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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9月14日17时40分，著名出版家范用先生因病在北京协和医院逝世，享年87岁。许多年，许多次了，晚年的他反复地跟前去看望他的“小朋友”们念叨：“我的朋友部走了，我现在的生活还有什么意思?”这种感受在范用先生的爱人丁仙宝10年前突发脑溢血去世后变得愈发强烈。爱人去世对他打击很大，他经常坐在床上，连饭也不想吃。1989年，范用先生体检时疑患胰腺癌，自拟了一份讣闻，还留下话：“匆匆过客，终成归人。在人生途中，倘没有亲人和师友给予温暖，给予勉励，将会多寂寞，甚至丧失勇气。感谢你们!拥抱你们!”写于21年前的遗嘱和讣闻，就像一封与家人、朋友的告别信，淡定、从容，还有温暖和不舍。丰子恺先生把人生比作乘车：“有的早上早下，有的迟上迟下，有的早上迟下，有的迟上早下，上了车纷争座位，下了车各自回家。在车厢中留心保管你的车票，下车时把车票原物还他。”范用先生就像下了车去远行一样。你望着他的背影，纵然眼里含着泪，却流不出来。因为他与你依依惜别的眼神，他深情款款的转身部流淌着爱和暖。
作家档案
范用，原名范鹤镛。曾名大用，笔名叶雨。1923年生，江苏镇江人。1938年起从事出版工作，辗转武汉、桂林、重庆等地。解放后来到北京，担任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副社长，同时自1985年起兼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经理，1989年离休。范用是我国名重一时的出版人，他曾策划出版了《为书籍的一生》《随想录》《牛棚日记》《傅雷家书》等；他也是我国著名的杂志人，曾创办了《读书》《新华文摘》；著有《我爱穆源》《泥土脚印》《泥土脚印(续编)》等。他还在港台作家和外籍华人著作在大陆出版以及向海外介绍大陆作品方面，起了积极促进作用。2010年9月14日晚因病在北京逝世。
范用学历不高，填履历表时，他总是老老实实填上“小学毕业”。因了这份“诚”，他有了“三多先生”之称，“书多，酒多，朋友多”。范用一生爱书，除了编书，写书外，还为书做封面设计。他自己也说：“我最大的乐趣就是把人家的稿子鳊成一本很漂亮的书，封面也很漂亮。”范用先生在《叶雨书衣》一书自序中写道：“我每拿到一本新书，先欣赏封面。看设计新颖的封面是一种享受，我称之为‘第一享受’。”与书为伴、情倾出版，他“为书籍的一生”给人们留下了无尽的感怀与追缅。巴金先生曾专门为范用题词称：“愿化作泥土，留在先行者温暖的脚印里。”这是对范用先生一生真实的写照与评价。
作品在线
老家
范 用
我的父母都是浙江人。“阿拉宁波人”，宁波入都看得起自己，有本领在外面闯世界。
我的老家在镇海三北范家市。这是一个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小村落，在中国分省地图上居然能找得到，近海的地方一个小圈点：“范市”。
我小时候，十岁左右，也就是七十年前，父亲曾经带领一家人回老家探亲，看望年迈的祖母。先从镇江坐火车到上海，然后乘三北公司的大轮船到宁波，再坐小火轮到镇海，又换坐脚划船也就是鸟篷船才到家。这是最愉快的旅行，一辈子忘不了。
最有趣的是在三北还坐过火车。三北出过一个人称“阿德哥”的上海“闻人”虞洽卿，他在三北伏龙山下修了一段只有一里多的铁路。三北人回乡，下了小火轮，坐上火车。这列只有一个车厢的火车原来是由四个脚夫在后面推动的。三北人是这样喜气洋洋地踏上他们故乡的土地。我坐过这火车，目睹过这一奇观，也一辈子忘不了。
我家祖屋在一个小村子里，没有电灯，一到晚上四野漆黑。村头是一片坟地，在坟地中间还有放着尚未落葬的棺木的厝屋。那时候的人迷信得很，怕鬼，近处远处一闪一闪的萤火，说是鬼火。晚上都不敢出门，又舍不得点洋油灯，只好早早上床。在乡下，漫漫长夜是最难挨的。
我家屋后是一片竹林，春天，地上会冒出笋尖，下过雨，冒得更快。竹笋很好吃，用成菜卤煮了盛在碗里，当饭吃。
村头有一家小杂货店。我只记得柜台上有个大口玻璃瓶，里面有圆圆的红的绿的黄的糖球，叫做“弹子糖”。祖母给我铜板，我就上杂货店买糖吃，一个铜板买三颗。乡下小孩子吃零食，只有这一种糖果。
祖母非常疼我。她成年躺在床上，我坐在床边陪她，听她唠叨。从她的神情可以看出她的内心充满幸福和温馨之感。我有个姑姑，一直侍候她，直到送终。
我不曾见过祖父，他早就不在了。父亲带我们回老家，除了看望祖母，就是为了给祖父上坟。在坟前供上祖母做的小菜，想必是祖父最爱吃的。我们给他老人家叩头。
在坟头，有一种细长的叫做茅针的野草，剥开来中间有一支淡绿色的软针，放到嘴里有甜味。拔茅针是孩子们的乐事。茅针现在一定还有。
几十年来，老家、祖母常常出现在我的梦中。祖母最大的憾事，大半辈子守寡，儿孙不能在身边陪伴她过日子。
苦乐本相通 生涯似梦中——悼祖光忆凤霞 范 用
祖光兄遽然去世，心里无比悲痛。回忆前尘往事，不禁泫然。
我第一次见到吴祖光，是在1946年。我由重庆到上海，祖强托我捎点东西回来，我送到祖光家中，他出来开的门。
在这之前，我早已闻名“神童吴祖光”。他19岁在四川江津国立剧专，就写出了讴歌东北人民抗日斗争的话剧《凤凰城》。70年了，至今我还能够唱得出它的主题歌：“黑龙江上，长白山头，江山如锦绣。战鼓惊天，烽烟匝地，沦落我神州!……”
不久，祖光又写了《风雪夜归人》。这一剧作标志祖光写作的成熟。《风雪夜归人》当时在重庆上演，轰动山城。讵料演了半个月，便被国民党检查机关禁止上演，社会抗议，舆论哗然。记得周恩来不止一次到戏院看演出，还和祖光亲切谈话，提出一些修改剧本的意见。此后，祖光连续写了《正气歌》《牛郎织女》《少年游》等剧本，都受到观众热烈欢迎和戏剧界的好评。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倒行逆施，祖光拍案而起，写了《嫦娥奔月》《捉鬼传》等讽刺性剧本。
然而，这样一位正直的剧作家，后来却陷入了厄运。1957年，被打成“右派”，在批斗之后，发配北大荒劳动改造。“文革”中，又以“二流堂”的罪名，下放劳改三年。虽然屡遭打击磨难，敢讲意见这一点，祖光始终不改，成为闻名的仗义执言者。
祖光历经坎坷，精神上、生活上最忠实的支持者，是妻子新凤霞。凤霞出身贫苦，六岁开始学艺，十二岁跑码头走江湖卖艺，流浪受苦。解放以后认识祖光，是老舍先生介绍的。对自己的终身大事，凤霞向老舍先生说了心里话：“一定要选一个在艺术上能帮助我，文化和知识上能教导我的人。岁数大些也行，因为我太幼稚了。”因为从老舍先生那儿全面了解了祖光，凤霞主动向祖光提出：“我跟你结婚你愿意吗?”然而此事却遇到了阻力，老舍对祖光说：“我是投了你第一票。我是大媒。”
可是，祖光好讲话敢讲话，一直让凤霞担惊受怕。 黄永玉说：“凤霞和祖光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性格的人，凑在一起却是十分协调。吴在台前，她在后台；吴在外闯祸，她在家中承担。这一对夫妻可真算得上是‘钢铁般的恩爱夫妻’。”祖光被打成“右派”，有一位副部长劝她离婚，凤霞说：“你们认为祖光是坏人，我认为他是好人。我既然嫁给他，薛平贵从军，一去十八载，那么我等他十八年。”
因为不愿意离婚，她在评剧院备受歧视。她仍在北京或出外演戏，但是限制她不能演党员，不能演英雄人物；报上不作宣传；别的演员休息，她要去刷马桶，挖防空洞。1975年冬天，终于因商血压瘫痪，从此告别舞台。1998年，凤霞随祖光回家乡常州参加一项活动，突发脑溢血逝世。接着祖光也中风病倒。祖光向来谈笑风生，凤霞走后，一度曾沉默寡言，形同痴呆。我每次见了，非常难过，欲哭无泪!
凤霞在世，我去看他们，有时留我吃饭，凤霞总亲手做个酸辣汤。她说早年在天桥卖艺，一天要赶好几场，有时不卸装，匆匆上饭铺吃碗米饭，要个酸辣汤。如今，我再也吃不到凤霞的酸辣汤了。
凤霞说：“不能演戏，我就写。”她没有学过多少文化，边学边写。有的字要问祖光，或者查字典，一本字典一直放在书桌上。写自己的一生，凤霞是含着眼泪说故事。祖光说凤霞的记忆力特别强，“脑子像电话簿”。艾青说凤霞“具有女性的温柔而细腻的观察力，能深刻理解人、感情真挚，写来富有人情味”。叶圣陶先生读了凤霞的文章，说：“新凤霞为什么能写得这样好，她是祖光夫人，得到老舍先生的鼓励，得到许多朋友的支持，这些当然都是条件。但是有了这些好条件准能写出好东西来，怕也未必。主要的还在她的生活经历丰富，小时候受苦深，学艺不容易，解放后在政治上翻了身，却又遭遇到不少波折……她写的东西不就是这些吗?她写老一辈艺人的苦难，旧班子旧剧场的黑幕；她写新时代剧场的改革，演员的新生；她写十年的浩劫，许多朋友遭到了厄运。要不是亲身经历过来，她也没有什么可写的了。”“是否可以这样说，新凤霞在舞台上取得成功，就是因为她从小养成了观察和揣摩的习惯。观察和揣摩本来是生活的需要，做事的需要，同时也是写东西的先决条件，而在她已成了习惯，难怪她写得这么好，让入读着就好像看她演戏一样受她的吸引。”
1 985年，我请凤霞把她的文章结集出版，这就是三联书店的那本《我当小演员的时候》。原来设想编印三集，可是直到我退休也未能完成，耿耿于怀。1997年，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四卷本一百多万字的“新凤霞回忆文丛”，真叫人高兴。
凤霞曾师从白石老人学画。1981年画了一幅水墨画老倭瓜赠送我，祖光在上面题词：“苦乐本相通，生涯似梦中，秋光无限好，瓜是老来红。”这幅画一直挂在我的床前，每天醒来，一眼就能看到——我又见到祖光和风霞，我的两位挚友!
作家故事
浪漫已成绝响
李 辉
著名出版家范用先生9月14日在京离世。他生前曾策划出版了巴金《随想录》，陈白尘《牛棚日记》，傅雷的《傅雷家书》等名作，主持创办了《读书》《新华文摘》等知名刊物。
为别人出了一辈子书的范用，在上世纪80年代退休之后才出了自己的第一本书《我爱穆源》。穆源是他的母校——江苏镇江穆源小学。说实话，我从未想到，小学生活居然会那么丰富多彩。我有点奇怪，范用为什么独独对小学生活那么留恋，用那么多笔墨去写，甚至晚年还花费不少精力和时间，自己动手用硬纸板做了一个母校的模型，专门送回母校，供今天的学生观看。现在想来，他实际上在回味一种浪漫。
这种浪漫，不仅仅限于儿童生活的天真烂漫，而是在他成长时期所深切感受到的教育，文化的浪漫。这是一种历史背景，一种从五四时代开始形成的文化精神对他潜移默化的熏陶。那些拥有新知识新思想的老师，学校图书馆为学生准备的各种各样的图书杂志，学校开展的种种与社会的接触，无不展现出五四新文化应有的自由浪漫的魅力。
这是对一个人一生决定性的影响。它与充满童心的性格结合，便生发出生活的诗意。
在以后的岁月里，人们不难发现，范用的人生基调是与这种浪漫紧密相联的。他的特点在于，其个性从来没有消融于共性之中。对思想、文化、精神价值的执著追求，始终是他作为一个出版家最为看重的东西。于是，在原则与兴趣、指示规定和独立自由之间，他尽可能地寻找最佳切合点。换言之，早年所强烈感受到的文化与出版的自由浪漫，随着现实情形的不断变化，在他手中得到另一种形式的体现。
《傅雷家书》的编辑出版，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文革”刚刚结束时，范用看到了傅雷家书的手稿。当年，范用还在读书出版社当学徒时，曾把刚买到的傅雷译的罗曼·罗兰《米开朗琪罗传》从头至尾抄写一遍。他非常欣赏傅雷的文笔，每当回忆当年灯下抄写的情景，心中便会漫溢出温馨。对傅雷在“文革”中不堪污辱而毅然自尽的命运结局，他感慨万分。此时，读傅雷家书，他看到的不只是一段段优美文字，也不仅仅把它们当作自己怀旧情绪的延伸。他强烈感受到家书里面丰富的精神价值、文化价值，以及一个独特个性所具备的人格力量。他感慨万端地对人说：“竟有这样为儿子写信的父亲。我们应当让天下的人想想，应该怎样做父亲，怎样做儿子!”
范用决定出版这本《傅雷家书》。尽管当时傅雷的右派问题还没有平反，尽管傅聪还戴着“叛国”的帽子，暂时不能回国，但范用认准的是一种精神和文化的价值，更有一种自己对历史发展的判断。他认为，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傅雷家书》都是值得出版的书。
这便是范用的特点，一旦认准，他就会执著地去努力。从组稿到封面设计、排印、装订，范用一抓到底。与此同时，他还筹办了“傅雷手迹展”。他用这个展览来张扬傅雷的人格。后来，《傅雷家书》备受读者欢迎，而范用的胆略与眼光也令人刮目相看。
面对如今的出版业，范用有时难免感到某种困惑。他不知道是自己落伍了，还是出版业变化得过于迅疾。许多新奇的操作方式，包括纯粹商业性的“炒作”，令他诧异。他想不明白，本应以文化积累、精神创造为己任的出版业，为什么竟然在某一情形下，靠几个人心血来潮策划一番，就能推出畅销十万、数十万册的书，可转瞬之间，这样的书又被人们无情地弃置一旁，将之淡忘?
每当说到这些，他总是不解地问：“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虽然他对各种好书逐渐多起来，书印得越来越漂亮，也感到一些高兴，但更为浓重的是这种不解和忧虑。
现实便是以他不能理解也不能完全接受的方式发展着。人们需要有长久价值的精神食粮，需要高品位的著作，同时也需要短、平、快的炒作之作。其实，这是相互补充自然调节而达到平衡的关系。冷静地看，市场炒作也许可以看作是出版业的添加剂。光怪陆离的出版物，甚至某些“文化垃圾”，恰恰是出现商品位出版物的一种代价。没有它们，又怎能烘托出他理想 中的自由与浪漫?
我想，人大概常常会这样，随着岁月流逝，留在记忆中最为珍贵的东西，一般会是经过时间过滤、情感过滤之后的精华。它是往事的回忆，同时，也带有理想化色彩。我没有与范用交流这样一些想法。我知道，到了这个年纪的老人，宁愿用美妙的色彩来装扮思绪。何况，我非常欣赏这样的固执。
1994年8月戏剧家陈白尘去世。范用得知，陈白尘去世前曾整理在“文革”期间留下的上百万字的日记，并且编好一本交给一家出版社，可惜被退回。听到这一消息，已经退休的他迫不及待地想见到陈白尘的女儿陈虹。他愿意帮忙想办法将这本日记出版。范用难忘，当年已经成名的陈白尘，花钱给镇江穆源小学生剧团寄剧本的情谊；他更难忘，他们这代人共同走过的艰难日子。他拥有的不仅仅是友情，更有一种强烈的历史责任感。
范用本来约好与陈虹见面，哪知就在那天上午，他不幸被自行车撞断腿骨。几天后，陈虹来探望，只见他仰卧在木床上，一动也不能动。还未开口，他就哭了。陈虹印象中，这位70多岁的老人像孩子一样抽泣，任泪水顺着脸颊流淌到枕头上。他接过抄录好的且附有陈白尘生前亲笔撰写的《前言》的书稿，双手将它紧抱在胸前，连声说：“你放心，我一定想办法让它出版!一定!”
几个月后，中国现代文学馆在北京图书馆举办“陈白尘生平与创作展览”。开幕式即将开始时，范用拄着双拐在儿子的陪同下来到了展览大厅，儿子气喘吁吁地扛着一包还散发着油墨清香的《牛棚日记》。范用告诉大家，书正式出版还要有两个月，这是他请印刷厂特意为今天开幕式而赶制出来的样书。
陈虹的眼睛湿润了，连忙恭敬地将这本来之不易的小书放在父亲的手稿旁边。范用默默地站在一旁。这时，他心中一定充溢着满足。而知情的读者，拿到这本书，感受到的同样是一种美好的情感。这场面，一本《牛棚日记》，不由让我想到鲁迅在瞿秋白就义后，怀着悲痛为亡友编辑《海上述林》；想到巴金在罗淑病故后，四处搜集罗淑的遗作为她出版《生人妻》……
相知相通，对于一个出版家来说，这是最为难得的境界。
这时，我似乎更加理解了范用的固执。是的，理想的出版家，应该有思想、有人格、有感情，而不是铜臭味；理想的出版业，也不仅仅是冷冰冰、干巴巴的合同签订，而是洋溢着自由与浪漫。他在以自己的星星点点的努力，尽可能地实现与“五四”时代出版业的优良传统的连接。他的兴趣在此，他生命的意义也在此。
漫画家方成为范用画过一幅漫画，题为《无题》。说是“无题”却有题。那就是范用与书的关系。画中的范用“逃窜”至空中，可他仍紧紧抱着比他整个身体还要大的几本书，头往后张望，有一丝惶惶然，也有一种满足。仿佛他在庆幸，尽管一切都已失去，但他还有书。
画中的范用其实拥抱的不仅是书，而是一种浪漫情感。因这种浪漫，他的生活变得有声有色。
对于他，一生有这种浪漫，足矣!
作家档案
范用，原名范鹤镛。曾名大用，笔名叶雨。1923年生，江苏镇江人。1938年起从事出版工作，辗转武汉、桂林、重庆等地。解放后来到北京，担任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副社长，同时自1985年起兼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经理，1989年离休。范用是我国名重一时的出版人，他曾策划出版了《为书籍的一生》《随想录》《牛棚日记》《傅雷家书》等；他也是我国著名的杂志人，曾创办了《读书》《新华文摘》；著有《我爱穆源》《泥土脚印》《泥土脚印(续编)》等。他还在港台作家和外籍华人著作在大陆出版以及向海外介绍大陆作品方面，起了积极促进作用。2010年9月14日晚因病在北京逝世。
范用学历不高，填履历表时，他总是老老实实填上“小学毕业”。因了这份“诚”，他有了“三多先生”之称，“书多，酒多，朋友多”。范用一生爱书，除了编书，写书外，还为书做封面设计。他自己也说：“我最大的乐趣就是把人家的稿子鳊成一本很漂亮的书，封面也很漂亮。”范用先生在《叶雨书衣》一书自序中写道：“我每拿到一本新书，先欣赏封面。看设计新颖的封面是一种享受，我称之为‘第一享受’。”与书为伴、情倾出版，他“为书籍的一生”给人们留下了无尽的感怀与追缅。巴金先生曾专门为范用题词称：“愿化作泥土，留在先行者温暖的脚印里。”这是对范用先生一生真实的写照与评价。
作品在线
老家
范 用
我的父母都是浙江人。“阿拉宁波人”，宁波入都看得起自己，有本领在外面闯世界。
我的老家在镇海三北范家市。这是一个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小村落，在中国分省地图上居然能找得到，近海的地方一个小圈点：“范市”。
我小时候，十岁左右，也就是七十年前，父亲曾经带领一家人回老家探亲，看望年迈的祖母。先从镇江坐火车到上海，然后乘三北公司的大轮船到宁波，再坐小火轮到镇海，又换坐脚划船也就是鸟篷船才到家。这是最愉快的旅行，一辈子忘不了。
最有趣的是在三北还坐过火车。三北出过一个人称“阿德哥”的上海“闻人”虞洽卿，他在三北伏龙山下修了一段只有一里多的铁路。三北人回乡，下了小火轮，坐上火车。这列只有一个车厢的火车原来是由四个脚夫在后面推动的。三北人是这样喜气洋洋地踏上他们故乡的土地。我坐过这火车，目睹过这一奇观，也一辈子忘不了。
我家祖屋在一个小村子里，没有电灯，一到晚上四野漆黑。村头是一片坟地，在坟地中间还有放着尚未落葬的棺木的厝屋。那时候的人迷信得很，怕鬼，近处远处一闪一闪的萤火，说是鬼火。晚上都不敢出门，又舍不得点洋油灯，只好早早上床。在乡下，漫漫长夜是最难挨的。
我家屋后是一片竹林，春天，地上会冒出笋尖，下过雨，冒得更快。竹笋很好吃，用成菜卤煮了盛在碗里，当饭吃。
村头有一家小杂货店。我只记得柜台上有个大口玻璃瓶，里面有圆圆的红的绿的黄的糖球，叫做“弹子糖”。祖母给我铜板，我就上杂货店买糖吃，一个铜板买三颗。乡下小孩子吃零食，只有这一种糖果。
祖母非常疼我。她成年躺在床上，我坐在床边陪她，听她唠叨。从她的神情可以看出她的内心充满幸福和温馨之感。我有个姑姑，一直侍候她，直到送终。
我不曾见过祖父，他早就不在了。父亲带我们回老家，除了看望祖母，就是为了给祖父上坟。在坟前供上祖母做的小菜，想必是祖父最爱吃的。我们给他老人家叩头。
在坟头，有一种细长的叫做茅针的野草，剥开来中间有一支淡绿色的软针，放到嘴里有甜味。拔茅针是孩子们的乐事。茅针现在一定还有。
几十年来，老家、祖母常常出现在我的梦中。祖母最大的憾事，大半辈子守寡，儿孙不能在身边陪伴她过日子。
苦乐本相通 生涯似梦中——悼祖光忆凤霞 范 用
祖光兄遽然去世，心里无比悲痛。回忆前尘往事，不禁泫然。
我第一次见到吴祖光，是在1946年。我由重庆到上海，祖强托我捎点东西回来，我送到祖光家中，他出来开的门。
在这之前，我早已闻名“神童吴祖光”。他19岁在四川江津国立剧专，就写出了讴歌东北人民抗日斗争的话剧《凤凰城》。70年了，至今我还能够唱得出它的主题歌：“黑龙江上，长白山头，江山如锦绣。战鼓惊天，烽烟匝地，沦落我神州!……”
不久，祖光又写了《风雪夜归人》。这一剧作标志祖光写作的成熟。《风雪夜归人》当时在重庆上演，轰动山城。讵料演了半个月，便被国民党检查机关禁止上演，社会抗议，舆论哗然。记得周恩来不止一次到戏院看演出，还和祖光亲切谈话，提出一些修改剧本的意见。此后，祖光连续写了《正气歌》《牛郎织女》《少年游》等剧本，都受到观众热烈欢迎和戏剧界的好评。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倒行逆施，祖光拍案而起，写了《嫦娥奔月》《捉鬼传》等讽刺性剧本。
然而，这样一位正直的剧作家，后来却陷入了厄运。1957年，被打成“右派”，在批斗之后，发配北大荒劳动改造。“文革”中，又以“二流堂”的罪名，下放劳改三年。虽然屡遭打击磨难，敢讲意见这一点，祖光始终不改，成为闻名的仗义执言者。
祖光历经坎坷，精神上、生活上最忠实的支持者，是妻子新凤霞。凤霞出身贫苦，六岁开始学艺，十二岁跑码头走江湖卖艺，流浪受苦。解放以后认识祖光，是老舍先生介绍的。对自己的终身大事，凤霞向老舍先生说了心里话：“一定要选一个在艺术上能帮助我，文化和知识上能教导我的人。岁数大些也行，因为我太幼稚了。”因为从老舍先生那儿全面了解了祖光，凤霞主动向祖光提出：“我跟你结婚你愿意吗?”然而此事却遇到了阻力，老舍对祖光说：“我是投了你第一票。我是大媒。”
可是，祖光好讲话敢讲话，一直让凤霞担惊受怕。 黄永玉说：“凤霞和祖光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性格的人，凑在一起却是十分协调。吴在台前，她在后台；吴在外闯祸，她在家中承担。这一对夫妻可真算得上是‘钢铁般的恩爱夫妻’。”祖光被打成“右派”，有一位副部长劝她离婚，凤霞说：“你们认为祖光是坏人，我认为他是好人。我既然嫁给他，薛平贵从军，一去十八载，那么我等他十八年。”
因为不愿意离婚，她在评剧院备受歧视。她仍在北京或出外演戏，但是限制她不能演党员，不能演英雄人物；报上不作宣传；别的演员休息，她要去刷马桶，挖防空洞。1975年冬天，终于因商血压瘫痪，从此告别舞台。1998年，凤霞随祖光回家乡常州参加一项活动，突发脑溢血逝世。接着祖光也中风病倒。祖光向来谈笑风生，凤霞走后，一度曾沉默寡言，形同痴呆。我每次见了，非常难过，欲哭无泪!
凤霞在世，我去看他们，有时留我吃饭，凤霞总亲手做个酸辣汤。她说早年在天桥卖艺，一天要赶好几场，有时不卸装，匆匆上饭铺吃碗米饭，要个酸辣汤。如今，我再也吃不到凤霞的酸辣汤了。
凤霞说：“不能演戏，我就写。”她没有学过多少文化，边学边写。有的字要问祖光，或者查字典，一本字典一直放在书桌上。写自己的一生，凤霞是含着眼泪说故事。祖光说凤霞的记忆力特别强，“脑子像电话簿”。艾青说凤霞“具有女性的温柔而细腻的观察力，能深刻理解人、感情真挚，写来富有人情味”。叶圣陶先生读了凤霞的文章，说：“新凤霞为什么能写得这样好，她是祖光夫人，得到老舍先生的鼓励，得到许多朋友的支持，这些当然都是条件。但是有了这些好条件准能写出好东西来，怕也未必。主要的还在她的生活经历丰富，小时候受苦深，学艺不容易，解放后在政治上翻了身，却又遭遇到不少波折……她写的东西不就是这些吗?她写老一辈艺人的苦难，旧班子旧剧场的黑幕；她写新时代剧场的改革，演员的新生；她写十年的浩劫，许多朋友遭到了厄运。要不是亲身经历过来，她也没有什么可写的了。”“是否可以这样说，新凤霞在舞台上取得成功，就是因为她从小养成了观察和揣摩的习惯。观察和揣摩本来是生活的需要，做事的需要，同时也是写东西的先决条件，而在她已成了习惯，难怪她写得这么好，让入读着就好像看她演戏一样受她的吸引。”
1 985年，我请凤霞把她的文章结集出版，这就是三联书店的那本《我当小演员的时候》。原来设想编印三集，可是直到我退休也未能完成，耿耿于怀。1997年，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四卷本一百多万字的“新凤霞回忆文丛”，真叫人高兴。
凤霞曾师从白石老人学画。1981年画了一幅水墨画老倭瓜赠送我，祖光在上面题词：“苦乐本相通，生涯似梦中，秋光无限好，瓜是老来红。”这幅画一直挂在我的床前，每天醒来，一眼就能看到——我又见到祖光和风霞，我的两位挚友!
作家故事
浪漫已成绝响
李 辉
著名出版家范用先生9月14日在京离世。他生前曾策划出版了巴金《随想录》，陈白尘《牛棚日记》，傅雷的《傅雷家书》等名作，主持创办了《读书》《新华文摘》等知名刊物。
为别人出了一辈子书的范用，在上世纪80年代退休之后才出了自己的第一本书《我爱穆源》。穆源是他的母校——江苏镇江穆源小学。说实话，我从未想到，小学生活居然会那么丰富多彩。我有点奇怪，范用为什么独独对小学生活那么留恋，用那么多笔墨去写，甚至晚年还花费不少精力和时间，自己动手用硬纸板做了一个母校的模型，专门送回母校，供今天的学生观看。现在想来，他实际上在回味一种浪漫。
这种浪漫，不仅仅限于儿童生活的天真烂漫，而是在他成长时期所深切感受到的教育，文化的浪漫。这是一种历史背景，一种从五四时代开始形成的文化精神对他潜移默化的熏陶。那些拥有新知识新思想的老师，学校图书馆为学生准备的各种各样的图书杂志，学校开展的种种与社会的接触，无不展现出五四新文化应有的自由浪漫的魅力。
这是对一个人一生决定性的影响。它与充满童心的性格结合，便生发出生活的诗意。
在以后的岁月里，人们不难发现，范用的人生基调是与这种浪漫紧密相联的。他的特点在于，其个性从来没有消融于共性之中。对思想、文化、精神价值的执著追求，始终是他作为一个出版家最为看重的东西。于是，在原则与兴趣、指示规定和独立自由之间，他尽可能地寻找最佳切合点。换言之，早年所强烈感受到的文化与出版的自由浪漫，随着现实情形的不断变化，在他手中得到另一种形式的体现。
《傅雷家书》的编辑出版，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文革”刚刚结束时，范用看到了傅雷家书的手稿。当年，范用还在读书出版社当学徒时，曾把刚买到的傅雷译的罗曼·罗兰《米开朗琪罗传》从头至尾抄写一遍。他非常欣赏傅雷的文笔，每当回忆当年灯下抄写的情景，心中便会漫溢出温馨。对傅雷在“文革”中不堪污辱而毅然自尽的命运结局，他感慨万分。此时，读傅雷家书，他看到的不只是一段段优美文字，也不仅仅把它们当作自己怀旧情绪的延伸。他强烈感受到家书里面丰富的精神价值、文化价值，以及一个独特个性所具备的人格力量。他感慨万端地对人说：“竟有这样为儿子写信的父亲。我们应当让天下的人想想，应该怎样做父亲，怎样做儿子!”
范用决定出版这本《傅雷家书》。尽管当时傅雷的右派问题还没有平反，尽管傅聪还戴着“叛国”的帽子，暂时不能回国，但范用认准的是一种精神和文化的价值，更有一种自己对历史发展的判断。他认为，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傅雷家书》都是值得出版的书。
这便是范用的特点，一旦认准，他就会执著地去努力。从组稿到封面设计、排印、装订，范用一抓到底。与此同时，他还筹办了“傅雷手迹展”。他用这个展览来张扬傅雷的人格。后来，《傅雷家书》备受读者欢迎，而范用的胆略与眼光也令人刮目相看。
面对如今的出版业，范用有时难免感到某种困惑。他不知道是自己落伍了，还是出版业变化得过于迅疾。许多新奇的操作方式，包括纯粹商业性的“炒作”，令他诧异。他想不明白，本应以文化积累、精神创造为己任的出版业，为什么竟然在某一情形下，靠几个人心血来潮策划一番，就能推出畅销十万、数十万册的书，可转瞬之间，这样的书又被人们无情地弃置一旁，将之淡忘?
每当说到这些，他总是不解地问：“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虽然他对各种好书逐渐多起来，书印得越来越漂亮，也感到一些高兴，但更为浓重的是这种不解和忧虑。
现实便是以他不能理解也不能完全接受的方式发展着。人们需要有长久价值的精神食粮，需要高品位的著作，同时也需要短、平、快的炒作之作。其实，这是相互补充自然调节而达到平衡的关系。冷静地看，市场炒作也许可以看作是出版业的添加剂。光怪陆离的出版物，甚至某些“文化垃圾”，恰恰是出现商品位出版物的一种代价。没有它们，又怎能烘托出他理想 中的自由与浪漫?
我想，人大概常常会这样，随着岁月流逝，留在记忆中最为珍贵的东西，一般会是经过时间过滤、情感过滤之后的精华。它是往事的回忆，同时，也带有理想化色彩。我没有与范用交流这样一些想法。我知道，到了这个年纪的老人，宁愿用美妙的色彩来装扮思绪。何况，我非常欣赏这样的固执。
1994年8月戏剧家陈白尘去世。范用得知，陈白尘去世前曾整理在“文革”期间留下的上百万字的日记，并且编好一本交给一家出版社，可惜被退回。听到这一消息，已经退休的他迫不及待地想见到陈白尘的女儿陈虹。他愿意帮忙想办法将这本日记出版。范用难忘，当年已经成名的陈白尘，花钱给镇江穆源小学生剧团寄剧本的情谊；他更难忘，他们这代人共同走过的艰难日子。他拥有的不仅仅是友情，更有一种强烈的历史责任感。
范用本来约好与陈虹见面，哪知就在那天上午，他不幸被自行车撞断腿骨。几天后，陈虹来探望，只见他仰卧在木床上，一动也不能动。还未开口，他就哭了。陈虹印象中，这位70多岁的老人像孩子一样抽泣，任泪水顺着脸颊流淌到枕头上。他接过抄录好的且附有陈白尘生前亲笔撰写的《前言》的书稿，双手将它紧抱在胸前，连声说：“你放心，我一定想办法让它出版!一定!”
几个月后，中国现代文学馆在北京图书馆举办“陈白尘生平与创作展览”。开幕式即将开始时，范用拄着双拐在儿子的陪同下来到了展览大厅，儿子气喘吁吁地扛着一包还散发着油墨清香的《牛棚日记》。范用告诉大家，书正式出版还要有两个月，这是他请印刷厂特意为今天开幕式而赶制出来的样书。
陈虹的眼睛湿润了，连忙恭敬地将这本来之不易的小书放在父亲的手稿旁边。范用默默地站在一旁。这时，他心中一定充溢着满足。而知情的读者，拿到这本书，感受到的同样是一种美好的情感。这场面，一本《牛棚日记》，不由让我想到鲁迅在瞿秋白就义后，怀着悲痛为亡友编辑《海上述林》；想到巴金在罗淑病故后，四处搜集罗淑的遗作为她出版《生人妻》……
相知相通，对于一个出版家来说，这是最为难得的境界。
这时，我似乎更加理解了范用的固执。是的，理想的出版家，应该有思想、有人格、有感情，而不是铜臭味；理想的出版业，也不仅仅是冷冰冰、干巴巴的合同签订，而是洋溢着自由与浪漫。他在以自己的星星点点的努力，尽可能地实现与“五四”时代出版业的优良传统的连接。他的兴趣在此，他生命的意义也在此。
漫画家方成为范用画过一幅漫画，题为《无题》。说是“无题”却有题。那就是范用与书的关系。画中的范用“逃窜”至空中，可他仍紧紧抱着比他整个身体还要大的几本书，头往后张望，有一丝惶惶然，也有一种满足。仿佛他在庆幸，尽管一切都已失去，但他还有书。
画中的范用其实拥抱的不仅是书，而是一种浪漫情感。因这种浪漫，他的生活变得有声有色。
对于他，一生有这种浪漫，足矣!