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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型，艺术作品塑造的物体特有形象。无论东方还是西方，不管架上绘画还是三维雕塑，造型都是鉴赏艺术品最基础的着力点之一。它是作品自身的体态，它的优美与否，决定着一件作品的成败。历史上，艺术家要在造型上实现创新，除了自身在技法上的深耕，还离不开艺术上的相互借鉴。东西方在上千年的文化交流和碰撞中，各自总在汲取对方之长，完善自我。本期展场以“造型”为线索和着力点，解读三个近期国内的重要展览：湖南省博物馆的两场特展“在最遥远的地方寻找故乡——13-16世纪中国与意大利的跨文化交流”和“东方既白，春秋战国文物大联展”，均是原创的大展，前者，不妨透过造型的变化体会东西方文化的相互影响与融合，后者，造型艺术同样处处体现着那个“礼崩乐坏”时代里剧变与多元的风尚。而国家博物馆的“学院与沙龙——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法国国家造型艺术中心珍藏”展，展出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的珍藏，它不仅是西方造型艺术的圣殿，同时还对中国近代造型艺术产生了不可估量的深刻影响。
造型，在东西方文化交融中嬗变
“在最遥远的地方寻找故乡——13-16世纪中国与意大利的跨文化交流”展，从1月27日-4月30日展出。该展聚集了来自湖南省博物馆、首都博物馆、内蒙古博物院、湖北省博物馆、广东省博物馆、国家博物馆等22家国内博物馆，和来自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意大利乌菲齐美术馆、意大利罗马国家博物馆等26家国外博物馆近250件（套）文物精品。呈现一段波澜壮阔的中西文化交融的故事。
展览将时空范围聚焦在13-16世纪的中国和意大利两国。彼时，中国处于元明两朝，而意大利则迈入文艺复兴时代，两者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与彼此取得广泛的商贸、文化往来，吸收对方的艺术菁华，是站立在欧亚大陆两端的文明巨人。
展览通篇分“从四海到七海”“指南针指向东方”“大都的日出”“马可波罗的行囊”“来而不往非礼也”五部分中依次呈现。展品包括丝绸、瓷器、绘画、雕塑、文件、抄本、服饰等，当中不乏艺术名作与孤本，充分展示了中意三个世纪的文化艺术的交流情况。不过，本展并没有局限于相似展品的简单罗列，而是通过巧妙的策划，在每一部分又分多个不同主题，构建了一条连贯的逻辑线，还原了更加立体、复杂的历史真相。
此外，展览的一个亮点是，该展由美术史学科团队主创，其中，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的李军教授担任主策展人，湖南省博物馆原馆长、研究员陈建明，副馆长陈叙良担任策展人。它展示了大量美术史研究领域的新成果。内容具有深厚的学术根基，反映了国际对于文艺复兴研究的前沿内容。展览建构于美术史研究的理论框架之上，并试图尽量完整地收集来自全球的珍贵艺术实物，将整个研究填充饱满，给观众带来最直观、真实的观展体验。
据此次策展人李军说：“从展览的叙述角度来说，我们希望能够讲述一个故事。……比如马可波罗等欧洲人想方设法地抵达东方，他们是怎么来的，他们来了以后会看到什么，他们在回去的时候会带走什么，带回去的东西改变了什么，最后他们在中国留下了什么，又改变了中国的什么。通过这种方式，我们的展览向大家呈现了一个很容易讲清楚的故事，这几个段落能够和我们的体验与好奇心发生直接的关系。”
除了从历史纵向的展览理解外，东西方艺术横向的比较也尤为重要。而造型，就可以是很好的切入点。如序篇的《新会木美人》和《沐浴中的女子》两组绘画对比，尤为显得意味深长，尤其是前者，画中的美人虽然身穿汉式襟衣，而女子头部刻画却是立体的五官、传情的眉目，与后者描绘的贵妇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隐隐暗含着东西方艺术的融合，也由此引出展览主题。
第四单元“马可波罗的行囊”主要探讨以马可波罗为代表的西方商人在历经千辛万苦抵达中国后，带回欧洲哪些东方奢侈品，又对西方艺术造成了怎样的影响。代表性的展品有乔托木版画《圣史蒂芬》，画中主人公的衣饰透露着那个时代人们对东方时尚的偏爱。又如美第奇家族的青花軟瓷罐，纹饰依旧是中国传统缠枝花卉的图案，但罐身造型的S形，把手的蛇形设计等又可以看出西方文明的融入。
展览第五单元“来而不往非礼也”，主要通过雕塑、墓碑雕刻、瓷器、卷轴画、书籍等跨媒介文物，让观众看到中西文化交往在中国本土所留下的艺术文化痕迹。该单元以四个主题讲述，其颇为有趣的是第三个主题“母与子”形象，众所周知，圣母玛利亚怀抱幼小的耶稣是基督教艺术中最动人的经典形象之一，怀抱幼童的鬼子母和送子观音则是中国民间信仰中一个重要的形象表征。两者为何在形象组合上具有如此巧合的相似性，不少学者根据文献推测，来往中国的西方人有可能带来了“圣母与子”的图像。
当然，展览中一些东西方文物的对比呈现，有的只是策展人根据形象的相似性和研究经验作出的推断。这样的呈现方式并非要为观众揭示绝对真理，而是希望启迪观众靠自己的视觉观察和知识储备作出判断，当然也希望更多的人涉足相关研究。
华夏文明在乱世中的多元扩张
与上一展览几乎同期，“东方既白，春秋战国文物大联展”汇聚全国30家文博机构的240件（套）文物精品，以大叙事的手法和多元文化的视野，为观众深刻解读春秋战国这一历史大变革时期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以及艺术的多元面貌。
“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21年），前后跨度500余年，是中国社会历史上一个大动荡、大变革，也是文化大发展、大融合的时期。这一时期，周王室大权旁落，实力强大的诸侯国纷纷自立，各据一方，自西周以来的礼乐制度逐渐崩溃，各诸侯、卿大夫僭用礼乐的现象十分普遍，这就是孔子感叹的“礼崩乐坏”时局。第一部分通过虎符、青铜礼器、青铜兵器等文物佐证上述历史事实。第二部分则主要通过铁器、商贸货币等文物还原这一时期在农业、商业上的巨大进步。
而窥探这一时期艺术造型的多元面貌，第三部分“百工之巧人性张力”和第五部分“华夏认同文化认同”是重点。这一时期“礼崩乐坏”却带来了文化艺术氛围的自由化，原有旧形制不断被扬弃，新式样不断被创造出来；其次，经济的大发展又使艺术品呈现出世俗化的倾向。艺术创作更趋于一种纯审美性，并着重在器物的装饰与美观上下功夫：青铜器一改以往礼器笨重敦厚、繁缛装饰的风格，呈现出简洁的造型、细致的雕绘和华丽的修饰，同时，同一类青铜器各诸侯国又呈现出不一样艺术风格。如这一部分展示出这一时期各诸侯国的青铜盉。它们在造型上呈现出多元面貌，秦国龙纹盉庄重质朴，楚国的螭纹提梁铜盉则柔美纤巧，这些都可以视为中原礼乐文明在不同地域的多元面貌。 又如河北中山国国王墓出土的双翼错银铜神兽，其造型独特，粗犷而又矫健，迥异于中原诸国的风格，体现出中山国游牧民族对于华夏文明的吸收，同时在青铜艺术上又带有本民族的特色和创造。
在最后的第五部分主要讲述华夏文明在向四周扩张的同时也日益得到周边族群自我认同，春秋自称“不与中国同”的秦、楚，到战国时却诩为“冠带之国”“华夏之民”，代表了崛起的大国对华夏的认同。不同族群、诸侯国之间的战争、商贸，或联姻等，均促进了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这一部分以多件代表性展品体现各诸侯国在文化上的相互交流与融合，如楚地出土駱驼青铜灯，南方的青铜器以北方的“奇畜”骆驼为造型，实属少见，又如秦楚纹饰合体的玉璜，一件玉器融两国风格于一体。诸国文化的相互激荡与交融，也为后来秦汉时代政治大一统奠定了思想意识基础。
殿堂级的造型艺术
如果探讨现实主义造型艺术，“学院与沙龙——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法国国家造型艺术中心珍藏”展是不可错过的机会，该展近期在国家博物馆展出，云集103件法国学院派艺术精品，均出自世界闻名的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和法国国家造型艺术中心。
展览集中呈现从“法国大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法国艺术以及以巴黎为中心的法国社会风貌，参展的展品包括学院派代表艺术家多米尼克安格尔、威廉-阿道夫·布格罗、帕斯卡·达仰-布弗莱等人的油画精品，以及创作了巴黎凯旋门浮雕《马赛曲》的著名雕塑家弗朗索瓦吕德的雕塑作品。特别是安格尔的以《朱庇特与忒提斯》为代表的三幅油画精品，尤为值得关注。
19世纪法国艺术家们受到欧洲启蒙思想的感召，紧随时代的步伐，反抗服务于皇室、注重奢华的洛可可风格，而用回望古典艺术的方式从精神层面来矫正浮华的社会风尚。当时的学院与沙龙为19世纪的新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等美术流派提供了发展的土壤与创新的契机，使得艺术在时代改革和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中作出了贡献，不仅促成了法国艺术的全面繁荣，也使法国成为19世纪世界艺术的中心。
展览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美的圣殿”讲述享誉300年的殿堂级美术学院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下称巴黎高美”）对19世纪艺术家的培养，以及罗马大奖等重要的竞赛制度对于艺术风格的塑造。当时巴黎高美对造型艺术的要求有一套严格而科学的培训体系，素描是备受重视的科目。安格尔曾说：“素描者，艺之操也。”这句话对于后来在巴黎高美进修的艺术家徐悲鸿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徐悲鸿也一直以素描为教学的基础，并影响了以中央美术学院为代表的中国学院教学体系。此次展览也展出一部分法国造型艺术中心收藏的中国留法艺术家作品。如常书鸿《病中的妻子》、方君璧《钱塘江》等艺术家的作品，他们也曾就读于巴黎美高。
这一部分还集中讲述了巴黎通过罗马大奖这样的美术竞赛体制对艺术创作起到的导向性作用，即公立机构通过国家赞助手段促进艺术的发展，当时获奖的艺术家可以获得前往罗马、希腊等西方文明故地游历，诞生了著名的“东方画派”。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安格尔于1801年获得罗马绘画奖的作品《阿喀琉斯接见阿伽门农使者》，这幅作品能够来中国展出，是一次弥足珍贵的机会。
展览第二部分“沙龙：美术舞台犹如时代的镜子”。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举办的沙龙展也为18、19世纪法国艺术的繁荣作出很大的贡献。1737年开始，学院每年在卢浮宫的“方形沙龙”大厅举办一年一度的“皇家绘画与雕塑学院沙龙展”，此后每次展览都被称为“沙龙展”。展览中观众将欣赏到在沙龙中获得声誉的重要作品，包括安格尔的《朱庇特与忒提斯》、欧仁德拉克洛瓦的《弗朗索瓦拉伯雷像》、卡米耶柯罗的《意大利风光》，亨利热尔韦以维克多雨果的小说场面入画的《4日晚上的回忆》等名作，还有达仰布弗莱的《应征入伍者》和其他一些在全世界享有盛誉的艺术家们的作品。
（编辑/雷焕昂）
造型，在东西方文化交融中嬗变
“在最遥远的地方寻找故乡——13-16世纪中国与意大利的跨文化交流”展，从1月27日-4月30日展出。该展聚集了来自湖南省博物馆、首都博物馆、内蒙古博物院、湖北省博物馆、广东省博物馆、国家博物馆等22家国内博物馆，和来自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意大利乌菲齐美术馆、意大利罗马国家博物馆等26家国外博物馆近250件（套）文物精品。呈现一段波澜壮阔的中西文化交融的故事。
展览将时空范围聚焦在13-16世纪的中国和意大利两国。彼时，中国处于元明两朝，而意大利则迈入文艺复兴时代，两者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与彼此取得广泛的商贸、文化往来，吸收对方的艺术菁华，是站立在欧亚大陆两端的文明巨人。
展览通篇分“从四海到七海”“指南针指向东方”“大都的日出”“马可波罗的行囊”“来而不往非礼也”五部分中依次呈现。展品包括丝绸、瓷器、绘画、雕塑、文件、抄本、服饰等，当中不乏艺术名作与孤本，充分展示了中意三个世纪的文化艺术的交流情况。不过，本展并没有局限于相似展品的简单罗列，而是通过巧妙的策划，在每一部分又分多个不同主题，构建了一条连贯的逻辑线，还原了更加立体、复杂的历史真相。
此外，展览的一个亮点是，该展由美术史学科团队主创，其中，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的李军教授担任主策展人，湖南省博物馆原馆长、研究员陈建明，副馆长陈叙良担任策展人。它展示了大量美术史研究领域的新成果。内容具有深厚的学术根基，反映了国际对于文艺复兴研究的前沿内容。展览建构于美术史研究的理论框架之上，并试图尽量完整地收集来自全球的珍贵艺术实物，将整个研究填充饱满，给观众带来最直观、真实的观展体验。
据此次策展人李军说：“从展览的叙述角度来说，我们希望能够讲述一个故事。……比如马可波罗等欧洲人想方设法地抵达东方，他们是怎么来的，他们来了以后会看到什么，他们在回去的时候会带走什么，带回去的东西改变了什么，最后他们在中国留下了什么，又改变了中国的什么。通过这种方式，我们的展览向大家呈现了一个很容易讲清楚的故事，这几个段落能够和我们的体验与好奇心发生直接的关系。”
除了从历史纵向的展览理解外，东西方艺术横向的比较也尤为重要。而造型，就可以是很好的切入点。如序篇的《新会木美人》和《沐浴中的女子》两组绘画对比，尤为显得意味深长，尤其是前者，画中的美人虽然身穿汉式襟衣，而女子头部刻画却是立体的五官、传情的眉目，与后者描绘的贵妇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隐隐暗含着东西方艺术的融合，也由此引出展览主题。
第四单元“马可波罗的行囊”主要探讨以马可波罗为代表的西方商人在历经千辛万苦抵达中国后，带回欧洲哪些东方奢侈品，又对西方艺术造成了怎样的影响。代表性的展品有乔托木版画《圣史蒂芬》，画中主人公的衣饰透露着那个时代人们对东方时尚的偏爱。又如美第奇家族的青花軟瓷罐，纹饰依旧是中国传统缠枝花卉的图案，但罐身造型的S形，把手的蛇形设计等又可以看出西方文明的融入。
展览第五单元“来而不往非礼也”，主要通过雕塑、墓碑雕刻、瓷器、卷轴画、书籍等跨媒介文物，让观众看到中西文化交往在中国本土所留下的艺术文化痕迹。该单元以四个主题讲述，其颇为有趣的是第三个主题“母与子”形象，众所周知，圣母玛利亚怀抱幼小的耶稣是基督教艺术中最动人的经典形象之一，怀抱幼童的鬼子母和送子观音则是中国民间信仰中一个重要的形象表征。两者为何在形象组合上具有如此巧合的相似性，不少学者根据文献推测，来往中国的西方人有可能带来了“圣母与子”的图像。
当然，展览中一些东西方文物的对比呈现，有的只是策展人根据形象的相似性和研究经验作出的推断。这样的呈现方式并非要为观众揭示绝对真理，而是希望启迪观众靠自己的视觉观察和知识储备作出判断，当然也希望更多的人涉足相关研究。
华夏文明在乱世中的多元扩张
与上一展览几乎同期，“东方既白，春秋战国文物大联展”汇聚全国30家文博机构的240件（套）文物精品，以大叙事的手法和多元文化的视野，为观众深刻解读春秋战国这一历史大变革时期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以及艺术的多元面貌。
“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21年），前后跨度500余年，是中国社会历史上一个大动荡、大变革，也是文化大发展、大融合的时期。这一时期，周王室大权旁落，实力强大的诸侯国纷纷自立，各据一方，自西周以来的礼乐制度逐渐崩溃，各诸侯、卿大夫僭用礼乐的现象十分普遍，这就是孔子感叹的“礼崩乐坏”时局。第一部分通过虎符、青铜礼器、青铜兵器等文物佐证上述历史事实。第二部分则主要通过铁器、商贸货币等文物还原这一时期在农业、商业上的巨大进步。
而窥探这一时期艺术造型的多元面貌，第三部分“百工之巧人性张力”和第五部分“华夏认同文化认同”是重点。这一时期“礼崩乐坏”却带来了文化艺术氛围的自由化，原有旧形制不断被扬弃，新式样不断被创造出来；其次，经济的大发展又使艺术品呈现出世俗化的倾向。艺术创作更趋于一种纯审美性，并着重在器物的装饰与美观上下功夫：青铜器一改以往礼器笨重敦厚、繁缛装饰的风格，呈现出简洁的造型、细致的雕绘和华丽的修饰，同时，同一类青铜器各诸侯国又呈现出不一样艺术风格。如这一部分展示出这一时期各诸侯国的青铜盉。它们在造型上呈现出多元面貌，秦国龙纹盉庄重质朴，楚国的螭纹提梁铜盉则柔美纤巧，这些都可以视为中原礼乐文明在不同地域的多元面貌。 又如河北中山国国王墓出土的双翼错银铜神兽，其造型独特，粗犷而又矫健，迥异于中原诸国的风格，体现出中山国游牧民族对于华夏文明的吸收，同时在青铜艺术上又带有本民族的特色和创造。
在最后的第五部分主要讲述华夏文明在向四周扩张的同时也日益得到周边族群自我认同，春秋自称“不与中国同”的秦、楚，到战国时却诩为“冠带之国”“华夏之民”，代表了崛起的大国对华夏的认同。不同族群、诸侯国之间的战争、商贸，或联姻等，均促进了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这一部分以多件代表性展品体现各诸侯国在文化上的相互交流与融合，如楚地出土駱驼青铜灯，南方的青铜器以北方的“奇畜”骆驼为造型，实属少见，又如秦楚纹饰合体的玉璜，一件玉器融两国风格于一体。诸国文化的相互激荡与交融，也为后来秦汉时代政治大一统奠定了思想意识基础。
殿堂级的造型艺术
如果探讨现实主义造型艺术，“学院与沙龙——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法国国家造型艺术中心珍藏”展是不可错过的机会，该展近期在国家博物馆展出，云集103件法国学院派艺术精品，均出自世界闻名的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和法国国家造型艺术中心。
展览集中呈现从“法国大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法国艺术以及以巴黎为中心的法国社会风貌，参展的展品包括学院派代表艺术家多米尼克安格尔、威廉-阿道夫·布格罗、帕斯卡·达仰-布弗莱等人的油画精品，以及创作了巴黎凯旋门浮雕《马赛曲》的著名雕塑家弗朗索瓦吕德的雕塑作品。特别是安格尔的以《朱庇特与忒提斯》为代表的三幅油画精品，尤为值得关注。
19世纪法国艺术家们受到欧洲启蒙思想的感召，紧随时代的步伐，反抗服务于皇室、注重奢华的洛可可风格，而用回望古典艺术的方式从精神层面来矫正浮华的社会风尚。当时的学院与沙龙为19世纪的新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等美术流派提供了发展的土壤与创新的契机，使得艺术在时代改革和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中作出了贡献，不仅促成了法国艺术的全面繁荣，也使法国成为19世纪世界艺术的中心。
展览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美的圣殿”讲述享誉300年的殿堂级美术学院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下称巴黎高美”）对19世纪艺术家的培养，以及罗马大奖等重要的竞赛制度对于艺术风格的塑造。当时巴黎高美对造型艺术的要求有一套严格而科学的培训体系，素描是备受重视的科目。安格尔曾说：“素描者，艺之操也。”这句话对于后来在巴黎高美进修的艺术家徐悲鸿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徐悲鸿也一直以素描为教学的基础，并影响了以中央美术学院为代表的中国学院教学体系。此次展览也展出一部分法国造型艺术中心收藏的中国留法艺术家作品。如常书鸿《病中的妻子》、方君璧《钱塘江》等艺术家的作品，他们也曾就读于巴黎美高。
这一部分还集中讲述了巴黎通过罗马大奖这样的美术竞赛体制对艺术创作起到的导向性作用，即公立机构通过国家赞助手段促进艺术的发展，当时获奖的艺术家可以获得前往罗马、希腊等西方文明故地游历，诞生了著名的“东方画派”。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安格尔于1801年获得罗马绘画奖的作品《阿喀琉斯接见阿伽门农使者》，这幅作品能够来中国展出，是一次弥足珍贵的机会。
展览第二部分“沙龙：美术舞台犹如时代的镜子”。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举办的沙龙展也为18、19世纪法国艺术的繁荣作出很大的贡献。1737年开始，学院每年在卢浮宫的“方形沙龙”大厅举办一年一度的“皇家绘画与雕塑学院沙龙展”，此后每次展览都被称为“沙龙展”。展览中观众将欣赏到在沙龙中获得声誉的重要作品，包括安格尔的《朱庇特与忒提斯》、欧仁德拉克洛瓦的《弗朗索瓦拉伯雷像》、卡米耶柯罗的《意大利风光》，亨利热尔韦以维克多雨果的小说场面入画的《4日晚上的回忆》等名作，还有达仰布弗莱的《应征入伍者》和其他一些在全世界享有盛誉的艺术家们的作品。
（编辑/雷焕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