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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张大千一生几易画风，从青年时期的“清新俊逸”，到中年时的“瑰丽雄奇”和“苍深渊穆”，再到老年时的气质淳化、笔简墨淡。本文以张大千画风的变化为线，展现张大千画风变化与人生经历的发生和发展，试图说明在他的画风嬗变与人生经历之间有着某种必然的联系。
关键词：张大千 画风嬗变 人生经历 联系
张大千作为20世纪中国画历史中的辉煌人物，其画风在一生中几经嬗变，大致可分为30岁时的“清新俊逸”画风，50岁时的“瑰丽雄奇”画风，60岁时的“苍深渊穆”画风和80岁后的气质淳化、笔简墨淡的画风这几种。他作为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大画家，绘画风格的变化绝不是一朝一夕之功和一点一滴的积累可以产生，而是大量人生经历与心理体验后洗尽铅华的沉淀与展现。张大千画风的嬗变与其人生经历有着某种必然的联系，因为作品是画家审美体验的表达，而审美属于心理活动的范畴，作为审美主体的画家，总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因此，其创作心理和审美取向必然会受到这一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和影响，就如丹纳所说：艺术不是孤立的，它从属于艺术家，同时也包括各种艺术流派以及它周围的社会。张大千丰富的人生经历、进取不息的人生姿态和不断嬗变的绘画风格都与那个波澜壮阔、跌宕起伏的年代紧密联系在了一起，不管有意无意，画家的人生经历和体验必定会渗入到画家的创作审美活动之中，并或显或隐地发生着作用。对于任何画家来说，生活经历与思想性格都会直接影响他的创作内容和创作风格，而对于张大千来说，这种影响和作用更是巨大而明显的。
生活是最好的老师，许多看似徒劳的经历，都有可能成为人生当中不可多得的财富。纵观古今中外名垂青史之人，他们的经历和头上的光环大多成正比，经历越坎坷复杂，头上的光环就越耀眼，张大千就是这样的一位成功者。他成长于一户日见衰落的书香门第，祖上做过县令。张大千的绘画成就是从师古人开始的，在这期间他经历了很多。幼年时期，张大千主要是在母亲和姐姐这两位启蒙老师指导下学习绘画，看她们彩描花鸟虫鱼，在绘画上精进不少。除了绘画，四五岁时，张大千便在母亲的教导下读完《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等文学启蒙读物，其间尤其对《三国演义》《封神榜》等古典小说里的英雄绣像着迷。年纪稍长一点，便随他在私塾教学的四哥学习中华文化，同时在书法上也颇有进益，并在学业之余随其兄外出游览山水名胜，无形之中培养了他对大自然的热爱。这样的经历，便是他日后走遍锦绣中华、寻险览胜的原因。13岁之后张大千进入内江教会小学接受国文、算数、地理、英语等课程的正规教育，课余他仍把时间花在绘画上，此时他已不满足于简单地使用工笔画花鸟画，而是开始努力学习写意画。到了16岁时他赴重庆曾家岩的求精中学就读，在暑期返乡探亲途中被土匪掳去当了“百日师爷”，期间有幸结识了一位满腹经纶的前清进士，在与这位老人的探讨中真正系统学习了诗词的规则与技巧，为他日后行诗赋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经历过“百日师爷”这场历险，19岁的张大千被张家送往日本学习染织。虽然染织与绘画属于两个不同的领域，但两者对美的追求却是相同的，在学习染织的原理和各种工艺流程中，张大千领悟到了科学、严谨、认真的重要性，同时对色彩、构图和装饰效果有了更深的体会，这些对他日后绘画技巧的形成与完善都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22岁时张大千结束了留学生涯回上海拜名士曾熙、李瑞清为师学习诗词与书法，这期间由于现实的压力，加之未婚妻的去世，苦闷彷徨的张大千将视线转向了他一直感兴趣的佛学，决定要在博大精深的佛学中一探人生的究竟。“百日和尚”的寺院生活丰富了张大千的人生经历，在他的艺术生涯中留下永不磨灭的痕迹，从此以后，他更加珍惜生活。在上海拜师学习的经历是张大千以古人为师的真正阶段，不仅在老师的影响下提高了书法水平，更从石涛、八大山人等古代大师的原作中汲取到了艺术的灵性，成为他一生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从这一阶段看起来，他富有艺术气息的家庭氛围的熏陶，师古人、师先人以及一定的游历采风，所有这些经历，基本锻造出30岁青年张大千“清新俊逸”的绘画艺术面貌。
42岁时的敦煌之行对张大千的艺术创作起到了极其关键的作用，在莫高窟的两年零七个月的时间里，他率门人子侄，不辞艰辛，对十六国、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元等各朝代的壁画代表作进行了临摹，共临摹壁画276幅。这些临摹画是一批极其珍贵且来之不易的宝贵财富，他的好些摹本已经超出了原作的艺术感染力。经过在敦煌对大壁画、大结构、大章法营造的研习，也造就出了张大千日后绘制巨型画幅的雄心和魄力，使他的绘画升华到了一个极高的境地。敦煌临画为张大千的艺术之旅平添了一道绚丽的光华，令他脱胎换骨，画风蔚然一新，其中最大的影响就是使他的人物画迈上了一个新台阶。在这之后他所创作的人物画深得唐人意境，敦厚浓艳，丰硕健美，线条的写实造型能力独具特色，极富感染力，同时开创了古装人物画面向现实、表现时代的绘画新风貌。在敦煌的三年面壁，身在其中的筋骨劳累、心智磨砺，这种经历是未曾身临其境的人难以体会的。除了面壁敦煌，在“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思想的教导下，张大千还游遍名山大川，在五十岁之前，他三上黄山，在华山、泰山、青城山、峨眉山、桂林、莫干、天目、剑阁、罗浮、长江三峡乃至朝鲜的金刚山等地都留下了他游历的足迹。张大千在《画说》中曾讲道：古人有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说法。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见闻广博，要从实地观察得来，并不仅仅只单靠书本，两者是相辅而行的。名山大川，熟于心中，胸中有了丘壑，下笔自然有所依据，要经历得多才有所收获。不但山水如此，其他花卉、人物、禽兽也都一样。张大千在长年的奔走游历中积累了丰厚的绘画题材，他心中酝酿着无数的山水美景，每画出一幅都令世人为之惊叹不已。在这一阶段中，深入的研习民族绘画精髓，大量的游历感悟，加上不断的实践与思索，这些经历慢慢形成了50岁张大千“瑰丽雄奇”的绘画艺术格局。
51岁那年，张大千应印度大吉岭大学的邀请，离开故乡赴印度讲学，从此开始了他后半生的国外生活。他先后去过阿根廷、巴西、法国、意大利、英国、联邦德国、瑞士、美国、日本、韩国、泰国……在印度的新德里，他举办了规模盛大的“张大千画展”，并参观考察石窟，游览圣地，旅居大吉岭。后迁回香港办画展。不久，举家迁南美，先是定居在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后转至巴西，在圣保罗市郊修建“八德园”，居十数载。他在全球许多大城市举办了画展，获得了不少荣誉，1958年被纽约国际艺术学会选为“世界第一大画家”，并授予金质奖章，而张大千并不就此满足，经过几年的酝酿，他在画法上逐渐吸取西方绘画技巧，独辟蹊径，创作出泼彩画法，与传统泼墨法浑然一体。张大千人生中最重大的突破其实源自在“八德园”养病时，在一阵大雨后见园中树木淋漓朦胧，遂以泼墨法绘成《山园骤雨图》，这幅画预示了张大千绘画艺术的巨大变化，他颇有感慨地对人说：“在此以前，我完全临摹古人，一点也没有变，从这张画以后，我发现不一定用古人的方法，也可以用自己的方法来表现”。这充分显示了艺术创作的关键是在于艺术家要经历过长期的生活和艺术实践积累之后一触而发，然后再不断向前摸索、突破和完善。1964年张大千用泼彩法创作了《幽谷图》，1967年作《山雨欲来》，1969年之前完成《长江万里图》和《黄山前后图卷》以及之后的《夏山云瀑》，在这些画中，张大千大面积运用积墨、破墨、积色、破色等方法，将传统山水中没骨、泼墨和大小青绿的技法结合运用，并吸收西方抽象艺术和现代艺术的美感因素，在重视笔法的同时，更加重视色彩和技法的渲染，将水墨和青绿，泼墨和泼彩融为一体，开创了画线为面、色墨融合、工写兼施、没骨写意的泼墨泼彩方法，为中国的绘画开辟了一条新路。其过程和特点是将墨或彩泼到不吸水的熟纸上，由于汁水并不渗透到纸内而是浮在纸面，过一段时间才会慢慢干涸，在纸面渐干的过程中，再加以点染处理。这样山水画深厚凝重，荷花画墨色交融，使作品富有装饰效果的同时，更具有表现力，自此，他的作品趋向苍浑渊穆、气势磅礴而宏大雄奇。
从1968年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卡麦米尔城郊构筑“可以居”开始，到迁居“环荜庵”，张大千先生居美近十年。70年代后期，重回祖国，定居于台北市外双溪的“摩耶精舍”。他往来于亚、欧、美三大洲，在举办画展，观光旅游，走亲访友的过程中逐渐扬名国际。1968年他被曼谷《世界报》推崇为“当代中国最佳画家”；1974年美国加州太平洋大学授予他人文博士荣誉学位。从花甲之后直至逝世，张大千的绘画作品渐由工意兼备变为大写意，他笔下的泼墨、泼彩画作品，是一种巧夺天工的中西合璧产物，色墨相容相间，半抽象与写意的具象画法融为一体，作品更显大气磅礴。此时，他笔下的花鸟走兽，主要以破墨、泼墨和泼彩为主，在继续保持早期所学的陈淳、石涛的影响外，又含英咀华，将水墨花鸟推向崭新的领域，他常画的荷花，枝干顿挫有力，一气呵成，在荷花以及荷叶的造型上，通过泼辣的用笔，把荷花表现得惟妙惟肖，层次分明，粗中有细。
张大千经过一生的努力，在晚年变法，终得正果。从他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艺术家的成就在于技与艺、修养与文化、人品与社会的完美结合，其中每一分的成绩都需要付出百倍千倍乃至无数倍的努力才能得来。先生一生几易绘画风格，在表面上看画风变化的过程似乎简单，而背后却经历了漫长而艰辛的求索，从10岁学画到27岁第一次在上海开画展，从两上敦煌学习技艺到背上“确实破坏了敦煌壁画”的骂名，从开始全然模仿石涛到“五百年来一大千”，再到三十年的海外游历、破格变法，他含辛茹苦、行远自迩、栉风沐雨地学画、研画、观摩自然，捕捉成画作中的灵感，正是因为这些暗彩浓墨的人生经历与磨砺，才成就了张大千不断变化的艺术风格，成就了他传奇般的艺术人生。
关键词：张大千 画风嬗变 人生经历 联系
张大千作为20世纪中国画历史中的辉煌人物，其画风在一生中几经嬗变，大致可分为30岁时的“清新俊逸”画风，50岁时的“瑰丽雄奇”画风，60岁时的“苍深渊穆”画风和80岁后的气质淳化、笔简墨淡的画风这几种。他作为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大画家，绘画风格的变化绝不是一朝一夕之功和一点一滴的积累可以产生，而是大量人生经历与心理体验后洗尽铅华的沉淀与展现。张大千画风的嬗变与其人生经历有着某种必然的联系，因为作品是画家审美体验的表达，而审美属于心理活动的范畴，作为审美主体的画家，总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因此，其创作心理和审美取向必然会受到这一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和影响，就如丹纳所说：艺术不是孤立的，它从属于艺术家，同时也包括各种艺术流派以及它周围的社会。张大千丰富的人生经历、进取不息的人生姿态和不断嬗变的绘画风格都与那个波澜壮阔、跌宕起伏的年代紧密联系在了一起，不管有意无意，画家的人生经历和体验必定会渗入到画家的创作审美活动之中，并或显或隐地发生着作用。对于任何画家来说，生活经历与思想性格都会直接影响他的创作内容和创作风格，而对于张大千来说，这种影响和作用更是巨大而明显的。
生活是最好的老师，许多看似徒劳的经历，都有可能成为人生当中不可多得的财富。纵观古今中外名垂青史之人，他们的经历和头上的光环大多成正比，经历越坎坷复杂，头上的光环就越耀眼，张大千就是这样的一位成功者。他成长于一户日见衰落的书香门第，祖上做过县令。张大千的绘画成就是从师古人开始的，在这期间他经历了很多。幼年时期，张大千主要是在母亲和姐姐这两位启蒙老师指导下学习绘画，看她们彩描花鸟虫鱼，在绘画上精进不少。除了绘画，四五岁时，张大千便在母亲的教导下读完《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等文学启蒙读物，其间尤其对《三国演义》《封神榜》等古典小说里的英雄绣像着迷。年纪稍长一点，便随他在私塾教学的四哥学习中华文化，同时在书法上也颇有进益，并在学业之余随其兄外出游览山水名胜，无形之中培养了他对大自然的热爱。这样的经历，便是他日后走遍锦绣中华、寻险览胜的原因。13岁之后张大千进入内江教会小学接受国文、算数、地理、英语等课程的正规教育，课余他仍把时间花在绘画上，此时他已不满足于简单地使用工笔画花鸟画，而是开始努力学习写意画。到了16岁时他赴重庆曾家岩的求精中学就读，在暑期返乡探亲途中被土匪掳去当了“百日师爷”，期间有幸结识了一位满腹经纶的前清进士，在与这位老人的探讨中真正系统学习了诗词的规则与技巧，为他日后行诗赋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经历过“百日师爷”这场历险，19岁的张大千被张家送往日本学习染织。虽然染织与绘画属于两个不同的领域，但两者对美的追求却是相同的，在学习染织的原理和各种工艺流程中，张大千领悟到了科学、严谨、认真的重要性，同时对色彩、构图和装饰效果有了更深的体会，这些对他日后绘画技巧的形成与完善都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22岁时张大千结束了留学生涯回上海拜名士曾熙、李瑞清为师学习诗词与书法，这期间由于现实的压力，加之未婚妻的去世，苦闷彷徨的张大千将视线转向了他一直感兴趣的佛学，决定要在博大精深的佛学中一探人生的究竟。“百日和尚”的寺院生活丰富了张大千的人生经历，在他的艺术生涯中留下永不磨灭的痕迹，从此以后，他更加珍惜生活。在上海拜师学习的经历是张大千以古人为师的真正阶段，不仅在老师的影响下提高了书法水平，更从石涛、八大山人等古代大师的原作中汲取到了艺术的灵性，成为他一生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从这一阶段看起来，他富有艺术气息的家庭氛围的熏陶，师古人、师先人以及一定的游历采风，所有这些经历，基本锻造出30岁青年张大千“清新俊逸”的绘画艺术面貌。
42岁时的敦煌之行对张大千的艺术创作起到了极其关键的作用，在莫高窟的两年零七个月的时间里，他率门人子侄，不辞艰辛，对十六国、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元等各朝代的壁画代表作进行了临摹，共临摹壁画276幅。这些临摹画是一批极其珍贵且来之不易的宝贵财富，他的好些摹本已经超出了原作的艺术感染力。经过在敦煌对大壁画、大结构、大章法营造的研习，也造就出了张大千日后绘制巨型画幅的雄心和魄力，使他的绘画升华到了一个极高的境地。敦煌临画为张大千的艺术之旅平添了一道绚丽的光华，令他脱胎换骨，画风蔚然一新，其中最大的影响就是使他的人物画迈上了一个新台阶。在这之后他所创作的人物画深得唐人意境，敦厚浓艳，丰硕健美，线条的写实造型能力独具特色，极富感染力，同时开创了古装人物画面向现实、表现时代的绘画新风貌。在敦煌的三年面壁，身在其中的筋骨劳累、心智磨砺，这种经历是未曾身临其境的人难以体会的。除了面壁敦煌，在“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思想的教导下，张大千还游遍名山大川，在五十岁之前，他三上黄山，在华山、泰山、青城山、峨眉山、桂林、莫干、天目、剑阁、罗浮、长江三峡乃至朝鲜的金刚山等地都留下了他游历的足迹。张大千在《画说》中曾讲道：古人有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说法。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见闻广博，要从实地观察得来，并不仅仅只单靠书本，两者是相辅而行的。名山大川，熟于心中，胸中有了丘壑，下笔自然有所依据，要经历得多才有所收获。不但山水如此，其他花卉、人物、禽兽也都一样。张大千在长年的奔走游历中积累了丰厚的绘画题材，他心中酝酿着无数的山水美景，每画出一幅都令世人为之惊叹不已。在这一阶段中，深入的研习民族绘画精髓，大量的游历感悟，加上不断的实践与思索，这些经历慢慢形成了50岁张大千“瑰丽雄奇”的绘画艺术格局。
51岁那年，张大千应印度大吉岭大学的邀请，离开故乡赴印度讲学，从此开始了他后半生的国外生活。他先后去过阿根廷、巴西、法国、意大利、英国、联邦德国、瑞士、美国、日本、韩国、泰国……在印度的新德里，他举办了规模盛大的“张大千画展”，并参观考察石窟，游览圣地，旅居大吉岭。后迁回香港办画展。不久，举家迁南美，先是定居在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后转至巴西，在圣保罗市郊修建“八德园”，居十数载。他在全球许多大城市举办了画展，获得了不少荣誉，1958年被纽约国际艺术学会选为“世界第一大画家”，并授予金质奖章，而张大千并不就此满足，经过几年的酝酿，他在画法上逐渐吸取西方绘画技巧，独辟蹊径，创作出泼彩画法，与传统泼墨法浑然一体。张大千人生中最重大的突破其实源自在“八德园”养病时，在一阵大雨后见园中树木淋漓朦胧，遂以泼墨法绘成《山园骤雨图》，这幅画预示了张大千绘画艺术的巨大变化，他颇有感慨地对人说：“在此以前，我完全临摹古人，一点也没有变，从这张画以后，我发现不一定用古人的方法，也可以用自己的方法来表现”。这充分显示了艺术创作的关键是在于艺术家要经历过长期的生活和艺术实践积累之后一触而发，然后再不断向前摸索、突破和完善。1964年张大千用泼彩法创作了《幽谷图》，1967年作《山雨欲来》，1969年之前完成《长江万里图》和《黄山前后图卷》以及之后的《夏山云瀑》，在这些画中，张大千大面积运用积墨、破墨、积色、破色等方法，将传统山水中没骨、泼墨和大小青绿的技法结合运用，并吸收西方抽象艺术和现代艺术的美感因素，在重视笔法的同时，更加重视色彩和技法的渲染，将水墨和青绿，泼墨和泼彩融为一体，开创了画线为面、色墨融合、工写兼施、没骨写意的泼墨泼彩方法，为中国的绘画开辟了一条新路。其过程和特点是将墨或彩泼到不吸水的熟纸上，由于汁水并不渗透到纸内而是浮在纸面，过一段时间才会慢慢干涸，在纸面渐干的过程中，再加以点染处理。这样山水画深厚凝重，荷花画墨色交融，使作品富有装饰效果的同时，更具有表现力，自此，他的作品趋向苍浑渊穆、气势磅礴而宏大雄奇。
从1968年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卡麦米尔城郊构筑“可以居”开始，到迁居“环荜庵”，张大千先生居美近十年。70年代后期，重回祖国，定居于台北市外双溪的“摩耶精舍”。他往来于亚、欧、美三大洲，在举办画展，观光旅游，走亲访友的过程中逐渐扬名国际。1968年他被曼谷《世界报》推崇为“当代中国最佳画家”；1974年美国加州太平洋大学授予他人文博士荣誉学位。从花甲之后直至逝世，张大千的绘画作品渐由工意兼备变为大写意，他笔下的泼墨、泼彩画作品，是一种巧夺天工的中西合璧产物，色墨相容相间，半抽象与写意的具象画法融为一体，作品更显大气磅礴。此时，他笔下的花鸟走兽，主要以破墨、泼墨和泼彩为主，在继续保持早期所学的陈淳、石涛的影响外，又含英咀华，将水墨花鸟推向崭新的领域，他常画的荷花，枝干顿挫有力，一气呵成，在荷花以及荷叶的造型上，通过泼辣的用笔，把荷花表现得惟妙惟肖，层次分明，粗中有细。
张大千经过一生的努力，在晚年变法，终得正果。从他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艺术家的成就在于技与艺、修养与文化、人品与社会的完美结合，其中每一分的成绩都需要付出百倍千倍乃至无数倍的努力才能得来。先生一生几易绘画风格，在表面上看画风变化的过程似乎简单，而背后却经历了漫长而艰辛的求索，从10岁学画到27岁第一次在上海开画展，从两上敦煌学习技艺到背上“确实破坏了敦煌壁画”的骂名，从开始全然模仿石涛到“五百年来一大千”，再到三十年的海外游历、破格变法，他含辛茹苦、行远自迩、栉风沐雨地学画、研画、观摩自然，捕捉成画作中的灵感，正是因为这些暗彩浓墨的人生经历与磨砺，才成就了张大千不断变化的艺术风格，成就了他传奇般的艺术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