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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TU984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926年至1942年发生在意大利的理性主义运动没有像几十年前的未来主义先锋派那样进入欧洲前卫艺术的主流，而是在很短的时间里从出现到消亡，并且最终只是地区风格。但是在这个希望渺茫的意大利理性主义运动中，有三个人脱颖而出：开创者朱赛普•特拉尼（Giuseppe Terragni），评论家厄多纳多•佩西科，以及“从建筑到民权运动”的积极推进者和领导者朱赛普•帕加诺（Giuseppe Pagano）。而特拉尼在死后30多年一直到现在今天，已经成为许多人集中学习的目标，其中最知名的是“纽约五”之一的彼得•艾森曼（Peter Eisenman）。
特拉尼1904年出生在米兰附近的Meda，在1939年他35岁时服兵役，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在苏联前线受伤后于1943年去世。他的建筑从业生涯只有短短的17年，但是特拉尼凭借他的天才的创造力和对历史的深刻透析，他设计了不多的作品，却意义非凡，它们是意大利现代主义建筑中的精华，就像是普罗米修斯洒向人间的火种，在意大利的土地上闪烁智慧的光芒，并且穿越了历史的浓雾，展现出意大利二战前后人们的精神力量，影响现在以及未来的人们。
1932年特拉尼开始了考莫的法西斯大厦（Casa del Fascio）的建造，这是意大利理性主义建筑运动最著名的作品。其平面为一完整的正方形，其高度为其宽度（33米，110英尺）的一半。这种半立方体建立了严格理性几何学的基础。在体内，不仅暴露出梁柱结构的逻辑性，同时也显示了其分层立面模式的“理性”编码。该建筑的每一边（除了强调主要楼梯的东南立面外）的窗户排列和外墙分层都被巧妙地处理，以表示内部中庭的存在。对于这栋建筑的早期研究表明，像特拉尼的其它作品一样（诸如他1936年设计的圣伊利亚学校），建筑的平面最初是围绕着一个开敞的庭院的布置的，采用了传统的宫廷建筑模式。而后的设计中，这个cortile（庭院）变成了一个双层的中央会议厅，通过混凝土屋面的玻璃顶采光，四周环绕着长廊、办公室和会议室。像密斯·凡·德·罗1929年设计的巴塞罗那展览馆那样，整个建筑的纪念性身份是通过砖石基础上的低立面取得的，特拉尼称它为piano rialzato（抬高层）。该建筑最初的政治目的是通过把入口门厅与广场分隔开的玻璃门，以一种原意的语汇表现出来的。当这些门依靠一个电动装置同步开启时，庭院与室外广场就连成一片，从而允许大量的人流从街道向室内不间断流动。在主会议室室内设计可看到同样的政治含义，见之于马里奥·拉迪斯（Mario Radice）所做的照相蒙太奇的浮雕，以及纪念法西斯运动降临的神龛。当然，这项作品中还存在着超越这些意识形态的关注，如形而上学空间效果的创造——即把建筑物处理成一个连续的螺旋空间体，没有任何特定的方向，如上下、左右等等。这样玻璃的镜面作用被用于入口前厅天棚的衬面上，产生了一种无限量的梁柱结构的虚幻感。而实际上它只是以不同的用途出现于各种空间中；同时，这个作品被巧妙地置于一个历史名城的中心，它的表面整个用博蒂契诺大理石覆盖，并用玻璃砖的装饰来表示其崇高地位。这些手段组合起来，创缔了一个构筑性的、细心处理的、富有纪念性的作品。
这个作品在建筑史中常有争议，因为它似乎是建筑学理念和法西斯独裁统治不体面的合作的产物。这个合作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合作的程度或者说是建筑学向意识形态妥协的程度有多少是含糊不清的。可以发现虽然特拉尼面临诸多束缚和困境，他在这个建筑的设计中还是很努力的实现了不少最优秀的理念： Ⅰ.理性主义的设计手法：祛除任何经验，遵循理性的普遍原则（比如数学和几何学）进行创作的设计手法
Ⅱ.基本建筑的设计手法：关注建筑本身，表达建筑的基本构件（梁板柱等）和基本空间特性的设计手法 Ⅲ.功能服从的设计手法：服从或者利用功能需要进行创作的设计手法 Ⅳ.意识形态的设计手法：满足意识形态诉求的设计手法
20世纪30年代中期笼罩着意大利的反动的建筑与政治气候，就在此时，一系列密切相关的设计不断从特拉尼工作室产生，包括他参加的1937年的利托里亚住宅设计竞赛和1938年EUR会议厅建筑，二者均是与卡塔内奥和林格里合作設计的。同期内，特拉尼创作了他一生中最形而上学的作品——但丁大厦。这是一栋在1938年设计的为墨索里尼所修建的穿越罗马古城帝国大道的纪念性装饰建筑。它包括安排的像迷宫一般的逐渐稀疏的矩形空间，象征了《神曲》中的地狱、炼狱等阶段，并且在许多方面是对EUR建筑的组成部分的抽象化。
特拉尼对“透明”建筑的沉醉——这是未来派把街道伸入建筑内的纲领的升华——首次在他的法西奥大厦中出现，而后，作为一个持久的趋向贯穿于他全部的公共建筑作品中。弗兰普敦归纳特拉尼的常用手法：1，双重性的运用，遵照他1931年在柯莫设计的战争纪念碑的形式，通常包括两个互相平行的直线物体及其缝隙空间；2，正面互相平行的直线所形成的空隙和天桥等。
但是特拉尼终究也无法摆脱时代的局限，他的理性与偏执只能取得有限的胜利，我们可以看到评论家在对他作品的分析中指出了其中的缺陷，“特拉尼的努力只有以象征的方法、用紧密而巧妙的体量穿插，才能得以实现，然而这样就走上了形式主义。”（帕加诺对特拉尼法西斯大厦的评论）
弗兰普敦也指出：“我尖锐地意识到欧洲启蒙运动的阴暗面：它以不合理的理性主义为名，把人引入了这样一个境地，使它异化于自己的生产活动，也异化于自然世界。”特拉尼的建筑确实存在着一种与大众相脱离的虚无主义的态度，他的许多建筑在和墨索里尼政权的合作中丧失了某种完整性，他最为先进的建筑学思想有时被一层表面的政治语义所掩盖而得不到最大限度的发展，但是其根源是他所处的社会环境带来的困境制约着他，并且最终将他带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三、结语
朱塞普·特拉尼短暂的一生和昙花一现的意大利理性主义建筑运动为我们充分展现了一个历史的现象：国家权力和意识形态等社会条件是如何影响建筑学的发展，而作为个人的建筑师又是如何在众多困境中通过各种手段去发展最先进的建筑学。这个过程危机重重，如履薄冰，但是特拉尼以他的作品向我们证明了，个人虽然不能改变历史，却能在存在和消亡的夹缝中找到可以发展的空间，完成这个不可能的任务。
参考文献：
1．（美）肯尼斯•弗兰普敦．现代建筑：一部批判的历史，张钦楠等译．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2．Kenneth Frampton．Modern architecture：A Critical History．London ：Thames and Hudson，1992
3．吴唤加．20世纪西方建筑史．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
1926年至1942年发生在意大利的理性主义运动没有像几十年前的未来主义先锋派那样进入欧洲前卫艺术的主流，而是在很短的时间里从出现到消亡，并且最终只是地区风格。但是在这个希望渺茫的意大利理性主义运动中，有三个人脱颖而出：开创者朱赛普•特拉尼（Giuseppe Terragni），评论家厄多纳多•佩西科，以及“从建筑到民权运动”的积极推进者和领导者朱赛普•帕加诺（Giuseppe Pagano）。而特拉尼在死后30多年一直到现在今天，已经成为许多人集中学习的目标，其中最知名的是“纽约五”之一的彼得•艾森曼（Peter Eisenman）。
特拉尼1904年出生在米兰附近的Meda，在1939年他35岁时服兵役，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在苏联前线受伤后于1943年去世。他的建筑从业生涯只有短短的17年，但是特拉尼凭借他的天才的创造力和对历史的深刻透析，他设计了不多的作品，却意义非凡，它们是意大利现代主义建筑中的精华，就像是普罗米修斯洒向人间的火种，在意大利的土地上闪烁智慧的光芒，并且穿越了历史的浓雾，展现出意大利二战前后人们的精神力量，影响现在以及未来的人们。
1932年特拉尼开始了考莫的法西斯大厦（Casa del Fascio）的建造，这是意大利理性主义建筑运动最著名的作品。其平面为一完整的正方形，其高度为其宽度（33米，110英尺）的一半。这种半立方体建立了严格理性几何学的基础。在体内，不仅暴露出梁柱结构的逻辑性，同时也显示了其分层立面模式的“理性”编码。该建筑的每一边（除了强调主要楼梯的东南立面外）的窗户排列和外墙分层都被巧妙地处理，以表示内部中庭的存在。对于这栋建筑的早期研究表明，像特拉尼的其它作品一样（诸如他1936年设计的圣伊利亚学校），建筑的平面最初是围绕着一个开敞的庭院的布置的，采用了传统的宫廷建筑模式。而后的设计中，这个cortile（庭院）变成了一个双层的中央会议厅，通过混凝土屋面的玻璃顶采光，四周环绕着长廊、办公室和会议室。像密斯·凡·德·罗1929年设计的巴塞罗那展览馆那样，整个建筑的纪念性身份是通过砖石基础上的低立面取得的，特拉尼称它为piano rialzato（抬高层）。该建筑最初的政治目的是通过把入口门厅与广场分隔开的玻璃门，以一种原意的语汇表现出来的。当这些门依靠一个电动装置同步开启时，庭院与室外广场就连成一片，从而允许大量的人流从街道向室内不间断流动。在主会议室室内设计可看到同样的政治含义，见之于马里奥·拉迪斯（Mario Radice）所做的照相蒙太奇的浮雕，以及纪念法西斯运动降临的神龛。当然，这项作品中还存在着超越这些意识形态的关注，如形而上学空间效果的创造——即把建筑物处理成一个连续的螺旋空间体，没有任何特定的方向，如上下、左右等等。这样玻璃的镜面作用被用于入口前厅天棚的衬面上，产生了一种无限量的梁柱结构的虚幻感。而实际上它只是以不同的用途出现于各种空间中；同时，这个作品被巧妙地置于一个历史名城的中心，它的表面整个用博蒂契诺大理石覆盖，并用玻璃砖的装饰来表示其崇高地位。这些手段组合起来，创缔了一个构筑性的、细心处理的、富有纪念性的作品。
这个作品在建筑史中常有争议，因为它似乎是建筑学理念和法西斯独裁统治不体面的合作的产物。这个合作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合作的程度或者说是建筑学向意识形态妥协的程度有多少是含糊不清的。可以发现虽然特拉尼面临诸多束缚和困境，他在这个建筑的设计中还是很努力的实现了不少最优秀的理念： Ⅰ.理性主义的设计手法：祛除任何经验，遵循理性的普遍原则（比如数学和几何学）进行创作的设计手法
Ⅱ.基本建筑的设计手法：关注建筑本身，表达建筑的基本构件（梁板柱等）和基本空间特性的设计手法 Ⅲ.功能服从的设计手法：服从或者利用功能需要进行创作的设计手法 Ⅳ.意识形态的设计手法：满足意识形态诉求的设计手法
20世纪30年代中期笼罩着意大利的反动的建筑与政治气候，就在此时，一系列密切相关的设计不断从特拉尼工作室产生，包括他参加的1937年的利托里亚住宅设计竞赛和1938年EUR会议厅建筑，二者均是与卡塔内奥和林格里合作設计的。同期内，特拉尼创作了他一生中最形而上学的作品——但丁大厦。这是一栋在1938年设计的为墨索里尼所修建的穿越罗马古城帝国大道的纪念性装饰建筑。它包括安排的像迷宫一般的逐渐稀疏的矩形空间，象征了《神曲》中的地狱、炼狱等阶段，并且在许多方面是对EUR建筑的组成部分的抽象化。
特拉尼对“透明”建筑的沉醉——这是未来派把街道伸入建筑内的纲领的升华——首次在他的法西奥大厦中出现，而后，作为一个持久的趋向贯穿于他全部的公共建筑作品中。弗兰普敦归纳特拉尼的常用手法：1，双重性的运用，遵照他1931年在柯莫设计的战争纪念碑的形式，通常包括两个互相平行的直线物体及其缝隙空间；2，正面互相平行的直线所形成的空隙和天桥等。
但是特拉尼终究也无法摆脱时代的局限，他的理性与偏执只能取得有限的胜利，我们可以看到评论家在对他作品的分析中指出了其中的缺陷，“特拉尼的努力只有以象征的方法、用紧密而巧妙的体量穿插，才能得以实现，然而这样就走上了形式主义。”（帕加诺对特拉尼法西斯大厦的评论）
弗兰普敦也指出：“我尖锐地意识到欧洲启蒙运动的阴暗面：它以不合理的理性主义为名，把人引入了这样一个境地，使它异化于自己的生产活动，也异化于自然世界。”特拉尼的建筑确实存在着一种与大众相脱离的虚无主义的态度，他的许多建筑在和墨索里尼政权的合作中丧失了某种完整性，他最为先进的建筑学思想有时被一层表面的政治语义所掩盖而得不到最大限度的发展，但是其根源是他所处的社会环境带来的困境制约着他，并且最终将他带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三、结语
朱塞普·特拉尼短暂的一生和昙花一现的意大利理性主义建筑运动为我们充分展现了一个历史的现象：国家权力和意识形态等社会条件是如何影响建筑学的发展，而作为个人的建筑师又是如何在众多困境中通过各种手段去发展最先进的建筑学。这个过程危机重重，如履薄冰，但是特拉尼以他的作品向我们证明了，个人虽然不能改变历史，却能在存在和消亡的夹缝中找到可以发展的空间，完成这个不可能的任务。
参考文献：
1．（美）肯尼斯•弗兰普敦．现代建筑：一部批判的历史，张钦楠等译．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2．Kenneth Frampton．Modern architecture：A Critical History．London ：Thames and Hudson，1992
3．吴唤加．20世纪西方建筑史．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