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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纪念中华书局成立一百周年，受托主编《香港散文典藏》系列。我自己负责编选了其中的几本，并作序。
“南斗文星高”—你说，最早鼓吹香港散文的“典藏”价值的，是罗孚。早在三十多年前，上世纪的八十年代，他以“柳苏”的笔名，在北京的《读书》杂志连续撰文，绍介曹聚仁的随笔，叶灵凤的小品，高雄（三苏）和梁厚甫的怪论，乃至亦舒、林燕妮的言情专栏，以其晓畅灵动的文笔，彩绘了一幅“莺飞草长、杂花生树”的香江文苑风景。像《你一定要看董桥》或《无人不道小思贤》这样斩钉截铁的标题，体现的不仅是向内地读者力荐佳作的热忱，而且是身为香港文学的策划者、实践者的识见与胸襟。
其实，罗孚本人，更是这不容忽视的，风景中的风景。
脍炙人口的，譬如“新派武侠小说”的催生，《海光文艺》等杂志的筹办，《知堂回想录》的促成，聂绀弩《三草》的印行，等等。其中的任何一项，都值得在香港文化史上浓墨重彩地记上一笔。我想说的反而不是这些，而是他自己从四十年代起不懈的写作。若单从辑成集子的书名看，《风雷集》（1957）、《繁花集》（1972），自是承袭了“左翼文学”南来一脉；内里却有许多“风花雪月”，非主旋律的异质文字。依罗先生锥心坦白，早年的文章不堪卒读，自己乃是个“粉饰太平”的真诚的“歌德派”：“四十多年来我写了不少假话、错话，铁案如山，无地自容。”萧乾评论说，这样的良知、勇气和自我揭露，自巴金的《真话集》之后，乃属罕见。
“文章信口雌黄易，思想锥心坦白难”，这是罗孚先生后来一再引述的聂绀弩诗句。文章与思想，口与心，此间的诚伪难易，无论在京在港，都在在彰显当代知识人的写作困境，不得不与政治权力进退周旋。读书人生活与写作的自由和不自由，成为罗孚不断思考与探询的焦点。是以自一九八二年起，居京十一年，文风丕变。无端羁留京师，成了一个“神州袖手人”，却也成就了他为人为文的一大转机。早年无意识的潜在的“异质文字”，转化为他自己有意为之的特立独行的“主旋律”。上世纪末的那十年，正是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转型的关键时分。罗孚此时作为“一个普通的北京居民”，在北京文化界知识界，不好说是“广交游”，却也在某一圈子中，有所见，有所闻，有所忆。发而为文，依陈子善的说法，是为“重现八十年代”，留下了一份难得的“实录”。这就用得着京中常引用的另一个“当代典故”了，吴祖光家中的横幅─“生正逢时”。罗先生自己却谦虚，说这些回忆杂记，不过“野史”而已。但又立即补充说，野史可补正史之遗，也可能比正史更加真实，“另有一番趣味”，“有些事情，正史不记，只见于野史，就更有意思了”。文气的抑扬与顿挫，正可见出此公内心的“倔”。不说“抵抗遗忘”，不说“去伪存真”，用的只是“趣味”和“意思”这样的平常字眼，正是“柳苏”远胜“罗孚”多多之处，一种不动声色的老辣，却又内蕴了难言的无奈与忧伤。我读“柳苏”散文，每于此处为之动容，低徊不已。
彼时罗孚的写作，循两个方向展开：其一，“香港作家剪影”系列；其二，“新文艺家的旧体诗”诗话。前者，罗孚把许多失落在港九的文人行踪重新带到读者面前，从徐的女儿到萧红、蔡元培的坟，尽写几代华人颠沛流离、漂泊离散的悲欢。后者，罗孚发展出一种“现代诗话”的文体，抄录并评述当代北京文化人已发表或未发表的许多“旧体诗”，及时向世界华人读者“报导”了当代诗歌写作的一大重要趋向。
我们知道，“五四”新文学勃兴，最“坚贞决绝”的文体当属诗歌。胡适《尝试集》之后，写“新诗”的人才可称作“诗人”，中国人写了千百年的“押韵的句子组合”，则被不无贬义地称为“旧体诗”。旧习难除，朋友酬唱写几首，每每“不好意思”，像冯至就自嘲为“尸骸的迷恋”。有趣的是，一个世纪了，迷恋无法祛除，似乎还将迷恋下去。罗孚在北京接触的旧雨新知，如聂绀弩、邵燕祥，很多原是写新诗的，却都写起了旧体诗，“文革”之后，越写越多，越写越好。“新文艺家的旧体诗”，这个使文学史家挠头的现象，却成为“程雪野”（居京期间又一笔名）开掘不止的写作资源。由对聂绀弩《三草》的笺注，发展成整本的《燕山诗话》，罗孚阐发了聂绀弩、启功、杨宪益等一大批“现代打油诗”的“滑稽诗学”（聂绀弩：“写诗不打油，那是自讨苦吃”，程千帆：“滑稽亦自伟”），把专政体制下“笑的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罗孚指出，“以杂文入诗”的传统始于鲁迅，他那知名的“自嘲”就是典型的“打油”：“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以个体的特立独行蔑视“正史”的春秋褒贬。罗孚自己也写旧体诗，诗风不那么“打油”，却也时有“滑稽自喜”之作。聂绀弩赞曰：“每三句话赅天下，不七尺躯轻万夫。惜墨如金金似水，我行我素我罗孚。”
“每三句话赅天下”，这是诗人的夸张，却也道中了罗孚散文的或一特点。在我看来，资深老报人的新闻敏感，亲历者践行者的历史洞识，趣闻逸事的生动细节，晓畅而又睿智的文笔，凡此种种无与伦比地融为一体，最是罗孚散文引人入胜之处。你说，是的，有些句式是具有“专利”性质的，重复、袭用或套用，都难免俗气；但你还是忍不住，以其人之道反治其人之身，斩钉截铁，说：香港散文么，你一定要读罗孚！
金庸以武侠小说名家，你说，其实他在“文学江湖”上，却是十八般“文”艺，样样了得。他写电影剧本，写影评，剧评，画评，乐评，舞评；他写游记，写围棋史话，文史札记；他写史论，考证之深与精令人惊叹。当年影响甚大的，实际推动了香港历史进程的，还有洞察时事的《明报》社评。
这些“文学概论”上细分的文体分类，在香港现代报刊史上，在我看来，不妨笼而统之，一概称为“专栏文章”可也。“专栏文章”者何？依主编查先生的定义，就是“天上地下，无所不谈”。譬如“三剑楼随笔”中，今天，金庸谈好莱坞电影《相思曲》如何媚俗，糟蹋了小说家该隐（James Cain）的原著；明日，百剑堂主（陈凡）大聊顺德名菜；后天呢，梁羽生讨论变态心理。一些琐细的话题，被金庸拿来大做文章：陶渊明说“不为五斗米折腰”，这“五斗米”究竟所值几何呢？杭州月下老人庵里的卦签，又是典出何处？“无所不谈”甚至包括了数学：金庸援古引今谈圆周率（π），深入浅出，功夫很深，接着还考证出海宁陈家洛（《书剑恩仇录》）的世叔陈世仁，康熙时翰林，是有所成的数学家，所著《少广补遗》“发现了许多据说是前人从来没有谈过的公式。……一直研究到奇数偶数平方立方的级数和等问题”。“专栏文章”呈现了广博的中外视野和深厚的文史知识，你会说，在花果飘零的南国边陲，藉由现代印刷媒体，正是这些斑驳的“散”文和“随”笔，保存和传承了新文化人的文化价值。 在“散”和“随”的剑花缭乱中，你也能定睛认出查大侠的本门剑法。琴棋书画，金庸写得最多的是“棋”。谈“各国的象棋”，谈中日的围棋，最精彩的是“历史性的一局棋”。说的是二十二岁的吴清源与本因坊秀哉下了四个月的一盘棋：“吴清源先行，一下子就使一下怪招，落子在三三路。这是别人从来没用过的，后来被称为‘鬼怪手’。秀哉大吃一惊，考虑再三，决用成法应付。下不多子，吴清源又来一记怪招，这次更怪了，是下在棋盘之中的‘天元’，数下怪招使秀哉伤透了脑筋，当即‘叫停’，暂挂免战牌。棋谱发表出去，围棋界群相耸动。”金庸解释了秀哉有权“叫停”而吴清源不能的规则后，写道：“这一局棋，其实是吴清源一个人力战本因坊派（当时称为‘坊派’）数十名高手。下到第一百四五十着时，局势已经大定，吴清源在左下方占了极大的一片。眼见秀哉已无能为力，他们会议开得更频繁了。第一百六十手是秀哉下，他忽然下了又凶悍又巧妙的一子，在吴清源的势力范围中侵进了一大块。最后结算，是秀哉胜了一子（两目），大家终于松了一口气。虽然胜得很没有面子，但本因坊的尊严终于勉强维持住了。”写到这里，还不算是地道金庸武侠笔法，你须得读他结尾处来了个“龙摆尾”：“许多年后，曾有人问吴清源：‘当时你已胜算在握，为什么终于负去？’（因为秀哉虽然出了巧妙的第一百六十手，但吴还是可以胜的）吴笑笑说：‘还是输的好。’”
金庸读史，特别关注历史人物的性格与身世，关注世道人心，到后来，则往往聚焦于民族冲突与民族融合这样的大关节。本来是要讲汉代“伏波将军”马援的威水事，笔锋一转，谈起了被马援镇压的两位女性敌手：“二征王”，说她们是“汉光武帝所执行的大国主义的牺牲者，是被中国的侵略军所杀死的越南民族女英雄”。因感叹道：“两个年轻女子领导的起义达成了这样的规模与声势，在一千九百多年以前固然是空前的事，直到今天，世界史上也还没出现过类似的例子。只可惜历史流传下来的记录太少，不能令我们多知道一些这两姐妹的状貌、个性和言行。”熟读《天龙八部》的读者，晓得乔峰/萧峰的身份认同如何在胡汉之间兜兜转转，当能明白金庸的“民族立场”在这里的倏然翻转。
金庸的剧评兵分两路，一路谈京剧（《除三害》、《三岔口》、《十字坡》），一路谈改编成电影的莎剧（《王子复仇记》、《奥赛罗》、《罗密欧与朱丽叶》），各各精彩。尤其引人注意的是谈论电影《大白鲸无比敌》的文字，连续写了两篇。美国文学的经典名著，梅尔维尔的Moby Dick改编为电影，成绩平平。金庸说，电影拍出了“情节”，却没有拍出小说的“精神”。这“精神”就是船长亚海勃的灵魂，“是一个叛逆的灵魂，心灵的深处充满着憎恨与反抗”，由愤恨带来的疯狂导致最后的悲剧结局。金庸心有戚戚焉的是书中表达出来的那种愤世嫉俗的强烈呼声，接近疯狂的憎恨感与复仇欲，以及信仰迷失之后模棱两可的善恶观念。金迷们津津乐道的正是：四年多以后，“无比敌”成功转化为残暴的“金毛狮王”谢逊（《倚天屠龙记》）。这自是中西文学比较的上好题目了。
围绕“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的“创作谈”，或序或跋，或索引史料，或剖析人物，或与读者们交流，在我看来，都是金庸散文的精华部分，不容错过。然而，一如金迷们不满于查大侠太早挂印封笔，不写武侠小说，对金庸的散文随笔，你也会感叹说写得太少了。他对历史、对人生、对文化的深切理解和博闻多识，与他形诸文字的篇幅有点不成比例。不过你也说，正因为少，才弥足珍贵，可堪典藏。
罗孚《繁花时节》序
“南斗文星高”—你说，最早鼓吹香港散文的“典藏”价值的，是罗孚。早在三十多年前，上世纪的八十年代，他以“柳苏”的笔名，在北京的《读书》杂志连续撰文，绍介曹聚仁的随笔，叶灵凤的小品，高雄（三苏）和梁厚甫的怪论，乃至亦舒、林燕妮的言情专栏，以其晓畅灵动的文笔，彩绘了一幅“莺飞草长、杂花生树”的香江文苑风景。像《你一定要看董桥》或《无人不道小思贤》这样斩钉截铁的标题，体现的不仅是向内地读者力荐佳作的热忱，而且是身为香港文学的策划者、实践者的识见与胸襟。
其实，罗孚本人，更是这不容忽视的，风景中的风景。
脍炙人口的，譬如“新派武侠小说”的催生，《海光文艺》等杂志的筹办，《知堂回想录》的促成，聂绀弩《三草》的印行，等等。其中的任何一项，都值得在香港文化史上浓墨重彩地记上一笔。我想说的反而不是这些，而是他自己从四十年代起不懈的写作。若单从辑成集子的书名看，《风雷集》（1957）、《繁花集》（1972），自是承袭了“左翼文学”南来一脉；内里却有许多“风花雪月”，非主旋律的异质文字。依罗先生锥心坦白，早年的文章不堪卒读，自己乃是个“粉饰太平”的真诚的“歌德派”：“四十多年来我写了不少假话、错话，铁案如山，无地自容。”萧乾评论说，这样的良知、勇气和自我揭露，自巴金的《真话集》之后，乃属罕见。
“文章信口雌黄易，思想锥心坦白难”，这是罗孚先生后来一再引述的聂绀弩诗句。文章与思想，口与心，此间的诚伪难易，无论在京在港，都在在彰显当代知识人的写作困境，不得不与政治权力进退周旋。读书人生活与写作的自由和不自由，成为罗孚不断思考与探询的焦点。是以自一九八二年起，居京十一年，文风丕变。无端羁留京师，成了一个“神州袖手人”，却也成就了他为人为文的一大转机。早年无意识的潜在的“异质文字”，转化为他自己有意为之的特立独行的“主旋律”。上世纪末的那十年，正是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转型的关键时分。罗孚此时作为“一个普通的北京居民”，在北京文化界知识界，不好说是“广交游”，却也在某一圈子中，有所见，有所闻，有所忆。发而为文，依陈子善的说法，是为“重现八十年代”，留下了一份难得的“实录”。这就用得着京中常引用的另一个“当代典故”了，吴祖光家中的横幅─“生正逢时”。罗先生自己却谦虚，说这些回忆杂记，不过“野史”而已。但又立即补充说，野史可补正史之遗，也可能比正史更加真实，“另有一番趣味”，“有些事情，正史不记，只见于野史，就更有意思了”。文气的抑扬与顿挫，正可见出此公内心的“倔”。不说“抵抗遗忘”，不说“去伪存真”，用的只是“趣味”和“意思”这样的平常字眼，正是“柳苏”远胜“罗孚”多多之处，一种不动声色的老辣，却又内蕴了难言的无奈与忧伤。我读“柳苏”散文，每于此处为之动容，低徊不已。
彼时罗孚的写作，循两个方向展开：其一，“香港作家剪影”系列；其二，“新文艺家的旧体诗”诗话。前者，罗孚把许多失落在港九的文人行踪重新带到读者面前，从徐的女儿到萧红、蔡元培的坟，尽写几代华人颠沛流离、漂泊离散的悲欢。后者，罗孚发展出一种“现代诗话”的文体，抄录并评述当代北京文化人已发表或未发表的许多“旧体诗”，及时向世界华人读者“报导”了当代诗歌写作的一大重要趋向。
我们知道，“五四”新文学勃兴，最“坚贞决绝”的文体当属诗歌。胡适《尝试集》之后，写“新诗”的人才可称作“诗人”，中国人写了千百年的“押韵的句子组合”，则被不无贬义地称为“旧体诗”。旧习难除，朋友酬唱写几首，每每“不好意思”，像冯至就自嘲为“尸骸的迷恋”。有趣的是，一个世纪了，迷恋无法祛除，似乎还将迷恋下去。罗孚在北京接触的旧雨新知，如聂绀弩、邵燕祥，很多原是写新诗的，却都写起了旧体诗，“文革”之后，越写越多，越写越好。“新文艺家的旧体诗”，这个使文学史家挠头的现象，却成为“程雪野”（居京期间又一笔名）开掘不止的写作资源。由对聂绀弩《三草》的笺注，发展成整本的《燕山诗话》，罗孚阐发了聂绀弩、启功、杨宪益等一大批“现代打油诗”的“滑稽诗学”（聂绀弩：“写诗不打油，那是自讨苦吃”，程千帆：“滑稽亦自伟”），把专政体制下“笑的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罗孚指出，“以杂文入诗”的传统始于鲁迅，他那知名的“自嘲”就是典型的“打油”：“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以个体的特立独行蔑视“正史”的春秋褒贬。罗孚自己也写旧体诗，诗风不那么“打油”，却也时有“滑稽自喜”之作。聂绀弩赞曰：“每三句话赅天下，不七尺躯轻万夫。惜墨如金金似水，我行我素我罗孚。”
“每三句话赅天下”，这是诗人的夸张，却也道中了罗孚散文的或一特点。在我看来，资深老报人的新闻敏感，亲历者践行者的历史洞识，趣闻逸事的生动细节，晓畅而又睿智的文笔，凡此种种无与伦比地融为一体，最是罗孚散文引人入胜之处。你说，是的，有些句式是具有“专利”性质的，重复、袭用或套用，都难免俗气；但你还是忍不住，以其人之道反治其人之身，斩钉截铁，说：香港散文么，你一定要读罗孚！
金庸《寻他千百度》序
金庸以武侠小说名家，你说，其实他在“文学江湖”上，却是十八般“文”艺，样样了得。他写电影剧本，写影评，剧评，画评，乐评，舞评；他写游记，写围棋史话，文史札记；他写史论，考证之深与精令人惊叹。当年影响甚大的，实际推动了香港历史进程的，还有洞察时事的《明报》社评。
这些“文学概论”上细分的文体分类，在香港现代报刊史上，在我看来，不妨笼而统之，一概称为“专栏文章”可也。“专栏文章”者何？依主编查先生的定义，就是“天上地下，无所不谈”。譬如“三剑楼随笔”中，今天，金庸谈好莱坞电影《相思曲》如何媚俗，糟蹋了小说家该隐（James Cain）的原著；明日，百剑堂主（陈凡）大聊顺德名菜；后天呢，梁羽生讨论变态心理。一些琐细的话题，被金庸拿来大做文章：陶渊明说“不为五斗米折腰”，这“五斗米”究竟所值几何呢？杭州月下老人庵里的卦签，又是典出何处？“无所不谈”甚至包括了数学：金庸援古引今谈圆周率（π），深入浅出，功夫很深，接着还考证出海宁陈家洛（《书剑恩仇录》）的世叔陈世仁，康熙时翰林，是有所成的数学家，所著《少广补遗》“发现了许多据说是前人从来没有谈过的公式。……一直研究到奇数偶数平方立方的级数和等问题”。“专栏文章”呈现了广博的中外视野和深厚的文史知识，你会说，在花果飘零的南国边陲，藉由现代印刷媒体，正是这些斑驳的“散”文和“随”笔，保存和传承了新文化人的文化价值。 在“散”和“随”的剑花缭乱中，你也能定睛认出查大侠的本门剑法。琴棋书画，金庸写得最多的是“棋”。谈“各国的象棋”，谈中日的围棋，最精彩的是“历史性的一局棋”。说的是二十二岁的吴清源与本因坊秀哉下了四个月的一盘棋：“吴清源先行，一下子就使一下怪招，落子在三三路。这是别人从来没用过的，后来被称为‘鬼怪手’。秀哉大吃一惊，考虑再三，决用成法应付。下不多子，吴清源又来一记怪招，这次更怪了，是下在棋盘之中的‘天元’，数下怪招使秀哉伤透了脑筋，当即‘叫停’，暂挂免战牌。棋谱发表出去，围棋界群相耸动。”金庸解释了秀哉有权“叫停”而吴清源不能的规则后，写道：“这一局棋，其实是吴清源一个人力战本因坊派（当时称为‘坊派’）数十名高手。下到第一百四五十着时，局势已经大定，吴清源在左下方占了极大的一片。眼见秀哉已无能为力，他们会议开得更频繁了。第一百六十手是秀哉下，他忽然下了又凶悍又巧妙的一子，在吴清源的势力范围中侵进了一大块。最后结算，是秀哉胜了一子（两目），大家终于松了一口气。虽然胜得很没有面子，但本因坊的尊严终于勉强维持住了。”写到这里，还不算是地道金庸武侠笔法，你须得读他结尾处来了个“龙摆尾”：“许多年后，曾有人问吴清源：‘当时你已胜算在握，为什么终于负去？’（因为秀哉虽然出了巧妙的第一百六十手，但吴还是可以胜的）吴笑笑说：‘还是输的好。’”
金庸读史，特别关注历史人物的性格与身世，关注世道人心，到后来，则往往聚焦于民族冲突与民族融合这样的大关节。本来是要讲汉代“伏波将军”马援的威水事，笔锋一转，谈起了被马援镇压的两位女性敌手：“二征王”，说她们是“汉光武帝所执行的大国主义的牺牲者，是被中国的侵略军所杀死的越南民族女英雄”。因感叹道：“两个年轻女子领导的起义达成了这样的规模与声势，在一千九百多年以前固然是空前的事，直到今天，世界史上也还没出现过类似的例子。只可惜历史流传下来的记录太少，不能令我们多知道一些这两姐妹的状貌、个性和言行。”熟读《天龙八部》的读者，晓得乔峰/萧峰的身份认同如何在胡汉之间兜兜转转，当能明白金庸的“民族立场”在这里的倏然翻转。
金庸的剧评兵分两路，一路谈京剧（《除三害》、《三岔口》、《十字坡》），一路谈改编成电影的莎剧（《王子复仇记》、《奥赛罗》、《罗密欧与朱丽叶》），各各精彩。尤其引人注意的是谈论电影《大白鲸无比敌》的文字，连续写了两篇。美国文学的经典名著，梅尔维尔的Moby Dick改编为电影，成绩平平。金庸说，电影拍出了“情节”，却没有拍出小说的“精神”。这“精神”就是船长亚海勃的灵魂，“是一个叛逆的灵魂，心灵的深处充满着憎恨与反抗”，由愤恨带来的疯狂导致最后的悲剧结局。金庸心有戚戚焉的是书中表达出来的那种愤世嫉俗的强烈呼声，接近疯狂的憎恨感与复仇欲，以及信仰迷失之后模棱两可的善恶观念。金迷们津津乐道的正是：四年多以后，“无比敌”成功转化为残暴的“金毛狮王”谢逊（《倚天屠龙记》）。这自是中西文学比较的上好题目了。
围绕“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的“创作谈”，或序或跋，或索引史料，或剖析人物，或与读者们交流，在我看来，都是金庸散文的精华部分，不容错过。然而，一如金迷们不满于查大侠太早挂印封笔，不写武侠小说，对金庸的散文随笔，你也会感叹说写得太少了。他对历史、对人生、对文化的深切理解和博闻多识，与他形诸文字的篇幅有点不成比例。不过你也说，正因为少，才弥足珍贵，可堪典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