行了“一建四改”和垃圾分类的措施，注重农村生态功能和科学文化内涵，在一定程度上也保留了农村传统生产方式，正是乡村传统文化和城市文化相适应的表现。“一建四改”是指利用农村现有的资源沼气为突破口，以建设沼气池为主要的切入点，把改灶、改水、改厕、改圈相结合，改善农村原有的居住环境，全村二百多户人家，有一半以上农户建了沼气池，60%以上的农户使用了沼气、太阳能等环保能源。“垃圾分类”本应该是城市的社区文化，堰河村却实施了。垃圾分类是引导农民告别陋习，走向文明的开场戏。在当地，各家各户配备两个垃圾桶，每个村民小组建立一个垃圾分类中心，垃圾实行干湿分类处理，并且每天有专职的保洁员对垃圾进行二次收集和分类。“垃圾分类”措施不仅改变了堰河村的居住环境，同时改变了农民的文化认知。堰河村居住环境重建后统一保留传统古老的青砖灰瓦两层小楼房，但内外部居住设施与城市的高层楼房设施无异。堰河村在改造的过程中去除了传统农村的的人畜共住的恶习，将房屋功能规划阿德更加合理，更适宜居住。同时，堰河村在抗震节能农房建设、住区人居环境改善及基础设施建设等57项示范项目中符合农村居住建设，以低造价创建高科技的生态文化村。农民住宅节能示范楼的总体节能效率达到54.55%，村接待中心示范楼的总体节能效率达到50.01%。堰河村对于社会经济环境的提升和居住文化的改变，并非一种被动的承受，更多的是处于一种主动追寻态势来改变传统居住文化的不足，提升当地的美学文化和功能文化内涵。城乡一体化过程中，农村居住环境的建设成为了城市文化涵化的主要媒介之一，同时居住环境的改造过程与农村受众接触面较广，传播文化时间长，城市文化对农村文化引起了文化变迁，使农村传统文化在与城市文化交流互动的过程中创新复兴。堰河村的居住设施的改造是典型的农村传统文化与城市现代文化相适应案例。生态居住文化这个城市文化信息的产生，在堰河村内部的传播，以及到村民对该信息的适应接受的整个信息传播过程，是两种城乡不同文化涵化的过程体现。
3.农村社会基层环境因素。中国古代农村聚落的基层社会结构非常注重“血亲家族”，是以“家国同构”为网络组织起来的。堰河村居住文化具有血缘性、地域性、传统性的人情关系，其社会结构建立在保守、封闭的自然经济基础之上，是形成现在堰河村聚落聚居形态变迁的社会基础，并与堰河村聚落地域空间层次中的基本单位具有某种对应性的关系。堰河村在一定程度上也保留传统乡村社会的人情关系，村内成员的关系紧密，村庄与外部世界的联系较少，村内成员的联系相对紧密，人情的往来成为了堰河村传统乡村社会文化和居住文化最为典型的特征，人情互动成为巩固和延伸乡村人际关系网的重要因素，由于传统文化习俗和血缘、亲缘关系的促使，村民为了表达情感、实现利益获得帮助等，通常都会求助于人情，人情多表现为信息、劳动和物品的互换。而正是这种人情关系体现在堰河村聚落的形成以及居住文化涵化过程中。在对堰河村农村居住环境变迁的过程和结果来看，并未出现文化涵化影响带来的完全融合，即形成新的文化模式。同时，在这个文化涵化过程中，农村居住文化并不会因为城市文化的强势影响而导致农村传统文化的完全灭绝。农村居住在接受外来城市文化影响的同时，依然保留其传统的文化，保存了自身的本色。涵化的程度不同岁也导致了文化不同程度的同化、分化及边缘化现象，但是这只是文化变迁的表象，或者说是文化内涵建设的缺失。 三、堰河村居住文化涵化传播者
根据对堰河村的实际调研，农村居住文化涵化过程具有复杂性，居住文化涵化过程的传播群可以分为城市外来传播者和农村本土传播者两类群体。在农村居住文化涵化过程，传播群体也是文化信息的生产者，同时也可以作为信息消费者和分解者。在对堰河村农村居住文化涵化调研过程中，这些群体在一方面与城市现代文化进行频繁的信息交流，另一方面本土的传统文化也依然存在，多种文化相互交融但又相互碰撞，形成了当地特殊的生态居住文化涵化现象。
1.外来传播者。将堰河村居住文化看成一个完整的系统，外来传播者是指系统外的信息传播者生产信息并传播给系统内部人员，是外来信息与本土信息相互传播的纽带。堰河村在发展新农村建设的动态转型中进行了居住设施建设，外来传播者的信息输入在这个时期最为活跃并对当地传统居住文化进行了潜移默化的改变，而这种改变正是居住文化涵化的过程。外来传播者的主要特点传播城市文化信息，在城乡一体化过程中，城乡差距明显，城市信息密度大，农村文化信息与城市文化信息的博弈过程中，城市文化对农村文化具有强势的冲击力，农村社会处于信息和文化弱势地位。外来传播者将城市文化信息强势型的扩散到堰河村，逐渐与农村本土文化相适应。堰河村的“垃圾分类”化来自城市文化观，但是在堰河村进行了旅游文化和居住文化长期规划之后，城市人群在逐渐融入了当地本土居住文化。外来传播者的迁移运动不同对农村居住文化的涵化效果也不同。政府对堰河村的居住设施进行规划成为了长期、固定的信息传播，这种有目的性的居住信息输入对堰河村本土居住文化影响很大。政府政策的实施让堰河村整体的居住设施大幅度提高，带动了当地经济和文化的发展。高校在对堰河村进行信息传播的过程对当地本土居住文化有一定影响。堰河村与多所高校形成了稳定的合作模式，但是由于大学高校对于堰河村的迁移运动属于间隔性的，在调研过程中，当地居民认为高校进入堰河村调研的时间不长，但频率较高，对当地居住文化的提升有一定潜移默化的影响，这种涵化效果不如政府的政策对堰河村本土居住文化影响。堰河村作为华中农业大学和华中科技大学的文化传播基地，高校对堰河村进行文化传播之前有一个选择过程，确定堰河村为适合的传播对象才进行传播活动，但是进行传播活动的时间较短，主要为每年寒暑两季，一旦文化信息传播目标达成，就会迁出。
2.本土传播者。本土传播者是指系统内部人员进行文化信息生产，再将信息输入给其他受众。而在堰河村内部，构成本土传播者的群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是当地的“意见领袖”，另一类是堰河村其他村民。农村意见领袖是指“那些掌握乡村话语权、具有广泛资源动员能力，处于乡村社会关键位置上的特殊人物”。堰河村的意见领袖主要是指当地在村民中具有较高声誉和“话语权”的人。意见领袖在当地是指能够“说得上话的人”，他们能够通过自身的社会资源，将个体与村庄公共文化事务紧密结合，确立了自身对他人的影响力。在堰河村主要的意见领袖是指当地的村干部、村教师、养种植专业户以及其他各方面骨干，在对堰河村的居住设施的改造过程中，他们接受了城市文化，充分发挥自己的话语权，并且对其他村民输入文化信息，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堰河村居住文化涵化。“垃圾分类”的生态居住文化理念最初是由外来传播者的北京绿十字生态文化传播中心孙君主任进行传播，该理念是现代专业的生态文化理论知识，采取直接灌输和填鸭的方式对当地村民输入文化信息难以接受。孙君与堰河村村支部书记闵洪彦、妇联主任季达翠等意见领袖进行沟通，将双方的沟通后的生态居住文化信息重新编码成新农村建设、居住环境改建、生态旅游建设等信息，再召开其他意见领袖如党员及村民代表开会，让意见领袖能够充分吸收“垃圾分类”的理念，再由他们对堰河村村民进行通俗易懂的多种方式进行信息传播，使当地村民能够接受接受该理念。“垃圾分类是孙教授（孙君）村里的时候宣传的，那时候大家都不怎么懂，这些改造都是由党员、示范户开始的，先选几户人作小范围的示范，做好了、看到效果了，大家就跟着慢慢做”。本土传播者的另一部分群体是堰河村的普通村民，居住文化传播是一个信息共享与交流的过程。在居住文化涵化过程中，普通村民虽然主要是文化涵化的接受者，但同时他们也会对信息进行解码并进行自己的再次编码。居住设施的改造与当地居住文化的改变并非一个个体行为，而是一个群体行为，因此信息是共享的，而村民重新编码的信息也会进行相互交流。因此在居住文化涵化的过程中，多数村民对信息接受的程度也对文化涵化的程度产生了影响。
四、建设农村居住文化内涵对策
城乡一体化背景下的农村居住文化变迁，既是文化涵化的过程，也同时是文化涵化的结果。通过该文化涵化过程和结果的统一性，即可研究出农村文化变迁的过程虽然复杂繁琐，有的地区忽视了文化内涵建设，但是对于农村居民来说传统的文化始终作为主线保留其中，其核心文化的乡土性始终没有完全丧失，这应该成为文化内涵建设的动力。城市文化在城乡一体化建设中对农村居住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是在不同文化的接触影响过程中，农村文化仍然是保留其中这决定着涵化过程的发展方向，但是涵化的程度却离不开城市文化对农村文化的冲击强度以及村民的认可度和失语程度相关。因此农村居住文化内涵建设的提高离不开农村文化地位的确立，并且对现有的文化传统的进行创新与再发现。
1.确立农村传统文化的地位。现代化并不意味着对传统文化的完全抛弃与超越。在中国农村居住文化内涵建设过程中，我们更应该确立农村村文化的地位。文化变迁现象是在文化接触中产生的，是文化传播过程中相互融合的结果，但是在文化涵化变迁过程中往往重视城市文化，忽视农村传统文化，最终造成了文化同化。在不同文化传播的过程中，应该发展文化的多样性，确立农村传统文化的地位。民间是生产文化的沃土，尤其独特的魅力，与城市现代文化各有特点，平分秋色。优秀的农村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长期积累的结晶，是民族精神支柱。农村传统的居住文化具有极强的凝聚力，是农民共同认同的象征，农村传统居住文化地位的确立，更能贴近农民的心理感情以及精神需求，农村传统文化内涵建设能够获得中国社会基层的主要群体的认同，共同以挖掘和发扬农村传统文化内涵为己任。 2.树立正确的农村居住文化观。文化亦是指生活习惯、生活方式，而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二者共同决定了生活习惯，因此文化只要与它所处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相匹配适应，则该文化即为合理。因此我们不能一味地认为农村应为经济落后于城市而否定传统文化的优势，也不能因为农村居民固有的乡土性而对传统农村居住文化不进行改造。传统文化是不可再生的，是了解历史展望未来的重要参照物，同时文化也需要不断更新，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生活方式、居住习俗都是文化结晶，从居住文化价值来看，抛弃过去传统的居住文化也等于是扬弃了其中所包含的独特文化。中国农村居住的“乡土社会的信用”，“家”的感情都是现代化社会所缺乏的，将美学、科学、功能文化内涵相结合，而这正是对农村居住文化体现的核心。
3.创立新型的农村居住文化体制。文化不能够只是历史积淀的产品，更是现代的、更新的，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精华。传统文化创新不仅仅是传承农村村传统文化，文化涵化和变迁是必然规律，因此不能固守一成不变的“死文化”，并且发挥意见领袖的作用，影响更多人对理解真正的文化，创立新型的农村居住文化体制，变种求新，往好的方向进行创新改变。农村居住文化的改变不能够仅仅只局限于物质的改变，更重要的是能保留传统文化精华，在文化自身完善和发展过程中引起了农民的价值观念、社会动机等多方面的提升最终促使农村经济与文化二者共同全面发展。
坚持三个代表思想中“始终保持最先进的文化方向”，与世界先进文化相互交流，吸取精华，摒弃糟粕，把农村文化建设提高到与城市文化相同或相等的地位，大力建设先进的农村文化。农村居住文化是新农村文化内涵建设的新途径，是繁荣农村，满足农民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的必然要求。农村居住文化是统筹城乡、区域文化协调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的重要手段。将农村居住文化建作为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工作，能够科学合理地推动农村文化的发展与繁荣，促进我国农业物质与精神文化协调发展。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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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基金资助（课题编号：2012SC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