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确定性是后现代主义文学最主要的特征之一。最早提出这一概念的是接受美学代表人物之一的沃尔夫冈·伊瑟尔。伊瑟尔认为论及接受美学，核心概念“不确定性”与“空白”是必须应该提到的，他希望凭借它们可以解释文本与读者接受之间的关系。伊瑟尔认为，因为文学文本并不确定规定其语境，而是直接在读者和文本之间提供了一个可能的语境框架，“空白的东西导致了文本的未定点”，由此产生了文本意义上的“不确定性”。克里斯·波尔蒂克在他的《牛津文学术语词典》中也这样阐释过不确定性——“就读者反应理论而言，指文本中任何一个需要读者决定其意义的成分”这样看来，文本的不确定性反而会变成一座联系文本和读者的桥梁，给读者一个更好去解读文本的通道。
　　“不确定性意味着多变、存疑甚至自相矛盾，意味着作品有生动的气韵和混沌的面貌，好的小说都或多或少地呈现了这些性质。”如沈从文在《边城》中的结尾，“这个人也许永远不会来了，也许‘明天’回来！”他把翠翠悬置于一个等待的状态中，让读者永远怀着惆怅和伤感的情绪去揣测，让翠翠的命运始终牵扯着读者的心。卡夫卡《骑桶者》中的老板娘到底有没有看到“我”呢？悬疑让文章摇曳生辉，每一种揣测和思考都给读者带来一种全新的阅读视角，让读者享受着阅读的多重趣味。这些正是不确定性带给文学作品的独特审美体验。
　　文学作品（尤其是小说）从来都不喜欢一目了然、一览无余，它需要含而不露、意在言外，给读者留有“空白”，需要读者根据确定的文本内容，结合自己的认识和体验、审美和想象去思考、补充和创造，让文学作品产生“横看成岭侧成峰”的美感。正是如此，一千个读者才有了一千个哈姆雷特。读者在阅读这类作品的过程中才会更多地体验到一种创造的愉悦，感受到文学作品的迷人魅力，感悟出作品中蕴藏的丰富性和多义性。
　　马尔克斯有多部作品运用到了小说创作的这种不确定性，如《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而他认为最好的小说《礼拜二午睡时刻》也同样呈现出不确定性，我以为它恰是马尔克斯在这篇小说情节设置上的最大一个亮点，是这篇小说所以成功的一大关键。
　　《礼拜二午睡时刻》讲述的是一位母亲带着女儿前去祭拜被当成“小偷”打死的儿子的故事。为什么是“被当成小偷”呢？因为“小偷”只是众人的猜测，小说自始至终也没有向读者明确，这位坚强母亲的儿子是否真的是小偷。不要觉得小说主要是刻画母亲坚韧伟大形象的，这个差点连名字都没人注意的“小偷”角色在文中无足轻重，其实“小偷”才是叙事的出发点，母亲、神父的形象因其而丰满，小说的主题因其而更鲜明突出。既然这样，那么为什么这样一个关键的人物居然在文章中交代不清呢？这样设计的艺术价值在哪儿呢？让我们来好好理理思路，探究马尔克斯那番匠心。
　　我们不妨看看几个假定的情节下小说会呈现怎样的面貌。
　　其一，是小偷。从“案发现场”来看，他有作案的动机——贫穷和饥饿;他处在作案的有利时间——雨夜，凌晨三点钟;他处在一个利于作案的地点——寡妇雷微卡太太家，那里堆满了东西;他中枪的部位——鼻子，说明正面对着门，且视线和门锁高度相当，有撬锁的嫌疑。再者，从家庭生活教育背景来看，文中母亲告诉神父“我告诉他不要偷人家的东西吃”，母亲为什么特意给儿子这样一个嘱咐呢？我们大胆推想下，卡洛斯欺骗了自己的母亲，在贫穷和饥饿的胁迫下，他确实是偷东西了。如果推想属实，那么在那样一个生活困苦物质匮乏的年代，人们对小偷的入骨仇视也就可以理解了，神父“您从来没有想过要把他引上正道吗”的谴责就有了着力点。对于母亲，确实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即便她可能并不知情。在道德和法律面前，小说的情感主题必然被打折扣，这显然会影响小说着力刻画的母亲形象。
　　其二，不是小偷。从情感角度讲，我们更愿意相信这才是事实，文中也大量暗示着这种可能性。我们还是回到“案发现场”，从客观角度分析。文中交代，作为寡妇的雷微卡有“二十八年的独身生活”，再加上当天夜里“细雨的淅沥声”，这让她“产生的恐惧感”更容易导致臆想，也必然影响了她的判断和行为。并且，“雷微卡太太听见有人从外面撬临街的门”，注意是“听”和“撬”，恐惧再加上下着雨，“听”得可能不够真实，“撬”的话总该有工具吧，但在案发现场死者身边我们什么也没“发现”。再从卡洛斯的家庭生活教育背景看，虽然生活贫困，但他们的母亲坚韧、执着、严谨、自尊，在小镇表现得不卑不亢，这是一个让人不敢侧视的母亲，她身上有一种让人无法抗拒的人格魅力。对女儿“别喝水”“不许哭”的苛刻，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有威信有尊严的母亲。在这样一位母亲的影响和教育下，卡洛斯会是一个罔顾尊严而行窃的小偷吗？我们当然不愿意相信，或许卡洛斯只是在雷微卡太太門外避雨呢。
　　从不是小偷这个思路去看，母亲的强硬就有了十分充分的理由，她的那种超越了道德审判的母性情怀就演化成读者对一位母亲不幸痛失自己唯一儿子的深切同情了，小说的重点可能变成了对镇上人的道德批判，对拉丁美洲小偷就理所当然可以被打死的现实批判，传达出尊重生命的呼告。这是马尔克斯希望通过这部小说表达的思考吗？
　　这样分析我们发现文章恐怕是在故意模糊这一情节，读者无法确认卡洛斯是否是小偷，我们只能说他可能是小偷。那么“可能是小偷”，这样的安排是不是比明确出他的身份更具魅力呢？
　　当小镇人包括神父都认为卡洛斯是小偷，都认为他的死是不值得同情的，是应该遭到惩罚和唾弃的时候，母亲却坚信自己的孩子是无辜的。那么在这场不可能有定论的交锋中，究竟谁会胜出呢？似乎更应该是占据道德审判高峰的小镇人和神父，但事实并非如此。
　　即使孩子被当成“小偷”打死，在世人面前死得毫无尊严，但在母亲心中，他却是“很听我话的”“一个非常好的人”，他应该得到尊重和爱怜。在这种情感和道德的势均力敌的交锋中，我们更能强烈地感受到情感的伟大力量。母亲身份卑微力量渺小，她无力改变世人对自己儿子的偏见，她无法要求法律的公正严肃审判，她更无法改变儿子死亡的事实。但她没有退缩，因为她是母亲，她没有哭天抢地，因为她强烈的自尊。她能做的就是有尊严地祭拜自己的儿子，给儿子找回在这儿失去的尊严，她要用自己的行动告诉所有人，自己和家人都是体面的。这样我们就理解了，为什么一路上母亲都强压着自己内心的悲痛，保持着“安平若素的人惯有的镇定安详的神情”，给自己的女儿穿上显然是为这次小镇之行特地准备的鞋子（卡洛斯光着脚，小姑娘不习惯穿鞋），对自己的女儿提出“往后就是渴死了，你也别喝水。尤其不许哭”这样苛刻的要求。她到这儿来不是来寻求帮助，博取同情和怜悯的，她是来祭拜自己失去的唯一的儿子，替儿子找回尊严的。
　　而正是母亲这种坚韧和执着、坦荡和尊严让相信卡洛斯是小偷的，代表着道德力量的神父都紧张汗颜——“神父的脸刷的一下子红了”“神父头上开始冒汗了”“嘴里咕咕哝哝地说”“神父吁了一口气”……甚至羞愧而怀疑上帝的意志，动摇了自己的信仰。于是我们看到文章的结尾，神父兄妹真诚地想为母女俩做点什么。这才是超越一切的母性力量唤起的超越一切的悲悯力量，这恐怕才是小说最震撼人的地方。
　　无论作品中的卡洛斯是否是一个“小偷”，无论那母女是否是“小偷”的家属，他们——死者和生者——都有资格享受来自亲人和他人的关爱。母女俩对卡洛斯、神父兄妹俩对母女俩的那份不欲明言的情感，会跨越种族、地域和时代的阻隔，作用于每一个读者的神经，使我们感受到那份平凡的心动。马尔克斯应该是特意安排了这个不确定的情节，他引导读者在疑惑中思考，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有爱有尊严的母亲，看到了一个憧憬中的懂得悲悯和爱的世界。这恐怕正是拉丁美洲最需要的东西。
　　“于无声处听惊雷，于无色处见繁花”，不确定的情节如同艺术的空白，给了读者更多的审美体验，让小说奏出了更美妙的乐章。
　　[作者通联：南京市宁海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